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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水周:中国经济绝不能走全面推进私有化的危险道路

2020-06-16 10:00:13  来源: 昆仑策研究院   作者:彭水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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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这是宪法大纲规定,也是根本制度规定。所谓坚持“社会主义”,就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质是坚持社会主义根本道路和根本制度,突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所谓“特色”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原则,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通过改革开放,破除陈腐僵化的思想和制度,打破阻碍社会进步的条条框框,走出一条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市场经济、以期更好更快实现现代化的新路子,这既不同于过去“由政府包打天下”的“统得过死”的老路,也不同于西方“由资本家一统天下”、政府成为“资本守夜人”的新自由主义邪路。因此,推进改革开放的政策措施,绝不能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绝不能不讲改开的立场、方向和原则,成了“为改革而改革”、“为开放而开放”,把旨在做强做优做大国企国资、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的“混改”变成了去国有化、去公有化的私有化、外资化“混改”,帮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现颠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战略意图。

  一

  我们知道,以公有制为经济绝对主体是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经济特征,以公有制为主,以各类混合私有制经济为辅是改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特征,二者有一个共同的主旨,就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我们也知道,毛泽东时代举国推行公有制经济取得了令世界惊叹的巨大成就,在短短的27年里,使积弱积贫的旧中国重新焕发自信和青春,一跃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强国。它昭示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巨大优越性。毛泽东时代后期,计划经济制度的一些弊端,随着社会的发展、环境的改变逐渐显现,它主要表现为,由于人们对长期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的厌烦,在有保障的平均主义的工作环境里滋生懒惰、涣散等不良作风,还有体制内形成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教条框框,这些成为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的动因。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之风席卷神州大地,毛泽东时代大一统计划经济格局被打破,在政治语境中,在“社会主义”前头冠以定语“特色”,算是对毛泽东时代和中国未来发展的承上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特色”,被人们理解为,在政治上“姓社姓资”的“不争论”,经济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混合、私有)共同发展”,以往的政治挂帅转变为经济挂帅。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时代,它从一开始便迸发出蓬勃活力,推动中国政治经济、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从上世纪70年代末至今,我国改革开放已走过42年历程,民间有句熟语叫“三十而立,四十不惑”。改革开放在“摸着石头过河”“大胆干,大胆试,大胆闯”,“坚持改革开放100年不动摇”等口号下,尽管有新旧意识形态的龃龉,但大方向始终未变,它在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在深刻地改变着国家政经体制结构和人们思想观念。时间概念的“而立”“不惑”与实质意义的“而立”“不惑”并非同步。当下的现实是,我们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发展前景存在诸多难以预知的变数,疫情冲击下的现状更说明了这一点。

  二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在“姓社姓资”“不争论”下,我国经济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面大旗下,不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以“入世”为标志融入以美国为首的世界经济金融体系,努力学习、仿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模式,构建以留美知识精英西化理论为主的指导国家经济改革发展的经济金融理论体系,使我国的经济改革进程深深打上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烙印,由此而渐行背离“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改革原则。几十年来,人们看到,几乎经济领域的改革措施都是围绕限制压缩以国企为主体的公有制经济、发展壮大私有制经济的导向而制定的,且由起初的工商企业国内私有化改革扩展至整个经济金融领域国际化混改,公有制的国企堡垒被逐一攻破。在去年底同美国签订《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缔约背景下,今后国家经济金融市场主体将允许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外国资本进入并控股,这给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造成的印象是,中国全部经济金融领域已面向国际资本敞开了推进私有化、外资化的改革大门,无疑隐藏着严重危及我国经济金融安全乃至制度安全的极大凶险。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这是宪法大纲规定,也是根本制度规定。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各级干部要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原则,“十三五”规划里也有这句话。而所谓坚持“社会主义”,就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质是坚持社会主义根本道路和根本制度,突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所谓“特色”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原则,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通过改革开放,破除陈腐僵化的思想和制度,打破阻碍社会进步的条条框框,走出一条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市场经济、以期更好更快实现现代化的新路子,这既不同于过去“由政府包打天下”的“统得过死”的老路,也不同于西方“由资本家一统天下”、政府成为“资本守夜人”的新自由主义邪路。因此,我们推进改革开放的政策措施,绝不能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绝不能不讲改开的立场、方向和原则,成了“为改革而改革”、“为开放而开放”,把旨在做强做优做大国企国资、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的“混改”变成了去国有化、去公有化的私有化、外资化“混改”,帮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现颠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战略意图。

  201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首席教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程恩富,在与会的座谈发言中谈到,政府及有关部门开的一些经济问题座谈会或者经济专家座谈会,参与的基本上是现行政策的拥趸者,呈现一边倒的一派意见,就是赞成政府工作思路和基调,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没有一个被邀请的,这是多年来的现实情况。他批评政府的民主做得很不够。俗话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一个好的政策出台和推行,至少要听听不同意见。

  程恩富委员提到一个近年来值得注意的现象,即经济学界过分强调“以大规模减少私企税费”为重点的扶助私企发展政策,他说针对这一政策,国内经济学界实际上是有不同意见的。国家对私企的持续大规模减税的目的,是要在推进私企发展的同时,刺激私企投资壮大发展规模,进一步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以增加国家税收,拉动社会消费,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连锁效应。但实事效果如何呢?

