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新认识改革前的中西方差距
1978年5月11日，“真理标准大讨论”一文在《光明日报》发表。第二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团去西欧五国（法国、联邦德国、瑞士、丹麦、比利时）访问。回国后，谷牧副总理写了一个很长的报告：《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报告提出了一个当时被称为“石破天惊”的结论：“我们现在达到的经济技术水平，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差距很大，大体上落后二十年，从按人口平均的生产水平讲，差距就更大。我们一定要迎头赶上，改变这种落后状况。”
考察和讨论的结果，最终促成了中央推行对外开放的决心，当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战略决策。然后，由此开始国内掀起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热潮，如国企改制就是这一背景下进行的。回顾这段历程，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无可非议，问题在于我们强调中西方的现实差距，忽视了中西方的历史差距，因而不仅未能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进一步认识公有制的优越性，进一步将鞍钢宪法发扬光大，而且将共和国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大批国有企业解散，将大量贵重的地矿资源让私人垄断。
众所周知，1949年中国与西方资本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我们落后二十年，而是落后一百多年。站在这一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改革前我们与西方资本发达国家的差距至少缩短了80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对此，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著名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谈到毛泽东时代曾作出以下评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史，以一个小小的工业生产基地为发端。这个工业生产基地，甚至比比利时的还要小一些。当时，中国工业的人均产量不及比利时的工业产量的十五分之一。然而，是在物质资源最贫乏的基础上，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和极少外援的情况下，中国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内，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主要的工业大国。”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由大部分人口是文盲的状况变成了大部分人识字。在农村差不多普及了小学教育，在城市几乎普及了中等教育，而且在城乡皆开创了成人教育和在职教育规划。基本的社会保护措施得到了贯彻，如禁止童工，还有农村最低限度的福利方案等，后者中最著名的是对最穷困者们的食品、衣物、住房、医疗以及丧葬费用的“五保”。国营企业的城市工人们，享有工作保障以及国家拨款的福利待遇。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能够声称，它拥有一个虽刚起步但相当全面的医疗保健体系，这使得它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独一无二。”
----“毛泽东时代，远非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都毫不逊色。在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国实际上是以拥有一个既无外债亦无国内通货膨胀的经济而在世界发展中国家绝无仅有。”
显然，中国这一时期的发展堪称世界奇迹。为此，熟知中西方差距的钱学森同志九十年代，在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黄楠森、张光武、王东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钱学敏四个同志的一次谈话中强调说:“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但是，直到今天，体制内不少人对中西方差距的认识仍然停留在改革初期，因而不仅内心里不看好公有制经济，而且千方百计套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
二、重新认识家庭承包制及农村集体化道路
家庭承包制当时的确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并且普遍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这一事实不可否认。但是，这一积极性是短暂的。1985年开始，农民种地积极性一直减退，1990年后，外出打工的农民不断增加，到2000年时，老年人无力种地，中年人不想种地，青年人不会种地，将来谁来种地的问题已十分突出。之后，农村流出人口不只是外出打工，包括教师上班、学生上学都想办法逃离农村。
家庭承包制之所以当时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就在于家庭承包制突出体现了家庭的自主权，实质是确立了家庭自治的权利。这一积极性之所以是短暂的，又在于家庭自治的积极性仅仅体现在承包的土地上，却未能体现在集体的事业上，因而个体生产获得自由时，国家计划失控，市场失衡，危机频发；农民温饱问题得以解决时，集体经济不断瓦解甚至出现严重负债。与此同时，组织难、计划难、种植难、销售难、耕地难、浇地难、上学难、看病难、养老难等一系列问题暴露。可见，家庭承包制下的经济依然是小农经济，势必出现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现象。
