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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锡良:不要借袁老去世制造撕裂!

2021-05-25 14:01:48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孙锡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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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借袁老去世制造撕裂!

  2021年5月22日,令人尊敬的袁隆平院士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起初,我不太相信是真的,消息被确认以后,感到非常地震惊与遗憾,一直感觉袁老身体很棒,这样的突然离开,根本就没有给我们一个情感适应期。

  这几天,整个湖南,整个中国,都沉浸在对袁老的追忆中,令人特别欣慰的是,我们的年轻人在改变,他们对科学家的信仰,他们对英雄的信仰,都是动情的,都是真切的,这种改变比物质进步来得重要得多。

  与此同时,极少数人,包括极个别网络大V,竟然公开侮辱袁老。这是不可接受的,从道德层面看,应该受到谴责,从法律角度看,应该被受到惩罚。

  这几天,著名教授饶毅的文章《饶毅:55年前袁隆平发表论文的意义》也很火,在微信公众号里已经是“10万+”了,实际数量远不止十万。在其它网站,阅读量也相当大。如果,他仅仅从科学层面分析杂交稻历史倒没有什么,关键问题是,他文首的侧重点和引导性不是科学本身,而是影射时代。主要有三个意思:一是暗指袁老当年因为搞杂交稻研究受到非正常对待;二是暗指袁老在“文革”中受到打击;三是暗指某期刊的停刊差点误了袁老的大事业。

  实话实说,我本人既反对普通人的极端思想,也反对精英层的有意误导,尤其是在这个特殊时刻,让明眼人一看就明白的误导是有害的,在好不容易取得较大共识的科学家身上制造撕裂是不明智的。看饶教授文章的人多集中在教育界和科研界,引起的思想撕裂也更为显著。在我的朋友圈中,就有人在转发文章时感叹:“袁老真不易啊!一边受迫害,一边搞出了杂交稻;那个时代差点毁了袁隆平;这篇文章的信息量真大啊!……”

  事实果真如此吗?

  建议大家不要人云亦云,希望大家在这件事情上保持理性探讨的态度。

  下面,我想从多个方面跟大家探讨一下有关杂交稻的问题。

  第一,不要把质疑简单地上升为政治斗争。

  不排除袁老当年在安江农校搞科研时受到了质疑,甚至可能出现了嘲讽的声音。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们以政治斗争的手段阻止袁老搞杂交稻研究。争议也好,嘲讽也罢,那都不算什么,不要说当时,就算是今天,稍微重大一点的国家级科研项目,不都在受到质疑吗?不光是质疑,部分项目还受到了质疑者的攻击。难道今天的环境也是政治斗争?饶教授自己不也是经常质疑其他科研工作者吗?难道你也包含科学之外的含义?

  第二,袁老真的因为反对毛主席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吗?

  我不知道饶教授手上有没有证据证明袁老在文革中被迫害过,从我了解的情况看,袁老的科研一直未真正间断过,至少没有被以“反对毛主席”而要求不允许搞科研。现在,包括饶和其他人在内,对当时农业部长1966年的一封信传得神乎其神,好像没有这封信,袁老就会被继续整下去,杂交水稻也就没办法搞了。

  这就非常无知了,1966年,文革刚开始,农业部长的一封信能够左右湖南的政治运动?不要说一个部长,就是元帅级人物或正国级人物的信也未必见效,真要是被定为批斗对象,部长是解决不了的。从1964年开始着手研究,到1967年被湖南省列为重点项目,袁老一直都在从事研究。

  我再跟大家讲点细节,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出版的书,在介绍每一件事的时候,几乎都要提到“四人帮的打击”和“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这两种说法。然而,在介绍水稻研究的记载从未提到这两个说法,《湖南省志.农业志——粮油作物篇》(送审稿)对湖南省自清朝末年到1985年的粮食发展做了全面介绍,尤其是重点介绍了杂交水稻的研究和推广历程(第72页至第130页),占全书的一半字数,没有一个字提到过杂交水稻研究受到冲击。恰恰相反,全书仅在一处提到文革,表述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全省基层单位推广矮杆早稻的积极性仍然很高”(见第72页)。

  第三,袁老不发论文,杂交稻研究就会中止吗?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告诉大家另一个历史真实,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以粮为纲”的时代,研究稻谷种子不只是科学家的事,是全国人民的事,当时,除了有大的研究院所,各县都有农科所,后来转设为科委,科学家搞研究,技术员也搞研究,每个地方都会印刷简单的科研通讯,定期汇报各地研究成果,除袁老之外,当时还有很多农业科学家在同步做研究,他们没有写什么论文被农业部长看见,但他们也都做出了非常重大的科研突破(稍后再议)。

  另外,当时的全国各地,除了研究杂交水稻之外,很多稻种的研究都在同步进行,决非只有杂交水稻的重要论文出现才可以在文革中被重视。我就以湖南省的水稻研究为例,在研究杂交稻的同时,湖南省还在研究万利灿、胜利灿、茶粘1号、南特号、农垦58、农虎6号、雷火粘、红脚旱、番子、白米冬粘、红米冬粘和油粘等品种,其中“矮脚南特”的最高产量曾达到800斤以上,湘矮9号的推广面积达到1000万亩以上,后来,它还与杂交水稻搭配季节播种。(见第65页到第72页)

  当时的年代,有好的研究,不一定要发论文,理论与生产相结合的过程中,好的研究也能脱颖而出,决非是今天这样的学术环境。

  第四,“南优2号”的转折点是什么?

