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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毛教员在除害灭病上的独角戏与精英老爷们的傲慢

2022-05-26 09:45:56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老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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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国的革命现代性及其遭遇到的“封建余孽”四十年批判

  有人写了篇文章,接续李锐的造谣路数,说毛教员提出消灭麻雀和除四害如何如何。这个话题真的很有趣,属于“封建余孽的现代性批判”的典型症候,显然,现实的政治逻辑与文章作者编写的故事,是相反的。这个问题,老田恰好关注过,值得好好理一理。

  至今还有这样的文章和文人,除了揭示出新时代出卖灵魂的积极性与主动性高度,也恰好说明这帮子“封建余孽”的现代性批判方式多么可笑,他们已经没有能力理解和分析现代社会的任何大事情了——而这样的事情肯定需要透过大范围分工协作网络去认识和解决。

  现代社会的主要特点,是个体需要加入集体协作网络,才能够搞事和成事。葛兰西说政党是现代君主,还需要有机知识分子群体去集体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这个思路属于“现代性”的一般境况——不管是政治领导权还是文化领导权,或者达到领导权的认识过程,都只能够集体地实现。而各种前现代想象力则反过来设计,例如古代儒家所指望的圣君贤相,就是圣君一个人掌握政治领导权,然后贤相一个人掌握文化领导权,然后,还期待由一个人承担无限的信息搜集成本和学习成本,走完全部的认识过程。

  这样一种想象力虽然无法在现代社会实现,但是,却能够用于在“臆想中”反抗现代社会对于个体的贬低——大范围协作总是把个体下降到局部的螺丝钉位置和工具地位,毋庸置疑会由此造成普遍的客体化体验,这肯定还会激起不满和反抗,其中一站流行的向后看的反抗模式,是在臆想中间重建全能的绝对化个人,以此潜在地反抗协作网络对人本身工具化和客体化的“不义”。这样,就开创了一个“封建余孽的现代性批判”路径,认真说来,这个过时的想象力,总是徒劳地想要把个体从集体网络中间独立出来,设想各种全能的个体努力会有效的幻境。

  中国革命曾经设计和实践过“兼容人民政治主体性”现代性方案,虽然还处于学徒工阶段的低水平,但是,很多劳动者还是从中真切地体验到了“翻身”和“解放”,再后来,这些都被“新启蒙”彻底颠覆、扭曲和遮蔽了,此后继续设想一种在集体努力中间结合主体性存在的可能性,就不那么顺畅了。

  不管怎么说,只要是一个人还在痛切地感到现代社会对人本身的异化和客体化,如果不加反思的话,就会本能地对各种“全能个人”的宣传故事抱有好感,这样,封建余孽的现代性批判事业,就还能够吸引到听众。

  二、毛教员如何遭遇到了“有限理性局限”——集体理性是如何扭捏着不肯出场的

  按照美国学者赫伯特·西蒙的看法,由于信息不完备和知识不完备的局限,最优决策是达不到的,任何决策都只具有有限理性。为了克服这两方面的局限,就需要组织与分工协作,去缓和有限理性局限。这样,透过多部门的分工协作,把搜集信息的成本和学习知识的成本,分摊下去,然后,再加以综合,这样,个体理性就能够透过集体理性的路径,去接近客观理性了。

  在除害灭病方面,毛时代真实的历史与文章所言,是截然相反的。解放后,似乎只有毛教员对于屁民的环境卫生和传染病高发状况,感到忧虑,接连号召了十多年,但卫生部的老爷们和精英们都不接茬。这样,在决策和执行之间,就始终差了一个调查研究寻找合适政策工具的环节。如同毛教员与外宾所言,虽然我名气很大,但有时也不太管用;显然,这个不是推卸责任或者自谦,而是现代社会的一般状况——个体的努力只有有效地结合了集体力量之后,才会产生效果,但是所需要的集体力量或者理性,常常不会及时到场。

  毛教员号召“除四害”,也只是基于个体经验指出一个可能的方向性,还远远达不到实操水平。实际上,从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爱国卫生运动号召开始,合作化时期继续提出“除四害”,十多年过去了,都没有人认真响应过,主动进行调查研究和落实。虽然建国初就提卫生工作要搞“预防为主”,虽然毛教员本人上蹿下跳,号召除害灭病,但直到四清运动之前十多年,卫生部的老爷们与相关行业的精英们,就是八风不动。所以,集体理性还缺失一个关键环节,只要他们不出场,毛教员的号召就还只能够停留在纸面上。

  到了四清运动时期,大批老爷和精英“非自愿地”下农村,跟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一段时间之后,有关环境卫生的体验和经验,就迅速积累起来了,而具有政策实操水平的管控措施,才在这么一份“大数据经验”基础上提炼出来,最后收敛为对农村地区实施“两管五改”——管粪、管水;改造排水、厕所、炉灶烟囱、畜圈、环境。就这样,与爱国卫生运动和除害灭病工作有关的号召,才算是获得了一个实操性的政策措施。在此之前,是毛教员一个人,已经唱了十多年的独角戏,在他上蹿下跳之余,只有行政体系给了一点点面子上的回应而已,主管部门的老爷们和行业翘楚都置若罔闻,为时十数年之久。

