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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文林:美国对埃及的“和平演变”及其负面影响

2020-05-20 14:48:04  来源: 阿拉伯世界研究   作者:田文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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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文林:美国对埃及的“和平演变”及其负面影响

  近年来,“颜色革命”日渐成为威胁第三世界政权安全的最大动荡源。如果从冷战时代算起,带有“颜色革命”色彩的政权更替事件数不胜数。据统计,数十年来,美国中情局至少推翻或试图推翻超过50个外国政府(中情局只承认干了7起)。另有统计表明,1946-2000年间,美国曾81次试图对45个国家的选举施加影响,借以实现政权更替。20世纪90年初的苏东剧变,以及21世纪初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吉尔吉斯的“郁金香革命”等,都是“颜色革命”的典型案例。

  西方大国如此热衷“颜色革命”,一则是因为这已成为西方国家攫取战略收益的新方式。目前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已经高度金融化,在世界各地制造“可控混乱”,有助于金融资本快速实现国家间财富再分配。二则,“颜色革命”性价比更高。相比于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动辄上万亿美元的军事开支,美国在2004年乌克兰政权更替过程中的花费不过6500万美元,“颜色革命”显然是一本万利的“合算买卖”。三则,第三世界国家自身往往存在许多问题,外部力量很容易找到激化矛盾和强力干预的杠杆和切入点。

  2011年“阿拉伯之春”看似完全是自发群众运动,实则处处能看到西方干预的身影。某种程度上是一场“中东版颜色革命”。本文拟以埃及为案例,探讨“阿拉伯之春”中的西方因素。

  一、埃及历来是西方大国觊觎对象

  “颜色革命”本质上是西方国家谋求霸权利益的地缘政治工具,其实施过程历来是“双重标准”:对那些完全投靠西方、且实力孱弱的国家,即便政体落后、政策反动,西方国家也会默认容忍乃至全力扶植;对那些不肯听命西方或具有成为大国潜质的国家,则不遗余力地打击、遏制乃至政权颠覆。

  埃及历史文明悠久,地理位置重要,还是“阿拉伯世界领头羊”,在阿拉伯世界具有无可取代的重要影响力。所有这些,使埃及天然具备成为地区大国的潜质。西方大国要想称霸中东,首先就要“收服”埃及。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得埃及者得中东”。要想埃及服服帖帖,甘心充当西方主导的国际权力体系中的马前卒,最主要的做法,就是让埃及长期保持弱势和依附状态,决不允许其成为独立自主、自行其是的地区性大国。

  英国在中东地区的地缘扩张,就是从征服埃及开始的。在殖民大国英国眼中,埃及的战略重要性不言而喻。“对大英帝国来说,埃及的价值在于它保护着英国至印度这颗帝国皇冠上的宝石的交通生命线。”1869年埃及开凿苏伊士运河后,埃及成为沟通欧洲与印度洋之间的海上捷径、东西方贸易商路的中枢,以及世界上最重要的地缘战略据点。此后,英国以控制和保卫苏伊士运河为核心目标,不断向整个伊斯兰世界纵深扩张:1878年,将塞浦路斯作为海军基地,用来保卫土耳其海峡和苏伊士运河;1883年,英军为镇压阿拉伯起义,占领了尼罗河谷;同样为控制苏伊士运河,英国还夺取了阿拉伯半岛西南顶端的亚丁,并在位于非洲东海岸上的英属索马里兰建立了殖民地。1922年,埃及名义上获得政治独立,但英国的军事存在一直延续到1936年。1956年纳赛尔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此举直接引发英法武力干涉,试图继续对埃及保持控制。

  二战后,随着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美国作为新崛起的西方大国,已经不可能像当年英法那样,赤裸裸地推行炮舰外交和殖民统治,但防止埃及成为独立自主的地区强国,仍是美国中东政策的重要目标。事实上,美国、以色列乃至沙特等海湾国家,都不希望埃及发展壮大。“海湾国家希望埃及顺从于其在社会伊斯兰化问题上的话语权;对美国来说,买办化的、贫穷的埃及仍将与其一伙;而对以色列来说,积弱的埃及会令巴勒斯坦孤立无援。”“这三个关系非常密切的盟国全都恐惧一个民主埃及的出现。这样的埃及是一个反帝以及以民生为本的国家。它将摆脱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它将令海湾国家和沙特成为中东舞台上的丑角,它将再次唤醒阿拉伯民众的团结,并迫使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国。”一个独立自主而强大的埃及,势必会抛弃美国倡导的新自由主义,反对北约和美国在中东的侵略性政策。

