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大事，名分未定，苦美久矣（美国自身却浑然不知，浑然不觉。战略家们知道点，但作另行解读和应对。这是极其危险的态势）。西落东升，亚洲复兴，中国领军，东盟跟进，而日本还在对赌：亚-欧-非大连洲这个最大的地球大陆板块，恢复其历史和本应成为，东方文明、神州中国、华夏文明共同体（含海外5千万侨胞），将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历史向来不会，也绝无可能性和必然性并生地出现简单地重复自己的过去。早在韩非子处的那个时代，他把中国大历史分为“竞于德，逐于智，较于力”这样三个大阶段；风胡子把遥古中国到他在的春秋时代的历史，划分为木、玉（石）、铜（金）、铁四大兵器时代；孔德把西方文明划分为形而上学、神学和实证科学三大历史阶段；马克思依据他所掌握的西欧史和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把西方文明的历史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五大社会发展历史阶段。
当下的社会历史方位和经纬，被众多的学者界定为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后现代化、全球化-后全球化、全球区域化等等。人们对现代性、现代化的认知，先是由对工业革命的既定开始，而霍布斯˙鲍姆提出了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的双元革命，或者又加上美国独立战争这样的三元革命。从亚当˙斯密、马克思到当代大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都把近-现代史锁定在五百年前的哥伦布航海地理大发现。而弗兰克则以其《白银资本》这部力作，同其他几位的世界文明历史大家，他们都特别专长于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之宏大叙事和大历史，却以其扎实地研究彻底颠覆了这些胜出与独特论的西方偏见与所谓定势。
从社会发展态势、历史分野与整合、国家与国际格局变动看，以及世界与人类在技术、文化、政治、生态乃至军事等方面的演变来洞观，从大经济、长时段、大历史角度加以把握，则我们所处的时代，正显示着三大历史进程转轨的交错合成：现代化-后现代化-超现代化之混合发生和交错演进。大体说来，整个的西方文明正从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游离出来，在经济-文化和部分政治与社会维度上，急速地向后现代化方向演进；以中国等发达的新型经济体和文化生态，也包括很少一部分的印度，则主要是在全面现代化的征程上奋进；至于中国和所谓东亚少数新兴经济体外，世界上的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局部的缓慢的半与少半现代化的形成之中；而西方发达国家中的一些前卫、前沿、尖端区域和部门，中国的一些领先占优的学者与思想家、战略家，则正在谋求和布局对超现代化的探索和推进。
当下全球的高科技战、基础设施攻坚战、原创理论与技术争夺战、人才和区域经济大战，高度集中在人工智能、航天与外太空、物联网、生命科学、高铁和新型基础设施、新材料、新基建等领域。其在本质上依然是现代化的博弈。其最大的特点是大科学、大技术、大工程、大产业同大经贸这样五位一体，统统集合在现代化的经济运作机制和进一步大推进之上。而美国从昔日日本和自身的产业空心化悲剧醒来，又开起了逆全球化-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美式二阶现代化历程。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并可追溯到老-小布什、奥巴马、克林顿等，想当年都说要当什么“教育总统”，也要重塑政府、变革美国社会，却最终都逃脱不了经济或经贸总统，就业和产业总统，并且都不是前瞻新型的经济，大体上是以某些新兴产业与部门领军和新增长点，重新装配旧有产业，不是补齐短板就是经济系统性升级与改造。
世界正步入极具危险和动荡的一个特别的历史新时期。美国因其丧失全球根本领导力、绝对掌控力和难以匹敌的压倒性优势，自己正逐步演变成全面性的深度恐慌、丧失自信的极度焦虑，以至于出现了歇斯底里的综合症候群。
中国看似相对从容不迫，时间在中国一边，但“行百里路半90”的根本警觉与清醒，伴之以从“我们把你们想得太好了”的噩梦中醒来后的时局和天下关切，从夫妻论、小两口吵架论、成长中的烦恼论、中美国论中渐渐地摆脱出来，并应对国际严峻形势、历史风险和世界大变局，也自然是在深深和真实的矛盾与挑战中，寻求突破和加大定力。这种自信与从容，在战略上藐视，同在战术上的重视和平衡国际关系与化解风险，尽管有对更大和更多的机遇和光明的前途与未来之期许，却也同样着实必须面对巨大的艰难困苦和前所未有的国际环境压力。