  毛教员确实不是卫生专家,但他看问题是敏锐的,提出来的政策目标也具有合理性。1949年之前中国人口第一位的死亡原因是传染病,到五六十年代依然如此,而想要对此有所干预的努力,思路很一贯,问题在于透过灭四害方式去消灭传染病,缺乏很好的操作手段——人工抓蚊子苍蝇老鼠,难度高,效率差。

  彼时,六分之五的人口,居住在农村,民众的生存环境和卫生状况显著改善,常见病和多发病的有限管控,虽然花钱不多,但是效益极端显著。而从消灭传染病入手,搞预防为主,真的就显著改善了大多数中国人口的健康状况,到了1970年代,传染病就不再是威胁中国人口的第一位因素了,甚至,相当多的传染病还在中国绝迹。

  等到“两管五改”搞好了,“除四害”什么的,就丧失了重要性,自然地过时了。到了1970年代,一些外宾到中国参观,在广州等地看到,还有一些小朋友吃饱了饭没事干,手持苍蝇拍到处追扑苍蝇蚊子什么的,这个硬说成是响应毛教员号召当然也可以,如果说成是小朋友自己要锻炼身体或者做有趣的游戏,可能更接近于实际。

  三、从决策到执行的“肠梗阻”问题及其一般表现

  这份经验说明:有点好想法是容易的,作为政策目标的潜力也很大,但是,要老爷们和专家们都行动起来,认真调研,找到配套的好做法就有点难度。从决策到执行之间,长期欠缺的是专家和精英们门槛水平的投入,没有集体理性出场,个体理性与客观理性的距离总还是无法缩短,这样,毛教员一个人的“有限理性局限”就总是存在着;但是,要老爷们和精英们认真出场履职,不那么容易,他们向来不那么在乎屁民的生存状况,毛教员号召了十多年,他们就是雷打不动,实际上也不怎么往心里去。要不是毛教员在四清期间,把他们强硬地赶下去搞四清,他们肯定还是照旧不理不睬。

  卫生部的老爷们和专家们,在这个问题上出场起作用,是在四清运动时期。很多医学技术专家“非自愿”地参加农村四清运动,很短时间内,就搜集到大量数据,最后,农村环境卫生与除害灭病工作,就收敛为“两管五改”,这样,除害灭病工作才算是有了可资凭借的政策干预措施。然后,加上文革期间赤脚医生的普及,及其对于常见病和多发病的有效管控;就共同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快的人均预期寿命上升记录——中国人口人均预期寿命,依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1965年从全球平均83%起步,1976年就达到105%的水平。后来,在中科大教书的黄卫东先生考证,世界银行把毛时代预期寿命减去3岁,加在邓时代的成绩单中间,这样,1976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数字,就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05%(原本相当于平均水平的110%,减去之后,预期寿命曲线能够相对平滑对接后续的趋势,要不然会出现曲线向下拐,那就很难看了),但这依然是一个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记录。

  虽然毛教员看起来威望很高,他对除害灭病提了又提,这个政策目标的改进潜力也确实大——后来的人均预期寿命指标的快速上升就是证据,但卫生部的老爷们及其手下的精英们向来都不照板,也不理睬你;直到四清来硬的,都给赶下乡去跟农民混在一起,才附带地获得大数据,集体理性才“非自愿出场”了,并由此得到一个可行的方法。

  这一段历史经验,认真体会,还是蛮有趣的。就决策而言,选择一个合理的目标,甚至指出一个大概的政策方向,这些其实不太难,毛教员一个人有能力完成,但是,要针对农村的具体环境状况,提出有针对性和一定普适性的政策措施,那就需要“大数据”支持了——这就需要动员相当数量的人力去做深入而非浮泛的调查才行,需要付出相当多的人力物力资源才能够得到结果,恰好在这个环节,政策难产了十多年。结果,落实预防为主和除害灭病的号召,从决策到执行的时间跨度,不可谓不长。

  看起来,虽然名义上是社会主义和人人平等了,虽然很多人也口头上天天说要为人民服务,真要老爷们和精英们主动弯腰,下去务实地做点政策调查工作,把决策落实,那真的很难很难。除非来硬的,否定你怎么号召他们就不动,十年八年都不动。写到这里,忽然发现,今日网红医生他们也一样不怎么在乎民众的死活的,他们的主要精力和努力方向,都放在向中国推销美国政策和神药去了。

  看起来,存在着一个真实的跷跷板:在高扬人民主体性的时代,精英们会感到自己的统治主体性被压抑,不会积极到场,等到他们积极到场出场的各种条件具备了,就会显著地工具化或者对象化大多数,这会带来另外一个方面的客体性高涨。我们看到的,似乎就是这样的循环。

     【文/老田,知名独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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