  为促使埃及投靠西方,美国对其采取“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力图将埃及重新纳入西方主导的国际权力体系。1952年纳赛尔掌权后,一度向美国伸出橄榄枝,希望美国出资帮助建设阿斯旺大坝,但美国将此视为控制埃及的良机。1957年1月,沙特国王访美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告诉他,他之所以决定援助建造高坝(阿斯旺大坝),正是因为这是一项长期工程,将使埃及在这十年之内依附美国。但政治强人纳赛尔为了谋求独立自主,最终选择向苏联靠拢,不仅从苏联获得建设阿斯旺大坝的资金,还大量从苏联购买武器。

  对此,美国恼羞成怒,转向谋求遏制和颠覆纳赛尔政权。时任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认为:

  【“纳赛尔的成功将不可避免地为共产主义铺平道路,是时候下定决心采取行动了。”】

  此后,美国加大对埃及的制裁和围堵政策,并竭力武装以色列制衡纳赛尔主义在中东的扩散。1967年,以色列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大获全胜,由此使纳赛尔领导的阿拉伯统一事业严重受挫,阿拉伯民族主义由盛转衰,正值壮年的纳赛尔健康状况迅速恶化,最终在1970年去世。

  纳赛尔去世后,副总统萨达特接任总统。萨达特的外交政策方向与纳赛尔截然相反。他虽然在1973年策动第四次中东战争,打破“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但他随后主动与以色列单独媾和,并在1982年达成埃以和平协议。在国际上,埃及从“亲苏反美”,转向“亲美反苏”。埃及外交这种戏剧性转向,令美国欣喜欲狂,并及时予以物质奖赏:1979年以来,埃及收到美国600多亿美元经济和军事援助,援助金额仅次于以色列。

  然而,长远看,埃及推行的亲美、亲以外交政策,看似使埃及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实则得不偿失:埃及民众士气低落;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一落千丈;埃及在巴以冲突中的桥梁作用也因以色列一枝独大而被边缘化。在内外困境的共同作用下,埃及还在2011年出现政权垮台,并陷入更大困境。埃及的困境对埃及自身固然是个巨大悲剧,但从西方国家的角度看,埃及这种弱势和依附状态,恰恰最有利于西方国家掌控埃及。

  二、“和平演变”:防止埃及自主强大的基本手段

  “和平演变”是“颜色革命”前提和基础,“颜色革命”是“和平演变”的最终结果和临近质变。正如个人从生病到死亡要经历潜伏期、恶化期和毁灭期一样,外部文化渗透从植入“文化病毒”到发挥效果,同样是量变引起质变的渐进过程。当各种矛盾积累达到质变临界点,便可能爆发“颜色革命”。西方国家对埃及的政治演变,就经历了漫长的和平演变过程。

  (一)经济上,引导埃及采取新自由主义政策,使其经济上日趋依附西方。

  工业化是国家富强之路。英美等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在国际体系中异军突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率先完成工业化,抢占了全球产业链的上游位置。对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西方国家来说,其要想保持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前提条件就是其他国家保持落后状态。

  埃及就是这种强权政策的牺牲品。19世纪早期,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效仿欧洲工业国,大力推动工业化,谋求成为地区大国。但埃及的工业化努力,与英国给埃及的原料供应国和产品消费地的总体定位不符,因此竭力阻挠埃及的工业化进程。从1839年到1841年期间,埃及与宗主国奥斯曼帝国爆发战争,英国站在奥斯曼帝国一边共同打击埃及。埃及被击败后,英国强行要求埃及大幅裁减军队,由此使埃及新办的兵工厂产品失去市场。同时,英国强迫埃及实施此前英国与奥斯曼帝国达成的《英土商务条约》,由此使埃及民族工业直接面临外国产品的激烈竞争。1882-1919年,英国直接对埃及进行军事占领,并在占领期间重点发展农业,目的是使埃及重新成为服务于英国纺织业的棉花生产国。到l9世纪70年代,埃及工业化进程最终半途而废,重新成为原料生产国。

  1952年纳赛尔执政后,再次开启工业化进程。当时,埃及革命当局奉行“进口替代”战略,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工业化的举措,最终使埃及工业化比重稳步提升,甚至能够出口工业品。20世纪40年代,埃及制造业仅占GDP的14%,到70年代初,这一比重达到35%。其经济发展成就不输于韩国等东亚新兴工业国。

