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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盛刚:当今世界的时代精神与中美关系

2020-06-14 14:58:15  来源: 草根网   作者:鲍盛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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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故美国地缘政治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在其《第二次机遇》一书中认为:一个国家的外交战略须建立在对时代精神的领悟与把握之上,且须顺势而为。而冷战后,美国的问题在于在一个全球政治觉醒,国际政治趋于民主化的时代,它却搞霸权主义;在一个相互依存,世界趋于多边主义的时代,它却搞单边主义;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它却搞贸易保护主义;在冷战已经结束近30年的时候,它依然没有走出冷战思维。以至于布热津斯基认为美国没有一个真正后冷战的全球外交政策,结果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最终面临的将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美国的自我孤立,自我边缘化与自我终结。

  2020年注定将成为人类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开始于中国武汉,美国与西方国家的第一反应:一是新冠病毒意味着中国将面临一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危机”,中国将很难抵抗新冠病毒的攻击,中国经济即将崩溃。二是一、二月份发生在中国的这一幕,是不会在西方民选体制的发达国家发生的,一方面因为西方民选体制发达国家的卫生、医疗条件、水平和能力都大大超过“发展中国家中国”。另一方面则是西方的民选体制大大优于中国的“专制、威权体制”。换言之这场病毒发动的战争中,只有中国将单独参战。三是这场疫情将是中美关系的一个拐点,资本将回流美国,美国将再次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这是天佑美国。然而到了今天,这场新冠病毒发动的“世界大战”不仅将全球主要国家都卷入其中,而且迄今为止,我们只看到少数几个国家,如中国、韩国等正在打赢这场战争。而欧美主要大国到目前为止却都无一例外地处于节节败退的境地。这是为什么?对此人们不禁要反问道:一,这是美国与西方的“切尔诺贝利”吗?二,这是否是美国与西方体制出了问题?三,随着疫情在美国与西方的加剧,中国疫情的有效控制,中美关系的拐点是否将提前到来?

  不久前,96岁的美国前国务卿、全球著名地缘政治战略家亨利·基辛格在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的专栏文章。文章中他认为目前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超现实气氛,就像1944年一样,有一种早期的危险感,这种危险不是针对任何特定的人,而是随机的袭击和破坏。他呼吁美国要像二战前那样,需要有效率和有远见的政府,以便克服前所未有的障碍。同时要仿效马歇尔计划,美国必须在三个领域作出重大努力。首先,增强全球抵御传染病的能力。第二,努力医治世界经济创伤,政府应寻求减轻经济衰退对最脆弱人群的影响。第三,维护世界秩序原则,在内政外交中保持克制,确定问题的优先次序。在全文的最后,基辛格写道:“我们生活在一个新纪元。各国领导人面临的历史性挑战是,在应对危机的同时建设未来。失败可能会引火烧身”。可以说基辛格的呼吁不失为一种战略远见,只是可惜目前美国已经是一个不需要伟大战略的国家了。今新冠疫情迅速蔓延,美国确诊人数已超100多万,是全球确诊病例最多的国家。作为拥有全球领先医疗产业的世界头号经济体,美国难以打造各方协力的统一战线,原因之一在于政府将公共卫生问题政治化的做法,同时也反映出其治理、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积弊。疫情在本国发生之初,出于选举等种种政治考虑,美国政府一直极力淡化疫情严重性。随着疫情日益危急、市场恐慌情绪不断加剧,政府开始加大应对力度,但同时一些政治势力将疫情政治化,某些政客对他国泼脏水污名化,试图转嫁责任,人们在应对疫情中看到更多的是美国的分裂。

  同时,在国际上,美国在自身难保的前提下无瑕顾及欧洲以及其他国家,中美在病毒起源问题上的分歧又将美国的种族排外问题推上前台,中美之间就此唇枪舌剑,胜负难辨。3月末,《纽约时报》接连刊登两篇文章,《面对新冠危机,美国不再是一个慷慨的全球领导者》和《中国援助各国抗击疫情,打造全球领导者形象》,核心观点认为通过疫情中的一系列行动,“中国担起了曾经由西方国家在自然灾害和公共卫生事件中占据主导的角色。而奉行美国优先而退出国际事务的特朗普,也越来越放弃这个角色”。就在不到一个月前,当中国国内疫情稍稳,国际却呈现燎原之势之时,中国政府已开始向意大利、伊拉克等国家提供医疗援助,并与日本、韩国等建立联合抗疫小组。目前中国宣布向83个国家及世卫组织、非盟等提出援助,包括检测试剂,口罩等医疗物资;向世卫组织提供2000万美元,支持其开展抗疫国际合作;中国的地方政府、企业和民间机构,也向疫情严重国家施以援手。在中国的社交网络上,中国医疗团队向意大利、塞尔维亚、日本进行支援的视频受到追捧,“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国际协作精神成为中国政府和民间的一种共识。过去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全球抗击疫情行动中,在给人一种中国在行动、在协调、在领导的印象,但美国“似乎不愿意或没能力起领导作用”,对许多欧洲盟友来说,美国国内对疫情的响应令人沮丧。甚至在中国宣布与多国合作开发疫苗之时,却传出美国要“买断”一家正在研制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德国企业。全世界都在追问一个问题,从未来的角度来看,这场危机也可能标志着一个全球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时刻。这对未来五年的大国竞争意味着什么?会不会如外界所说,“我们是否正在进入一个美国不再扮演全球领袖角色的世界。”

  奥巴马时期的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坎贝尔(Kurt M Campbell)和美国学者杜如松(Rush Doshi)两位亚洲专家,近日在《外交事务》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国过去70多年来建立国际领导者的地位,不单是因为其财富和实力,更重要的是美国国内管治、全球公共物品供应、有能力和愿意集合和协调国际力量去应对危机所带出的认受性。”他们说,这场新冠病毒大流行“正考验美国领导能力的全部三个要素,但到目前为止华盛顿并不合格。他们称,英国1956年夺取苏伊士运河拙劣的行动,“把英国力量的衰退暴露无遗,标志着英国称霸世界的终点。”“今天,美国政策制定者应该察觉到,如果不在此时站起来面对当下,那新冠病毒大流行将会是另一个‘苏伊士’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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