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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 | 年终回眸之:阻击方方女士的“武汉日记”

2020-12-22 11:23:03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郭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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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新冠疫情肆虐,各种限制旅行和社交的禁令出台,许多人认为2020年是相当无趣的一年,不过我的感觉却不同,我认为,2020年是战斗的一年,也是因为战斗而相当充实的一年。

  对我来说,2020年可以分为这样几个阶段:

  整个春天,主要精力都用来阻击方方女士的“武汉日记”,夏天来临之后,精力转向了我最喜欢的领域:电影欣赏与批评,目标是重新上映的《八佰》和《金刚川》以及《一秒钟》等,最后两个月,主要精力则转向批判伪装成爱国主义的臣妾主义和投降主义。

  此刻,也许可以借用毛主席的几句词来形容我的心情: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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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心的朋友可能注意到,我用了“阻击”这个词,来形容对方方女士“武汉日记”的批判。

  是的,这的确是一场阻击战。

  1月23日,武汉封城之后,在武汉市内进行的抗疫斗争,非常类似于解放战争期间进行的攻克锦州的战斗——它是一座城市的战斗,但关系到全局的成败。

  而方方女士以“武汉日记”的形式发起的进攻,相当于为锦州守敌解围的国民党军——只不过这次要解围的对象是新冠病毒,因此,对“武汉日记”的批判,也相当于锦州战役期间进行的塔山阻击战。

  塔山阻击战的胜利,为我军攻克锦州创造了条件。同样,阻击方方女士“武汉日记”这场舆论战的胜利,也为武汉抗疫的胜利创造了良好的舆论条件。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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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封城之后不久,方方女士开始连载她的“武汉日记”,在当时武汉的形势混沌未明、疫情严峻的情况下,“武汉日记”出现了一纸风靡的“盛况”,几乎所有的朋友圈都在转发,所有的微信群都在讨论。

  在追踪阅读了几篇日记之后,我在公众号上发表了一篇批评文章《评方方的“枉死论”:你对得起武汉吗?》【点击阅读】

  这篇文章,经过方方女士本人确认,是第一篇批判其日记的文章。

  她在“关于极左”一文中写到:

  “几天后,有人传给我一篇公众号文,这应该是我看到的第一篇对我日记进行讨伐的文章,它发表于2月6日。写作者,正是当年批判我的小说最勤奋的一个人。”

  方方女士说的“批判我的小说最勤奋的一个人”,就是我!因为2017年,正是我率先发起了对方方女士小说《软埋》的批判!

  不过,方方女士说错了时间,我的文章是2月5日发表的。

  此时,方方女士的“日记”刚刚开始连载一个多星期,风头一时无两,她本人也顾盼自雄,但我发现,方方女士的“日记”存在严重问题。

  我在文章中指出,方方女士的“日记”中

  “没有什么新鲜的内容,多的是一些灰黑的网络段子,看来,虽然身处武汉围城,但作协前主席仍然与真正的抗疫前线相距甚远,只能到虚拟空间去寻找创作素材了。”

  在文章中,我对方方女士进行了苦口婆心的善意提醒,希望她不要太在意名利,能够“把精力放到创作上来”,更不要“对所有干部和医护人员进行有罪推定”,也不要“把工作中的失误、错误和蓄意犯罪混为一谈。”

  方方女士在她的文章引用了我的一段话,我在这里也同样引用一次:

  “把所有因病去世的人说成是含冤而死的‘枉死者’,借以在自己拥趸中掀起仇恨和歇斯底里的情绪,这和香港的动乱中,躲在废青背后的‘大台’的所作所为是一样的,作协前主席方方想达到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枉死论”是方方女士发明的一种非常煽动情绪但又极不负责任的说法。

  试问,当一场未知疫病突然来袭时,什么样的体制能保证一个人都不会被病毒击倒?每一个病死者都是“枉死者”吗?在疫情十万火急,每天都有人被新冠病毒夺去生命,抗疫战线历尽艰辛刚刚组织起来时候,方方女士居然要“一层一层追究,一个也不放过”地搞肃反式清算,这不是故意破坏抗疫又是什么呢?

  坦率地说,正是方方女士杀气腾腾地提出的“枉死论”,使我意识到,必须尽快展开对方方女士的阻击,因为“枉死论”会使社会公众的注意力从“怎样才能战胜病毒”,转向对抗疫组织者的清算,这等于为新冠病毒从武汉“突围”并蔓延到全国争取时间,甚至有可能导致抗击新冠疫情的“武汉战役”失败。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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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一篇文章之后,伴随着方方女士“日记”的连载,我又连续写出了《方方女士的图穷匕见》、《方方女士,请清理一下头脑里的封建垃圾》、《方方女士为什么害怕真理?》、《评疫病围城中的作协主席:被吓坏了?》、《再评围城中的作协主席:布尔乔亚的“感伤”》、《谁是新冠病毒的同盟军?》、《抗疫观察:如何识别“伪士”?》、《再谈“尘埃”变“大山”:共同体与安全感》、《从粱艳萍的被处理说到方方的嚣张与滑头》、《评方方“日记”:始于谣言,终于谣言》、《评方方的“关于极左”——从〈软埋〉到“日记”》、《评diss〈外方内圆〉:方方与愤怒的“金刚”》、《也谈批判〈日瓦戈医生〉的教训》、《方方和簇拥她的“大咖”们》、《阎连科的脸为什么掉在地上?》、《谈武汉保卫战》等多篇文章,对方方女士在后续“日记”中渲染的失败主义情绪、特权思想、编造的“满地无主手机”谎言、以及“与政府绝对保持一致,绝对配合政府的每一项举动”的花言巧语和否定抗疫成就的“没有胜利,只是结束”的宣告等等,随时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批判。

  随着武汉抗疫形势的好转,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阻击方方女士的行列,方方女士从一开始的趾高气扬,似乎可以长驱直入,灭此朝食,到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左支右绌,焦头烂额,不得不为自己辩解的境地。

  总的来看,对方方女士“武汉日记”的阻击是成功的,这是一场胜利的阻击战!

  胜利的主要标志,就是方方女士的“武汉日记”失去了欺骗性。至少在中国,没有什么人再相信她的“日记”是武汉抗疫的真实记录,而是将其视为是一位怀着某种恶意甚至怨毒的年迈妇人的偏见、道听途说乃至谎言的集大成。

  方方女士“武汉日记”的破产,也标志着与她共享一整套话语和立场的文化僵尸们的破产,在围绕“日记”产生的争论中,他们的苍白、贫困、僵硬都暴露无遗。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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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斗的生活是多么美好啊!

  回首2020年,尽管戎马倥偬(原谅我借用一下这个词),但我还是看了200多部电影,元旦过后,我会公布我的全年影单。

  生活是这样有意思,就让我们热爱生活吧!

      【郭松民,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 “独立评论员郭松民”,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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