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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从冯天瑜教授的爆红史剖析他的学术方法——借此展望一下低成本实现思想解放的路径

2021-01-10 11:33:27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老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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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前几天,有人在微群转发武大名教授冯天瑜元旦所写狠批《大秦赋》的文章,说此类作品有害于世道人心;同时,透过回溯历史,冯教授发现秦始皇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人,他完成的国家统一也没有太多正面作用,至今尚有负面作用阻碍国家的现代转型。为此,他寄语那些妄人,赶紧跟他对表,在政治上跟冯教授保持一致——“劝君少颂秦始皇,民治定比君治强。”

  老田怀着极大的兴趣,粗略地概览了冯天瑜教授近50年的学术生涯文字,偶然发现冯教授对于反对“开历史倒车”格外有感觉,在冯天瑜教授看来,孔夫子、邓小平乃至于今日的影视剧作品,都严重存在着“开历史倒车”这个共同的致命问题;而在行文和驳论特色上,冯教授极为注重搭建道义地位去俯视对手,总是能够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居高临下地抨击坏人;冯教授文风犀利,刀刀见血,不事躲闪而直接追问“居心何在”——这就能够从源头和动机上彻底算尽和锁死对手,使其无所逃避而从容批倒批臭之。下文是摘录冯教授元旦文章中间的要点:

  “继《英雄》之后,一批颂秦的长卷电视剧接踵而至,观众应接不暇。时下,央视更汇集一线演员,推出七十八集巨制《大秦赋》,高调赞颂秦始皇,将《史记》等史书,《过秦论》等策论,《阿房宮》等文赋,《孟姜女哭长城》等民间故事所定格的那位绝世暴君、中国历史上的空前大屠夫、百家争鸣的断送者,抬举到政治高峰、道德圣殿;‘天下苦秦久矣’一变而为‘天下盼秦若久旱望云霓’,这更是史界、文界的空前创举。”“此类史剧,从……社会批判的传统上大开倒车,沦为宣扬专制君主独裁的御用品,对今人心智毒害匪浅。”“遍览史籍,兼涉考古发掘材料,可以发现秦王虽讲过‘黔首安宁,不用兵革’一类漂亮话,但他‘扫六合,一天下’,非为其他,全然为了做天下共主——超越周天子那样分权的宗法封建共主,而是掌握全部军政财文大权的专制集权共主。”“为达此目的,可以利用一切、也可以破坏一切。秦王称帝前后的实践,是一部奴役七国臣民的血腥历史。”“观诸全部史籍,不见秦王东出解民于倒悬的任何实例,而所见只有尸骨遍野、城垣尽毁。”“而《大秦赋》反道而行,竟扭曲历史实情,为秦廷君臣涂脂抹粉,给暴虐、狡诈的秦政乔装打扮,为一部鲜血淋漓的绞肉机披挂粉色锦缎,真不知是何用心。”“肯定秦制的统一措施诸如合六国文字于秦篆,统一度量衡,废封建、立郡县等等,此类秦制的历史贡献不可低估。这是秦王运用“恶”的杠杆启动的历史进步,应予肯定。然而,秦代确立的专制君主集权政治传延两千年并不断强化,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柄庞大的双刃剑,积极作用、消极作用皆不可低估。在近古以至近代,消极作用日益昭彰,君主专制集权成为阻碍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的重大惰因。”“在冷兵器时代,完成大一统的往往是握有强力的后进人群。史上多次发生后进文明一统天下,其对先进文明的破坏,罄竹难书。……较之魏赵齐楚,秦是落后文明,秦灭六国,在某种程度上是野蛮战胜文明,破坏性极大,汉初贾谊、晁错等人雄文生动展现了秦统过程中对繁荣的六国经济文化的毁灭性破坏。”“至于中国文明现代转型比西欧、日本较为困难,也与‘百代皆行秦政法’有关。”(2021年元旦,冯天瑜识于武昌珞珈山,本文转载自公众号“论衡”:《“史剧”与“史观”》)

