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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盛刚: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经济学家

2020-05-28 11:40:51  来源: 草根网   作者:鲍盛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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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曾经说到:研究政治经济学无须特别的知识,大量的藏书或者昂贵的研究室,甚至连教科书或老师也不需要,只要会替自己设想即可。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经济规律?或者说所谓经济规律只是某种特殊利益的表现,因为人往往会认为对自己有利的,也必然对别人有利,以至于认为这样做,就是一种规律,是天经地义的。或者说经济规律只是一种统治工具,是人为制造的,就如是人创造了上帝,而不是上帝创造了人,所谓君权神授只是一种统治工具而已。过去是挟上帝以令天下,现在则是挟规律以令天下。经济学理论之争,背后实际上都是不同利益之争和权利之争,经济学只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而已。

  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经济规律?要回答这个问题,人们自然会想到一个人,他就是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对于经济学,就如同牛顿对于力学。牛顿,现代物理学的奠基人,物体运动力学三定律揭示了自然世界的万物运动规律,当然除了第一推动力之外,因为那还需要借用一下上帝之手。亚当·斯密,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他近十年呕心沥血的著作《国富论》被称为西方经济学界的“圣经”。如果说牛顿发现了三大定律,揭示了物体运行规律,那么亚当·斯密也有三大定律,揭示了经济学或者说人类行为与社会的运行规律。第一定律是人天生,并将永远,是自私的动物。第二定律是交换定律,即人天生是一种社会动物,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就是交换,在交换中利己与利他达到了对立统一,以至于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最终促进了整体经济的发展。比如“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 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 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斯密有句名言:“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 斯密认为: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追求个人利益,正因为每个人都有利己主义,所以,每个人的利己主义又必然被其他人的利己主义所限制,这就迫使每个人必须顾及他人的正当利益,由此而产生了社会利益,社会利益正是以个人利益为立脚点的。第三定律是国家“守夜人”的角色,一是保护社会使其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二是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其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三是建设并维护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

  亚当·斯密的理论堪称简单完美,其意义堪比哥白尼革命,因为它以市场中心论代替了国家中心论,那么这个世界是否真的是以此运行的吗?或者说这只是一种乌托邦?事实上,从一开始它的合法性就受到质疑,首先,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并不是中立的,而是偏向少数富人,偏向资本。对此就如马克思揭露的那样,整部人类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先是奴隶主剥削压迫奴隶,封建贵族剥削压迫农民,然后是资本家剥削压迫工人。所谓自由只是资本家对雇佣工人剥削的自由,政府只是资产阶级的管理委员会。而且,由于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社会最终将走向崩溃,代之以社会主义社会。其次,所谓自由契约实际上掩盖了现实的不平等,因为就契约而言,真正的自由要求缔约双方之间大体上平等。反之无所谓契约自由。比如就童工问题,自由契约的原则就是不适用的。如果儿童是无助的,那么成人的处境是否就好得多呢?事实上,弱者表示同意的方式,就好比一个失足掉进深渊的人同意把他的全部财产送给那个不肯按其他条件扔进一根绳子给他的人。这不是真正的同意。所以,显然在不平等基础上进行所谓平等的竞争,结果只能是富者愈来愈富,穷人愈来愈穷。对此后来就连为了拯救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的凯恩斯也说道:假定个人在他们的经济活动中拥有约定俗成的“天赋自由”,这是不真实的,世上也不存在赋予那些权利的拥有者和获得者以永恒保证的“契约”。宣称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必定会相互一致,这是没有根据的,上天并非是如此来统治世界的。说两者在实际上是一致的,这也是不真实的,在现实生活中并非是照此来管理社会的。断言开明的自利必定会促进公共利益,也不是根据经济学原理得出的正确推论。而所谓自利一般是开明的,同样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个人在追求他们各自目标的实现时,常常是太愚昧、太懦弱,以至于甚至在这方面都难以如愿以偿。经验也并未表明,当人们组成一个社会单位来行动时,会总是不如他们各自单独行动那样目光敏锐。