一、后现代化理论家们和当代的知识先知以及中外对照
后现代化理论在西方出了一大批大学者、大学问家、大思想家。后现代化核心概念与理论的创始人是法国享誉世界的哲学家、大学者利奥塔。他在《后现代状况》一书和其他系著述中，首创了后现代这一经典表述和综合性描画。尽管西方的现代化随着其工业革命和双元、三元革命早已就开启了，但现代化一词的出现却是美国上世纪五十年代才出现的。而利奥塔的后现代化概念，则比现代化概念完了不足二十年。
现代化是个比现代性更加狭窄的概念，而现代性又是对应古代性、古典性而言的，古代性尽而古典性同浪漫性等，又同现实性等一道推进，并最终折衷于理性主义，统辖于启蒙运动的开启，并由启蒙运动而追溯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上，由此而把西方近代思想史和文化社会史连成一体。如此的复盘大逻辑大体上构成了西方近代之文明复兴（事实上是其崛起），和在全球最终胜出的“西方胜利论”与“西方独特论”的初始思想前驱。而在其中演绎过程中最后形成的“欧洲中心主义”、“欧洲虚无主义”（白拉图一降）阴魂不散，尽管长期占优，但后现代主义兴起后，语音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以及独断论之形而上学乃至的本体论，和不论是一元、贰元或者二分法的思想体系，都不但在科学主义、工具理性、异化与物化下，最后被基本抛弃，而且被从认知论、知识论、价值论、真理论，更从世界观和艺术美学论、生命论等几乎所有领域被连根拔除。
因此，从思想、精神、文化、学术的源头上，和从社会、民族国家的历史潮流与流变上说，西方现代化，虽同其现代性认同，也自然是其古代性转轨，同其工业革命，甚至前工业革命的商业资本主义发展，殖民与海盗掠夺与打劫的近现代躁动，始终是处于一种交互作用协同发展和交叉演进的数百年历史进程中的。这样看来，利奥塔的后现代概念同现代化概念相差不足二十年这样的时间错位，仅仅是一种历史时间或历时性上的假象，其在逻辑时间和共时性的非时空境遇下，应该是有至少两、三百年，甚至近五百年的历史间隔。
这就不足为怪，在利奥塔之前与同时代，诸如德勒兹、福柯、德理达、鲍德利亚、勒维纳斯、布尔迪厄、巴塔耶、布尔迪厄、保罗˙曼（耶鲁学派代表人物）、克里斯蒂娃和一批女权主义和性学大学者，成为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思想与理论的奠基者和开创者。而作为这些思想家、理论家们的思想资源、先知之先知、原精神与学说的引领人、启蒙者、激发者，则在此之前，尼采、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等，又构成了其中的杰出代表。
德勒兹是位哲学史家出身但横空出世的哲学大理论家。其不但重构了斯宾诺莎、尼采，并同时彻底批判和解构了康德、黑格尔形上学，而且独创了“差异与复原”，欲望的生产两大后现代哲学体系。德勒兹也改造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解构和瓦解了阿尔杜塞、卢卡奇或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建构起了一座后尼采的西方非虚无主义、非理性、非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新型哲学。他以其块茎论的新知识或知识-思想学说，扫荡了西方传统的镜喻真理观-论，根系真理观-论，建构起了他自己独特的新型西方知识-真理隐喻哲学。其比维特根斯坦、波普尔、库恩、海德格尔、尼采，更远比康德、黑格尔，都走得远得多，比勒维纳斯更为宽泛甚至深刻，同德理达处于相同的解构广度和层级上，但德理达，由于其哲学史知识丰度、深度、广度，和知识-文学风格与取向（趋向）不同，而显示出不同于利奥塔的学术倾向与解构偏好。
福柯、德理达乃后现代理论和思想的两位巨匠。他们分别以各自的知识系谱学、知识考古学和道德和权力系谱学和结构主义之建构，和“延异”论的独创，而鹤立鸡群，独树一帜。前者以性、权力、语言为主要学术领域和战场；后者以本质论、本体论、中心主义、集权主义、秩序与结构为解构对象。
而布尔迪厄是则以其场域斗争论、四大资本论、力量分布斗争决定论等理论，而区别于现代化和后现代理论家们。布尔迪厄关于艺术因由其康德说之艺术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而超越政治、经济和社会界面，从而对艺术领域话语权的争夺战将是各阶级之间所进行的最为激烈的。福柯却主张因由真理统合知识，决定意识形态等的突出地位，而认定真理必将成为各个阶级和统治集团争夺的最大焦点和领域。