  读完老田摘录的冯教授文章要点,是不是正义满满,义愤足足?奇葩的倒是,冯教授以秦始皇追求“诸侯共主”地位的个人意志立论,详列为此目标带来的战争、屠戮和文化毁坏结果,似乎,坏人的一己私欲推动了历史的内卷路径,在计算完达成此不义目标的损益比之后,更加深化了教授推荐的主题思想。不过,在此不免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历史演进怎么就成了秦始皇基于私人目标的“个体自由选择”?中国历史难道不存在着各种“历史合力”起作用,还是说,各种历史合力均无法对抗秦始皇的一己之私?那么强大的秦始皇到底是人还是神呀?

  为了更好地控诉坏人和坏思想,冯教授额外列举了长平之战坑杀降卒四十万、横征暴敛建设阿房宫,这固然有助于突出坏人的坏表现,但是根据1990年代的考古发掘所见——那已经较为充分地降低了流传文献的可信度了,也支持了更靠谱的史实估价,冯教授作为史学领域的名教授,竟然对此完全无知,就有点迹近于“硬伤”了。显然,这篇元旦新作是一篇急就章,所以,行文未加精雕细琢,充分搜集证据也来不及,由此,名教授的写作特色及其治学方法论的曝光度就相应较高,我们在阅读中间能够更为方便地把握到。

  冯教授治学特色主要有:以诛心之论开始(统一战争是秦始皇主观上追求共主地位带来的),以成本批判法展开(战争的杀戮和损害),然后还对人们公认的正面贡献做一点负面排列(大一统负面后果多多),这么“三板斧”下来,就能够像差评秦始皇那样评价一切人和一切事了。而“硬伤”虽为治学之大忌,但是,为着深化主题同时节约材料搜集成本,冯教授似乎也不太避忌,所谓“不拘一格用材料”是也。不过这么一来,三板斧斧斧相连,固然攻击力十足,诸方面之间配合也严丝合缝,就难免会让人产生新的疑问:冯教授说历史比编故事还完满,这到底是在做文学铺陈还是学术研究?难不成真的要去印证美国学者怀特所言:历史就是说书!

  学习到这里,忽然发现,以冯教授之大才和脱俗方法,肯定能够批判一切人和一切事,而不仅仅限于秦始皇个人和秦王朝个例。

  网络搜索发现:冯教授果然曾经用相同的方法论彻底批倒批臭过孔夫子。

  时代背景对历史研究确实很重要,但象冯教授那样完全甩开,看来也不乏好处,起码这样在治学之时就解除了最主要的羁襻,可以多快好省地出学术成果。

  二

  孔夫子说过“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想要瞒都不容易瞒得住,冯教授成名既久,又横跨文革到改革的历史转折,还有很多其他的出色表现,足堪相互印证。

  据湖北大学(前武汉师院)的老师们回忆:1976年中发4号文件传达之后,在全校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在这份文件中间毛教员夸奖该校青年教师冯天瑜,说他的文章比解放前就具有权威地位的名教授冯友兰还要写得好,全校交口称誉“小冯压到了老冯”。这段引起轰动的文字是:“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况,可以读冯友兰的《论孔丘》,冯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的比冯友兰的好。”(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卷,P490)

  一般不了解历史背景的年轻人,大概以为冯天瑜能够在1970年代爆红,肯定是支持文革的造反派,至少也是其政治共情者了。但据老田所知,冯天瑜得到校方领导培养和大力支持,有机会深入各校调查教育革命状况的时期,正好是武汉造反派“倒血霉”的时期;依据2020年春天新出版的《武汉文革纪实》(由多位文革亲历者集体写成)一书披露,武汉造反派(或者文革的基层支持力量)开始倒霉,从1968年冬天就开始了,各学校在67-68年成立的、有造反派参加的革委会,近乎全部被推翻和改组,作为革委会成员的前造反派头头和骨干,多在“两清一批”运动中间被打成“北决扬”或者“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拘押在各级各类的“五不准学习班”中间;而在此期间得到重视和提拔的人士,往往在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分子过程中间,具有重大立功表现,最低限度也是立场足够稳且与造反派距离足够远,才会因此得到领导层的信任和培养。不过,老田没有调查过冯天瑜教授在相关问题上的表现,也就丧失对此方面的发言权了,但是,依然值得指出的是:冯天瑜第一次得势爆红与(文革新生力量)造反派“倒血霉”是一个共时性事件。

