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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军:挺国企的学者不应“千里走单骑”——国企改革再评论之三十一

2020-11-22 11:15:10  来源: 昆仑策网   作者: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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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打算出一本书,书名叫《国企改革再评论》。把十年间公开发表的国企改革评论文章集合呈现,再以现在的观点与视角,对旧文所涉题材逐一进行二次评论。也许是因为批评味太浓,没有出版社愿意接单。在此连载,给听得见、听得进批评意见的人,留下值得深思的话题。

  本篇金句:与我们的对手相比,国资系统对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理论研究的支持、支撑力度是很不够的。所幸,听说,这样的局面马上就要改变了!

  就以上“本篇金句”之观点,在此插播一条新闻——11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务院国资委在京签署合作框架协议,联合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有经济研究智库。

  这就是我所预言的“这样的局面马上就要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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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7月1日,我在《南-方-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题目是:《客观看待央企审计“体检”报告》。

  ○有没有学者热衷“倒国企”?

  这篇评论文章,属于受国-资-委同志之“请”的命题作文。

  我记得有那么几次,比如蒋-洁-敏出事那一次,都是国-资-委的同志给我打电话,说因为什么什么事,影响怎么怎么不好,您能不能以专家的身份解读、引导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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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说,我当然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因为,这本来就是我作为公有制主体地位坚定捍卫者的本分工作。

  说到这里,我忽然想到,是不是也有那么一批人,包括一些著名的“主流经济学家”,把否定公有制主体地位、推进国企私有化,作为他的本分工作来对待的呢?

  相对于其他领域的理论分歧,在国有经济和国企改革问题上,长期与党中央的政策主张对立,是要承担较大政治风险的。但是他们仍然一如既往、义无反顾、长年累月、乐此不疲地这样做,这不需要我们提高警觉吗?这不需要我们科学研判和系统应对吗?

  我讲上面这段话,并非主张jie ji dou zheng扩大化。

  我研究国企改革问题,接触了大量“左”、中、“右”立场和观点的专家学者。我自己作为一名学者,对他们的习性还是比较了解的。我基本上能分辨出,其属于学理上的固执,还是政治上的糊涂,抑或是学术上的玩票,或立场上的反动。

  ○该不该支持“挺国企”的学者?

  我在《说“奇异同盟反对国企改革”的奇异同盟》(链接《梁 军:“奇异同盟”今安在?——国企改革再评论之八》)一文里就曾指出,“我相信这些学者绝大多数不过是固执地要实践所持的理论,是为了扬名立万而已。”在《“郎顾之争”十周年祭》(链接《梁 军:国企改革分歧是一盘下不完的棋 ——国企改革再评论之二十九》)一文里,认为“一些学者已然成为‘学术明星’。他们拿捏着媒体的喜好,揣摩着大众的情绪,习惯于就国企改革的某一个枝节问题,从某一个角度发表‘灵感式’的观点,说说而已,说完拉倒。”并且主张“既要鼓励和宽待基于理论层面探讨的各种不同意见,更要制止违背宪法的言行。”

  在此,我就不再深究某些学者的政治立场或政治企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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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借此表达的是,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宣传舆论工作,究竟该怎样看待和应对?在我所接触的国资系统的很多领导同志中,不少人抱着“他说他的,我做我的”观点,对社会舆论场上长期蔓延的对国资国企的否定声音基本不做回应。宣传系统似乎也缺乏应对这一被动局面的思考和举措。

  具体表现之一,就是对挺国企的学者缺乏支持和支撑手段。此前我曾提到,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原副主任苏桂锋同志提出“梁军现象”——在没有任何物质奖励和资源保障的情况下,仅凭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和对国有企业的热爱,自发地、默默地、长期地进行国企改革理论研究的学者及其行为(链接《梁 军:理论并不总是灰色的,它也常青 ——国企改革再评论之七》。所谓“梁军现象”,何曾不是对应该承担政治责任相关部门的打脸?