后现代化理论思想家或者先知，先知的先知们的思想倾向和他们的学术立基与核心主张，基本上都是反形而上学，反中心主义，反等级秩序，反结构主义或结构僵化与永恒的。他们本身并无此反思和思辩意识，他们实则是在复活赫拉克利特的流变说，亦即无物常在，一切皆变，万物永流。而他们的理论批判和解构锋芒是指向巴门尼德、柏拉图、康德、黑格尔，甚至斯宾诺莎的，批判靶子就是这些西方形而上学大师的静止、绝对、永恒的等级结构与世界或宇宙秩序存在。
后现代化、后现代主义并不是西方文明在精神、思想、文化、科夫学和知识、认知论上所发生的唯一的思潮或运动。同这一趋向相反地，主要在于复兴形而上学，重新认识和重构宗教精神，抛弃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两分法，借以复兴道德伦理纲常，追求德性，在钢铁或者火与剑，力与物化，颜色革命和物欲之下，寻找古代、古典、人类、文明、精神、社会、历史、自然的更深层，及其更进步、更合宜的人类依托，并创构和复兴伟大的形而上之之知识与智慧渴求古风，牢牢把握住大本大源的本体论，和在灵魂上追求以敬畏、信仰、皈依、无限性、永恒性、超越性等为核心的宗教存在，从而超越作为现代科学和技术俘虏或囚徒的当代之人，构成了另外一种后工业革命、后黄金时代，和后晚期资本主义的经济与知识脉动。这一序列和学科群群组的思想家、理论家、大学者，其队伍更加庞大，人数也更多。因为他们散布在包括现在的几乎所有知识学科群之中：宗教学、历史学、法学、伦理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性学、人类学、行政学等等领域大有人在。这个群体的西方文明体系中，数以百-千-万计。其中大家林立，蔚为壮观。他们中间当然有反马克思主义，拒绝马克思主义的，但应当承认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影响，接受了一些马克思的学理、方法论和他的思想与观点，并且在各自的学科中，自觉并绝大部分不自己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从西方文明的主体上说，他们基本上都是反列宁主义和拒绝斯大林模式的，像萨特和波伏瓦，像爱因斯坦和毕加索，英国的费边夫妻，美国的德鲁兹、杰克伦敦、海明威、马克吐温等一批社会名流、大学者和思想家、文学家，若他们那样同情甚或认同社会主义的只是少数。但这不等于他们对资本主义弊端的批评，和从原理上同情和认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不复存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冷战西方战略，特别是其洗脑作用，尤其是其把斯大林同希特勒和纳粹主义相捆绑，把对毛泽东新中国的妖魔化，作为颜色革命的突破口，尽管对中国没有得手，但对苏联、东欧和全世界的洗脑，危害无疑是巨大的。这把双刃剑，正由于西方自08年全球金融海啸以降的世界世纪性甚至终结性的大危机的现实逼进，并借助于全球抗疫、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的中国方式之亮眼的表现，同西方甚至整个世界的鲜明对照，而逐渐变成了对西方文明的反噬。
从美国网络舆情和白宫、美国国务院操控的多元化，甚至完全逆向的大众批判看，再回溯到特朗普般班底被赶下台及其虚假信息、谎言，加上宣传与煽动的彻底无效，显示出了西方人民和公众的政治成熟，他们的现实主义理性的回归。
就如同中国当下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经济与管理、法律与规范研究等一样，自然主要是处于追赶和逐步局部赶超的，当下中国尚未形成可以同上述西方的学术大师们相抗衡的学术群体。这恐怕是钱学森当年发问——毛主席要我们创新，我们做到了吗？我们培养出领军人物来了吗——根本担心之核心指向。能够以其代表作跻身于当代世界上述重量级学者群体的，在中国当下，可能只是如下的这些凤毛麟角的学术代表人物和著述：吴晓灵的《形而上学的衰落》，王璐、柳欣的《马克思经济学和和一般均衡理论》、姜光辉六卷本的《中国经学思想史》、赵靖领衔的北大教授团队搞出来的五卷本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四大部鸿篇巨制的《西方美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商原李刚的《道治与自由》、任继愈的研究团队主编的多卷《中国哲学发展史》、冯友兰的多卷本《中国哲学史》、厉以宁的《罗马-拜占庭经济史》（上下册）、汪晖四卷本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沈善洪、王凤贤三卷本的《中国伦理思想史》、唐君毅大部头的《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张立文的船山学研究、罗必良的《制度经济学》、陈宝森的《美国经济与清政府政策》、谭伟东的《超现代经济学》、杨永华的《发展经济学流派研究》、孙中原的《中国逻辑研究》、张文木的多部论文集呈现出来的地缘政治与大部分战略研究、刘小枫的代表作等。