相反，改革后仍然坚持集体化经营的乡村，不仅没有外出打工现象，而且吸引了许多外来人员，不仅实现了共同富裕，而且早已跨越了小康，实现了生产机械化、管理企业化、发展生态化、民主大众化、集中组织化、保障集体化。其中个别村已实行教育免费、住房免费、医疗免费、养老免费、日常所需基本免费的分配制度。
显然，当家庭承包制下的乡村普遍陷入困境时，那些坚持集体化道路的乡村展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这些乡村之所以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认为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变为可能，不仅在于坚持集体所有制的发展方向，还在于乡村治理模式由以往政府管治下的集体所有制走向乡村自治下的集体所有制。即乡村管理不再是以往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而是村社一体化的管理体制。这无疑标志着新型集体经济的确立，即新型集体经济不再是以往政府管治下的集体经济，而是乡村自治下的集体经济。乡村自治既能克服政府管治固有的官僚主义，又能避免家庭自治各自为政的困扰，从而充分发挥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
可见，以往人民公社的不足不是集体所有制的问题，而是管理体制和机制的问题。农村改革最大的亮点就是新型集体化村开创的治理模式----乡村自治下的集体所有制。然而，直到今天，体制内很多人仍然将人民公社的管理问题归罪于集体所有制，因而内心里不看好集体化道路，认为新型集体化村是另类。
三 、重新认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及公有制经济的关系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针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经济，计划经济并非意味着不要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立足于国家市场，自由经济立足于自由市场。实践证明，单一的计划经济或单一的自由经济都不能形成理想的市场经济。为此，有必要结合以往的经验教训重新认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及公有制经济的关系。
1.单一的计划经济势必导致自由市场匮乏。建国初期，中央曾提出：“在工商业经营方面，既要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体，又要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为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既要以计划生产为主体，又要有一部分按照市场变化在国家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作为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既要以国家市场为主体，又要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作为补充。”这一理论将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计划经济和自由经济、国家市场和自由市场有机的统一起来，有利于市场经济的稳定和繁荣。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由于我们的工作较好的体现了这一理论，随后被公认为改革前三十年稳定发展的最好时期。至于人民公社时期自由市场匮乏的问题，不是计划经济必然带来的，而是我们强调计划经济的同时，忽视了自由经济的补充。
2.单一的自由经济势必导致经济危机。以农业为例，改革初期，由于我们较好地把握了计划经济和自由经济的关系，因而被公认为农村改革以来的最好时期。之后，由于计划经济缺失，导致市场失衡，危机频发。如：曾经多地大面积出现土豆卖难、大白菜卖难、辣椒卖难、大蒜卖难的问题以及山东菜农韩进绝望自杀的悲剧等。这些惨痛的教训告诉我们，防止生产大起大落最有效的办法不是产后的市场，而是产前的计划。放弃计划经济就意味着转向自由经济，任何高明的政府官员或经济学家都很难预测产后的市场会是一个什么情形。另外，目前房市面临的严重危机，各地重复建设造成的巨大浪费以及城镇化一味造城扩城引爆的政府债务危机等，分明是自由经济导致的结果。
3.计划经济必须确保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公有制经济推崇集体主义思想，强调国家利益至上，因而有利于实行计划经济。相反，私有制经济追求个人利益至上，势必各自为政，因而不利于实行计划经济。并且只有将公有制经济做大做强，才能确保教育免费、住房免费、医疗免费、养老免费纳入计划经济实施的范畴。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即使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也很难行得通。因此，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强调“社会主义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之后，计划经济缺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农村集体经济不断瓦解，以及国企改制将大批国有企业解散的实际情况，实属无奈。假如国企改制没有将大批国有企业解散，而是在坚持国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将鞍钢宪法发扬光大，将提名企业干部的权利下放到企业党组织，将推选企业领导的权利交给企业职代会，将国家贵重地矿资源的开发交给需要转型的国有企业，或许今天国企职工期待的四大免费早已纳入计划经济实施的范畴。然而，至今体制内仍有许多人受西方资本国家发展思维的影响，不仅没有意识到放弃计划经济就意味着转向自由经济，而且将自由经济带来的危机归罪于公有制经济。
总之，思维决定格局，格局决定结局。实现共同富裕，不仅要有积极热情的态度，更要突破惯性思维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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