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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谈谈人民公社——解散人民公社20年后

2020-10-05 14:37:04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老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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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歌会网编者注:此文为老田多年前发表的《谈谈人民公社——解散人民公社20年后》,至今读来仍有意义,引人思考。再发于此,供读者参阅。

  (一)水利建设与人民公社

  由于中国地处东亚季风带的缘故,降水量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的分布来看,都是极不均匀的。每当春季来临,太平洋上空的暖湿气团萌动,侵入欧亚大陆干冷气团盘踞的华夏大地。通常,冷暖气团在长江流域拉锯,形成江南一带的连绵淫雨。而此时广大的华北大地,正时“春雨贵如油”的春旱时分。少许一些降水都可以直接增加夏粮的产量。待到雨区向北推移,对黄河流域的夏粮作用已经不大了。因此黄河流域小麦收成的好坏主要靠着冬季的降雪,故有“瑞雪兆丰年”一说。而入夏以后集中的降雨,又往往造成黄淮地区的涝灾。待亚热带高压稳固地控制了中国东部和中部,没有冷暖锋面带来的降水,大部分地区进入了秋旱,只有垂直气流形成的雷阵雨,才多少削减了压在农民心头的旱象。

  几千年来,中国以农为本,靠天吃饭,农民上香盼的是风调雨顺,皇帝祈天求的也是风调雨顺。可叹的是,遍布各地的龙王庙,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多少好天气。倒是西门豹、李冰父子治水的故事千年传颂,传达了中国人人定胜天的愿望。

  依靠农民发家的共产党一旦掌了权,立即将水利建设摆上了议事日程也就毫不足奇了。1952年,毛主席就发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着名的佛子岭水库等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兴建的水库,为迅速改变淮河流域十年九灾的局面立下了丰功伟绩。但是,中国是一个既大又穷的国家,要完全依靠国家的投资来解决水利问题,至少在时间上是不可能满足翻身农民追求幸福生活的迫切要求的。

  合作化运动的高涨为中国水利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条可行之道。组织起来走上了集体化道路的农民,看到了联合起来的力量,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水利问题。

  1957年9月2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了《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到12月份,全国已经有8千万劳动力投入了水利建设的工地。正是那场群众性的水利建设运动吹响了大跃进的号角。然而,热气腾腾的群众性水利建设高潮,引出了一个新的问题,修建比较大的水利工程不仅需要投入大批的劳动力和资金,也要求劳力和资金的投入单位与受益单位的基本一致。而这些问题往往超出了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营范围和经济能力,涉及到村与村、乡与乡、区与区甚至县与县之间的关系。

  套一句现时流行的话:“改革中产生的问题,只有在深化改革中才能解决。”走上集体化道路,初步尝到了组织起来的甜头的农民,自然地想到了用进一步组织起来的办法来解决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济能力过小和经营范围有限的问题。于是,一批大社在水利建设的高潮中应运而生,成为人民公社的前身。正如毛主席后来所说的,办人民公社是群众的创造,他没有发明之功,只有推广之劳。在各地农村都出现了一些把若干个高级社合并为一个大社的现象,尽管在初期大社的名称迥异,有的叫集体农庄,有的叫合作农场,甚至有叫社会主义大家庭的。

  河南遂平县查岈山区是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诞生地。解放后,农民成了自己土地上的主人。但是,查岈山区荒山遍野,连年山洪冲走瘠薄的土地,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迫切地希望兴修水利,绿化荒山,改善自然条件。

  在兴修水利的高潮中,魏楼的先锋一社计划在流经乡里的小青河上修一座水库,拦住河水,变旱地为水田。可是库址会淹掉二社和叁社的几十亩土地。协商不成,一社只能降低围堰的高度。结果因为堰低蓄水少,种下了50亩水稻只收获3亩。叁官庙村修了座水库,而地处上游的窗户台村又建一座,致使叁官庙水库滴水未有。更有下宋村的农民,因为下宋水库淹了该社上百亩土地,掂着木棍追打信阳地区的水利科长。

