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吕德文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等决定不再参与国际排名，引起了坊间热议。
过去一些年来，国际排名俨然成为国内高校发展的指挥棒，进而渗透到高校日常管理和学术活动中。
毫不夸张地说，今天的高校已经进入了一个由各大国际排名机构所设置的竞技场，它们在统一的指标体系下，以获得高分和高排名为目标，展开单项和综合竞技。
排名和竞技本身并没有问题，它为高校和学科发展创造了一个激励机制。而国际排名确实提供了各高校同台竞技的场合，让国内大学和国际一流高校同台竞争，这也有利于国际学术交流和学术影响的扩展——毕竟中国是全球化的主要力量，大学教育也需要面向全球。
国内高校在各种指挥棒下展开锦标赛，这已经是一个客观事实；但如何评估各种国内、国际排名的具体内容及其背后的逻辑，却需认真甄别。
指标，一个强势的指挥棒
指标管理都有一个问题，即客观指标和实质内容之间的分叉。量化的数字和指标主要是为了反映大学教育的本质，但一旦指标自己成了体系，就有自我循环再生产的能力。
大学无外乎学术传承与创新、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几项功能，无论是国际排名还是国内排名，其指标也是要反映这几项工作的成效。
有些功能是可以通过客观指标来体现，比如学术创新，一些重大的理论发现和技术发明，是可以衡量的；还有人才培养，从毕业生的就业和取向，也可以一定程度上识别；甚至于社会服务，也是可以通过大学参与人类进步和国家发展的实践来评价。
纪录片《大学》剧照
客观上，人们的主观认知也是根据这些客观指标转化而来的。麻烦就在于，这些“客观指标”要转化为可评价的数字，却是一个主观认定的过程。比如，不同指标赋权不一样，得出的效果就很不一样。
尤为重要的是，其实很多大学评价就不是依靠客观指标，因为那些客观指标极其有限，没办法全面评估一个大学的综合实力，故而要增加一些主观指标。
比如，学术创新如何，不单单是看那些已经产生效果的理论和技术成果，还得依靠同行来评价这些成果到底有多大；学生培养质量如何，总不能依靠少数几个杰出校友来证明学校的学生培养质量好，主要还得依靠雇主声誉调查；至于说社会服务，那就更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事，也得通过一些主观设定的指标来衡量。
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雕像（纪录片《大学》剧照）
实践当中，一些主要依靠客观指标来评价大学综合水平的排名，就受到不少诟病。
举例而言，办学资源（比如学校的财务情况、实验设备与平台、师资力量等）多的学校，理论上其学术水平和教育水平就高。但这并不绝对，要是有钱就能把学校办好，那还要学术底蕴、学术传承等干嘛？
一些办学资源匮乏的大学，反而能够把学校办得有声有色；但一些靠钱砸出来的新兴大学，表面上排名很高，将很多人主观上认为的杰出大学甩得远远的，这到底“科不科学”，本来就是科学孜孜不倦需要解决的问题。
大学功能如此繁杂，很多东西就不能量化。比方说，北大在中国近代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对国家和社会的思想影响，至今还是没有任何一所学校可以匹敌，这种历史声誉和社会服务水平，不是完成了多少项目、依靠声誉调查可以量化得出来的。
北京大学（图源：图虫·创意）
同理，人大的学校和学科的定位就是和新中国的发展紧密相联，这一定位所导致的学校综合面貌，其实很难靠所谓的指标去衡量。
在这个意义上说，“指标”和量化思维在大学和学术评价上，本来就存在突出的矛盾。这一点，几乎所有大学管理者和学术从业者，都清楚无比。一个正常的学校和学者，肯定不会把各类排名视作大学履责的指挥棒，顶多就是个参考。
但从“教育管理”的角度上说，各种排名和指标实在是省事之极。有了排名，就可以分出个三六九等，可以解决非常多的事——比如，资源怎么分配，工作怎么评价，晋升怎么公平，管理者可以非常舒服。
指标泛滥