  饶毅也好,网络文章也好,都把“南优2号”的成功时间记为1964年,这就非常搞笑了。

  “南优2号”是杂交稻成功的标志成果,那么,促成它成功的转折点是什么呢?

  《湖南省志·农业志——粮油作物篇》(送审稿)是这样描述的:1970年,袁隆平的助手李必湖在海南岛崖县发现了雄性不育野生稻植株(野败),为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奠定了基础。

  不过,这里要说明的是,即使是李必湖最早发现,但也离不开袁老的贡献,因为李是袁老的学生,又是袁老课题组的成员,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得益于袁老师的指导,最大的贡献者仍然是袁老。

  第五,“南优二号”的成功是不是集体努力的结果?

  我个人认为是集体努力的结果。这个“集体”既包括科学家集体,还包括农民集体,更包括国家体制上的集体主义。按《湖南省志.农业志——粮油作物篇》(送审稿)介绍:1972年,国家组织了21省市大协作,103个单位,300多科研技术人员,江西、福建、广西、广东等省是主力部队,江西的颜龙安先生率先培育出不育系珍籼97A,福建的谢华安率先培育出恢复系籼优63,这就为成功完成三系配套奠定了生产上的基础。

  除了科研人员协作,要大面积种植三系杂交稻谷,群众的贡献也是离不开的,1975年,光湖南一省就派出3.7万人赴海南种植杂交稻,共种植8.5万多亩种稻。

  这样的科研体制和推广体制,只有在国家组织下才能进行,如果放在今天,杂交稻可能不会问世,因此,我们就可以认为,杂交水稻是集体努力的成果。

  第六,“杂交水稻之父”归属值得争论吗?

  有人讲美国人最先搞杂交水稻研究,也有人说日本人比中国更早研究,认为“杂交水稻之父”应该属于他们。我不认同这个看法,他们搞得早,但他们都没有搞出来,袁老不但带头搞了,而且最终让它变成了大面积推广的优质稻种,这个“杂交水稻之父”就是袁老的,外国人没资格戴这顶帽子。

  谢老,颜老,李必湖,对杂交水稻的贡献也极大,但如果要溯其本源,我认为还是袁老的贡献更大,还是要树袁老为标杆。

  第七,中国的粮食安全只靠杂交稻来保证吗?

  这个说法,我本人是不太赞同的,既要谈科学家的个人贡献,也要谈杂交稻的种子贡献,但不宜过度夸大一个粮食品种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

  粮食不等于稻谷。中国南北方生活差异很大,南方人以大米为主,北方人以面食为主,整体上以大米为主的可能略占多数,但并不代表稻谷之外的粮食就不重要,各类作物种子的研究都凝结了无数科研人员的贡献,他们都是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环节,粮食安全决不只取决一两个科学家,也不只取决于某一两个品种。

  稻谷不等于杂交水稻。中国的稻种有很多,常规稻和杂交稻至今还是在并行发展,杂交稻占比还不及常规稻。越往后走,情况可能会发生更大变化,转基因稻或许将在更大范围内走上百姓的餐桌。

  中国的粮食安全已经不在量上,而在质上,这个“质”又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种子上面,转基因会不会是下一个主潮流?又会不会是下一个风险点?

  第八,尊重英雄的最好方式是什么?

  我个人认为,如果大家真心尊敬并信仰袁老,至少应该有两个态度:

  在讨论学术问题时,最好把思想集中在科学本身上面,不要习惯性含沙射影地批判自己不喜欢的人和不喜欢的年代。

  在讨论历史时,最好把重点放在引用历史原著上面,不要习惯性凭自己的臆想就推而广之,尤其是不要刻意引导读者搞政治撕裂。

  英雄已逝,未来不排除有很多新的争论,离开科学和事实,所有的争论都是私心作怪。

  袁老走了,中国为之恸,世界为之恸,九泉之下亦必为之恸。

  杂交稻只是中国粮食发展进程中的一个脚印,未来人的粮食安全还得靠一代代科学家不懈努力的创新,若求大成果,先求大团结。

  附言:

  吴孟超院士的离世与袁老的离世一样令人悲伤,他对中国人民的贡献足以感天动地,他的追悼会上,没有奏哀乐,奏的是国际歌,伟大人物离开之后还给人民留下一次伟大的声音,我不会忘记您!

  写于2021年5月24日星期一

       【作者/孙锡良,大学副教授,红歌会网专栏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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