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可以说是“新冠肺炎疫情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不仅我国的经济运转脱离了常轨，整个世界的经济都因自然灾害而脱离了正常的轨道。但是，人类征服自然灾害的能力，新冠疫苗的诞生等，必然会使经济发展重新回归资本主义逐步死亡的旧轨道。
一、 疫情爆发以前我国经济形势的几个特点
1、巨额的负债
首先是居民的巨额负债
最近网站上流传了一篇文章，标题叫《储蓄著称的中国，居民总负债却高达200万亿，我们钱花哪了?》(以下称《文章》)，文章说：“众所周知，中国民众是出了名的‘爱存钱’，中国也是当之无愧的储蓄大国，储蓄率一向位居全球前列-----但是近几年来中国‘储蓄大国’的身份正在转变。中国储蓄率已连续10年出现下跌趋势。------与之相对应的国民负债率却在上涨。据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居民的总负债已经高达200万亿，平均下来，中国民众人均负债近13万元。中国正在从‘储蓄大国’变成‘负债大国’，那中国老百姓的钱都花去哪里了呢?”这里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为什么会由储蓄大国转变为负债大国?另一个问题则是“钱都哪里去了”?
由储蓄大国转变成为负债大国，是经济制度发生根本改变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转变为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经济制度的必然表现和结果。
从经济制度看：
毛泽东时期我国的经济是公有制经济，人民的基本生活有保障，不用买房;没有解雇、失业的威胁;物价稳定;也不存在倒买倒卖股票、债券的资本市场，没有“理财”的途径等，广大群众有了一点余钱就存入银行，所以，成为储蓄大国;
改革开放以来，实行雇佣劳动制度，从社会角度看，因为广大劳动群众都成为了“打工仔”，购买力很低，生产过剩是一种常态，必须“刺激”消费，只有不断预支将来的购买力，才能维持经济运转和保障就业，否则就会引起社会革命，因此，负债消费就成为了现阶段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现象;“打工仔”负债，表明了自己提前把自己的未来出卖了，还要给资本家支付贷款的利息。
从居民的生活看：
巨额负债是所谓的“房屋货币化”的结果。毛泽东时期由单位分房，房屋是真正用来住的，根本不是商品，有钱也买不着;改革开放以来，实行所谓的“市场经济”，房屋转变成为商品，而且是最昂贵的生活消费品，也成为资本家们倒买倒卖的重要商品。“打工仔”负债买房，是房屋作为商品买卖的必然。《文章》说：“要说中国民众负债的钱都花去哪里了，那房贷绝对是‘罪魁祸首’。在持续上涨的房价面前，不少家庭为了能够尽早买下一套房，基本都选择通过向银行贷款，付首付之后，在分期还房贷的方式，这导致我国负债人数越来越多。根据央行公布的《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户均总资产317.9万元，其中住房占比近七成;这导致城镇居民家庭负债参与率高达56.5%，房贷占家庭总负债的75.9%，成为家庭负债的主要构成。”
其次是政府的负债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以“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而闻名于世。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的债务不断增长，不仅中央政府的债务日益沉重，基本上没有企业收入的地方政府债务也不断增加，而且还要依靠出卖土地维持运转。据国家统计局局长说：“到2019年末，中国政府的债务率是38.5%，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水平。美国是106%，欧盟是80%，日本是238%，印度是69%，巴西是92%。”据《财经》杂志2018年报道，我国的政府债务规模：“2017年，中央财政债务余额约为13.47万亿元，地方显性债务规模约为18.58万亿元，两者之和为32.06万亿元，占当年名义GDP的比重约为38.76%，负债率低于国际通行的60%警戒线，但如果计入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23.57万亿元，负债率就上升至67.26%，债务风险较高。”不管怎么说，由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发展到不仅既有内债，又有外债，而且债务不断增长，不仅吃着子孙的饭，还卖着祖宗的地，不能不是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生活中的一个显著特点。
经济学家们现在经常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来衡量我国的经济状况。像政府的负债水平，就是采用西方经济学的警戒线理论，并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负债率比较，为什么不同毛泽东时期的“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状况比较比较呢?
总之，由群众大量储蓄和政府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发展到居民债务累累和政府的债务不断增加，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特点。
2、纸币大量发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又一特点是大量发行纸币。
新中国从建立到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尽管经济高速发展，总共只发行了212亿元人民币;到2019年流通中货币竟增加到了77189亿，增加了363倍。和毛泽东时期相比，改革开放以来纸币发行像“火箭速度”，达到了万亿的天文数字;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到2019年仅11年，流通中货币就由34219亿，增长到77189亿，增加了42870亿，翻了一翻还多。(引自《中国统计摘要》2020 第162页)
滥发纸币的必然结果是通货膨胀。在大量引进外资以前，我国曾经爆发过恶性通货膨胀，出现过大的抢购风潮。大量引进外资以后，保持着“温和”的通货膨胀。这也是资产阶级为了“熨平”经济危机的惯用政策，即所谓的货币政策。
二，“老板们”太富了!
“钱都哪里去了?”看看“2019年福布斯中国富豪镑就知道了：
马云2710.1亿;马化腾2545.5亿;许家印1958.6亿等，以下就不一一列举。
“2019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400人总财富数为91，286.7亿元，与去年相比增长25%。”“钱”都到“老板们”家里去了!
据介绍，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首富荣毅仁家族，“截止2000年9月中旬，荣毅仁家族在香港上市企业中信泰富公司拥有18%的股份，价值19亿美元。”这些钱根本就排不进富豪榜。短短的几十年，我国“培植”出那么多富豪，这是鲜明的两极分化，在人类历史上也算是“奇迹”!
再看看毛泽东时期，不仅不产生富豪，而且改造了资本主义企业，连荣毅仁等也不拿“定息”了。企业的全部积累都上交国家、集体，劳动者全部依靠工资收入。随着就业面的扩大，职工队伍的增长，人们的购买力急剧上升，生产、经济按照不断扩大的规模进行再生产，整个社会的生产、经济蒸蒸日上。
三、国内生产总值的不断下滑
与居民、政府债务累累、大量发行纸币等，向相对应的却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不断下滑。
2008年以前，由于引进大量外资，国内资本主义企业也迅猛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基本上保持在两位数。2008年爆发世界性债务危机以后，增长速度急剧下滑，由保增长8%,到保6.5%。尽管使出就浑身解数：包括投资四万亿，滥发纸币，大量借债，“出卖爷田”等等，2019年实际结果是只增长了6.1%。(《中国统计摘要》2020 第26页)2020年面临新冠肺炎疫情，生产下降是自然灾害的原因。疫情过后经济形势怎么样?这还要从经济下滑的根本原因中找寻答案。
四、根本原因
根本原因就在于改变了毛泽东时期的发展公有制经济的社会主义道路，走上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经济制度老路。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资本论》第三卷 第548页)大量借债、滥发纸币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付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一贯措施。从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以后，历届资本主义政府大多采用这种手法，妄图“熨平”经济周期。历史事实证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谓的“货币政策”(主要是滥发纸币)、“财政政策”(政府负债)阻挡不了生产过剩危机的爆发和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经济制度的灭亡。
疫情缓解以后，我国经济仍然会进入原有的轨道：滥发纸币、增加债务，爆发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只是时间早迟的问题。只有重新回归毛泽东时期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经济发展的面貌才可能根本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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