  众所周知,发展制造业“投入-产出”周期很长,而埃及的工业化进程总共不过十几年时间,处于工业化早期,需要“一代接着一代干”。然而,这是那些渴望立竿见影成效的目光短浅者所无法忍受的。与此同时,西方非政府组织在埃及积极推销新自由主义药方,矢志将政府“推回”(rolking back),即减少政府管制、削减政府开支,诱使政府坠入债务陷阱。1970年萨达特上台后,主动放弃“进口替代”战略,转而推行“开放政策”。1974年以来,埃及推出一系列有利于外资的相关法律,由此使外国商品和资金蜂拥而入,削弱了埃及对经济的控制权。1981年穆巴拉克继任后,埃及对内推行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改革,对外加大开放力度,包括降低关税、增加农产品进口、货币自由兑换等。在中东诸国中,穆巴拉克政府被认为推行新自由主义最卖力的国家。在这一过程中,西方“非政府组织”推波助澜,鼓励埃及政府减少福利开支。

  表面看,开放政策使埃及GDP年均增长8-9%,快于此前6%的增长率。然而,透过现象看本质,盲目开放使埃及经济结构出现严重问题。

  一是国内社会矛盾日趋激化。私有化不仅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和少数特权阶级从中受益,而那些依靠公共福利的工人、农民、政府雇员和小生产者受损最大。受益者则是新涌现出的商业精英阶层。埃及由此出现两极分化,阶级矛盾尖锐。过去5年中,蓝领工人和中产阶级频频组织罢工,抗议其经济被剥夺的处境。仅2010年,埃及就发生了700场罢工和抗议活动。

  二是经济对外依附性日趋增强。1970-1987年,埃及外债从40亿埃镑升至330亿埃镑(约合231亿美元)。埃及原是粮食出口国,但到70年代末,埃及一半以上的食品需要进口,其中大部分来自美国。这意味着,埃及的粮食安全实际掌握在美国人手中。2010年6-11月期间,在华尔街操纵下,世界粮食价格暴涨74%,由此导致埃及在保持政府补贴情况下,粮食价格仍上涨30%。“大饼危机”成为2011年“1·25革命”的重要导火索。

  三是民族工业日渐萎缩。20世纪70年代是埃及工业化程度最高的时期,此后,随着埃及对外开放力度加大,埃及民族工业日渐萎缩,工业制成品和半成品出口持续下降。例如,埃及1975年制成品和半成品出口占45.3%,1982年已减至14.5%。时至今日,埃及外汇主要依靠出口石油,输出劳工赚取侨汇,以及旅游和苏伊士运河通行费等“靠天吃饭”的行当。总之,埃及的自由化改革,使埃及经济进一步依附于外部世界。

  在埃及这种经济战略转变中,美国使用“胡萝卜+大棒”的政策:美国竭力贬低和诽谤纳赛尔推行的“进口替代”战略,并对埃及进行经济制裁和封锁;对萨达特推行的“开放政策”,美国则不遗余力地全力支持。这些年来,美国对埃及的外援数量仅次于以色列,是中东地区第二大受援国。美国向埃及提供援助,就是鼓励埃及采取有利于美国的外交、国防和经济政策,让埃及军队有能力镇压国内不同声音,美欧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的援助和贷款,都与埃及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挂钩。

  这种依附性发展使埃及短期受益,但长远看,埃及重新被打回到全球产业链低端位置,并最终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埃及在2011年出现政权垮台。

  (二)政治上,诱导埃及走“民主化”道路,使其在政治上更加孱弱。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一直以“民主自由”自我标榜,并将“输出民主”作为孜孜以求的外交目标。这种做法看似是利他主义的,实则不然。防止他国迎头赶上,一直是西方不言自明的政策底线。因此,但凡有助于实现国家崛起的东西(如高科技、进口替代战略等),西方一直藏着掖着,生怕别国据为己有。如果“民主”是促进国家强大的秘诀,西方怎么可能如此慷慨地四处传播呢?!

  西方倡导的民主分权政体,本身就是以部分牺牲效率和中央集权为代价和前提条件的。第三世界国家贸然实现“民主化”,其风险和代价远大于其可能带来的好处。这是因为,发达国家的发展是个自然历史过程,各种难题差不多是依次到来。但第三世界国家则是在短时期内同时遭遇这些问题。在发展问题尚未完全解决的背景下,发展是第一要务。相比之下,“民主自由”则属于次一级的问题,过早强调民主化和个人自由,只会偏离发展目标。由此不难理解,为何第三世界国家大多是威权政体。

  事实表明,发展中国家没有哪个是通过“民主转型”实现经济发展,相反,“民主化”改革反而使很多丧失了强政府优势,面临政治衰朽问题。在这方面,伊拉克是典型案例。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美国试图将伊拉克打造成“中东民主样板”,然而,议会制政体导致伊拉克教派矛盾升温,中央政府权威弱化,由此导致伊拉克乱象丛生,日渐沦为“失败国家”和任人宰割的地缘棋子。

