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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皓阳:根除拐卖妇女罪恶的土壤,不能像丰县和胡锡进一样“装糊涂”

2022-02-15 11:17:20  来源: 大浪淘沙   作者:赵皓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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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28日,丰县官方发布对于“八个孩子母亲”的调查结果,明确表示“不存在拐卖行为”:

  因为这篇公报语焉不详,对于诸多人民群众关心的细节、事实都没有交代,甚至有明显不符合法律相关规定的描述,所以招致了普遍的争议。然而更厉害的是,面对这样多的争议,丰县地方竟然就毫无下文了,我本来调侃他是不是要安安稳稳过个年,结果他真就结结实实休完了整个春节假期。

  还要徐州地方没有坐视自己治下的县就这样“躺平”,随即拿出了一份调查报告,明确回应了网友关心的几点问题:第一,比对了DNA;第二,涉嫌非法拘禁;第三,涉嫌拐卖妇女。

  当然这篇通告不是十全十美的,比如非法拘禁的同时一定有强奸和虐待的嫌疑,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只是一个初步公报,至于是否以强奸、虐待等定罪,需要严谨和规范的司法流程,大家持续关注一下就好。这篇公报可以说已经明确把丰县地方调的公报吊起来抽脸了,估计徐州地方这个火一直憋了整个春节假期。

  如果说丰县地方装糊涂,那绝对是避重就轻了,这背后是否涉及到渎职、不作为,甚至于违法犯罪情节,以及是否还有其他不幸的女性,都必须彻查。不过这事还真有个装糊涂的高手,就是我们的“老朋友”胡锡进:

  胡编这段言论除了屁话之外还是屁话,先是这种“穷生奸计、富长良心”的社达一贯论调,然后又表示曾经“司空见惯”,典型避重就轻、掩人耳目,也不知道是真傻还是装傻。我在把《雄狮少年》和三只松鼠埋了吧,一点也不冤枉这篇文章里说过:胡锡进的态度从来都是一个风向标——但凡有什么涉及意识形态立场的大问题,老胡一定就在那个地方和稀泥了。你觉得这事没那么重要?没那么重要老胡中肯个什么劲啊。所以看看胡锡进的态度就明白这事必须得重视起来。

  为什么说胡锡进洋洋洒洒一番感慨是“避重就轻、掩人耳目”?第一,他老胡把这件事甩锅为“贫穷是罪恶的土壤”,但是贫穷因何而来?难道穷人就愿意贫穷吗?有没有富人的剥削与压迫,有没有系统性的资源分配不公平?把社会问题甩锅给最底层的穷人,再把穷人一脚踢开,老胡似乎大概就可以继续开开心心装糊涂了。

  第二,拐卖妇女真正罪恶的土壤在哪里?老胡说司空见惯,那么从何时开始“司空见惯”?我要放一份史料了。这是一份八十年代出版的书籍,讲述了特定历史时期内拐卖妇女的血泪史。

  作者直接在开篇反思,为什么拐卖妇女的问题在80年代反而越来越严重了?这跟胡锡进提出的贫穷罪恶说、经济落后说,是不是冲突呢?50年代难道比80年代经济还要好吗?

  再来看这个触目惊心的数据,其中第一个就是江苏徐州——

  胡锡进要把这个问题归咎于贫穷罪恶、落后地区,那我请问,上海是不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上海小红楼是不是前两年才被拔掉?小红楼里被欺骗、被拘禁、被强暴的女性们,难道也要把她们的不幸归结于某地或某人的贫穷吗?我本来写过一篇分析小红楼的文章,可惜被删了。

  我再举一个正面例子,新中国不但消灭了妇女拐卖现象,更消灭了“妓女”这一职业,更进一步消灭了性病。

  1949年,忙完了新中国成立诸多大事的毛泽东主席忙里偷闲,让秘书和司机带他去北京城转转。走到了一个胡同口,看见一个老鸨在毒打一个姑娘,毛主席赶忙让秘书上前制止老鸨,并把姑娘送去医院看病。主席非常愤怒,当晚急电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

  12小时之后,罗瑞卿在公安部集体会议上宣布:“为了彻底消灭城市的封建势力,解放妇女,我们对妓院必须坚决封闭取缔,并依法惩办那些罪大恶极或有较多血债的妓院老板。”同时指出,“这样做,一定要通过人民代表会议,听听他们的意见,他们作出决定后再办。”后经人民代表会议(备注:那时候不叫人民代表大会,而是一个各地过渡性的组织,叫“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立即封闭一切妓院,集中所有妓院老板、领家、鸨儿等加以审查和处理,并集中妓女加以训练,改造其思想,医治其疾病……”

  所以说卖淫嫖娼的问题,不是个体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一直以来就有人鼓吹性交易要合法化,还扣了一个大帽子:成年女性有决定自己身体如何使用的权力,甚至有一段群魔乱舞的时期,卖淫自由和女权绑定在一起了,看傻我了都。之所以反对卖淫合法化,是因为这个口子一旦开放,将不可不免的形成对女性的剥削与压迫。到时候就不是什么“自由处置自己身体”的问题了,会衍生买卖人口、黑社会、逼良为娼等一系列严峻的社会问题。

  旧社会的妓女,很多是生活所迫被迫卖身的女性。新中国政府一方面关闭妓院、抓捕逼迫妇女卖身的黑恶势力,另一方面为妓女治疗性病,组织她们学习生产技能,最后在纺织厂、医院等为她们安排了体面的工作。有资料显示,当时国家为了给身患性病的妓女治病动用财政经费支持达一亿元之巨。1964年中国政府宣布“基本消灭性病”,此后十几年中国无性病历史。直到1977年湖南出现一例男性淋病患者,这一纪录才宣告终结,此后性病再次在中国蔓延。