  在绿化荒山的过程中,魏楼地处山区,有荒山35000亩待绿化,却只有220个劳动力;相邻的韩楼地处平坡,早就完成了植树任务。韩楼的社长热心,对魏楼的支书说,咱们一起干吧。两人一合拍,再经乡党委同意,发动了5个社共3000人上山,奋战3天就完成了12000亩荒山的绿化任务。

  正反两方面的教训使基层干部和群众看到了联合起来的优点和力量。58年4月,由27个小社合并而成的查岈山卫星社成立了。

  6月初,中宣部编印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问世。书中的第一条语录摘自恩格斯1845年2月8日在爱北斐特的演说,提出:“共产主义的基层组织叫公社。”7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中,陈伯达的文章中首次使用了“人民公社”这个名词。不久,查岈山卫星农业社在全国第一个挂出了人民公社的牌子,改名为“查岈山卫星人民公社。

  8月初,毛主席巡视河南、河北、山东,6日到达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看着大门上的牌子,毛主席高兴地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毛主席的话被记者报道出去后,给各地正在并社的干部和群众以极大的鼓舞,一个大办人民公社的全民运动迅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全国已经基本实现公社化。按照9月底的数据,全国共成立了23000多个公社,入社农户1亿多,占全国总农户数的90%以上。

  因此完全可以说,人民公社是大兴水利的产物,是广大农民的一个创造。而人民公社化的实现,确实也没有辜负农民的厚望,为在中国实现水利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人民公社期间,中国农村共建起了七、八万座大小水库以及相应的灌溉渠网络,以至于翻开新旧两本中国分省地图一对照,星罗棋布的人工湖泊就呈现在眼前。由此,我国的灌溉面积在1980年以前以每年1700万亩(3.5%)的速度增加。到1980年达到7.33亿亩。

  1964年毛主席又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全国农民为大寨改造虎头山的壮举所激励,掀起了以改土治水为中心的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的高潮,建成了大片的旱涝保收田。从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河南驻马店地区调集了成千上万的劳力,奋战近十年,建成了以板桥水库为中心的自流灌溉系统,使受益的确山、遂平、泌阳、西平、汝南五县的相当大区域内成为水稻种植区,亩产高达800-1000斤。

  人民公社化带来的农田面貌与农业生产条件的质的飞跃,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农业靠天吃饭的面貌,到七十年代,基本上结束了我国数千年来“大旱大涝必大灾”的历史。1978年是特大干旱之年,我国不仅避免了可能发生的人口事件,全国农业总产值反比上年增长9.8%,粮食产量首次突破3亿吨大关。一批人民公社成立以来建成的水利骨干工程对此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从而保住了农业丰收。

  遗憾的是八十年代初的“分田到户”运动中断了我国水利建设的良性发展。人民公社的解体,使广大农村回到了过去小农经济的时代。个体化的农民,不要说建设新的水利设施,就连现有的水利设施也无力维护,更糟糕的是分田单干还带来了对现有水利设施的严重破坏。

  在分田到户发源地的安徽农村,大量灌溉支渠和农渠被无数坝埂节节斩断,形成了竹节状的“血管堵塞”。淮北地区在六、七十年代共建机井13万8千眼,可灌溉500万亩良田。然而到85年7、8月大旱时,整个淮北地区能投入抗旱的机井只剩下4千多眼了。

  在河南农村,上述驻马店地区十年辛劳建成的自流灌溉系统,就因为沿渠农户不断扒渠、开缺而毁于一旦。尽管几次组织整修,可屡修屡毁。每年冬季修,春季毁。好端端的一方高产水稻区如今变成小麦、玉米产区,两熟还赶不上过去一熟。

  当年各地农村在沟坡兴修的大寨式旱涝保收田,由于被分割而无力管理,至今大多被山洪冲毁。肥土流失,留下满滩垒坡的大小石头,令人见之,不胜唏嘘。

  在“六五”期间,我国的灌溉面积首次下降,净减少700多万亩。除涝面积也减少了25%。大片农田回复到过去靠天吃饭的局面。譬如河南农村,在水源充足的地区,种水稻亩产1000多斤不成问题;在能灌上水的地,种麦子每亩能打700斤;而靠天吃饭的地,正常年景还能收300斤,遇上灾年就可能绝收了。

