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立春，我们处在冬天的温度里，展望春天的温暖。男足很不行，这个不意外，需要讨论的是：男足为何一贯不行？男足行的条件是什么？在男足的局部里，推进局部改进方案集合了海内外可能罗致的最高专业水准，尝试了四十年之久依然未能奏效，那么，继续在旧轨道上设想，还能够挖掘出新的可能性吗？现在，似乎应该转而展望整体改进的可能性了，如果你还期待男足的表现的话。
如果精英们都不接受高投入低产出会咋样
很多人对毛时代有好感，因为彼时很多基层干部没有干部身份，都是以农代干、以工代干的，日常跟老百姓一起干活，群众的困难也是他们的困难，这就比较容易实现干群同心；同时，彼时服务于大多数人口的公共服务，也都是由民办教师和赤脚医生来提供的，虽然受制于短时间快速推广，导致培训不足，专业水准低一点，但服务精神真的可以。那时代精英们自动（也有可能属于“被迫”，很多伤痕回忆都对此言之凿凿）选择农民工那样的待遇和努力水平，所以，服务价格低不说，服务精神和效果都还可观，这就很容易让人产生好感。
时至今日，中国除了农民工阶层之外，精英群体在世界上都没有啥子竞争力。女足的努力水平更接近农民工，男足的努力水平接近于精英阶层的平均数，所以不行。
说白了，农民工之所以行，在于其自觉接受高投入和低产出，愿意在低工资条件下付出超出别人的努力水平，如此而已。毛时代的基层干部和公共事业从业者，在低工资条件下，还具有较高的服务精神和投入意愿，这才能够给人留下好印象。改开后的精英们之所以不行，因为他们个个都自觉是人上人，是当然贵族，都要求着低投入高产出，最后，在老百姓眼里，他们的服务精神和水平节节下滑，要价却节节高涨，这就很有点讨人嫌了。
所以，男足行或者不行，没有多少奥秘，最后的依托还在于：球员接受训练水平的投入意愿高低。据说，很多年来，男足中间许多队员，连基本体能测试，都通不过。其实测试要求并不高，一个青年大学生低强度训练两个月，就能够达到的水平，但男足中间，大多数人硬是长期达不到。相当于，男足球员愿意接受的训练强度严重不足，整个球队，是长期在“极低投入”水平下运行的，务实地看，男足不行是当然的，如果取得了好成绩，那倒是一个意外或者奇迹了。
如何改变男足的低投入问题——局部解决方案会有效吗
据说，某地餐馆在虎年推出一道新菜，叫做“中国男足”，菜端上来一看是“臭豆腐炖猪脚”。“臭豆腐炖猪脚”的状况，恰好是与其整体的训练投入水平选择，完全一致。那么，是否存在着提高男足球员训练投入水平的改进方案呢？几十年来，从土教练换到杨教练，对球队的金钱投入也节节攀升，但效果不彰。
显然，如果不是教练和管理者存在着智慧和学习方面的障碍，那么可以认定，各种局部可能有效的改进方法，都已经尝试遍了。也就是说，继续寻找局部改进方案的努力方向本身，已经需要进行彻底反思了。
显然，很难相信，高薪招募到的男主球员，恰好都是国民之间最懒惰的一群。因此，这个问题需要做一个宏观的回顾和分析，才能够恰当地回答长期的普遍低投入意愿问题。
历史性地回顾一下，在改开年代，精英们实现了先富先贵，同时也在精神上形成共识——不再接受高投入和低产出了，为此，需要透过狠批毛时代以返本开新，而在系列的改革中间，也已经制度性地戒掉毛时代要求他们高投入的各种“受迫害”条件，这是改开搞年月的制度与精神建设成果。所以，不能够认为男足招募总是遇到懒人，而是改开时代的精英风尚，就是拒绝高投入，因此，男足的低投入意愿和训练不足，只能够从宏观和抽象层面给予理解。
反过来，今日要恢复精英阶层在待遇和努力水平方面，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农民工化”改变——也即恢复高投入低产出的投入产出比，是越发困难了，这与近四十年来的制度建设和精神风尚不一。所以，在精英阶层整体上拒绝高投入的整体环境下，要办好男足并取得成绩，困难是不小的，四十年来的局部努力完全失败，说明无论进行怎么样的局部改进，其效果是有限的，会受到宏观的制度天花板的盖压。
由此看来，男足的低投入，主要是受到宏观制度环境的影响，四十年来各种局部改进方案的无效，恰好说明局部改进方案的效果，最后会受到宏观背景的硬性规定和制约。过去四十年来男足咋搞都不行，恰好说明宏观制约微观，局部改进的努力，很难单独生效。四十年来，多少贤达为此前赴后继，最后都努力成空。