  放在这种理论和实践背景下,不难理解,西方大国诱导埃及走“民主化”道路,乃是“杀人不见血”的釜底抽薪之举。1952“7月革命”后,埃及推翻原来的法鲁克君主专制统治,建立起具有较强资源汲取和分配能力的威权政体。作为发展中国家,埃及的这种政体有助于其内强根基,外御强敌,有其历史进步意义。萨达特-穆巴拉克时期埃及国力走下坡路,其过错并不在于威权政体本身,而是当权者背离了广大劳动群众。然而,美国从彻底削弱埃及的战略需要出发,将埃及政体变迁(实现“民主化”)作为既定目标。

  美国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等非政府组织,在埃及积极推进民主化改革。该机构花费在推进埃及民主化方面的开支每年约2000万美元。20世纪90年代前期,这些援助大部分集中在法治和公民社会领域;90年代后期,重点资助治理和媒体。USAID指出,当埃及进入经济重构和私有化阶段时,最紧迫的是需要一个高效、可预期的、公正的政府。在埃及表现活跃的FFF和NED等美国非政府组织,利用一切机会攻击埃及的集权官僚体制。

  美国主要通过资助埃及的研究机构,促使埃及接受西方的民主化观念。20世纪90年代,在埃及开罗大学“政治研究中心”,国外资金覆盖了埃及国内所有研究领域(公民社会、妇女、人权等),以及部分国际和地区问题领域。“金字塔战略研究中心”(al-Ahram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也受到境外资金资助。一些小型私人智库,如“埃及经济研究中心”(Egypt Center for Economic Studies)、“民主发展集团”(Group for Democratic Developmnet)等,大部分资金来自“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福特基金会”(Ford)、“阿登纳·艾伯特基金会”(Adenauer and Ebert Stiftungen)、“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国家民主研究所”(NDI)、“国际共和研究所”(IRI)、“欧洲人权委员会”等境外组织。通过这些研究机构,西方的观点和主张渗透进政府部门和意识形态领域。

  “9·11事件”后,“推进民主”被美国视为根除极端主义的关键。小布什政府加大了在中东推进民主的力度,资助额度从2000年每年5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20亿美元。2002年,小布什政府实施“中东伙伴倡议”(MEPI),在中东大力推进民主。其中,埃及是重点工作对象。对美国来说,穆巴拉克是美国推动“中东大战略”的主要障碍。2002年,小布什政府批评穆巴拉克政府判处异见分子萨德·艾丁·伊卜拉赫姆(Saad Eddin Ibrahim),“人权观察”称此举为“美国在阿拉伯世界捍卫人权的最重要步骤”。2008年,兰德公司对美国在埃及推进民主改革进行了具体研究,认为美国应该鼓励非政府组织为改革者提供培训。美国应帮助改革者获得和使用信息技术,美国信息技术公司应帮助改革者的网站运行良好,并投资发展网络匿名技术,以逃过政府的监控。

  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尽管调整了很多小布什政府时期的政策做法,但保留了“中东伙伴倡议”。奥巴马入住白宫第一年,就为该项目增加了6500亿美元预算。直到2009年,美国才将在埃及推进民主项目的资金从2008年大约5000万美元,减至2000万美元。这种长期而缓慢的民主化举措,使埃及的传统社会结构和民众心理逐渐侵蚀,最终为2011年埃及政坛剧变及其后向民主化方向转变,铺平了道路。

  奥巴马与穆巴拉克关系从开始就很冷淡,说跌至冰点也不为夸张。穆巴拉克坚决反对美国对伊朗的政策,以及借伊核计划制裁伊朗,反对美国对海湾各国及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等国的政策。穆巴拉克已经成了美国塑造“新中东”最棘手的问题。因此,美国对待埃及的态度是:既不愿意穆巴拉克恋栈,同时又希望埃及继续保留在美国战略轨道之内。

  2011年埃及“1·25革命”期间,美国采取实用主义政策,两头下注。刚开始时,穆巴拉克政权尚能控制局面,因此美国表态克制。2011年1月30日,美国称希望各方保持克制,敦促穆巴拉克政府积极改革。但随着形势持续恶化,美国的立场太平逐渐倒向抗议民众一边。2月1日,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就公开表示,穆巴拉克执政的日子屈指可数。这是美方首次暗示将终结穆巴拉克时代。穆巴拉克苦撑数日,最终在2月11日黯然下台。

