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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7日，中国疾控中心公开就“接种新冠疫苗后患上白血病”的社会现象进行回应，会上中疾控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介绍：“接种疫苗后出现一些症状和疾病，其和疫苗接种是否有关，相关的判断需要遵守规范流程，并要有依据。如果有怀疑，要报告给接种单位，由接种单位组成多领域专家组，收集相关资料。”
疫苗出现副作用已经不是第一天了，但鉴于副作用往往过渡期短且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不断有基层地方明里暗里得“层层加码”、半劝导半强制地推行疫苗接种，舆论发酵并无太大波浪。
但是最近一年多来，以科兴为主的疫苗连续出现白血病、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胶质瘤、红斑狼疮、血小板减少性紫癜、荨麻疹等严重不良反应甚至导致死亡的极端案例，这不得不引起重视。
作为疫苗监管体系的一部分，中国的预防接种不良反应监测（简称AEFI系统）已建立了十余年，但2018年时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博士彭向东曾指出：“中国的AEFI系统还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包括系统的灵敏度、透明度、数据公布的及时性、分析效率等多个方面。”
四年时间过去，这套系统的效果仍不尽人意。
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国接种新冠疫苗的不良反应数据依旧非常少，且透明度也不够高。
去年5月28日，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了2020年12月15日至2021年4月30日的新冠疫苗安全性监测数据，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次，阶段性对疫苗不良反应数据进行了不甚详细的公开。
此后官方再也没有关于新冠疫苗不良反应的最新数据公布，并且公众至今也没有任何一个公开入口可以查询到这些数据。
最新数据显示，新冠疫苗在中国已经接种了33.8亿剂次，而公众对全国范围内的新冠疫苗不良反应的最新情况一无所知，距离上一次信息公开已经整整一年。
这一点倒真的可以对比一下美国：美国的疫苗不良反应检测系统（简称VAERS）会根据上报信息动态更新——正是依靠这套系统，去年4月美国报道了六例年龄位于18-48岁的女性在接种腺病毒载体疫苗后两周内发生了一种极其罕见的血栓，其中一例死亡。
也是依靠这套系统，去年6月25日FDA决定对辉瑞和Moderna新冠mRNA疫苗说明书进行修订，向美国民众发布警告：以上两种新冠疫苗接种将增加心肌炎和心包炎（心脏周围组织炎症）的发生风险。
此前，我已经写过很多辉瑞疫苗在境外的严重接种后果，这次轮到国内的科兴，在抗疫进入新阶段、新态势的当下是否还是要抱守疫苗抗疫、以及如何正确看待疫苗，已然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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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中疾控做出回应的一个月前，4月26日，科兴生物发布消息，国家药监局正式批准科兴基于奥密克戎变异株研制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进入临床研究，用以评价新冠病毒变异株疫苗在各类人群中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
自今年2月底始，科兴已经陆续向中国大陆地区以外的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交奥密克戎变异株灭活疫苗的临床申请，4月14日时，科兴基于奥密克戎变异株研制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已在香港特区获得临床批件。
巧合的是，同在4月14日那天，《香港新冠疫苗的安全监察》报告发布：从2021年2月26日至2022年3月31日，香港全市市民合共接种了约1513万剂新冠疫苗，同期香港卫生署共接获八十九宗呈报为疫苗接种者异常事件，并在离世前两周内曾接种新冠疫苗的死亡报告。
而这八十九宗死亡报告中，有五十六人接种的是科兴克尔来福，三十三人接种的复星复必泰——按照科兴和复星在香港四六开的接种比例推算，每百万剂疫苗接种后两周内出现死亡的人数为：科兴疫苗9.25人，复星疫苗3.64人。
这样的数据已是足够让人惊恐。
更不用说西安和上海这两个此前国内接种疫苗最积极的城市（西安是因为举办全运会而半强制接种）连续在大规模接种率下仍疫情大破发，此类事实值得深究。
