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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委党校教授再批伪马克思主义

2020-12-25 11:21:21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朱兰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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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伪马克思主义

——一个亟需引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宣传界注意的问题

朱兰芝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嘲笑封建贵族们说:“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但是也许他们没有预料过,在他们百年之后,会有人把他们的名誉当作旗帜来挥舞,虽然这种挥舞不一定是为了拉拢人民,而可能是为了自身的什么别的目的。

  就最近我们看到的来说,就有像当年的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那样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名誉当作旗帜来挥舞的三个典型事例。

  一个典型事例是,有人说,马克思说过:“当人类世界出现瘟疫大流行,资本就会暴露出种种弊端,从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趋势来看,瘟疫也是资本主义的丧钟。”并堂而皇之地写上:“马克思 1876”。

  即使对马克思的著作不十分了解,这段话直观一看就是伪劣的假造。首先是文法不通。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包括中文翻译,是没有这种低级的文法错误的。“当……”这个介词短语后必须有表达时间的中心词,即“时候”之类;其次是“人类世界出现瘟疫大流行”与“资本就会暴露出种种弊端”也不构成必然性的因果关系,而且这话的语义似乎是说,“资本”(注意,不是“资本主义”,造言者或许是说“资本主义”之“资本”)在没有瘟疫大流行的时候没有暴露出“种种弊端”,弊端只有在瘟疫大流行的时候才暴露;其三是“从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趋势来看”,瘟疫也未必就是“资本主义的丧钟”;其四,1867年的欧洲,也没有“出现瘟疫大流行”,因而马克思在1867年也没有针对“瘟疫大流行”的任何著作。这样一个并无任何真理性可言的所谓马克思的话说明它的编造者缺乏起码的马克思主义常识、缺乏对马克思著作的基本了解。

  实际上,在19世纪中期霍乱流行的时候,马克思论及过这种瘟疫,并且描述过这种瘟疫的流行给工人阶级造成的危害。例如他曾经谈到过1853 年在欧洲爆发和流行的一场源自印度的霍乱。马克思说:“目前,霍乱病在哥本哈根闹得很厉害,已有4000人被传染,至少有15000人申请离开丹麦首都的护照;一位消息灵通的因害怕得霍乱病而刚刚到达伦敦的丹麦人士告诉我……”①(269)“上星期在伦敦发现了肯定是亚洲霍乱的病例。我们还听说,霍乱已蔓延到柏林。”①(324)到1854年,马克思还谈到了瘟疫的这种流行情况:“目前,因为索霍区是霍乱的主要流行区,身无分文的状况,———且不谈家里的消费一刻也没有停止———就更令人难忍了;人一批一批死(例如,宽街平均每户死三个人),对付这种讨厌事情,最好的是‘食品’”。②(389-390)“现在已经大大减弱的霍乱流行病在我们这个区里之所以猖獗,是因为在6月、7月、8月间敷设下水道时穿过了一些埋有1668年(好像是)鼠疫死者的坑穴。”②(391)马克思这时候,没有像这位挥舞马克思的旗帜的造言者所说,瘟疫会来敲“资本主义丧钟”,因为这时候,资本主义,更进一步说,是“自由资本主义”,主要是在英国和法国,还处在它的发展时期,而在欧洲的许多地方,例如在普鲁士,还处在孕育它的封建的母体中。即使后来像俄国以及欧洲一些国家、亚洲的中国、朝鲜、越南,美洲的古巴等国家走上社会主义,也不是世界资本主义灭亡的时代,而这样一些“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国家的社会历史变迁与发展也不是因为“瘟疫”敲起了“资本主义的丧钟”。在这个过程中,“瘟疫”不但不是“资本主义的丧钟”,而且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是劳动者。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异化的现实,说“劳动的异化性质明显地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③(94)可见瘟疫同无产阶级是敌对的。马克思曾经带着强烈的讽刺口吻说:“不用说,这种新鲜的空气,即英国地下室住宅里的充满瘟疫菌的空气多么好!英国贫民的衣服破得难以想象;妇女们被劳动和贫困折磨得全身萎缩,遍体皱纹;孩子们在污泥里打滚;工厂里过度的、单调的机械劳动把人变成了畸形儿——这一幅大自然的美景是多么壮丽!这些实践中最细小的环节——卖淫、杀人、绞架是多么值得赞美!”④(473)这时候,谁能听到瘟疫敲起的“资本主义的丧钟”呢!