  穆巴拉克下台后,美国为防止埃及出现“政权改变”(change in the regime),也就是从亲美政权变成反美政权,美国奉行“政权交换”(regime exchange)政策,通过推动“民主化”促使埃及继续留在亲西方的轨道。2011年5月,奥巴马公开表态,美国支持该地区向民主化方向转型,特别是埃及民主转型。为此,美国答应减少10亿美元债务,并为埃及提供10亿美元贷款,用于创造新工作和改善基础设施。其真实目的是确保埃及新政权亲美政策不变。

  2012年6月穆尔西选举上台后,尽管穆尔西有穆兄会背景,但因其与美国协作良好,在2012年斡旋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时发挥关键作用,并在叙利亚危机中坚定站在美国一边,因此美国并不反对穆尔西执政。2013年7月,穆尔西政府被塞西领导的埃及军队强行罢黜。由于塞西与美国关系更亲密,因此美国并未将塞西推翻穆尔西做法视为“政变”,美国国会议员与以色列总理内坦尼亚胡等,均主张继续为埃及经济提供“马歇尔计划”。沙特、阿联酋、科威特等国也在穆尔西政府被推翻后48小时内,为埃及提供了120亿美元财政支持。美国、以色列以及海湾国家的共同目的,就是确保埃及历经政权更替,但始终不改变政权基本性质。

  (三)军事上,加强对埃及军队的渗透和控制,使其“关键时刻掉链子”。

  军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终极力量,也是确保政权安全的保障和前提。夺取政权靠军队,保卫政权也要靠军队。毛泽东曾直截了当地指出:

  【“什么叫政权?主要是军队。没有军队,就没有政权。”】

  确保军队绝对忠诚是政权安全的关键所在。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这些国家政权稳定的秘诀和关键。即使在第三世界国家,能否掌控军队也是政权稳定与否的关键。

  对西方国家来说,军队忠诚于国家,反而成了其策动“颜色革命”的最大绊脚石。为此,西方操纵的各路媒体,不断鼓吹“军队国家化”、“军队职业化”等似是而非、用心险恶的主张,同时不断加大对各国军队的渗透,安插代理人。同时,美国军方曾实施过一项名为“国际军事教育与训练”的外援计划,专门向有关国家提供军事教育与训练方面。约瑟夫·奈自豪地宣称:

  【“大部分接受过美国军事教育与训练的人,都或多或少地倾向于美国人的价值观和政治理念。”】

  美国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软化对方军队在保家卫国,尤其是反对美国霸权主义时的意志和斗志,并在面对“颜色革命”威胁时保持中立,或在执行镇压任务时“将枪口抬高一厘米”。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突尼斯等国都出现过这种场景。

  埃及同样是这方面的反面案例。现代埃及的创立始于1952年“自由军官组织”推翻法鲁克王朝。正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军队是否忠诚于政权,是埃及政权安危存亡的关键。正因为如此,美国为了彻底掌控埃及,一直矢志不移地致力于向埃及军队进行渗透和控制。自1976年美埃恢复外交关系后,美国就开始对埃及进行军售。1979年埃及与以色列签署和平条约后,美国谋求与埃及建立更加密切的军事关系。美国每年提供16亿美元援助,其中13亿美元为军事援助。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2007年至2011年间,埃及52%的武器供应来自美国。

  与此同时,美国有意在埃及队伍中培养亲美势力。过去三十多年来,许多埃及高级军官都曾在美国防务学院接受培训。据报道,埃及团级以上军官,基本都与美国国防部有直接联系。埃及现任总统塞西,2005-2006年曾在美国陆军军事学院学习,并获得硕士学位。美国对埃及军队的长期渗透,使埃及军队日趋听命于美国,而不完全是本国政府的忠诚的统治工具。

  近年来,因穆巴拉克公开反对美国的中东政策,美国总统奥巴马对穆巴拉克渐感失望,加紧对埃及军官的拉拢和策反活动,酝酿取而代之。2011年1月25日,埃及发生大规模抗议的当天,埃及军方二号人物、武装部队参谋长哈菲兹·安南(Hafez Enan)正率团访问五角大楼,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尔·马伦当面表示,希望埃及军方保持克制。另1据报道,埃及动荡发生后,美国国防部长盖茨曾一天六次致电埃及军方领导人,要求军队保持克制。奥巴马也发表讲话,要求避免流血冲突的发生。

  在美国授意下,埃及军方按兵不动,拒绝为穆巴拉克政府站台。据透露,穆巴拉克曾要求军方武力镇压示威者,但先后遭到国防部长坦塔维和空军司令的拒绝。埃及参谋长安南公开表示,军方不会对人民开枪,军方在政府与抗议民众之间保持中立。1月30日,埃及国防部长默罕默德·坦塔维出现在解放广场上,次日,埃及军方声明:

  【“武装部队将不会诉诸武力以对付我们伟大的人民。”】

  此后,坦塔维甚至直接向穆巴拉克摊牌,要求以其下台为条件,换取其不遭受起诉。埃及军方的骑墙立场,直接助长了示威者声势,最终迫使穆巴拉克黯然下台。因此有学者认为,所谓埃及“革命”可能只是一场“军事政变”。

  三、“颜色革命”:美国在2011年埃及政坛中的暗中操纵

  “颜色革命”的出现看似突兀,实则是西方国家长期渗透的结果。有学者指出,如果说“和平演变”是一种围困和削弱战略,“颜色革命”就是一种摧毁战略,即通过实施政权颠覆,或者虽然保留政权但将其置于外部势力控制之下。它相当于足球场上反复传球和带球后的临门一脚,目的就是一击中敌,实现绝杀。

  从外因的角度看,埃及2011年政坛剧变,就是西方长期和平演变后的最终结果。2011年1月25日(这天是埃及“警察日”,用于纪念1952年在抗英斗争中牺牲的警官),埃及青年人在开罗解放广场举行反政府抗议,要求穆巴拉克下台,经过短短18天的非暴力抗议,执政长达42年的穆巴拉克政府最终被推翻。这场运动后来被命名为“1·25革命”。

  在埃及政权更替过程中,非政府组织“功不可没”。在美国等外部势力长期支持下,埃及非政府组织数量不断增加。据2008年埃及人权发展报告(EHDR)统计,埃及非政府组织逐年递增。1964-1973年间,年均新增316个非政府组织,2004-2006年间年均增加850个。到2007年,埃及非政府组织已达21500个。另有统计显示,1900年埃及非政府组织数量仅为65个,1925年增至300个,1960年有3195个,1976年有7593个,1990年增至12832个,2008年又翻了一番,达到26295个。

  这些非政府组织看似安分守己,人畜无害,但一旦国家出现动荡,一些非政府组织便乘势而起,兴风作浪,推波助澜。2011年埃及“1·25革命”看似是无组织、无纲领、无领导的“三无运动”,实则受到各种非政府组织的组织和操纵。“4月6日青年运动”、“科特普青年运动组织”、“革命青年联盟”、“阿拉伯妇女联盟”、“全国变革运动”、“阿拉伯人权信息网络”、“开罗发展中心”、“开罗人权研究中心”、“妇女发展论坛协会”、“赫勒万地区发展基金”、“新妇女基金”、“7月8日青年联盟”等非政府组织,都积极策划、组织、参与了反政府抗议活动。这其中,有三个非政府组织表现最为抢眼。

  一是“全国变革运动”(Egytian Movement for Change,也称“卡法亚”)。该组织2004年11月成立,并吸引了大量原本对政府漠不关心的青年人。该组织成员来源很杂,既有左翼人士、也有自由派,既有纳赛尔分子,也有伊斯兰分子等,但共同目标是反对穆巴拉克世袭统治,因此是个典型的“跨意识形态联盟”。2004-2005年,该组织策划了一系列高调反对穆巴拉克统治、要求终结紧急状态法的抗议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卡法亚”(Kefaya,意思是“受够了”)的名称、行动口号等,与在塞尔维亚接受培训的其他国家的反政府组织如出一辙。例如,在2003年乌克兰“玫瑰革命”中,反政府组织名叫Kmara,意思也是“受够了”,该组织同样受到美国非政府组织NED的培训。而“卡法亚”则是由兰德公司一手扶植。兰德公司与五角大楼关系密切,善于利用暴徒并煽动民众给美国的对手制造麻烦。

  二是“四月六日青年运动”(6th of April Youth Movement)。该组织成立于2008年4月6日,是为了支持和纪念埃及纺织工人大罢工而成立,其人员主要由来自“卡法亚”的青年积极分子组建,领导人是时年29岁的工程师艾哈迈德·马哈尔·伊布拉辛(Ahmed Maher Ibrahim),主要目的是解除政府限制、允许公开讨论禁忌问题。该组织不同于“全国变革运动”之处,就是其擅于运用社交媒体传播思想、动员民众。据《纽约时报》报道,从2009年以来,约有80万埃及人(主要是年轻人)在“脸书”和“推特”上注册了账户,由此使该组织成为埃及最大的青年运动组织。马哈尔称:

  【“作为首个基于Facebook和Twitter模式的互联网青年运动,我们的目标是通过鼓励公众参政,来推进民主。”】

  “四月六日青年运动”成立不久就受到美国的高度关注。2008年12月,该组织领导人受邀前往纽约,参加了由美国国务院举行的“青年运动联盟”会议,参会者包括美国国务院的James Glassman和Jared Cohen,他们都曾在塞尔维亚的CANVAS接受培训。“四月六日青年运动”领导人向美国人承诺,要在2011年埃及大选前“推翻政权”。——这一承诺果然应验。