  看起来,冯教授之大才,昨日能够彻底批倒批臭孔夫子,今日也能够彻底批倒批臭秦始皇,甚至,似乎还能够站在实质上反对文革且取媚当权派的立场上,去狠批走资派而走红。这一份精明和本事,只有东食西宿玩得溜的某作协主席,堪与差相仿佛了。

  该文为冯天瑜在华中师范学院的演讲整理稿,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76年第2期

  一个人因其作品得到毛教员的夸奖,这个充其量揭示出其文字功夫,但冯天瑜教授的聪明能干,尚不止如此,他借着毛教员夸奖的东风,向姚文元主编的《红旗》杂志投稿,然后迅速在1976年第3期刊出。可不要认为这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姚文元这些编辑人员毛病不少,偏见多多,对发表署名文章是极其“手紧”的,冯天瑜能够成功发表文章,揭示出他具有极高的借势经营才能。老田仔细查阅了1968-1976年的《红旗》杂志(访问朱永嘉得知:姚是从1968年夏天开始接手红旗编辑工作的),大量的文章要么是官方政论文,或是一线工农业生产的领导经验或者工农兵来稿,其中昔阳县大寨大队发文排名第一(平均每年约2篇);要不就是各类写作组供稿。象冯天瑜这种个人署名的稿件,不是没有,但是极少极少就是了;很显然,冯天瑜特别善于经营和利用时势,偏见多多的姚文元等人,也不得不对其写个服字。

  左图:1976年6月18日《光明日报》头版发表专访文章,报道了冯天瑜的大批判业绩;

  右图:1976年《红旗》杂志第3期刊发的冯天瑜署名文章

  三

  一个人要真个思想解放,走出膜拜权威的思想牢笼,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要读完权威们海量的文章,得出自己的独立见解,就不是一件小事,譬如冯教授本人的发文量就很大——在社科文献中心检索到292篇文章(包括联名);更何况对于这些权威,众口称善,要不带框框突入其思想深处看到别样风景,也堪称难题。

  新制度经济学巨擘诺斯很看重“路径依赖”——说起点上的状况如何,会严重影响和制约后来的演化路径,证之以冯教授漫长的治学生涯,真个若合符节。这个判断,还有着强大的心理学证据——说是一个人在其成功的起点上得到过高强度的心理报酬或激励,然后就会无意识中间在旧路上耕耘不休。1970年代冯教授在其爆红之初,就曾经确立起狠批“开历史倒车”的问题意识,近五十年后,他还在继续不知疲倦地经营着同一个主题,由此可见,最心爱的“传家宝”永远都不会丢弃。

  颇为幸运的是,我们生长在中国,中国在过去的七十年内又出现了两次一百八十度转弯,各路权威们尤其是老资格者,在不同“时势”下都充分地表现过自己,我们就此获得了一个“势差读书法”——观察一个权威在不同时势下的说法有何不同——这样就能够得到一些人表演“辰时卖矛、酉时卖盾”的对照,从这里,我们只需要用较少的时间和投入,就能够获得对权威更深入理解。

  更有甚者,一大批权威们在1980年代就公开说过,他从前写过的文章统统都是废话,声明作废,此后他们要改弦更张了。这样,我们就可以用较少的投入,实现真正的思想解放——从权威们的各种定论中间走出来。而冯天瑜教授所作的对照性极强的努力,正好可以帮到那些渴望挣脱思想束缚的人们。如果时势发展足够快,说不定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还可以等到下一次一大批权威再次出来说——他们过去写的文章再次声明都给作废了。