  诚然,瘟疫和其他自然灾害一样,会影响社会生活甚至引发社会事件,这样的事件,马克思指出过,在中国历史上也比比皆是,例如中国的农民起义,有许多带有一些自然灾害方面的原因,但是,它说明自然灾害,包括瘟疫,造成的是社会动荡,而不是社会制度的变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制度的变迁植根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资本主义社会依然。瘟疫流行与破坏情况,会因不同的社会制度造成的生态环境、政治环境、人文环境而大相径庭,就像我们在今天COVID-19大流行所见到的这个样子。但是COVID-19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丧钟”。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是资本主义自身造就的掘墓人。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一定胜利的基本观点。

  二是有人以“经典著作选读”的名义造言说:“劳动者住宅私有化之后,地位就降低到极其低下和悲惨的状态。劳动者通过房贷而拥有私人住房,他们得意洋洋。但他们的房子不会成为资本,没有收益,反而是一个破败着的包袱。他们是一些可悲的人,将人生所有的东西都献给了这个巨大的垃圾。”并声称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第233—321页。戳穿这个伪劣的造言,只需翻翻他所说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第233—321页就够了。这位造言者自知马克思恩格斯并无此语,便用掩人耳目的手段列出了这个“出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10月版)第233-321页是恩格斯的《论住宅问题》,一共收有三篇文章,主要内容是批判蒲鲁东主义(蒲鲁东本人和米尔柏格)所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和艾米尔·扎克斯博士的《各劳动阶级的居住条件及其改良》所表达的资产阶级对住宅缺乏现象的错误观点和处理住宅缺乏问题的错误方法的。在该三篇文章中,恩格斯并没有讨论“劳动者”是否应该“拥有私人住房”的问题,更不会说出如造言者所编造的“劳动者住宅私有化之后,地位就降低到极其低下和悲惨的状态”云云。“劳动者”“地位极其低下和悲惨状态”并不是如造言者所说从“住宅私有化之后”才有的,如恩格斯所说,“目前报刊上十分引人注目的所谓住房短缺问题,并不是指一般工人阶级住房恶劣、拥挤、有害健康。这种住房短缺并不是现代特有的现象;这甚至也不是现代无产阶级所遭受的不同于以往一切被压迫阶级的、它所特有的许多痛苦中的一种;相反,这是一切时代的一切被压迫阶级几乎同等地遭受过的一种痛苦。要消除这种住房短缺,只有一个方法:消灭统治阶级对劳动阶级的一切剥削和压迫。”⑤(237)恩格斯的核心观点是:“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的时候,企图单独解决住宅问题或其他任何同工人命运有关的社会问题都是愚蠢的。解决办法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工人阶级自己占有全部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⑤(294)恩格斯讨论的问题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住宅缺乏现象”。他的这三篇论住宅问题的文章之第一篇文章伊始,就明确指出:“今天所说的住宅缺乏现象,是指本来就很恶劣的工人的居住条件因为人口突然涌进大城市而特别尖锐化;房租大幅度提高,每一所房屋里的住户愈加拥挤,有些人简直无法找到住所。这种住宅缺乏现象之所以引起人们的纷纷议论,只是因为它不只局限于工人阶级,而且也伤害到小资产阶级。”⑤(237)至于作为“劳动者”的工人,其地位低下和“悲惨的状态”,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那是由于资本主义剥削,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所谓“经典著作选读”的造言者所说“劳动者通过房贷而拥有私人住房,他们得意洋洋”,并不是恩格斯所面对的现实。恩格斯所面对的现实问题是“劳动者”(工人)的住宅缺乏现象。这样的“劳动者”(工人)不仅没有“通过房贷而拥有私人住房”“得意洋洋”,而且有许多家庭还因为没有住房而不得不栖住在肮脏拥挤、空气污浊的地下室里,他们何从“将人生所有的东西都献给了这个巨大的垃圾”?他们没有任何条件拥有“人生所拥有的东西”——他们所拥有的仅仅是自己的劳动,这个劳动是以“交换价值”的形式“献给”榨取其剩余价值的资本家的。显然,所谓“经典著作选读”的造言者的这一段编造,在字里行间都渗透着小资产者的心态和眼光。

  三是有人造言说马克思在160多年以前就批判了“打病毒政治牌”。这一个造言与前两个造言不同的是,它竟然堂而皇之地登载在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上,并被众多传媒所传播。这个造言看上去引经据典,但是实际上是运用了篡改、拼凑、曲解、杜撰等手段,编造了几个“伪命题”。由于这个造言是借助了这家机关报这样一个媒体而发布和传播的,所以就具有了更大的欺骗性,包括流布范围之广泛、危害程度之深远两个方面。 对这个造言,请参见拙作《马克思论“东方问题”与乌尔卡尔特——<马克思对“打病毒政治牌”的批判>指伪》(载《济南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在这里要再次指出的是,《北京日报》发表的这样一篇加诸马克思的造言,不仅颠倒历史,混淆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而且还在把乌尔卡尔特“污名化”了的同时,也把马克思“污名化”了。