当前，国内多地持续爆发零星疫情，疫苗接种的关注度再度提升。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专家组成员邵一鸣就曾表示：“按照以往的传染病防控经验，应对常规病毒，单一疫苗即可，但对于狡猾、善于变异的病毒，可以实施不同的疫苗‘联合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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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内推行序贯加强免疫接种，不同技术路线的疫苗开发均在持续进行中，科兴自然是主力中的主力。
前段时间科兴还因为裁员的新闻上过头条，据传要裁撤70%的员工。
其实疫情光景之下各大企业裁员已经不是热搜级消息，但是之于“疫情经济收益群体”的科兴，裁员、不发年终奖等闹剧就显得格外可笑。
根据4月底的年报显示，北京科兴2021年全年录得收入约267亿人民币，归母净利润146.1亿元，同比增长427%，其中北京科兴中维贡献税后约136亿元的盈利。
科兴控股则在2021年实现总营收193.7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250亿元），净利润144.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933亿元）。
作为北京科兴生物开发的“明星级新冠肺炎灭活疫苗”，CoronaVac（克尔来福）已在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紧急使用授权或有条件批准，目前已有超过二十八亿剂新冠疫苗被运送到世界各地，为科兴打造了一份华丽的财务报表。
2021年，智飞生物净利率33.30%，康泰生物净利率34.59%。康希诺净利率44.35%——而科兴生物却一枝独秀，净利率达到74.63%。
高利润率、华丽业绩之下，其实也是科兴研发投入比例较低的现实：2021年，对比几大国际疫苗企业的研发投入占营收比例可以发现，智飞生物（代理的默沙东4/9价HPV疫苗贡献其全部产品货值80%）为2.66%，康希诺（销售产品以新冠疫苗为主）为21.05%，康泰生物、沃森生物分别为20.22%、21.77%——而科兴生物只有0.8%。
而且，就这点研发投入也不全部是新冠疫苗的，为sIPV（Sabin株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和COVID-19疫苗等疫苗的总和。
不仅是科兴旗下制造疫苗的科兴中维，其旗下的科兴制药也充满着浓郁的“去制造业化”的味道，2021年其销售费用高达7.56亿元，较上一年度增长15.26%，占营业收入比例进一步提升至58.79%；其中，市场推广费用6.33亿元，占营业收入的49.26%。
与同行业的凯因科技（688687.SH）59.94%、万泽股份（000534.SZ）44.98%、特宝生物（688278.SH）53.99%、三生制药（01530.HK）36.15%相比，科兴制药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处于较高水平。
科兴，真可谓生物医药界的联想。
但是这些油光四溢的财富——取之于万千黎民、占用财政支付的海量财富，最终流向了哪里，是国有资本吗？
很不幸，并不。
科兴的第一大股东是日本的软银集团，占股15.07%；第二大的股东才是科兴生物的创始人兼CEO尹卫东；第三大的股东是CDH吴尚志等六位创始人，占股8.39%，第四和第五的股东分别是永恩国际和维梧资本，其中占股8.25%。
一众境外国际资本。
造成这个现象不是一蹴而就的，这其中其实包含着一个关于「私有化」的历史往事，一切都源于2003年科兴的赴美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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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兴内部有“两个司令部”，一是董事长、出身北京大学未名集团的潘爱华为代表的“国有中资系”，主张国有控股科兴；另一个是尹卫东为代表的“国际外资系”，主张境外资本渗入。
两派人马为争夺科兴的控制权，已互撕多年，过程之曲折可以拍一部电视剧，从2001年兄弟联手到2016年反目成仇，一场私有化与反私有化的斗争一直是国内生物界为人津津乐道的大戏。
两人合作源于2001年。
出身北大系统的潘爱华从北大未名集团下属的子公司出资5100万，成立了专攻疫苗生产的北京科兴，尔后邀请尹卫东的唐山怡安加盟。
唐山怡安是家小公司，没有股本，便以手上研制的疫苗当作股本，技术入股2400万——资本与技术合流，相得益彰。
外加上尹卫东拉来的新加坡投2500万，彼时三方构成了51%：24%：25%的股权结构，潘爱华的北大未名集团处于控股地位。
注意，北大未名集团是北京大学三大产业集团之一，为国资背景企业，此时的科兴是国有控股单位。
2003年，为了推动北京科兴赴美上市融资，公司股权做了大规模重组——根据纳斯达克的规定，由于北京科兴第一大股东为北大未名集团（中国国有资本），不符合美方上市标准，只能被迫改组。
正是这一改组，让尹卫东及其背后的境外资本势力找到了私有化科兴的机会。
当时，尹卫东在北京科兴名下另成立了一家科兴控股——香港科兴，让它作为赴美上市的主体，北京科兴则通过香港科兴间接控制上市公司。
可问题就出在了改造后的股权与控制权上。