  现今中国已经跨入21世纪,然而中国现有水利设施中的80%以上仍然是70年代以前修建的。由于管理不善,水利设施已经严重老化,病库、险库、淤库越来越多,抵抗自然风险和灾难的能力大幅度下降。连曾经誉满全国的河南林县“红旗渠”,也因常年失修,裂缝、渗漏严重,再加上上游农民截水、扒水和抢水,87年7月大旱时濒于断流。全县16%的土地基本绝收,9万人靠远程买水吃。

  1990年代以来我国相继发生洪灾、沙暴、旱灾、蝗灾,尤其1999年以来又是连续叁年大旱,致使粮食连续两年大幅减产,重新引起了人们对历史上灾害的可怕记忆。

  政府又开始在冬天组织农民修水利了。然而单干的农民对没有直接好处的水利建设根本就没有任何积极性,从分田到户开始,如何搞农田水利建设,至今没有找到一个有效的办法。因为关键问题还在于:谁来投入?谁来实施?谁来管理?谁来受益?

  国家没有钱,个人没能力,只有靠集体。人民公社被砍掉的前后各二十余年中水利事业正反两方面的事实,不是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吗?

  (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1958年8月初,新华社记者报道了毛主席巡视河南、河北、山东的消息。毛主席关于"人民公社好"的话给各地正在并社的干部和群众以极大的鼓舞。毛主席得讯后,担心地说:"哎呀,糟糕,捅出去了!政治局还没有讨论呢。"毛主席迅速采取补救措施。四天后,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列入了议程之中。8月29日,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一个大办人民公社的全民运动迅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全国已经基本实现公社化。

  一哄而起的公社化,伴随着大跃进的高潮,使人们的热情达到了沸点。急切追求幸福生活的人们渴望一步就能跨入共产主义,各地纷纷提出两、叁年内实现共产主义的宏伟计划。片面地追求"一大二公",企图废除商品生产,使得农村中刮起了一股"共产风"。

  是毛主席首先发现了公社化高潮中出现的问题,并立即着手解决。这离人民公社化开始还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58年11月2日,毛主席召集了第一次郑州会议。在会上,他着重指出:必须分清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界限;人民公社不能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在社会主义时期,商品生产还要大大发展;废除商品,对农产品实行调拨,实质上就是剥夺农民。

  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毛泽东又在武昌主持召开了八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他亲自主持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其中主要强调了叁点:一、企图在条件不成熟时勉强进入共产主义是一种空想;二、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必须以生产力一定程度的发展为基础;叁、坚持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保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社员的个人财产永远归个人所有。

  59年2月27日,毛主席又主持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并同步召开了河南省6级干部会议。与前二次会议主要是纠正"共产风"的错误不同,毛主席敏锐地从农村的混乱现象和紧张的关系中,发现了人民公社的症结问题是公社在所有制方面走得过远了。根据毛主席的意见,这次会议中强调了所有制方面的整顿,提出了"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叁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其中的关键点就是将基本核算单位退回到生产队,即原来合作社的水平上。简言之,就是"叁级所有,队为基础"。会后,各省市也迅速召开5、6级干部会议,目的是将毛主席纠左的指示一竿子插到底,直接传达到生产队长。

  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透过如此复杂的现象,抓住问题的症结所在,并给出正确的解决方法,这就是毛主席高人一筹之处。

  可惜庐山上的风波和叁年困难时期的曲折,干扰了人民公社问题的及时解决。但是,尽管一些人鼓吹“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另一些人则明里暗里地推行“包产到户”政策,人民公社制度还是在农村中坚持了下来。61年中央制订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六十条)。62年2月13日,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正式规定了公社一般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叁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提出是一个创造,它较好地处理了所有制水平和经济发展阶段之间的矛盾,既坚持了集体化的社会主义方向,又贯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正如前文所述,由于水利建设的问题往往超出了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营范围,迫使农民寻求更大范围内的联合,从而催生了人民公社。但是,农民的主要经营项目还是农业生产。对于日常四季的农业生产,就我国当时的机械化程度,仍然处于小生产水平,尚没有达到规模经营的要求,所以,在原来的合作社,即生产队水平上的联合就足够了,将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独立经营,组织生产,是与实际情况相适宜的。完全的公社所有制则超脱了生产发展的阶段。