  2009年夏天,“4月6日青年运动”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德尔(Muhammad Adel)曾与14名埃及和阿尔及利亚活动家一起,在位于塞尔维亚的CANVAS实习。他曾在拍摄的记录片中公开承认此事,并称经过实习,他熟悉了人群组织技术以及该如何应对警方暴力(如何与警察和军人接触、如何相互保护等),其中重要一条就是保持统一战线,如在解放广场抗议时,当穆斯林祈祷时,基督徒围坐保护;基督徒祈祷时,穆斯林围坐保护。这些内容都是CANVAS教授的重点。阿德尔后来表示:

  【“CANVAS让我们简单地学会了如何更有效率地组织和运用抵抗策略。”】

  2011年埃及爆发大规模抗议后,“4月6日青年运动”在2011年2月6日公开发表声明,提出若干政治主张:1、穆巴拉克立即下台;2、解散议会;3、成立包括各界人士的“全国解放团体”;4、制定新宪法,确保自由和社会公正;5、惩处枪杀抗议者的镇压者;6、立即释放被关押人员。这些主张使抗议活动更趋升温,并最终导致穆巴拉克黯然下台。此后,“四月六日青年运动”和“卡法亚”的成员,在“脸书”上创建了一个新群,专门用来支持已于2010年2月回国的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参选总统。后来,该组织又参与了推翻穆尔西政府的抗议活动。此后,随着埃及政府加强对非政府组织管控,该组织影响力迅速下降:2013年12月,该组织两名创建者马哈尔和阿德尔被控违法并判刑3年;2014年4月28日,“4月6日青年运动”被控损害埃及形象、从事间谍活动被强令解散。

  三是“我们都是哈立德·赛义德”(We are all Khaled Said)。该组织是个Facebook群组,2010年6月由谷歌公司驻埃及主管瓦尔·高尼姆(Wael Ghonim)创建,目的是纪念2009年6月在亚历山大街头被警察枪杀的年轻商人哈立德·赛义德,支持者达40多万人(一说超过100万)。该组织批评穆巴拉克政府、反对国家滥用暴力。到2010年底,该组织开始挑战过去长期不能触碰的政治底线,并最终因2010年底突尼斯“茉莉花革命”而全面触发。2011年1月25日大游行爆发前,高尼姆向支持者发出呼吁,短短3天有5万多人参加游行,要求穆巴拉克下台。值得注意的是,瓦尔·高尼姆早年毕业于开罗美国大学,并与一名美国人结婚,无论求学还是婚姻经历,都能看到美国影响的痕迹。

  从上述情况看,埃及“1·25革命”固然是内因主导,但与美国NGO的长期渗透及在民众抗议中的积极煽动直接相关。2009年5月,奥巴马访问开罗时,国务卿希拉里还接待了一批在“自由之家”接受过2个月培训的埃及青年活跃分子。2011年“1·25革命”发生后,美国不断加大资助埃及非政府组织力度。据统计,2011年3-6月,埃及非政府组织共接受了1.75亿美元的外部援助,这是此前美国援助总额的近3倍。2011年3月15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访问埃及,专程参观了开罗解放广场,以示对埃及“民主运动”的支持。埃及一名NGO领导人2011年2月坦承:

  【“在埃及起义中,公民社会起了决定作用。从长远看,(这些组织)将是美国的永久伙伴。”】

  “亡羊补牢,为时不晚”。鉴于西方资助的各种非政府组织在埃及政局动荡中上下其手,遗祸不浅,埃及政府最终痛下决心,决意堵住这个巨大漏洞。2012年2月,埃及决定将包括19名美国人在内的43名NGO成员逮捕,并移交开罗刑事法院审判。这种前所未有举动表明,美国非政府机构在埃及剧变中卷入极深。2016年11月29日,埃及议会通过议案,对非政府组织活动进行严格规范,接受国外资金援助或参加外国非政府组织,将被判处1-5年徒刑。许多议员认为,各种非政府组织在2011年埃及“1·25革命”中煽风点火,这部法律将是抑制这些非政府组织兴风作浪的有效工具。

  四、后果评估:埃及陷入前所未有困境

  西方国家对中东剧变进行“选择性干预”,目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制造问题,进一步将中东国家推向依附性的深渊。美国总统奥巴马将阿拉伯剧变称为“历史性机遇”,这意味着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的政治剧变,符合美国的帝国主义利益。然而,对发生政权更替的中东国家来说,其造成的损失则不亚于一场地区战争。埃及的政坛剧变充分表明了这点。