同西方上述的当代大学者和知识先知们的基本上是著作等身，以数以百计千计万计的情形相对照，中国当下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无疑还具有巨大的显著的，甚至是代级与量级的差别。没有数以千计万计的世界一流、超一流的大学者的出现，中国的世界话语权、学术领导力、文明与规则的掌控权，从而金融与财富把握的决定性权力——致金权，都是不可想象的。
二、五千年未遇的历史大反转和时代-世界大变局
马克思、恩格斯一九四八年发表他们的《共产党宣言》，并在其后的众多著述中，都或明或暗地涉及到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人的问题。列宁的《星期六义务劳动》中更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新人问题。尼采生于1844一年，死于1890年，他的后现代理论中，如何把末人改造成超人成为根本性的问题。毛泽东的“人人都需要改造，工人阶级也需要改造”的一贯主张，新中国在主客观世界的改造过程中，在“善于砸碎一个旧世界，更善于创造一个新世界”的同时，改造和创造出自己的社会主义新人，并同其对皇帝、战犯、妓女等的伟大改造，构成了人类时上的千古绝唱。
马克思没有明确表述过，但他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表明了他的一贯的“劳动创造人”，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人们的一切的思想，对产生和创造新人应是题中应有之意。列宁则明确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只能是在吸收人类文明的全部精华的基础上，方能创造出来。他的教育-文化革命的思想是一贯的、深刻的。毛泽东的教育革命、思想革命、灵魂革命、知识革命、文化革命，则更是宏大无比，继承了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经典传承，并对其加以推陈出新出新。
中国远古、上古史，显示出中华文明源头上，大同之世为世界任何其他文明所未曾载入、记忆、传承，并成为中国尧舜-桀纣母体文化的光辉灿烂和伟大的一面。世界其它历史与文明，则只能在其神话、传说、宗教教教义中，靠光明与黑暗，神鬼妖魔或神话人物，例如印度在其史诗《摩诃婆罗多》、波斯教义中的阿胡拉马兹达及其对立面，或者在希腊神话、罗马神话中的正反对峙，而借助于文学而无史的想象加工，来传播其中的价值取向和伦理预设，而根本缺失真实的历史支撑。
在中外大历史的上万年，甚至更长久的文明历史传承之下，到了当代的时间节点之上，出现了共产主义复兴与回归——一种升级换代的中华古文明的新型伟大制度与文明的再现。这无疑是五千年乃至上万年之未有的真正历史大变局之前夜，是人类不是一般性的百年新世纪，而是千秋万代的伟大新纪元和胜利的文明曙光。
中国“三代之治”（夏商周）至距今，从夏算起，已经是四千年有余。中国的炎帝-神农与黄帝之“垂拱而治”，距今是七八千年余年之间。三代之治以降的阶级压迫与剥削，少数人的阶级统治，在奴隶-国民暴动，更在农民数以千计的大起义、大造反之多次改朝换代的历史大轮回之下，除了周期律伊始的缓和阶级矛盾，改善阶级对立关系而外，阶级专政和少数人统治，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甚至军事占领与强制地统治人民这样的阶级专政基本格局，私有化、私有制的基本产权格局甚至超经济剥削关系，始终未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而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欧洲革命，到列宁、斯大林的十月革命与苏东社会主义集团诞生，到孙中山至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至今，都面临着上述这样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和帝国主义统治颠覆的新时代。这个历史大变局是五千年，上万年一遇的根本性的历史大变革。
而毛主席、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并领导和协手中国人民所面临的这个历史大变局，又远比上述的这个宏大历史变局，要复杂得多：
第一毛主席、共产党首先面临的是近代中国的绝对与相对的沉沦。这是中国向来对外地入侵可从容化解，借和亲、朝贡体系、文化圈同化，和任何手段，总可以最终重新占优和胜出的所谓李鸿章口中的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完全不同的。