  所以我们不能像胡锡进这样,做一个装糊涂的高手。要想根除拐卖妇女罪恶的土壤,我们就要明白对女性的压迫从何而来。这个问题最精辟的论述来自于毛泽东主席的经典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三)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

  夫权这种东西,自来在贫农中就比较地弱一点,因为经济上贫农妇女不能不较富有阶级的女子多参加劳动,所以她们取得对于家事的发言权以至决定权的是比较多些。至近年,农村经济益发破产,男子控制女子的基本条件,业已破坏了。最近农民运动一起,许多地方,妇女跟着组织了乡村女界联合会,妇女抬头的机会已到,夫权便一天一天地动摇起来。总而言之,所有一切封建的宗法的思想和制度,都随着农民权力的升涨而动摇。”

  这两段论述就阐明了,压迫妇女的根源在于“封建主义父权制”。我在《资本主义是怎样激化男女对立、挑拨两性矛盾的?》画了一个提纲,简明扼要地讲解了资本主义父权制与封建主义父权制,本文想要探讨的主题是“拐卖妇女罪恶的土壤”是什么,答案就是这个。

  最典型的封建主义父权就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其实所谓“三纲”的提法,可以追溯到西汉董仲舒时期(《白虎通义》:“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而真正当成指导思想在全国大范围提倡,并确切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从而以之来规范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是从南宋开始的。朱熹把“三纲五常”上升到了“天理”的级别: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关系都和季节有春夏秋冬一样,是“天理使之如此”——天理“张之为三纲,纪之为五常”。这其实是在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提供意识形态层面的合法性。

  我们来看这三纲,夫为妻纲——这就是毛主席文章中所提到“夫权”的根源,众多男性们以此奉为圭臬,在家庭中用纲常伦理束缚住女性的手脚。但是别忘了三纲还有另外两条——君为臣纲,父为子纲。你想用纲常伦理绑住女性,你也就势必要被“绑住”。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程朱理学能长期作为晚期封建社会的指导思想,它非常高明:首先要给男人们一点甜头——主要是士大夫和中小地主阶级(即庶族地主阶级,包括富农和富裕中农),贫民家的女性需要劳动,地位不会太低,这一点在上文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到过­——这些男人们在家庭里比妻子地位高,女人是家族的附属产品;其次给庶族男子们一点盼头——如果你熬得够久,先做儿子再做爹,你在家族的地位也就高了。但是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第一条服务的——君为臣纲,都是为封建统治的稳定服务的。

  这其实是一个双重的PUA,首先封建文人士大夫用忠君思想去PUA庶族男子,然后这些读了书、识文断字的庶族男子们再用纲常伦理去PUA家庭中的妻子、儿女。有很多当今社会现象都是封建社会的余毒,我说一个画面:抽烟酗酒家暴的恶臭中年男人,在外面工作不顺利,回家就打老婆打儿女,把在社会上受的气撒在妻儿身上,丝毫不承认妻子家务劳动的价值,然而认为妻儿拖了自己的后腿,要不然自己事业早起飞了。是不是特别形象?

  这就是“父权制”,关键词落在这个“父”上,不但压迫妻子,也压迫儿女,最终的根源还是为封建等级制度服务的。有人说“女拳”的问题是只强调性别差异,不承认阶级压迫,而有些所谓“国男”的问题根源同样在于此:自己在家庭中享受着夫为妻纲、父为子纲的特权,却丝毫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封建阶级压迫的帮凶。

  所以知道为什么毛主席说“妇女解放之时,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日”了吧?因为女性在这个封建主义父权制PUA链上是最底端的,女性都解放了,说明彻底打破了这个封建父权压迫链了。

  具体到徐州丰县这件事,我们来看其背后的封建主义余毒在哪里:2015年,徐州丰县就曾标榜为“乡贤自治”,找政府不如找“乡贤”。

  而这位不幸的女性被囚禁的地点,即男当事人董某民所在的村庄,是丰县欢口镇董集村——看这个名字就知道了,这是一个“董”姓宗族村。在网上也可以搜索到很多当地董氏宗族的诸多活动。

  这篇文章实在是起到了高级黑效果——“地有千顷,不如姓董”。看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能理解了,这个事件中被拐卖妇女的结婚证、八个孩子的户口,都那么容易办下来了吧?是不是能理解了,为何当地基层一开始对此事的包庇态度了吧?董某民的家境确实贫困,但真如胡锡进所说这是贫困而产生的罪恶吗?

  本文只是从“封建主义”土壤这个角度来切入拐卖妇女、儿童这个问题的,仅仅是一个宏大社会问题的一个基础性的角度,要解决这种根深蒂固的罪恶,还需要法律更加完善(比如对于买家的惩罚尤其要加大),需要科学技术的进步(摄像头、DNA技术的普及),还需要我们高素质的先锋队来清除封建主义余毒的土壤,不能再像丰县地方一样对这种事情包庇、怠政、不作为,放任了这种罪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继续存在。

  我们的先锋队,既面临着封建主义的毒害,又面临着资本主义的侵蚀,这是必须要警惕的事情。封建主义的问题诸如中县干部哪篇论文中所分析的:地方基层干部的家族化、贵族化、利益联盟化。被资本主义腐蚀的事就更多了,我以前文章中分析过很多次,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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