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国人可谓进入了一个堪称生活方式危机的时代。
国人过去习以为常的“过日子”的方式和方法，变得不可维系。几乎每一个过日子的环节，都面临艰难选择。
过去，多子多福几乎是人们的信仰；而今，生不生，生几个，已经是个选择题。
过去，结婚是顺其自然的事，门当户对虽然“封建”，绝大多数人却将婚姻和家庭视作人生归宿；而今，要不要结婚，和谁结婚，已经是一个难题，农村“光棍”和城市大龄未婚女青年，共同构成了现代社会婚姻图像的重要一景。
过去，“养儿防老、多子多福”是老人们安度晚年的信条；而今，老年人空巢和“自养”是很多地方的普遍社会规则。
人们似乎不知道为何过日子，如何过日子。
“美好生活”是每一个人的追求。于是乎，哪怕是最底层的民众，也有中产生活的想象。
他们用极其有限的收入，甚至是通过自我剥削，加班加点的收入，去获取他们所认为的美好生活方式。
在城市拥有一套住房，有休闲和娱乐，有汽车等消耗品，让孩子受到好的教育，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满足现代社会关于美好生活的定义。
可是，人们很可能因此而失去那些难能可贵的生活价值。
天伦之乐已经被家庭资源的最大化利用所代替；消遣，以及对日子的慢慢品味，已经被消费主义，以及匆匆的，精准计算的时间利用所代替。
人们为了更美好的生活，不断地自我规训，不断地将家庭策略发挥到极致，哪怕这些生活方式本身在反噬生活的美好。
短短几年间，国人的生活方式变了个样，个人及其家庭的日常生活的活动方式，包括衣、食、住、行以及闲暇时间的利用等，逻辑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是乡土本色的。人们的生活方式建立在家庭本位上，在稳定的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基础之上，开展其劳动、消费和休闲方式。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城镇化进程在加速进行，人们的劳动、消费和休闲方式都发生了显著变化。
其显著特征是，个体主义在崛起，家庭已经不是生活方式展开的必须。
然而，非常有意思的是，很多人的美好生活的实现，恰恰是建立在家庭代际支持的基础之上。
过日子是一系列个人生命事件和家庭事件构成的连续体。
对于很多年轻人而言，人生事件的展开是过日子的主线；但对于上一代人来说，家庭事件才是过日子的主轴。
但年轻人在实践自己的中产生活时，父辈们正在辛辛苦苦为其准备好一切，而中产生活方式里，似乎是没有祖辈的位置的。
那些老年人，在传统意义上，归父辈孝顺和赡养；而在中产生活方式中，归国家和社会供养。
问题在于，三代人的生活方式很难兼顾。
理论上，只有过好日子，才能实现人生圆满，顺利实现家庭再生产。
家庭生命周期由生、老、病、死等大事件构成的，每一个事件都由特定的社会机制在支撑。
生育小孩，便意味着家族绵延和天伦之乐；结婚、造屋意味着家庭进入扩张期，也是人生的巅峰；而赡养老人，让其有好的归宿，是人生责任，也是社会继替的保障。
在家庭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总有人要做出牺牲。
人生理想和家庭圆满在任何一个生命事件中，都可能出现裂痕。当这些事件无法顺利延续时，生活方式危机就产生了。
今天，国家也以前所未有的积极姿态介入到私人生活领域，国家总是以某种方式安置和引导人们如何“过日子”。
只不过，一系列国家行动，如脱贫攻坚、人居环境治理和移风易俗，虽是为了创造美好生活，却潜在地提供了一套新的生活方式标准，让农民主动或被动的卷入了现代生活系统。
因新旧生活方式交替而产生的社会危机，值得重视。
原文发表于《南风窗》2021年第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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