  他首先介绍一位长期在美国华尔街的美国大银行任副总的黄树东博士,他说黄博士在向他主编的杂志一篇投稿中比较清晰地表达了一个基本观点,即用美国的长期统计资料,证明大规模减少私人企业的税收,不可能增加整个社会的就业、投资、消费以及出口。以里根政策为代表的以西方减税为主要内容的供给学派和新自由主义执行了40年(特朗普也实行了大规模减税),结果美国最近40年的经济增长率不超过3%,仅2%多一点,而二战以后实行凯恩斯主义,几十年的增长率大概是4%左右,40年对40年的对比很能说明问题。

  这里提到的凯恩斯主义,即凯恩斯的由政府调控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宏观经济学理论,它指出维持社会整体经济活动数据平衡的措施可以在宏观上平衡供给和需求,同倡导利己为思想、行为先导的“经济人模型”,以通过去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竞争自然达到经济供需自动调节平衡的“看不见的手”为理论基础的亚当·斯密创立的古典微观经济学有重大区别。凯恩斯是立足于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家,针对当时生产和就业情况迅速恶化的现实,指出理论(亚当·斯密理论)说得再好,事实上这个机制没有在起作用。他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加强宏观需求管理,以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化解社会危机。他的宏观经济学理论被当时罗斯福政府采纳,收到良效,成功化解了资本主义美国出现的重大经济危机。但颇为讽刺的是,政府干预经济的罗斯福新政,被媒体攻击违背了资本主义制度要求,是社会主义的做法,迫使罗斯福新政在具体施行中,尽量规避宣传上的社会主义色彩,避免国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出现。

  程恩富委员对私企减税未能促进经济增长,不能增加社会就业、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一表面上似乎违背经济常理的现象进行理论分析,得出一个浅显道理,大幅度减税之所以不能引发私企较大规模增加投资,是因为私营企业是姓私,具有与生俱来的天然的也是必然的逐利性,它们没有预期利润是不会投资的,而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因为国家公有制企业属性,具有家国责任担当,只要能发出工资就一定会投资。所以私营经济的过分发展,加上市场和社会发展变化带来的一些不确定因素,反而不利于就业,不利于投资,也不利于消费,主要的只是增加了私营业主的收益。

  接下来,他以国内事实说明这一问题,我国最近两年已经减税几万亿,预算报告里得出,税收同比回落13.7个百分点,大规模回落,只微增了0.3的税收,几乎没有增加,而西方理论以及相信西方理论的人所持的减私企的税,私企会大幅度投资,从而带来更多的就业、更多的税收这样的减税理由,从减税结果来看是失望的,税收几乎没有增加。这就反证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讲的是对的。

  程恩富委员进一步列举事实加以佐证:财政部报告说,税收几乎没有增加,发改委主任作的报告第12页里写道“制造业和基础设施投资持续低迷,民间投资和制造业投资上半年仅增长5.7%和3%,基础设施投资上半年增长4.1%,下半年也难有大的改观”。投资下降了,而且下半年预期也没有改观。按照这样下去,不光是今年下半年,实际上从前年就开始了。报告接着写道“消费增长内生动力依然不强”,就业在报告中也没有证明社会就业量比过去大。可见,投资、就业、消费、税收都没有随大规模减税而有比过去大的增长。

  对于这样的事实,问题就来了,这样一种政策思路要不要调整?程恩富委员坦言,供给侧改革我们是赞成的,但一开始并没有以大规模减税为主要内容,最近两年却明确提出全行业减税,预算报告第6页写道“4月至6月减税3185亿元,所有行业均实现减税”。他明确表示对这“一刀切”作法存疑。接着,他再次点到财经委的报告,并直率地指出报告中关于房地产减税问题与政府针对房地产发展调控意见的矛盾,以及指出众多报告在这方面存在的搁置问题的缺陷:上半年银行新增房地产贷款3.2万亿,占境内各项贷款增量的31.6%,也就是三分之一银行贷款增量都跑到房地产去了,那是不是还要对房地产私企减税?再减税的结果怎么样?这与政府不准备用房地产的大量投资来短期刺激经济的说法也是矛盾的。但是我们看到的所有的报告几乎没有分析这个矛盾,也没有相应配套的政策。