  然而,大队和公社这两级经济也是不可缺少的,因为一些在生产队的范围内难以容纳的生产经营项目,如水利的兴修和管理、农村工业的发展、大型农机具的使用和管理,以及发展农村的医疗卫生和教育事业等种种,还需要根据不同情况选择在大队和公社的层面上来加以解决。

  “叁级所有,队为基础”方针的最大优点是提供了一个很大的回旋余地,能够适应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的需要。由于我国是一个大国,各地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相当巨大的差异,因此“一刀切”的方法往往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分级管理和核算使得各地都能有所适从,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可以多发展大队、公社二级经济,壮大集体经济的实力;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也能立足于生产队这个基点,因地制宜逐步求发展。

  实践证明,"叁级所有,队为基础"方针的贯彻,效果是好的,它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1962~1980年期间我国粮食产量年平均增长率达4.30%,它既高于1953~1957年准集体化时期的3.58%,也高于1981年~2001年分散经营制度下的1.86%。1976年粮食总产量达到28630万吨。

  耕地复种指数,由1965年的1.38提高到1977年的1.51,相当于增加播种面积1800万公顷。普遍建立的农技推广系统发挥了巨大的效益,袁隆平等人于1973年育成的□型杂交水稻优良品种开始在南方推广,取得显着成效,平均每亩增产108公斤。

  农业机械化有了大幅的进步,农机总动力1980年比1957年增长120多倍,农用拖拉机、农用排灌动力机械、联合收割机、农用运输车的数量都有了数十倍到成百倍的增长。从65年到75年,我国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分别增产了6.7倍和66倍。相应的,以57年为基准,1980年的机耕面积增加了 15.55倍,占到总耕地面积的42.4%。

  水利建设方面的巨大成就不再赘述。农村水电事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1957年前,全国仅有农用小型水电站544个,到1980年增加到79775个,是原来的140多倍。75年农业用电平均每亩14度,比65年增加了近5倍。

  人民公社的开出的一朵光彩夺目的奇葩是社队企业,即今日的乡镇企业。在公社化的带动下,58年社队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在一年内就达到 600万家。尽管其中大部分企业在六十年代初被整顿掉了,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社队企业再次获得了惊人的发展。到76年,社队企业的工业产值已达到 120多亿,劳动力已达到2827万。为逐步实现农村的工业化和缩小工农差别,打下了最初的基石。

  总的来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大部分公社的社、队二级经济都有了一定规模的发展。从全国范围来看,搞的好的和比较好的人民公社,占总数的叁分之二。可以说,农业集体化运动在中国是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的。

  (三)“大包干”带来的变化

  虽然说,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人民公社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农村集体经济不断地发展和壮大,然而,全国农村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一些地区由于自然条件比较差,干部力量比较薄弱,生产比较落后,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没有得到充分地发挥,因此农民的私有观念仍然比较顽固,这反过来又拖住了集体经济的发展步伐,农民的生活得不到改善。这些落后地区的农民自然对搞集体生产不满意。

  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户签字画押,决定实行“大包干”,也就是分田到户。在万里等的推动下,安徽农村首先推行所谓“联产责任制”。

  对于那些连生产队的经营管理也搞不好,农民坚决要求实行分田到户的地区,按照思想解放的原则,在叁级所有以外,再加上家庭经营一个层次,本也不失为实事求是的良策。或许一开始,某些支持这项政策的人也是这样想的,因为至少在文件上提的是,包产到户只是集体合作经营的一个层次,有统有分,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可令人遗憾的是,在实际上推行的时候,除了土地公有和承包关系以外,基本上只有家庭经营一个层次了。实质上将一种仅仅适应于集体经济落后地区的方针,不适宜地作为了全国农村的基本政策,形成了"全国一刀切,向后进看齐"的不正常局面,最终导致了人民公社的解体。