  二〇二一年一月六日

  附录:

《理论战线上的新兵》

  (载《光明日报》1976年6月18日第一版,该文还被《广州日报》等多家报纸转载)

  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人们传阅着一本批孔的新书——《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广大工农兵读者认为,这本书对当前深入批邓、继续批孔很有帮助。

  作者冯天瑜是武汉市教师进修学院的一位青年教师,三十四岁。他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一名理论战线上的新兵。冯天瑜是怎样走上理论战线的呢?

  “春雷激荡,催我走上战场”

  每当谈到自己的成长过程时,冯天瑜总是说:“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我引上批修批孔的道路。阵阵春雷激荡,催我走上战场!”

  十年前,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号。全党和全国人民高举革命批判的大旗,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了革命大批判。“对反动派造反有理”!二十四岁的冯天瑜也奋起参加席卷全国的群众运动,投入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战斗。

  气势磅礴的革命大批判怒涛,冲垮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和他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又一次把孔丘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猛烈地冲刷着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改变着我国整个社会的面貌。从这样的“天地翻覆”中,冯天瑜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旧世界的威力,懂得了“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的深刻含意。他决心做一名批判旧世界的战士。

  一九七○年,党组织分配他到武汉市教育局革命大批判组工作。冯天瑜情不自禁地回忆起一九六五年。那时,他被派到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了一年,受到毛主席教育思想光辉的照耀,开始感到旧教育制度很成问题。为了彻底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宣传贯彻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冯天瑜和教育局大批判组的同志一道,深入到全市许多中学进行调查研究。他广泛地接触了进驻各中学的工宣队、贫宣队,并且和许多学生家长座谈。广大工农兵群众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的旧学校,实际上是用孔孟之道、一切剥削阶级思想,专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今天,我们工农兵在党的领导下,掌握教育大权,就要彻底砸碎这些精神枷锁,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好学校这块阵地。从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中,冯天瑜触目惊心地看到了教育战线上两个阶级的尖锐对立和斗争。刘少奇一伙为封、资、修反动文化大吹大擂,叫嚷“要放手让人家读书”,“读孔夫子的书”,“化腐朽为神奇”等等,在文科教材里塞满了孔孟之道和黑《修养》之类的大毒草。正是孔丘教育思想,成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重要精神支柱。一九七一年八月,冯天瑜写出《摧毁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重要精神支柱》一文,开始了对孔孟之道的批判。

  批林整风运动中,冯天瑜和同志们一起剖析叛徒、卖国贼林彪的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和一系列修正主义谬论,发现林彪鼓吹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就是孔孟的那一套“内省”、“自讼”的闭门修养经;林彪贩卖的“不成功便成仁”的精神鸦片,也是从孔丘那个“杀身成仁”的破烂堆里捡来的破烂;林彪诬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和孔丘咒骂要求“学稼”、“学圃”的学生是“小人”,完全同出一辙。冯天瑜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党内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尽管反革命表演有所不同,他们都是搞复辟、搞倒退的孔孟之徒。革命人民要反复辟,反倒退,就必须“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刨一下”(《鲁迅书简》第七八七页)。

  此时此刻,冯天瑜的胸中燃起了一团火。他想,清算孔丘教育思想,不仅是批孔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的一项战略任务。他下定决心写《孔丘教育思想批判》,不批倒“大圣人”,誓不罢休!