  以上三个典型的造言事例,使我们深刻地体会到马克思当年为什么说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提到马克思对不是他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不满。例如1890年8月27日在致保尔•拉法格的信中写道:“德国党内发生了大学生骚动。近两三年来,许多大学生、文学家和其他没落的年青资产者纷纷涌入党内。他们来的正是时候,可以在种类繁多的新报纸的编辑部中占据大部分位置;他们照例把资产阶级大学当作社会主义的圣西尔军校,以为从那里出来就有权带着军官官衔甚至将军官衔加入党的行列。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是十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⑥(446)恩格斯评论他们说:“这些老兄的无能只能同他们的狂妄相比拟,他们在柏林的新党员中找到了支持。厚颜无耻、胆小怯懦、自吹自擂、夸夸其谈这些特有的柏林习气,现在一下子似乎又都冒了出来;这就是大学生先生们的合唱。”⑥(447)

  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批评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那么另一种情况就是专打马克思主义旗号的伪马克思主义。恩格斯之后较早注意并属文批评这种伪马克思主义或者说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贩卖私货的行径的是列宁。

  列宁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一文中介绍了自《共产党宣言》问世到1913年世界历史的三个主要时期中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情况。在第二个时期,列宁简要阐述了当时的形势,说“马克思学说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并且广泛传播开来。”在这个时期,“挑选和集结无产阶级的力量、使无产阶级作好迎接未来战斗的准备的过程,正在缓慢而持续地向前发展”。于是列宁说出那句名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⑦(307)当然,列宁的这句名言所涵盖的内容主要是试图在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形态下复活起来的“内里腐朽的自由派”,但是第三个时期证明了这种在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形态下复活起来的“内里腐朽的自由派”的理论的失败,马克思主义取得了更大的胜利。列宁预言:“即将来临的历史时期,定会使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的学说获得更大的胜利。”⑦(308)因而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也就会仍然“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发展证明了这一点。

  这不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敌人”还继续存在,而且还因为在我国当前的社会历史环境中,马克思主义居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地位,因而也就会像由于共产党处于执政党的地位而有人钻进共产党内谋取私利那样,有人打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为自己谋取私利;或者用英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伊格尔顿的话说就是:“马克思对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中一些重要问题的真知灼见,足以使‘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一个令无数人心向往之的标签。”⑧在某些人手中,“马克思主义”也只不过是为自己的胡言乱语贴上的一张炫目的标签而已。

  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宣传界出现的伪马克思主义是我国当前特定历史发展阶段上出现的一种现象。这是一个亟需引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宣传界注意的问题。

  诚然,我们这里所说的“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的伪马克思主义,和列宁时代的“内里腐朽的自由派”不同,因为他们说不上是“敌人”,他们甚至没有明确的政治见解和政治目标追求,有的只不过是不负责任的小打小闹,有的是有非常自私和狭隘的利益追求。但是也必须承认,有的伪马克思主义还是发生了较大的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一些人的手中,只不过是个人博取某种利益的“牌”,他们在出“牌”的时候算计着他们手中的“牌”的利益效应。从这个角度说,对他们,我们不必要“如临大敌”,甚至不必要“较真儿”。但是,这种“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的伪马克思主义如果持续和广泛流播,长时间和大范围地发生影响,以至“假作真时真亦假”,从而掩盖了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混淆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是非,导致对重要事件发生误判或对现实发生不良影响的时候,也就是这种造言足以“讹言惑众”(郑玄注《周礼•地官•大司徒》语)的时候,我们就不能等闲视之。“谗口造言,为千古痛恨。”(明沉德符:《野获编补遗•台省•苛求姓名》)今天一切共产党人,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岂可袖手旁观!

  早在半个世纪前,毛泽东主席就告诫全党“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半个世纪以来,虽然世易时移,但是一切共产党人,一切马克思主义者,所面对的现实和担负的责任没有变,警惕伪马克思主义,与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而行混淆是非,歪曲马克思主义的行为作旗帜鲜明的斗争,不仅“高、中级在职干部”应当这样做,而且一切忠诚于马克思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都应当这样做。特别是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的工作者要当仁不让,不仅应该,而且必须高度警惕这种伪马克思主义,对它“较真”起来,揭露之、批判之,使它原形毕露,坚定不移地践行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以自己的实际行动高扬马克思主义的旗帜。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②(《马克思致恩格斯》第28 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⑦(《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⑧伊戈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英文版序言,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

  背景文章:

  陈培永:《置人类社会突发灾难于不顾,忙于打政治牌为西方一些政客所惯用——马克思对“打病毒政治牌”的批判》(文载《北京日报》 2020年3月23日第12版)

  朱兰芝:《马克思论“东方问题”与乌尔卡尔特——《马克思对“打病毒政治牌”的批判》指伪》(文载《济南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

  陈培永、余涛:《马克思恩格斯论霍乱疫情》(文载“北马青年”微信公众号2020年12月20日)

  作者介绍:朱兰芝,山东昌邑人,原中共山东省委党校教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兼职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原《理论学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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