显然，如果宏观决定是第一位的，那么，男足从前没有行过，可以预见的未来，肯定还是不行。而要精英阶层自愿接受更差的投入产出比，完成整体性的改进，那个社会成本也是巨高无比，除非搞一场更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把精英阶层彻底给规训好，要不然怎么说他们都不会听的。今日，不仅男足不行，政界、学界和商界的头部精英，也一样都处于男足水平的呀。这个叫做“外围国家统治阶级的堕落性命题”，最初是毛教员总结提炼出来的。
既然大伙儿都光捞好处不干活，凭什么踢球的，就要额外努力？如果能够在赌球方面，趁机捞点，那个就更好了，对于毫无底线的精致利己主义者来说，有好处不捞，那不是白吃亏吗？
规训好精英阶层还有可能吗
要彻底规训好精英阶层，这个事儿，没有人能够保险。但是，过去的经验，革命越是成功和彻底，那些自居人上人的人，也就会老实一段，哪怕是装，也得装出“深入群众”“为人民服务”的样子来。当然，革命者自身和劳动者自己，还得提高斗争觉悟和水平，不仅仅是为了规训各路潜在的统治者，更主要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翻身，前一个努力——规训好精英阶层——是服务于自己的解放目标。所以，这个事儿特别值得努力，一次干不成那就下一次继续，就算是笨点，干着干着，也就“手熟”了，学徒工总会变成老师傅的。
一次干不好不要紧，总结经验教训，下次继续干，一次没有干成就不干，那才是不对的。所以，学习历史和总结经验就很重要了，这是为了在认识和实践的无限循环中间，每一次都能够进步到高一级的程度，站到前人的肩膀上去，从更高的起点出发。这个方面格外需要自己的努力和自主思考，尤其不能依靠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这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走出御用文人的解释套路，第二研习历史材料形成自己的独立认识，以帮助继往开来。
有人说，男足提振是一个技术活儿，扯到南泥湾没有用；恰好相反，南泥湾就是有用，是一种真正足以改天换地的变换——彻底改变精英阶层或者够不统治者对于投入产出比的看法，而且，南泥湾经验，本身就是候补统治者接受高投入低产出，从而实现自觉“农民工化”的过程。
一些人要当人上人就算了，还跟文革时期太子党一样，自居血统高贵，整天巴望着低投入高产出，毫无底线，这样的人格类型和处事风格，除非超人，啥事儿能够干成？所以，规训统治者，一定要整到他们自居低人，才会产生出足够的自觉，接受高投入低产出，那才能够稍微成点事儿。
懒惰球员及其整体性改进的可能性
球员年薪动辄数百万上千万，这就不是想象中的上等人，而是事实上的上等人了，要上等人付出高投入，守规则规矩，至少在当前中国是一个难题，北大张维迎林毅夫教授不可能做出那样选择，柳传志及其背后的后台也肯定不会那样选择的，这就是男足球员们做出自觉投入水平选择的“宏观背景”和一般社会条件。
所以，延安与重庆的对照，具有永久性的结构对照与认识价值。“重庆有官皆墨吏，延安无土不黄金。”在“有官皆墨吏”的情况下，就会“流行着”低投入的高产出的幻想，最后，哪怕在局部罗掘俱穷，也找不到自觉接受高投入的管理方法。几十年来招募到的好几代球员，都没有表现出起码的改进希望，幻想在体能测试都通不过的“低投入”水平下，提高足球水平，那个，恐怕连神仙都没招；有且仅有，在投入意愿高出某个门槛水平之上，才有可能找到技术性方法。
现在看起来，要适当提高球员的自觉投入意愿，在“外围统治阶级堕落性命题”还在起作用的前提下，各种得到尝试的局部改进方案，以前没有生效过，以后也难于指望，现实主义的态度是：真的可能只剩下整体改进方案了。
美国学者萨缪尔逊认为，东南亚的华人之所以经商成功，就是他们长期处于“受压迫的少数派”地位上，然后，就总是擘画着以自己的高投入，去竞争稀缺的成功机会，结果果然超出同侪；所以，自居人上人和“血统高贵”，梦想着低投入的高产出，是一种离成功机会最遥远的错误自况，对这个必须要“整熄火”。而且，这个问题的解决，似乎只有整体出路，不存在个体与局部改进，要不然，几十年来海内外多少贤达为提振男足，可谓罗掘俱穷，至今未能找到一个局部改进方法，也许，今天就可以大胆假设：让自居上等人的人，接受高投入和低产出，并不存在局部改进方法，只存在着一个整体的出路。
二〇二二年二月四日
【文/老田，红歌会网专栏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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