这几年，“双一流”大学建设，其最重要的杠杆还是要依靠各种指标。教育部要对各个高校的工作情况进行评价，也得依靠专业评估、学科评估、教学评估等等。评估指标怎么设定，实在是一件极其伤脑筋的事。
总体上来说，现在的指标倾向于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相混合，尽量接近客观公正。学校和院系的管理者，如果想省事，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按照教育部的评估指标开展工作，缺什么补什么。
课题项目、论文、国际交流、人才符号、教学成果奖，只要去努力，总是可以有所收获的。
要调动老师的积极性，就明码标价，课题、文章、奖励等都可以明码标价。没办法明码标价的，也可以设定激励措施。比如，为了加强国际交流，明确出国访问作为职称评审的前置条件；招聘人才时，把有留学背景的国际化人才置于重要地位——有些单位还形成了潜规则，“土鳖”不要，只要海外精英。
清华大学教职工代表大会（纪录片《大学》剧照）
当前，指标管理方法已经主导了学术机制，几乎每一个学术工作，都是围绕指标开展的。申请课题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有开展研究的条件，而是为了能够获得经费金额、项目数、项目等级等量化指标。
于是乎，每次到了课题申报和评审环节，找（潜在）评委打招呼是少不了的——甚至学校科研管理部门和院系领导比老师还着急。
发表论文也不是学术工作自然而然的结果，论文的数量、等级和引用率，都是指标，能发出来就是王道。因此，为了发表一篇论文，不管论文有没有想法，有没有创新，但得使劲雕琢，甚至于找找期刊编辑的关系，也是必要的。
清华大学学风讨论沙龙（纪录片《大学》剧照）
评价一个老师是否有价值，也通过论文、课题、人才符号等指标量化。很多高校人事部门在招聘人才的时候，都是按照这些指标量化，按照分数给待遇，完全可以按照分数段分成ABCD多个档次。
至于说那些没有办法转化为指标和数量的工作，比如对学生的责任心，研究成果对社会进步产生的实质性影响，其意义已经变得微乎其微。
无人统治的系统
指标管理的弊端如此之多，但仍然成为大学评价的路径依赖，其原因不在于指标是否科学，而在于管理者的行政惰性。大学不是工厂流水线，不能用泰勒制方法进行高校管理。
大学的学术和教育功能都是高度依赖于老师和学生主体性和创造性，只有师生密切沟通，投入激情和感情，才能有创新，才能真正培养好的人才。
因此，以学生为本、以老师为本，本质上是人的工作。一旦用指标化管理方法，将老师的工作进行量化考核，将学生的学校工作也计算成绩点，其实是将“人”物化，将本质上是创新性的工作，降低为重复性的简单劳动，这种管理体制不利于大学教育发展。
为学与做人，应当并重（纪录片《大学》剧照）
但对于管理者而言，将人抽象成数字，那是最为省事，有效率的管理方法——数字考核不用情感，也不用分辨其合理性，不用做人的工作。
哪怕老师和学生有意见，管理者也完全可以将之解释成是指标体系造成的，“标准就是这样，我有什么办法”？
于是，以指标为中心的大学评价体系，就蜕化成了“无人统治的系统”。在这个系统里，人人都觉得不合理，却找不到人去负责。
因此，国际排名在国内广为运用，这怪不了别人，只能怪我们自己。国际排名机构都是商业机构，排名就是一项生意，别人推广这一指标，本来就不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大学发展和知识进步，就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商业利益。
图源：图虫·创意
但从国内那些最好的大学开始，一直到普通高校，都热衷于此。原因在于，好大学以为自己进了国际排行榜，就离“世界一流”更近了；而普通高校可以根据那些指标补短板，位置提升一点，也是成绩。
它们就未曾想到，任何指标，哪怕是客观指标，也是建立在特定的学术环境和社会文化基础之上的。尤其是对于人文社科知识而言，其民族性和大众性，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品质。
国际排名几乎都是英语世界的游戏，中文学术要进入其中，结果可想而知。并且，大学体制也极其不一样，国际上的一流大学绝大多数是私立大学，但国内的大学几乎都是政府投资的，是公立大学。