  综合事实数据和问题,程恩富委员认为需要重新评估近两年的大规模减税整体绩效。并说,如果这几万亿的多数不是增加私营业主的收益,而是主要用于直接改善民生、治理环境、支持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对全社会的投资、消费、就业肯定会有更大的绩效,实现更大的财政收入。结论是只能进行适度结构性税费调整,针对不同产业和企业,有减有增。

  此外,程恩富委员还就私企和国企减税、上交利润存在的不公允现象发表意见。他说,因长期以来政府持续大力推进私有化改革,私营企业现在占绝大多数,所以目前减税主要是减私营企业的税,而对国有企业却是增加上交利润。财政部作的报告讲,要从国有企业里大规模地调动利润以弥补财政收入不足。国企大规模交利润其本身是不公平的。用国企利润等增交来增加私企收益不是好办法。这里,程恩富委员又提到国企做强做大还是缩减削弱的政策指导性矛盾:如果改革的目标是要缩减国有企业,这是符合逻辑的;如果目标并不是要缩减国有企业,而是真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五次公开报道的,即强调“做大做强做优国企”,那就有问题。同时,他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进一步表明观点,政府方面一味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继续大规模的出售国有企业和国有经营性资本,这种做法我们大部分马克思主义学者是不赞成的,批评性反映强烈。

  四

  程恩富委员在这篇发言中提到三个现实存在的问题,触及到当下经济改革敏感话题。

  一是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被边缘化。我国目前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主体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语境下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在国家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其它国家性法规里均有明确表述,但在实际应用实践中,却几乎整体下意识地有意淡化这一主题,时间一久,人们心照不宣地明白了这是在“打左灯向右转”,造成秉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同现实政策执行者之间因观点不能交流互动产生隔阂,撕裂民意,影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而国家制度、政策意志上下统一是事关国本稳固和国家长远发展的根本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市民社会)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长期以来推进私有化改革,形成一种去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舆论和社会氛围,人们在现行经济政策引导、制约下缔结新的社会生产关系,并由此产生新的社会意识形态;与此同时,国家对私企政策扶助和政治参与松绑,使得快速壮大的私企资本力量同其政治、理论推手跻身同踞决策地位,占据主导经济政策和宣传舆论高地,推行仿效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以私人资本为国家经济主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排挤马克思主义政经理论者,消解马克思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当前,这种化公为私的现象已经发展到了从根本上动摇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危险地步。

  二是关于国家整体经济健康持久发展问题。投资、消费、出口被喻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这里不讲GDP,因为用GDP计算方法计算经济增长虽然是国际通用方法,但里面虚浮的成份较多。这里只谈政策对经济主要因素诸如投资、就业、消费等实实在在的推动作用。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形成蜕变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全面融入全球的以混合私有制经济为主体的中国特色发展模式,长期以来的私有化导向的经济改革,激发了人们个体化原始动能,使得整个社会呈现出一派繁荣表象。但表象之下,却是诸多矛盾问题纠结的暗流汹涌。如经济的非健康均衡畸形发展,不断拉大的城乡二元鸿沟,投资的极端逐利性导致工业经济结构失衡及与之相继的就业、内需、消费问题的连锁效应,长期刺激经济政策致使政府层面背负天量债务勉力运行,同样的刺激消费政策诱使全民超前消费,改革政策的偏好使财富迅速向少数资本富豪集中,全球一体化新自由主义经济风潮,使得买办资本势力同世界资本集团结为坚固的利益共同体,国外自由资本势力突破国家政策阻碍,有针对有选择地蚕食、吞并国家各种优质经济金融实体,兵不血刃地进行经济金融“殖民”,全民基尼系数(用以说明贫富差距程度)不断增大,它尤其在每一次社会灾难、经济危机如本次新冠疫情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所有这些问题,都直接影响国家经济的发展质量,关系到国家经济是否可持续发展,决定着社会稳定和国家政经安全。而国家经济成份的构成既是经济发展健康与否的判断标准,也是一国实行什么样的社会制度的直接反映。尽管私有化改革进程不断加快,甚至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口号下,国家经济金融的世界性“混改”也在加紧推进,但仍存有为数不多的公有制经济残余,人们思想意识中,还残存着计划经济时代公有制道义余光,正是这集体公有制经济残余和国人共同的民族集体主义意识,使得在突如其来的重大新冠疫情灾难面前,创造出令世界惊叹的中国抗疫奇迹。它给予私有化改革莫大讽刺,它也撕下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私有化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美丽面纱,露出其残暴的、百孔千疮的丑陋的真实面目。

  程恩富委员以事实说明我国最近几年减税几万亿,反映在税收上的结果仅微增了0.3的税收,几乎没有增加,同美国大规模地减少私企税收所得到的结果差不多,并没有达到制订减税政策的专家们所预料的减税将促进私企大幅度投资,解决更多就业,促进更大规模消费,带来更多税收的效果,反而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正确性。

