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政治理论，不谈任何现实问题。
《政治运动的经济基础》中分析过，一切社会运动，都需要物质基础。推论之一，财政的困窘，必然伴随政府行为的削减甚至瘫痪。
历史上，财政困难以后，增收节支（包括并不限于加税、印钞、越减福利和待遇、削减军费和治安费用、裁员、在基层利用乡贤、对边疆采取羁縻政策）是常用的政策。采取这些政策以后，对边疆地区控制力下降，官吏忠诚度下降，社会治安下降，都是常见的现象。
明朝就是样本，民国末期、美军撤退后的阿富汗政府也是一样。
秦汉时代，关中平原是夺取天下、文鼎中原的战略基地，关中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地形相对封闭，只要守住函谷关、潼关，进可攻，退可守。到唐代以后，东北平原逐渐开发出来，成了更大规模的关中。满清南下、解放战争，都是以东北为基地。日本甚至喊出了“放弃本土，满洲决战”的口号。在东北，绝不能搞羁縻制度，努尔哈赤就是羁縻的后果。
但是，明朝尤其是明朝末期糟糕的财政又没有办法不在东北搞羁縻。掩卷而叹息。
可支配财力下降，必然导致政府对官吏的控制力下降。一方面，高级官僚（比如《潜伏》中的戴笠）忙着聚敛财富，富可敌国，尾大不掉，心怀异志；一方面，大批低级官吏（比如《潜伏》中的盛乡）朝不保夕，忙着摸鱼，开辟第二职业；一方面，内控系统（比如《潜伏》中的李涯）没有足够的资源，既无力铲除内部尾大不掉的高级官吏，也无力禁止所有的低级官吏摸鱼。
明朝末期，也是一样，高级官僚忙着捞钱，随时准备投靠新的主子，低级官吏朝不保夕，一些被裁撤的低级官吏加入起义军，成为领袖人物。
官忙着充盈自己的腰包，吏忙着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执行上级指令自然成为次要任务。委员长要吴站长和盛乡抓共党分子，吴站长考虑的是思迪庞克小汽车和玉座金佛，盛乡考虑的是新来的这批情报能卖多少钱。
当退休以后的生活和吃饭都成为问题的时候，对内控部门来说，吴站长和盛乡这样的人抓不胜抓，何况抓人的李队长也需要吃饭。
最近的例子是阿富汗的傀儡政府。
阿富汗傀儡政府财政收入常年入不敷出，60%的财政收入来自国际援助。猜猜其中来自美国的有多少？来美国盟友的有多少？把来自美国及其盟友的国际援助砍掉，阿富汗政府不崩盘才怪。
为什么阿富汗傀儡政府会崩溃得如此迅速？为什么塔利班势如破竹？傀儡政府已经崩盘了。官僚拿不到工资，军人领不到军饷，塔利班那边搞缴枪就发钱，愿意为其服务就留任，傀儡政府自然瞬间土崩。
有读者评论，财政破，大明亡。
古今中外，财政破之后，哪个能幸免，灭亡的岂止大明？
元朝、民国、罗马、查理一世的英国、路易十六的法国、前几天的阿富汗傀儡政府，崩溃前夕，哪个不是财政破产？
历史往往描述英雄人物和宏大战争，却很少描述背后的看不见的政府财政。毕竟接近神灵的英雄人物和史诗级战争场面比枯燥的账本更吸引人。
只要财政能维持，就能调动物质资源，维持政府功能，对内安抚百姓，镇压反叛，对外抵御外侮。财政不能维持，那就一切到此为止了。
一些国家靠内债弥补财政收入不足，这样做的后果之一是不便加息，最终难免靠印钞或加税解决，难免走向恶性通货膨胀或大萧条，甚至引发内战。
查理一世为了筹划军费，镇压苏格兰人民起义，被迫于1640年恢复长期关闭的议会。议会同国王进行抗争，起草了《大抗议书》，抨击查理一世暴政，他们要求限制王权，取消国王的专卖权，监督国王和大臣的活动。查理一世拒绝接受《大抗议书》，最终和议会决裂。
然后就打起来了。
1789年5月5日，由于财政问题，路易十六在凡尔赛宫召开三级会议，国王希望在会议中讨论增税、限制新闻出版和民事刑法问题，并且下令不许讨论其他议题。而第三等级代表不同意增税，并且宣布增税非法。1789年6月17日第三等级代表宣布成立国民议会，国王无权否决国民议会的决议。于是路易十六关闭了国民议会，宣布它是非法的，其一切决议无效，命令三个等级的代表分别开会。
然后也打起来了。
加税是不能轻易加税的，尤其是大地主（资产阶级）拥有巨额财富，遍地饥民的时候。政权最虚弱的时候，民间富翁最强悍的时候，遍地饥民不缺炮灰的时候，加税不谨慎，后果很严重。
向底层加税，直接导致社会治安下降，遍地草寇，镇压成本上升。向顶层加税，后果更严重。
国家财力的枯竭并不意味着阶级财力的枯竭，恰恰相反，此时往往是统治阶级内部少数人拥有的相对财力达到顶峰时期。
“迎闯王，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那么闯王的军饷从哪里来？没错，就是从大官僚、大地主那里抢来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研究一下闯王从北京撤退的时候，带走了多少银两。
正因为这些人掌握巨大的财富，拥有强大的政治力量，所以才能富可敌国，拥有罢黜皇帝，甚至直接造反的实力——崇祯不是不知道谁有钱，只是他没法让他的团队出钱。他对自己的团队开刀，官僚们可能直接把他鸩杀，然后安排一位新皇帝上台，将领们则可能直接叛变。