  如此推行分田单干,自然遭到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已经走了二十多年的大部分地区的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的抵制。刚开始时,几经讨论都包不下去。如北京红星人民公社,85%的农民投票要求将土地归还集体经营。即使在万里控制的安徽省,也传出了讨伐"大包干"的民谣:“集体干分掉了,人心干散掉了,干部干瘫掉了,耕牛干死掉了,农具干毁掉了,机械干锈掉了,公房干倒掉了,大田干小掉了,科学干停掉了,公活干歇掉了,教育干低掉了,贫富干大掉了。”但是,由于自上而下的高压,强行推广,到81年12月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时,全国90%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

  如那位万里,一开始推行“包产到户”遭到大家反对时,还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然而当他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在82年掌握了农村改革的大权后,就变了脸,逼着全国农民与他一起走独木桥。而且撕破了“完善生产责任制”的遮羞布,直接推行分田单干。83年中央发文解散了人民公社。

  河南省是83年才全面推行分田单干的。上头行政命令下来,非分不可,分得越彻底越好,连水渠也切成一段段的分掉了。多年的集体积累,一夜之间化为私有,还称之为"分光吃光,不留后遗症"。

  为此,曾被誉为南方大寨的四川省剑阁县化林大队党支部书记张正涛以自杀来表示抗议。但是,即使在如此高压之下,仍然有一些生产队和大队的干部和农民硬顶住了压力。到92年底,全国农村仍然有7036个村或队坚持着集体经营。

  人民公社的解体被一些人吹捧为我国农民的第二次解放。然而,84年底全国90%的农村刚刚完成分田单干,85年起中国的农业就走入了困境。85年粮棉大幅度减产,直至89年粮油棉都没有恢复到84年的产量。

  事实严酷地证明了,小农经济条件下个体农民能够释放的个人致富的积极性是十分有限的。我们的农民兄弟长年面对黄土背朝天,劳动强度已经非常非常大了,劳动时间已经非常非常长了,即使能将他们的精力和体力完全榨干,又能有多少油水呢?

  事实而且证明了,几亿个体农户直接面对市场的盲目的致富积极性效益是很差的。二十年来,价格完全放开的农副产品价格暴起暴落,从猪、菜、禽、蛋、水产品,到烟草、茶叶、棉麻、兔毛、羊毛,谷贱伤农的事时有所闻。89年河南烟农挥舞镰刀、锄头将已经成熟或即将成熟的烟草捣碎、焚烧,共毁烟田64450多亩,直接经济损失超过600万。北方的农民砍掉刚开始结果的苹果树当柴烧,南方的农民任满山的桔子烂在树上。实质上,这完全是一场又一场的经济危机,造成农村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大批农民的投资和辛勤劳动完全打了水漂。洞庭湖区的农民不由得感叹道:"现在种田就象赌博,大赌大输,小赌小输,要想不输,只有戒赌。"

  由于种田划不来,农业中素质较高的农民纷纷弃农而去。据四川省调查,目前农村中种田的53%是妇女,老弱病残占了四分之一,文盲和半文盲则高达31%。越来越多的农户种粮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商品粮的水平一直上不去。为此,我国每年进口的粮食数量迅速地从文革期间的210万吨跃升到八十年代初的1345万吨,再到95年的2081万吨,以至于美国人开始惊慌,下个世纪中国将造成全世界的粮食饥荒。

  分田到户对农业机械化和水利化的破坏就更是罄竹难书了。几年过去,大型农机具早已成了一堆锈铁,甚至连耕牛也大量减少,87年四川泸县就出现了300多个无牛村,出现了人拉犁或收了早稻不犁田的情况。

  分田到户分散了人心,农民对农业的投入普遍减少,反而进行掠夺式的生产,造成了对生产资源的严重破坏。由于木材紧缺,价格高,乱砍滥伐屡禁不止。83年湖南祁阳县农民哄抢国营林场,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毁林1700多亩;湖北通山县农民哄抢集体山林,毁林2000亩。85年群众性大规模哄抢国营林场和自然保护区林木的事件席卷南方9省,共毁林146万亩。中药甘草是自然生态平衡最脆弱地带的固沙植物。尽管国家从83年就限制出口,但高价争购引发的"挖甘草热"从东叁省到内蒙古、陕甘宁,一路挖去,一直挖到新疆,逼近边境。甘草大军所过之处,草去坑留,满目荒沙。类似的还有挖发菜,使沙漠不断南侵,已经威胁到北京城。

