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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九一八事变”89周年纪念日，很自然地又想起了那首闻名遐迩的抗日歌曲《松花江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这首歌的旋律，抒情、悲壮，抗战初期曾风靡中华大地，它唱出了东北的富饶、美丽，也唱出了痛失家乡的痛苦、忧伤。
1936年12月，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到西安督促东北军、西北军继续“围剿”红军，西安的爱国学生要游行到华清池蒋介石驻地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竟饬令张学良开枪阻拦。
为避免流血事件，张学良赶到十里铺接见学生。这个时候，学生唱起了《松花江上》，“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
也许，没有什么歌曲比这一首更适合此情此景了，在关内流浪已久的张学良流下了眼泪，他沉痛地说：
“请大家相信我，我是要抗日的，我在一周之内，用事实来答复你们。”
可以说，这首歌，在重大历史关头发挥了重大作用，成为激成“西安事变”的因素之一。
周恩来总理也很喜欢这首歌。
1937年底，他在武汉大学演讲时专门提到：“一支名叫《松花江上》的歌曲，真使人伤心断肠。”上个世纪60年代，周恩来在指导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时，专门指示将这首歌编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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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花江上》是由进步音乐家张寒晖于1935年创作的。
据记载，当时张寒晖到西安北城门外东北难民集中的地区走访，天天目睹流浪徘徊的惨景，耳鼓充满嗟叹痛苦的呼声，这激起了他强烈的创作愿望，他要以含着热泪哭泣似的音调，唱出悲愤交加的声音。
张寒晖曾说：“我是把北方女人在坟上哭丈夫、哭儿子的那种哭声变成了《松花江上》的曲调了……”他的友人姚一征则说：“当歌曲写完后，我们唱到‘爹娘啊，爹娘啊’时，竟都呜咽地哭了。”
《松花江上》的结构是带尾声的二部曲式。倾述性的音调贯穿全曲，兼有叙事和抒情的特点，真切感人。旋律以环回萦绕、反复咏唱的方式引申展开，声调越来越激动，具有回肠欲断的效果，当尾声出现呼天抢地、声泪俱下的旋律时，感情达到了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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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松花江上》的优点也是其弱点。
这首歌创作于1936年。这个时候，红军长征刚刚到达陕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尚未形成，全面抗战也没有爆发，面对凶暴的、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日本军国主义，中国的优势在哪里?能不能取得最后胜利?
所有这些，在毛主席的《论持久战》问世之前，没有人能够系统地回答这些问题。
所以，《松花江上》的基调是控诉的、悲愤的、祈愿的——“伤心断肠”是周总理的评价，应该说抓住了这首歌的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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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5月，毛主席发表了《论持久战》，他在文章中雄辩地指出：
“中国是如日方升的国家，这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没落状态恰是相反的对照。中国的战争是进步的，从这种进步性，就产生了中国战争的正义性。因为这个战争是正义的，就能唤起全国的团结，激起敌国人民的同情，争取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
“在我们的敌人方面，首先，它是快要死亡的帝国主义，它已处于退步时代”，“中国方面呢?……它又处于历史上进步的时代，这就是足以战胜日本的主要根据。”
“今天中国的进步在什么地方呢?在于它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国家，已经有了资本主义，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了已经觉悟或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有了共产党，有了政治上进步的军队即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红军，有了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十七年的经验。这些经验，教育了中国的人民，教育了中国的政党，今天恰好作了团结抗日的基础。”
正是因为毛主席看到并分析了中国的进步性与日本的“退步性”，所以他才能够令人信服指出：中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将属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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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论持久战》的发表，尤其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建立在中国“进步性”基础上的人民战争主题的充分展开，也使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此后创作的抗日歌曲，就和“九一八”之后至抗战初期创作的作品有了很大区别，悲愤的、或者仅仅强调气节的“宁愿死不投降”的基调，一变而为充满必胜信心的基调了，比如《黄河大合唱》、《到敌人后方去》、《八路军进行曲》等，《松花江上》的作者张寒晖，也创作了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军民大生产》。
现在，每到“九一八”，许多媒体除了“勿忘国耻，吾辈自强”、“一寸山河一寸血”这类浓浓民国范儿的口号，似乎也说不出什么了。“九一八”事变已经过去89年了，总结历史经验还是如此隔靴搔痒，这才是真正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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