经过股权改造，潘爱华的北大未名集团被迫放弃了控股股东的地位。
而北京科兴本身并非上市主体，上市主体是其分支的香港科兴，改组后北京科兴的股权结构变成了尹卫东的香港科兴占73.09%，潘爱华的北大未名26.91%。
潘爱华成了实实在在的小股东。
为了补偿潘爱华，尹卫东曾承诺给予北大未名集团永久实际控制人地位，且潘爱华在董事会中拥有一票否决权；另外在科兴董事会五个席位中，北大未名可以提名三人，香港科兴提名两人。
不过让人意外的是，尹卫东代表的香港科兴此后又坚决否认存在该协定，不承认潘爱华和北大未名“永久实际控制人”的身份。
并且，潘爱华本人也拿不出实质的合同协议，只有一份《备忘录》，但《备忘录》是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应的。
君子协定被撕毁，“君子协定”也就名不副实。
之后双方陷入长期的拉锯战，香港科兴凭借大股东身份在董事会中实际占了四个名额，北大未名仅有潘爱华一人。
于是，香港科兴利用在董事会多数优势地位，由尹卫东担任总经理负责科兴日常运营，董事长潘爱华则直接被架空，成了“吉祥物”一般的虚位人物。
在不久前科兴中资股东发布的年报中，都出现了“中外股东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利益冲突”的字眼。
科兴旗下用来上市融资的香港科兴，其作为一家在美国上市的公司，47%的股权归美国股民所有，18.9%归赛富基金，22.5%归1 Globe，尹卫东本人占股10.61%。
而赛富基金的背后，正是是日本软银集团和美国思科集团；1 Globe的背后则是美国强新投资集团。
注册地位于加勒比海的安提瓜岛的科兴，当前前十大股东中，除了创始人尹卫东持股11.07%以外，其余早已全部都是外资，这是一家毫无争议的外资企业。
股东名单中有一个前文提到的维梧资本，这家投资机构还有犹太资本的影子，其总部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创始人为美籍华人孔繁建和美籍犹太人Edgar Engleman。
这也就很好理解为什么科兴会和比尔盖茨产生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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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5日，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科兴中维的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Vero细胞）注册申请，其申请通知为《外资项目备案通知书》，且标注了科兴中维是“外商独资企业”。
所以，“科兴是不是外资”的问题不必再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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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说过一段话：“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
在毛主席时期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各类疫苗不存在销售、交易、买卖、市场等概念，生产和接种疫苗的唯一目的就是预防疾病、治病救人、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也正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新中国消灭了天花等看似难以攻克的疫病。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疫苗采购逐步“市场化”，但在双轨制等特殊时代背景的制度操弄下，由各省疾控中心主导，流通渠道按照省市县三级模式管理，每年召开一次订货大会，呈现高度垄断的状态。
当时，能在各衙门拿到“批签发”和“申领证”的人，往往各有门路，不是“家里有佛”就是“上面有人”，都早早靠着疫苗发家、积累了第一桶金，成为了所谓的“疫苗下海者”，日后也开创了自己的疫苗企业——智飞生物的蒋仁生、康泰生物的杜伟民、沃森生物的李云春莫不如此。
进入二十一世纪、特别是入世之后，境外资本势力成为了国内疫苗商们新的靠山，这其中被犹太资本控制的一众国际医药财阀更是为笼络国内生物制药企业的急先锋，至今日局面下已是尾大不掉之势……
“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这些阶级代表着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着中国生产力的发展。”——1925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金靴住在八角楼”，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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