  包产到户更使农村百业萧条。农业科技推广体系解体,“远看象要饭的,近看象烧炭的,一问才知道是农技推广站的。”成了农技人员自编自嘲的口头禅。农技人员纷纷搞起了种子公司,坑农害农的事层出不穷。农村集体合作医疗体系全部瓦解,原公社卫生院也大批关门,伴随着的则是农村人均发病率明显增高。一些被抑制了多年的地方病,如血吸虫病卷土重来。即使在经济发达的广东省农村,仍有20%的农户看不起病。江苏省的贫困户,有叁分之一是因病致贫。

  贫富差别急剧扩大。95年的统计数字显示,农村有36%的农户没有任何存款。年均收入低于平均数的农户占86%,即使如温州地区,人均纯收入超过2000元,但68%的农民不足720元。更令人遗憾的是,在自然条件完全相同的地区,许多农民就因为劳力弱、智力低、生病而陷于贫困,无法自拔。

  公社没有了,乡政府机构却急剧扩张,从原来公社时的20人扩大到现在的近300人。国家只能负担极小一部分钱,其余的全靠向农民摊派。随着乡镇干部的生活水准节节升高,苛捐杂税的名目越来越多,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所谓"头税轻,二税重,叁税四税无底洞"。干群关系急剧恶化,以至于逼死人命的恶性事件时有所闻。因此河南有民谣曰:“干群)七十年代是鱼水关系,八十年代是油水关系,九十年代是火药关系。”

  看来人民公社解体的唯一好处,用农民的话来说,就是现在自由了。其结果是为城乡私人经济的大发展准备了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而重现了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一幕。大批濒临破产的农民盲目地涌入城市,使得“包身工”一类早已被人们遗忘的惨剧重现中国大地。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今农村共同致富典型村无一不是当年没有搞包产到户,或搞过承包又回到集体劳动方式的生产队和大队。如河南新乡县七里营乡刘庄大队,北京房山县窦店村,唐山市开平区半壁店村,四川宜宾县喜捷镇下食堂村,山东黄县下丁家村,河南临颖县南街村以及江苏江阴的华西村等等。

  散布于全国各地的7036个坚持集体经营的村或队,普遍具有集体经济发育水平高,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各种生活设施建设、文化教育、思想政治工作以及干群关系、社会风气,均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农民收入普遍较高,生活质量显着提高。

  就在当年毛主席视察过的七里营乡,五十年代的全国劳模史来贺领导刘庄人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走集体化的道路,实现了集体富裕。现在全村只有41个人务农,农业生产完全实现了机械化,达到了规模经营的先进水平。而大部分农民就地转化,成为了村办企业的工人。十余年来,全村的总产值以每年41%的速度增长,九十年代初就达到了4500万元。现在全村住在集体出资兴建的双层小楼,享受着免费入学、免费医疗和大部分免费供应的粮油、副食品。家家过上了富裕的日子,包括象严重缺劳户余德祥家。余本人年老多病,又是哑巴,儿子早逝,留下一个半傻的儿媳和年幼的孙子。这样一家人家,无论在旧社会还是在今天分田单干的地方,又怎能逃脱悲惨的命运?

  就以曹锦清九十年代在河南农村作调查时记录下来的一段话作个总结:"就从河南农业来说,集体化实在没有象有些人指责的那样糟糕。事实上,到七十年代末,河南已有不少大队的小麦单产上了千斤。如按原来路线走下去,小麦单产普遍达到目前水平(亩产六、七百斤)是没有大问题的,而且没有贫富严重分化,政府机构也没有如今这样庞大,官吏也没有如今这样腐败,社会治安状况也较良好。那时真可以说做到了'道不拾遗,夜不闭户'了。一旦分田单干,过了十几年,这些问题都出来了,而且有越演越烈的趋势,谁也找不到一个彻底根治的办法。"(见《黄河边的中国》一书)

  (四)中国的农村向何处去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中国农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为此,中央党校提出了要加强对“三农”(农民、农业、农村)问题的研究,希望能拿出解决农村问题的办法来。