  ○“倒国企”的学者生存状态

  反观那些疑似长期为资本利益或某种政治势力站台的学者(相对应地称之为“倒国企”),他们所服务、所依托的势力,在对他们的支持和支撑力度方面表现,是多么地自觉且给力!他们要么被一些经济实体机构聘为“首席经济学家”,要么给予大量的论坛、讲座以收取不菲出场费的机会,要么给予大量媒体采访报道的机会以提升知名度,借此从各种渠道得以套现,要么直接赞助或设立研究机构,让他们以智库专家的身份名利双收。

  想来想去,冒着风险,我还是举一个具体例子吧!不然,我说的话没人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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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位在“211”都够不上的省属高校任职的教授,长年累月地攻击和否定公有制经济,发表《炮-打-公-有-制》《公-有-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等文章,被某大型网站的“财-知-道”栏目长期捧为解读国企改革问题的嘉宾。此人引起了我的关注。在网上搜寻、研究此人的“朋友圈”,非常令人震惊。正好可以拿来说明我今天想要表达的观点。

  这位仁兄任职(兼职)情况如下:

  1.浙江财经大学经济与国际贸易学院教授。

  这是正式任职单位,就是我们常说的领工资的单位,也即我所称的连“211”都够不上的省属高校。

  2.浙江大学科斯经济研究中心兼职教授。

  这是全国“985”“双一流”大学,无人不知。这一兼职,乌鸡变凤凰了。不过请注意,是一个专门研究科斯经济理论的机构。科斯知道吗?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否定公有制的学术鼻祖。这样解释,你就不会觉得奇怪了。

  3.Tian Ze 经济研究所企业家研究中心研究员。

  这个嘛,我就不解释了。可能会犯忌。最近美国大选,特朗普准备下台。有人预言,中国反体制公知的“狗粮”可能又要发放了。因为,特朗普突出美国优先,一通乱棍,把长期资助中国反体制公知的经费(通过若干个基金会的名义)大幅度削减了。拜登上台,估计得给他们恢复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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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美国大唐集团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

  这就更有意思了。网上查实,这是一家由“以杰出人才经济学家身份移民美国”的华人在美国创办的企业。关于这家企业,我就不开扒了。问题是,这样一家美国企业,为什么要聘请一位连“211”都够不上的省属高校教授担任“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呢?难不成,是被他的“低收入者合娶老婆”观点迷倒了吗?

  这里我稍微延展一下。这个“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衔头,是近几年冒出来的很新颖别致的衔头。听起来很高大上,非常适合泡论坛、走场子,还可以名正言顺地得到经费(薪酬)支持。就算你怀疑,也不好说什么。

  这么说吧!我研究国企改革多年,我发现我和大多数号称“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的立场、观点都相左。

  另外这条更蹊跷:“2007年6月起任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这特么还是一家国有控股的文化企业!

  现在该公司网站上,已经查不到任何此人的任职信息。看来,后来的班子还算讲政治,知道利害关系,动作快,处理得干干净净。但是,之前是特么怎么一回事啊?

  还有就是,这位仁兄现在又成了另一家上市公司(宁波创源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年薪6万,妥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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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一个例子,你说信息量大不大?

  ○“挺国企”的学者生存状态

  如果将围绕国企改革问题,分为挺国企和倒国企两大阵营的话,双方的力量配比、后勤供给和战略支撑,是绝对不成比例的。所以,才会有今天呈一边倒的被动局面。

  因为深入研究国企改革问题,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举目望去,他们有的被所谓的主流媒体和网站冷藏,声音发不出来。即使有很好的学术观点,仅限于自媒体或少数几个网站上昙花一现。有的基本没有研究经费来源渠道,只能孤军奋战,“千里走单骑”,甚至陷入生活困顿之境。

  千里走单骑,画风很悲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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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系-统和国资系统掌握着大量的资源,无法精准导向挺国企的学者。我的一些同事朋友时常问我,你搞国企改革研究这么有名气了,还认识那么多国企领导,“你发大财了吧?”殊不知,我是在用自己辛辛苦苦积攒的一点课题费,为国企改革理论研究甘做奉献,苦力支撑。跟我的对手的飞机大炮核武器相比,还处于小米加步枪的时代。

  今天这篇文章,没有就旧文《客观看待央企审计“体检”报告》进行“再评论”,发了一通“千里走单骑”的感慨,貌似跑题了。

  古人云:大军未动,粮草先行。保障支撑做不好,怕是要吃败仗的。整体战略布局失策,局部打一两场胜仗也不解决问题。

  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理论交锋中,整个舆论氛围塌陷了,零零星星发表几篇评论文章,又能起多大的作用呢?