  可以说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合理性与合法化在19世纪中期就遇到了危机,而在19世纪末陷入崩溃,结果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并催生出了三大主义。一是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当时许多进步人士认为俄国革命的意义可以堪比法国大革命,如果说法国大革命是一场中产阶级的革命,那么俄国革命则是一场无产阶级的革命,其目的在于建立一种以社会需求而不是以市场,利润为导向的社会政治经济体系。当时许多文人墨客纷纷到访苏俄,就像19世纪人们到美国去朝圣取经一样,尽管有些失望,但都认为这是一种新的文明与新的社会。二是德意法西斯主义,实际上法西斯主义不仅出现于德意,也存在于英国,美国,法国,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现象。彼得·德鲁克在《经济人的末日: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将欧洲的这一悲剧解释为是一种丧失政治信念的结果,是欧洲民众政治异化的结果。这是一个群众绝望与恶魔再现的时代,信仰幻灭,社会与政治结构瓦解,欧洲社会再度变得非理性,险恶,令人无法理解,无法掌控,毫无意义又变化无常。德鲁克认为:群众的绝望,就是理解法西斯主义的关键。三是美欧民主福利资本主义,20世纪30年代,受到凯恩斯主义的影响,美国政府在大萧条时期力推新政,建立了美国式的福利国家。1942年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况胶着之际就发表了《贝弗里奇报告》,并在二战结束后的第二年推出《国民保险法》和《国民健康服务法案》,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和全民公费医疗制度。由此,大西洋两岸形成了以公共财政为主导的福利国家,史称“凯恩斯福利国家”。二战后出现的20年大发展与大繁荣,迄今令美国与西方人恋恋不舍,认为那是民主与繁荣的天堂。

  但是,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中期,历史又发生了一次大转型,法西斯主义早已灰飞烟灭,社会主义成了体制僵化,经济无效率的代名词,而美欧民主福利资本主义又遇到了一次合法化危机。人们认为自由放任才是合法的,国家干预是不合法的。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由于国家实行干预政策,违背了西方社会固有的保护个人首创精神和信奉企业自由的合法的意识形态。所以,无论是经济学家米塞斯,哈耶克,还是后来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詹姆斯·布坎南都认为所谓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从19世纪下半期随着福利国家的产生,在西方就已经开始走向衰退,这是西方文明的悲剧,西方文明的复兴有赖于自由主义市场竞争理念与体制的复活和重建。可以说这是美国与西方社会合法化基础的一次大逆转,结果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无疑是希望通过制度革命,以拯救资本主义。但是,结果无论是英国的撒切尔主义还是美国的里根主义都失败了。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也应声而起。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以“新自由主义终结了吗?”为题发表文章,他写道:“新自由主义不再讨人喜爱了,在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发展中国家相互竞争,但胜负已定,那些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没能赢得增长大奖。” 他指出,“自由市场这套说辞一直在被有选择地运用--当符合某些特殊利益时就拥抱,不符合时就不提。”“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学说不过就是一套服务于某种特殊利益的政治教条,它从来没有得到过经济理论的支持。”

  30多年前,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充满乐观主义情怀,将其《自由选择》一书最后一章的标题定为“潮流在转变”。因为当时人们普遍的信念正在从计划经济转向信仰市场经济。但是,30多年后人们发现西方社会的潮流又要转变了,这就是民粹主义的兴起,它标志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与一个时代的结束。那么,民粹主义会成为美国与西方社会合法性的基础吗?抑或民粹主义只是原有社会合法化危机的结果和表现呢?法国19世纪思想家托克维尔曾经说到:有多少道德体系和政治体系经历了被发现,被遗忘,被重新发现,被再次忘却,过不了多久又被发现这一连续过程,而每一次被发现都给世界带来魅力和惊奇,好像它们是全新的,充满了智慧。之所以如此,并不是由于人类精神的多产,而是由于人类的无知。这种情况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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