  小户经营的局限性和破坏性已经越来越明显,包产到户已经越来越严重地阻碍和破坏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小农经济确实已经走到头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就正确地指出,小块土地所有制本身是以生产资料、资金和生产者无止境的分散为条件的。它不但造成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巨大浪费,而且按其本性来说,根本就排斥社会劳动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累、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因此,在市场条件下,生产条件的日益恶化和生产资料的日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规律。对于这种生产方式来说,好年成也成为一种不幸。

  小农经济的必然结果是两极分化和土地兼并。一千多年来,中国社会就在大部分自耕农逐渐变为雇农,最后沦入赤贫而揭竿造反的圈子里循环无已。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的土地,借助于现代技术和工具的使用,逐渐走上集约化经营的道路而发展出现代化的农业。

  那帮右翼经济学家早就在叫嚷要开放农村土地的自由买卖,或称土地使用权的自由交易,以顺应小农经济必然瓦解的过程。可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农业兼并的必然是大多数农民的破产和离乡。这是一条漫长而悲惨的道路。当美国走上资本主义农业兼并道路时,大量的西部土地正等待着开发,还可以为破产和离乡的农民提供一条出路。而今天的中国一旦走上这条道路,等待他们的只能是当今第三世界农民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欲进入城市充当廉价劳动力而不得的处境。历史将重现明末、清末流民剧增,社会爆炸的局面。因此,尽管那帮右翼经济学家叫唤了多年,终于没有人敢于跨出这一步。

  坚持土地承包制30年或50年不变,用行政手段抑制了小农经济条件下土地的自然兼并过程,必然阻碍了农业的现代化进程,但是,它对于防止了农民陷入赤贫境地,维持农村的最低限度的稳定又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一小块承包地成了濒临破产的贫苦农民的最后一道社会保障。

  资本主义道路既然走不通,剩下的就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了。

  95年在一些报刊上出现了适度发展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的声音。要求对条件确实成熟了,大多数群众确实自愿向集体化、集约化方向发展的,应该因势利导,不要阻挡。但是,根据京郊顺义县的总结,要发展规模经营,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乡和村(原公社和大队)的集体经济有一定的实力来支援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二、乡镇企业和其它经济有较大的发展,保证离开土地的农民有广阔的就业机会。这就是南街村、华西村等一大批先进典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达到规模经营走过的路。由此更可以看出,由于当年推行包产到户对集体经济造成的毁灭性破坏,种下了多大的恶果。当年邓小平在谈到“包产到户”时说:“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1995年在全国25个省区的“百县百村”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74%的村干部和农民认为有必要健全农村的集体经济组织。随着农村经济的专业化和社会化的发展,各地农村已经自发地出现了一大批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涵盖了农村的各个领域,包括生产经营,加工销售,技术服务等等。到94年底,全国共有社区性集体经济组织218万个,在全国农村具有很高的覆盖度。农民们对于合作服务、合作开发、合作积累和合作保障的需求是十分强烈的。之所以如此,说到底,完全是因为集体化这条社会主义道路关系着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发展需要。

  重新回头发展集体经济的路是艰难的。这不光是因为“分田到户””的实施,糟蹋了原来二十年的集体积累,破坏了集体经济发展的已有基础,还因为“人心散了,党风坏了,干部贪了,凝聚力没了”。尤其是严重的党政腐败,使得农民不敢将财物的管理权交回给乡村干部。然而,比这一切都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思想上的严重束缚。譬如朱熔基就说过:“刚刚按小平同志的指示搞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又让农民用土地来入股。这不是人民公社又回来了吗?”一顶“否定农村改革”的帽子砸过来,能顶得住吗?

  人民公社当然是没有了,新出现的社区性集体经济组织也因为党政领导的不重视而处于完全的自流状态,只有那些贯彻了人民公社原则的共同富裕村仍在闪耀着光芒。能否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当政者能否汲取历史的教训,拿出一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了。但是,不管中国的农村向何处去,后人将永远不忘前人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通过人民公社这种制度形式,为彻底改变我国农村的贫穷落后面貌而奋斗时所走过的艰苦卓绝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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