这个大变局变更的前提条件，就是中国的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彻底结束半殖民地半封建，以至于东方资本主义似的新社会，也就是颠覆为官僚买办和帝国主义统治的旧中国、旧社会、旧体制、旧文化。通过新旧民主主义革命，靠兵民伟力和人民战争，靠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大法宝，靠十大军事原则，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根本宗旨，靠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靠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所关涉的微观、中观、宏观的一系列的毛泽东似的伟大创新、独特建构和杰出规范，而彻底地完成了这一历史大变局的根本性破局和奠基。
并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和其后，迅速地机智地全面地进军，与此同时凭借社会系统工程化地完成了东西南北方向所有的少数民族地区的驻军、和平改组、重建和纳入神州中国的一体化进程。而紧接着是靠抗美援朝的“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并在抗美援越和支持第三世界的反霸斗争中，彰显了新中国的世界领导力，牢牢地占领了世界与人类道义制高点，迫使美国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放弃一切围堵、封锁、扼杀新中国的政策，实现了“小球推动大球”，一举彻底打开中美、中日、中西的大门，完成了新中国的上述域外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根本性的破解。
第二毛主席、共产党面临的与上述大变局相关联，但形势更加严峻和险恶的中国国民财富、经济能力和物质条件的决定低下，处于历史最低谷，有被开除球籍，亡国灭种的危险。
而这个危局的历史考验不但在于其同时还要在准战争的环境下，实现国民经济在完全代差性落后条件的历史大转折，而且在绝对无可能依赖殖民，哪怕是对外广泛的从容的经贸往来，几近全无外资和技术援助的情况下，完成这样的经济大反转。
毛泽东以其天才的大经济的妙算，靠着一边倒的明智的历史性站队与选择，靠着他独具个性的国际领导力、谈判力、外交风云的导控力和战机捕捉力，硬是不但获得了斯大林三亿美元的低息贷款，而且获得了156个大项目的外援，并重新签订了“又好看又好吃”的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
第三毛主席、共产党应对和导控这个世界经济史上决然无解、不可能的大危局时，并未简单地停留在一般性的工业化、国民经济产业部门现代化上——近代西方经济学理，城市化和科教文卫革命模型上，而是在抗美援朝时，在国内外稍纵即逝的政治良机和举国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之下，把三反五反，同土改也就是把土地这个中国几千年的贫困根子，社会革命与造反根子，新中国经济起飞的根本性的制度、文化与社会的拦路虎，给彻底地解决了。
毛主席、共产党又抓住了历史上少有的战机，以远远低于苏联的七百万富农的消失，农业长期徘徊未能达到一九一三年水平的微不足道的政治代价，在一举解决了土地问题后，又依靠合作社、人民公社，迅速完成了农业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性推进。张文茂对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乡镇企业和毛泽东农村经济布局的研究，显示出中国农业现代化，农业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布局，人民公社城乡经济多元多步伟大设想的无尽的原创性和科学性。
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从没收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完成国有化-国营经济和新经济体系建设，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实现新中国的产业革命，工业化大推进，则更显示出了新中国远远高于日本、德国的工业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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