路线决定人，人决定路线，团队的政策选择都有惯性。崇祯的团队无论是官僚还是将领，都来自大地主阶级，无法对大地主阶级开刀。以他的处境，他只能维持现状，看着大明朝一步步走向灭亡。
不过，相比身边的官僚，底层劳动者相对威胁比较小。毕竟有紫禁城围着，一般的贼寇威胁不到崇祯。再说，向底层加税，官僚们可以趁机捞一把，往往全力支持。所以，往往向底层劳动者加税。
印钞也是一样，官僚们可以趁机捞一把，底层则只能被动接受。
王莽的大泉、小泉、金错刀是价值符号的滥觞，强行规定某种法定货币为流通手段，这些法定货币的含金属量远远低于其流通价值。出现价值符号以后，增加货币发行也是解决财政危机的手段之一。
这种手段，王莽用过，元朝用过，蒋介石用过，古罗马用过，魏玛共和国也用过。因为必然引发通货膨胀 ，基本属于垂死挣扎。
所以，最终的结果，往往是加税和印钞相结合。
还有许多国家或政权靠外债支持财政，比如阿富汗傀儡政府，比如当年的军阀。
借外债就丧失政治独立性。既然手心向上，还不是金主说了算。美国有什么要求，阿富汗傀儡政府能不同意吗？列强有什么要求，军阀能不同意吗？信不信切断你的财政来源，马上让你回家当种地农民。
当然，财政破，也是结果而不是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中更深层次的积重难返的矛盾。
历史上，财富越集中，财政越枯竭。
统治阶级是一定会想方设法把税负转移到被统治阶级身上的。不能向顶层加税，只能向底层加税，加税越多，税基越枯竭，官僚们越能趁机发财。国家的税基不断萎缩，私人的财富不断增长。
最终，财政无法维持。
崇祯临终说，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任尔分戮朕尸勿伤我百姓一人。明朝的灭亡，在于财富的集中导致的财政崩溃，是大势所趋，是不可逆转的内因。当然，崇祯自己的骚操作也加速了这个过程，相当于催化剂。
权力不会出现真空，当原有的权威组织无法有效利用现有的资源的时候，就会有新的组织崛起，利用一切可以获取的物质资源，推动新的政治运动。物质也不会消灭，不能被旧政权利用的物质将被新组织利用，成为新的政治运动的经济基础。
这种替代过程之中，旧组织衰落和新组织崛起，往往互为因果。
在封建年代，这种新组织以更高的效率利用物质资源替代旧组织的行为，被称为改朝换代。在查理一世的英国和路易十六的法国，这种行为被称为资产阶级革命。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曾经被重点推荐。在托克维尔看来，大革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摧毁一些，第二个阶段是复原一切。
托克维尔观察的不错，法国大革命之前，资产阶级已经拥有了足够的财富，法国大革命摧毁了波旁王朝及封建贵族控制的上层建筑后，资产阶级掌握了经济基础和按照自己的意志建立上层建筑的权力，自然要恢复等级制度和大部分原有的经济基础。
打个比方，这就如同在封建社会的一场内乱，对农民来说，他们还是受压迫的，不过地主和皇帝的关系颠倒了。原先是皇帝控制地主们的生命和财富，经过大革命，现在是大地主们决定哪个太监为他们服务。对农民来讲，皇帝变成太监，其余一切照旧，空欢喜一场。
令托克维尔困惑的是，爆发法国大革命的时期，恰恰是法国历史上经济最发达的时期，也是文化最自由，法律最进步的时期。他忽视了，这也是资产阶级经济实力最强，社会权力最大，封建王朝经济实力最弱，社会权力动摇的时期。这种情况下，出现经济危机，民间不满情绪积聚，波旁王朝合法性受到质疑，统治阶级内部发生易主不是太正常的事情了吗？
资产阶级革命的后果之一，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扩张转移矛盾。
法国大革命并不能缓和法国国内底层民众生活的艰辛，要改善他们的生活，还需要拿破仑对外武装掠夺。
资产阶级革命的后果之二，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方式更文明。
现代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周期性破产，美国政府也经常因为预算问题濒临关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相当于资产阶级的服务外包。外包公司玩不下去，不代表购买服务的资本没钱。比如，底特律ST影响并不资产阶级调动物质资源维持统治的财力，华尔街认为没有必要向底特律注入财力而已。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比如美国州政府的破产更类似于外包公司与购买服务的资本直接讨价还价，最终达成妥协之前的过程。
从这个角度看，千年的世家，百年的王朝，也是如此。大明王朝虽然结束了，崇祯虽然自尽了，但是许多大地主在满清的时代继续掌握经济基础和社会权力，许多人在康熙以后的时代继续为满清服务，出将入相。
越说越远，到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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