  “深入虎穴,是为了打老虎”

  一九七三年春,正当冯天瑜拿起笔来向孔丘教育思想宣战的时候,他光荣地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员“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毛主席的教导激励着他排除万难,投入战斗。

  冯天瑜原先是学生物学的,对中国古代历史了解得不多,不太清楚孔丘的具体情况;又不是专业理论工作者,只是业余研究孔丘其人,可想而知,困难是不小的。每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武汉教师进修学院党委和周围的同志们,及时给予了热情支持和鼓励。这样,在每天挤出的有限时间里,他坚持不懈地主攻了记载孔丘大量言行的《论语》,钻研了《论语》的主要注释,查看了历代主要的尊孔言论和文化、批孔言论,还读了有关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以及哲学史的著作,重点研究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先后翻阅了数百万字的资料。

  他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但深入虎穴,还要警惕被‘老虎’吃掉。”在批孔的征途上,要警惕上尊孔观点的当。最初,他自己就曾经对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宣扬的所谓孔丘的教育方法和治学方法具有“唯物”、“辩证”、“合理”的因素等谬论分辨不清,也觉得孔丘的教育思想固然反动,孔丘的教育方法还有某些“可取”之处。后来,他运用毛主席教导的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解剖孔丘的反动思想体系,才逐渐弄清楚一定的教育方法总是从属于一定的教育方针,并为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孔丘的政治观点是反动的,哲学体系是唯心的;从这样的思想政治路线出发派生出来的教育方法和治学方法,也必然是唯心的、反动的,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合理因素。

  冯天瑜吸取了经验教训,对这个问题的批判格外下力。他研究了孔丘教育方法所包含的政治内容,揭露在这些方法后面所掩盖着的阶级实质,一针见血地指出:孔丘的“举一反三”,是注入奴隶主阶级政治观念的类推教学法;孔丘的“因材施教”,是为没落奴隶主阶级选“优”拔“尖”的措施;孔丘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是唯心主义的修身养性法;孔丘的“不耻下问”,是企图到流落在民间的“逸民”那里寻找“先王之道”。

  由于他怀着恨“老虎”的心情深入虎穴,敢于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所以打起“老虎”来,才能置其于死地,不仅深入地批判了孔丘,驳斥了资产阶级尊孔观点,而且戳穿了刘少奇、林彪一伙党内走资派的画皮,深挖了他们反动思想的“祖坟”,看清了他们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极右实质。

  “武器要精,才能击中要害”

  冯天瑜批判孔丘教育思想的过程,也是他“从战争学习战争”,不断攀登理论高峰的过程。

  在写《孔丘教育思想批判》一书的前前后后,他读了许多马列的书和《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努力掌握精锐锋利的理论武器。他说:“武器要精,才能所向披靡,击中敌人要害。”

  批“学而优则仕”这个反动观点时,冯天瑜曾经认为孔丘鼓吹“学而优则仕”,是为了让门徒升官发财。后来,他分析了刘少奇、林彪为什么鼓吹“读书做官”,觉得这种批判还不够有力,便深入研究孔丘的言行。这一深入,许多矛盾现象就暴露出来了。例如,孔丘对学生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可见,孔丘并非要弟子们见官就做。孔丘还说,当官要按“周道”行事,如果统治者不采纳,宁可弃官不做。可是有时候,他又要学生到那些他认为“无道”的新兴封建主那里去当官。这些矛盾现象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冯天瑜学习和运用毛主席的光辉著作《矛盾论》。他从已暴露出的矛盾各方面,去研究矛盾在其总体上、在其相互联结上的本质。经过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周密思考,才得出进一步的结论:孔丘要学生或出来做官、或隐居潜伏、或弃官不做、或充当内奸,不仅仅是为了学生个人升官发财,而是从整个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出发,要培养一批精通周礼、坚守反动立场、决心开历史倒车的反革命官僚,去窥测方向,以求恢复奴隶主阶级正在失去的“天堂”。