  国家整体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国家层面的宏观计划调控,这一点无论在强大的资本主义美国还是推进改革开放的发展中的中国都业已得到证明。所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论点,其前提应是国家着眼长远发展的有计划的宏观调控,否则,它便势必滑向遵循自然丛林法则的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泥潭,其结果必将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经济发展恶劣怪圈,必然爆发经济周期性危机。

  世界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发展,反复证明马克思“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一论断的正确性,化公为私、敲牛皮糖式切割公有制形成个体碎片,导致每块碎片均依照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人性本质原则,在庞杂的难以预知的市场中张扬个性,自放光芒,最终其光芒势必穿透顶层制度的樊篱,影响国家政治制度,依照私有资本共同的意志改变经济性质及其发展方向。如程恩富委员在座谈发言中提到的财经委报告中关于房地产减税问题与政府针对房地产发展调控意见之间的矛盾,就能很好的说明这一问题。2019年上半年银行新增的3.2万亿房地产贷款,占境内各项贷款增量的31.6%,三分之一银行贷款增量都进入房地产了,私企减税政策的结果与政府不准备用房地产的大量投资来短期刺激经济的说法自相矛盾,而所有报告均未分析这个矛盾,也未见配套相应的应对政策措施,“摸着石头过河”继续鼓励做大私有经济尤其是房地产经济蛋糕,其作用于政治、社会的连锁负面效应,为已经暗礁遍布的中国经济进一步埋下后患。

  在我生活工作的地级城市里,公有制性质的国企与私企相比,在工作条件、工作环境,工人工作状况及其工资待遇上,存在巨大反差。国企工作条件优越,配备较先进生产设备,配有空调及完备安全生产设施,工作环境宽敞整洁,工人每天固定实行国家规定的8小时工作制,工资即使在企业经营最困难时期,也按政府规定的城市最低工资额确保每月按时发放,偶尔加班,支付合理的加班费,国家规定的养老、医疗保险等福利一概享有,而私企工作条件普遍使用行业上游淘汰的老旧生产设备,为节约生产成本,很少装有空调,生产安全设施配备不到位,狭窄的工作车间(称作坊更贴切)普遍脏、乱、差,工人每天工作时间基本在9小时以上,如果是实行计件工资,精明的私企业主一定会通过时间和产品产量之间关系的精确计算,将工人日工资压在等同或低于非计件日工资水平,且工人在每天工作中,基本没有午休时间,在企业经营困难,工厂暂时停产、工人停工期间,工人便没有工资。至于政府文件规定的企业应承担的工人劳保、医保等基本保障和其他社会福利待遇更不用提起。政府监管部门虽心知肚明,但多半也是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态度。针对个别找相关部门维权工人,等待他(她)的只能是从企业扫地出门的报复。

  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私有经济反噬集体公有制经济,有悖政治伦理,加之一味融入以资本主义帝国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金融体系,渐行丧失社会主义国家关乎国家根本制度的政治道义。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下的时刻面临的抽风式经济紊乱和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脆弱关系,以及给予单打独斗的人类个体的生活、精神重压,无不彰显其背离人类社会和谐幸福发展的非理性、非科学。恰恰如本文开始提到的毛泽东时代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为人们提供了丰厚的精神养料。那时,生活、工作在集体化乡村、企业厂矿的全体人民,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经济制度羽翼庇护下,过着暂时性的清贫、简便、安稳,互助友爱,富有理想激情的生活,这相对于物质生活水平相对提高的现代人们来说,未尝不是一种幸福。这是社会主义中国实行公有制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所在。

  三是公平竞争问题。国家财政部门每年从国企大规模地调动利润以弥补财政收入不足,这在大规模为私企减税的政策下,无论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角度还是从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角度来讲,都是不公平的。且根据上面的论述,采取以国企利润增交来增加私企收益,以深入推进经济私有化改革,既违背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五次公开报道的强调“做大做强做优国企”的讲话精神,违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违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也不利于经济均衡健康发展。不仅如此,甚至还会对经济社会产生破坏作用。

  五

  历史潮流浩浩荡荡,资本主义制度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其内部累积的结构性矛盾、问题正加速摧毁它的根基,在新冠疫情扫荡下,各类暗藏的反戕破坏因素叠加爆发,使得其在各种来自社会的、经济的强大反作用力冲击下,岌岌可危。物极必反,新陈代谢,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铁律,无论资本主义制度看起来多么“自然”,多么“人性”,无论产生于这种制度的势力显得多么庞大,多么坚不可摧,但历史的每个转折点总是在人们不经意间从某个细微的地方寻找到突破口,完成除旧布新的转折使命。政府方面,对那些一味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出售国企和国有经营性资本的决策行为应当反思,针对问题和风险,尽快调整和纠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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