纪录片《大学》剧照
私立大学在乎排名，也算理所当然，因为它们得争取生源和社会捐资，但对于国内的大学而言，其动机就极其诡异——无非就是满足一点虚荣心，自我安慰罢了。
尤其是对于人文社科而言，其知识生产的原点和终点都是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的进步；如果这些知识被中国实践证明是有贡献的，那也必然是对人类进步作出了知识贡献。但非常有意思的是，国内的不少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都已经陷入了自我殖民化的境地之中不可自拔。
警惕学术殖民化
学术单位以获取国际认可为荣，为此不惜花大力气引进所谓的国际标准和认证——而这些标准说白了就是国外一些同行自嗨的方式而已。学者以发表国际刊物为目标，将之视作是学术成功的标志——至于说这些国际刊物潜在的价值标准，却是选择性忽略的。
学生也以选择留学作为学业进步的表现，哪怕出国留学后发现一个班80%都是中国学生，且学习的还是中国研究，连外国老师都觉得惊奇：中国学生为何不远万里、漂洋过海到国外去学习外国人研究中国社会的有限的知识？
电视剧《小别离》探讨中学生出国话题
这种景象在今天，恐怕不是虚心向外国学习的表现，而是虚荣心作祟，拿个国外的学位作为在国内工作生活的敲门砖。
更值得警惕的学术殖民化的做法是，一些高校有意引导老师往国际化方向发展，全然不顾学科的特性和国内学术标准。比如，人文社科领域公认的一流期刊，可能还不如普通的SSCI期刊。
一些高校的学术单位为了学科评估需要，拼命引导老师在国外期刊发表论文。这些论文在学术单位的评价上，等级甚高，奖励丰厚，但如果翻译成中文，连普通中文期刊也发表不了。这就造就了一大批很会发文章，却对中国国情一无所知、对社会毫无感知、对知识积累也毫无贡献的所谓的知识分子。
其实，就笔者所熟悉的的人文社科领域，中国完全有能力建立以中文为中心的知识传播和评价体系。就任何一个人文社科的学科领域而言，中国也完全有能力进行同行评议，哪一个学者有创造力，哪一个学术单位学术成绩和学生培养质量高，人们心里是有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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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学科因为建立时间较短，需要有一段时间的学术引进，其学术鉴赏力也需要慢慢培养，出现一些“崇洋媚外”的现象，也是情有可原的。
另一些学科因为历史悠久，因高度集中的学术体制，导致学科内部山头林立、派系倾轧，甚至出现了学术腐败和不正之风，这也是客观现实。
无论是因为学术自信不够而需要国际排名来壮胆，还是因为怒其不争寻找一个相对“客观”的评价体系，都不是让渡学术评价权的理由。
科学活动本来就不是在真空里面，而是在特定的学术体制里面开展，也需要学术资源的支持以及学者的组织。学科方向往哪个地方发展，学术资源往哪个领域投放，都会影响到学者的科学研究。
甚至于，不同的科学认识会展开竞争，进而影响到政策，甚至会成为国家间竞争的一个“证据”。可见，学术评价就不完全是一个专业的、客观的问题。
当然，无论哪一种指标体系，总归还是有水平高低的区别。好的学术创新，一定是科学性和深刻性结合在一起的；而差的研究，往往是违背科学规律的。
在这个意义上，国际排名、国际期刊等，并不是没有它们存在的理由——有些学者善于用外国语言讲中国故事，也未尝不可。
但是，“唯国际论”不是一个实事求是的做法，硬是在国内国际之间分个三六九等，实在没必要。
当然，我们也可以质疑，谁能代表“国际”——至少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价值上，西方中心的“国际”并不是不可挑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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