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宇老师前几天发了篇文章《稳住经济大盘，根本在于发挥社会主义优势》：
这篇文章提出了几条建言，可谓是振聋发聩：
一、做优做强做大国有经济，集中力量办大事，补上基础性、战略性领域投资短板
二、大规模发展壮大城乡集体经济，让农村成为吸引投资和人才的乐土，再造一个中国经济奇迹
三、调整以大城市为中心的旧的城镇化路线，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和区域均衡发展
四、把公益性写在旗帜上，大力发展各类社会事业
五、总之，稳住经济大盘的关键是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吸取西方新自由主义措施救市失败的教训。
前四条是具体的方向建议，第五条上升到制度之争的理论高度。这里就前四条，笔者也来谈一下自己的浅见。
关于第一条“做优做强做大国有经济”，江宇老师提到了抗疫是一次“极限压力测试”，发现了很多问题，要“补齐短板”、“搞好新基建”。
核心问题是什么？其实就是私有经济、过度依赖市场、以及私有经济下的权力异化（腐败）问题。上海此轮的抗疫表现得尤其明显：公共职能被过度地外包给了第三方资本企业（因为权力异化，这里的资质审查按照市场经济原则都是不合格的），而新中国传统的群众工作能力、基层组织效率已经严重退化，从保供、核酸检测的种种问题看，漏洞多得就像筛子。
目前的经济形势有目共睹，这里当然有抗疫的影响因素（关键是原本该一个星期完成的“动态清零”被一开始的犹豫、低效硬生生地拉到两三个月，不断地外溢导致全国受到牵连），主要的因素还是贫富分化、底层民众无力消费，进而导致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这个危机在2020年初的病毒大流行开始前就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只是因为抗疫被进一步放大。
前不久很多财经人士将“稳住经济大盘”贯之以“12万亿救市”的说法。对比2008年的“4万亿”，很多人结合两个时期的货币总量（M2）和GDP，对12万亿的力度表示出了信心不足。
但是，就算再多个12万亿，如果继续单纯地激发资本活力、依靠市场配置资源，生产相对过剩的问题能得到解决吗？关键还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分配机制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按要素分配的结果只能是财富的虹吸效应进一步加大，劳动者的相对贫困化进一步扩大，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只会加剧，顶多是表面上可以被暂时缓解；而救市的资金大概率又要流入房市、股市、债市，进一步催大泡沫，挤压实体经济。
从这个层面上讲，江宇老师说的“做优做强做大国有经济”对于缓解危机、解燃眉之急显然比“救市”更加重要。
此外，“稳住经济大盘”很重要的一点是“稳物价”。而物价上涨的根源在于大宗基础物资价格的上涨，这些大宗基础物资基本都控制在国资巨头手中，这个时候，国有经济就应该承担起应付的责任，不能任由市场来调节价格。
昨天，国内油价迎来第九次上涨，各地92号汽油普遍进入9元时代。2008年，国际原油价格每桶147美元，按当时的汇率折合人民币1190.7元，国内93号汽油价格是每升6.22元；而目前国内原油价格上涨到110美元左右，按现在的汇率计算，折合人民币737元……在稳大盘的当下，油价上调是极其不利的，私家车的影响倒是其次，物流运输成本的上涨才是最要命的——商品流通成本的上涨，将导致各种工业消费品以及粮食蔬菜等农产品终端价格的普遍上涨。
而国内的化肥价格在过去一年时间里几乎翻了一倍，源头也是化肥原材料氮、磷、钾等基础矿产资源的价格上涨。农民种地本来就只是能赚一个辛苦钱，化肥这么涨下去，农民还要不要活？你还能要求农民去亏本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而在这个问题上，那些供给原材料的大型国资企业是要负责的。
俄乌战争对石油、矿产、粮食的国际价格催涨是很明显的，但中国毕竟没有站到美西方的立场，外部供应上按理说不应该受到这么大的影响，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关于第二条“壮大城乡集体经济”和第三条“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和区域均衡发展”，这是一个长期的事情，笔者只有一点看法，那就是上海抗疫暴露出来的问题充分说明，“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是时候下决心分散、疏解中心城市的功能过度集中问题了。
关于第四条“把公益性写在旗帜上，大力发展各类社会事业”，这一条对于底层民生来讲是最重要的。医疗、教育、养老甚至包括住房，这些在社会主义社会本应是劳动人民基本福利保障的事业，经过这些年的市场化、产业化变迁，已经变成了资本牟利的产业，成了压得劳动人民喘不过气来的一座座大山。
而这两天民众热议的“毒教材”问题、“核酸检测企业造假”问题，其本质上不正是社会事业“产业化”的必然结果吗？
当然，江宇老师的这几条建议主要还是围绕经济制度本身来讲的，毕竟国有经济不等于公有制经济，关键还在于劳动人民主体性的回归。
就像“教材”的问题，是搞精英化、产业化（业务分解外包），还是搞大众化（让劳动人民广泛参与到教材编修与监督工作中）、公益化，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思路；
“保供”同样如此，是充分调动、发挥基层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成为抗疫自救的主力，还是把物资供应、分配都交给市场、交给“保供企业”，这也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思路……
由此推开去，当国企工人老大哥的身份也变成了雇佣劳动者，“两参一改三结合”早已化作历史尘埃，谁来监督和保障国企承担起应尽的社会责任？
【文/子午，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子夜呐喊”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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