  冯天瑜就是这样努力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探讨问题,发现矛盾,解决矛盾。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解剖刀,在已有的批孔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戳穿了“孔子首创私学”的谎言,论证了“私学”并非孔丘首创,而且尖锐地指出孔丘办私学是为了“举逸民”,以便挽救“先王之教”的衰亡,是倒退复古的罪行;进一步驳斥了所谓“有教无类”是“不分贵贱”和“打破阶级界限”的资产阶级观点,揭露了孔丘是为了“治民”而“教民”,和用教育对人民进行思想奴役,根本不是“造福人民”,而是杀人不见血的屠刀。这就深刻有力地揭露和批判了孔丘办教育的反动政治目的,把所谓“至圣先师”、“人民教育家”等桂冠砸得粉碎,使孔丘现出了“克己复礼”祖师爷的原形。

  冯天瑜不仅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而且积极地走毛主席指引的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从火热的群众斗争中不断吸取丰富的政治营养。一九七三年八月,写完《孔丘教育思想批判》的初稿。这个初稿,坚持了批修批孔的大方向,但是还没有写儒法斗争。伟大的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全国城乡掀起了研究、宣讲儒法斗争史的热潮,冯天瑜也积极地到工厂参加评法批儒活动。“千秋功罪谁人评说?我们,我们工人阶级!”工人理论队伍说到做到,不仅重新恢复了奴隶们创造历史的本来面目,而且把被历代反动派颠倒了的儒法斗争史也颠倒了过来。广大工农兵群众的革命精神,以及他们的许多文章和发言,使冯天瑜深受教育和启发。他更加坚定了拜工农为师的决心和信心,也感到初稿没有写儒法斗争是个很大的不足。于是,他集中群众的智慧,从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重新改写了《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深有体会地说:“若是没有亿万工农兵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伟大实践,就不可能解决这个根本问题。”

  “不断革命,坚持长期作战”

  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冯天瑜又奋起揭露、批判袭用孔丘老谱的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在深入批修,继续批孔的道路上迈开了新的步伐。

  去年九月,冯天瑜和武汉市第六中学的师生一起,到大别山区麻城县开门办学。这时,邓小平刮起的右倾翻案风也吹到了这里。他一听到教育界的种种奇谈怪论,就感到风向不对。在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鼓舞下,他和师生们一起坚持用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深入到贫下中农之中,开展评《水浒》、批宋江、反对投降派的活动,用实际行动顶住了右倾翻案风。紧接着,在教育革命大辩论中,冯天瑜又连续奋战半个月,写出了《孔丘的亡灵与教育界的奇谈怪论》的文章,发表在《红旗》杂志一九七六年第三期上。

  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使冯天瑜受到了巨大的鼓舞和深刻的教育。他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学习,认真领会,加深理解。他想,党内走资派反对批判资产阶级法权,那么,走资派鼓吹的孔孟之道与资产阶级法权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冯天瑜给自己提出了这个新的研究课题。他经过对比分析发现,虽然二者之间的社会范畴不同,但是,邓小平千方百计要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与孔丘竭力维护没落奴隶主阶级的特权,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其反动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他们都是要搞复辟倒退。因此,他认为,要警惕和识别“走资派还在走”,就必须批资产阶级法权;而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又必须批孔。于是,他斗志昂扬地赶写出《批孔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一文,并在武汉市教师进修学院的批邓大会上作了发言。

  最近,在毛主席的重要指示的鼓舞下,冯天瑜正加快步伐研究鲁迅的教育思想。他在批孔过程中,读了一些鲁迅的书,越来越感到文化革命的英勇旗手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而且是伟大的教育革命实践家和理论家。鲁迅的一生很重视教育,鲁迅的教育思想与孔丘的教育思想是根本对立的。因此,在完成了《孔丘教育思想批判》一书之后,他就开始酝酿研究鲁迅教育思想方面的写作,继续批判孔孟之道,批判党内走资派推行的那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理论战线上的新兵冯天瑜,满怀战斗的豪情。他说:“识别和战胜党内走资派,这是毛主席给我们指明的长期战斗任务。我一定要学习鲁迅的精神,不断革命,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坚持长期作战。要深入批判邓小平,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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