  回归主题,请看以下的原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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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

  客观看待央企审计“体检”报告

  (《南方日报》2015年7月1日)

  国-家-审-计-署日前公布了对央企的年度审计报告。通观那些点击率、转发率极高的质疑文章,可以发现他们并没有就如何用好审计报告提出真知灼见,无非是将审计报告中的一些敏感数据和提法,用更敏感的语言(标题)进行二次放大而已。国家层面的国企改革顶层设计即将出台,在这个关键时间节点上,更加需要客观冷静地分析问题。

  如果将央企拟人化,这份审计报告就好比一份全面的“体检”报告。围绕这份“体检”报告,结合“患者”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给出如下的“诊断”。

  一.公布“体检”报告彰显“医者”的自信

  近些年来,国家定时定期公布审计报告,所涉及部门的块头,涉及问题的堆头,涉及根源的来头,都能够不加掩饰地公之于众,形成社会压力、引导公众监督、辅助司法介入,体现了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进步。这份审计“体检”报告,不护短,不回避,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搞好国企的自信与“必须搞好”的决心。暴露央企存在的问题,正是为了锁定这些问题,发动全社会的力量和智慧,共同寻找解决之道,共同担负监管之责。同时也是向央企传导重要的信号——国有资本属于全民所有,监管必须阳光化,再无可能在某个小圈子里面开“暗门”自我消化了。毫无疑义,这份“体检”报告是积极的、正面的。

  二.要准确理解“体检”报告中的各项“指标”

  首先,这份“体检”报告针对的是2013年度的央企运营情况。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对反腐败斗争狠抓不懈,形势正在向好的方面转化,全国人民有目共睹。这里就有一个时间差的问题。因此,解读“体检”的“指标”,要判断它是处于逐渐转为良性状态,还是处于不断恶化阶段,要正确判断“病症”的惯性和发展趋势。如果判断失误,就有可能失去“诊疗”的耐心,更有可能放弃了正确的“诊疗”手段,导致“诊疗”效果前功尽弃。

  其次,人的体检,光一个验血还要分为数十个指标。针对这份“体检”报告所列问题,还要区分不同性质和不同程度,才可对症下药。对一些恶性“指标”,该下重手就下重手。对其他非恶性“指标”,哪些是体制问题,哪些是机制问题,哪些是认识问题,哪些是理解问题,都应该分门别类予以厘清,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而不是一锅端地予以否定。

  三.“体检”是为了“诊疗”而不是由此放弃

  不排除有一种势力,就是要极尽所能否定国企的存在价值,以推行私有化主张,央企的任何一点问题都被看成可以引发情绪对立的机会。于是,把正常的“体检”报告,变成对“患者”生死的判决,所有的“诊疗”手段都将被视为无效救治,最好的结果就是放弃“诊疗”,通过私有化使之死而复生。这条路当然是行不通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很多重要场合都清晰无误地表达了“必须搞好”国有企业的态度、信心和决心。因此,审计“体检”发现问题,曝光问题,其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为了搞好国企。对此我们不应该有任何的怀疑和动摇。

  四.“上医医未病之病”

  古人云:“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这一次审计央企“体检”结果,暴露出来的主要是“已病”和部分“欲病”。既然是“已病”,我们必须当好“下医”,望闻问切,对症下药。若能及早治好央企的“已病”难能可贵,如果再能针对“体检”发现的“欲病”及早做出防治措施,那就更好了。“已病”皆由“欲病”而来。

  能在源头上严防死守,最大限度地减少“已病”的发生,将极大地提高央企的健康指标。目前正在不断强化的外派纪检书记、外派监事会主席、外部董事过半等做法,包括这一次的外部审计,都属于治“欲病”的范畴。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向更高的境界进发,要做治“未病”的上医!只有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下相互制衡、协调运转的公司治理机制,使央企体内产生抑制病灶发生、自动调节生理功能的机理,才能给央企一个健康的体魄,使将来每一年的“体检”指标都回归正常值,这才是我们要着力去探索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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