  (一)民主转型“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在2011年政治剧变前,埃及奉行的是军人威权政体,这种集权政体纵然有千般不是,但起码可以为公众提供基本的安全环境。然而,2011年埃及政坛剧变后,民主转型使埃及政坛乱象丛生:政党多如牛毛(一度达到近四百个),民众抗议此起彼伏,治安状况恶化,恐怖活动频发。2012年6月,穆兄会背景的穆尔西通过全国选举上台执政,成为现代埃及首位民选总统。但由于强力部门和官僚体系仍原封未动,因此新旧势力相持不下,导致权力空转,政局动荡加剧。越来越多的埃及人开始怀念穆巴拉克时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塞西领导埃及军方顺势罢黜了民选的穆尔西总统,此举并未遭到民众强烈反对。

  此后,埃及政治转型重新回归到“准穆巴拉克时代”。塞西政府将恢复稳定作为首要大事,屡屡延长紧急状态法,强力镇压穆兄会、“四月六日青年运动”等各类反对派,加紧回归军人政治轨道。埃及政坛的戏剧性变化从侧面说明,民主化道路未必适合第三世界国家,至少在中东地区面临水土不服的困境。

  埃及民主转型遭遇困境,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埃及政治转型的路径选择本身就有问题。2011年埃及民众起身反抗穆巴拉克统治包含了多重诉求:政治上,反对服务少数权贵的精英主义路线;经济上,反对使“少数人受益,多数人受损”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外交上,反对亲美亲西方的外交路线。因此,埃及要摆脱困境,最重要的不是政体改革,也不是换总统,而是调整政策路线。然而,由于西方国家长期意识形态渗透带来的价值迷茫,加上缺乏先进阶级和政党的正确领导,这场诉求广泛的社会政治运动,最终被简单地等同于“民主与独裁”的对决,并最终将“民主转型”视为纾解困境的万能灵药。

  然而,民主化道路非但无法打破既得利益集团,反而是以默认现行秩序的合法性为前提条件的。这意味着埃及的民主化道路无力承担政治路线转变的历史重任。由此决定了埃及等中东国家的民主转型注定是场“只开花不结果”的假革命。事实表明,民选的穆尔西总统执政后,其内外政策基本延续了过去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老路。这表明,用“民主化”纾解埃及结构性难题,实际是用简单手段解决复杂问题,由此埋下爆发“二次革命”的伏笔。

  其次,民主化本身以牺牲效率为代价。民主化强调“分权制衡”,因此它本质上是以部分牺牲政府行政效率为代价的。但这种牺牲是否值得始终是个很大的问题。就埃及来看,由于政治制度化程度低,而大众政治参与度高,埃及的民主转型造成社会失序,政治动荡,“街头政治”泛滥。埃及面临近乎无政府状态,使埃及各界充分认识到,埃及最需要的不是混乱无序的街头政治和大众参与,而是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以及在稳定秩序下的经济发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埃及最终选择将恢复秩序放在首位。

  从这一意义上说,埃及军方推翻穆尔西政府,偶然性中有必然性。在社会组织发育不完全的背景下,军队是唯一有能力恢复稳定的组织性力量。军队的跨阶级特性使其更容易得到各方认可。在埃及现代政治中,军队历来发挥着稳定器作用。当年穆巴拉克正是得到军队支持,才得以长期执政;2011年中东剧变中,正是由于军方在关键时刻保持中立,穆巴拉克才被迫下台。同样地,民选的穆尔西始终没有得到埃及军方的力挺,因此其统治基础始终风雨飘摇,并最终被埃及军队推翻。某种程度上,埃及军队干政是以某种极端方式强制修正过度民主化造成的失序问题。

  某种意义上说,军人干政和强行恢复秩序,实际是对民主乱象的“纠偏运动”。多数埃及民众认为这是件好事。他们最初参与推翻了“独裁的”穆巴拉克政权,后来又认可塞西领导的军方罢黜“民选的”穆尔西总统。这从侧面表明,普遍民众并不关心埃及究竟是“民主政体”还是“集权政体”,而是关注哪类政府更能帮助他们解决生存和发展问题。当年纳赛尔实行的就是铁腕统治,但由于其内外政策站在广大民众一边,因此纳赛尔政府得到多数民众的坚定支持,即使埃及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中战败,民众仍力挺纳赛尔。相反,穆巴拉克政府的内外政策只为少数人服务,因此尽管其并未面临战争失败这样的重大挫折,仍被广大民众共同推翻。

  由此观之,埃及民众并不反感军人干政,只是反感“坏的军人干政”。尤其在经历了民主神话破灭的惨痛经历后,日渐成熟的埃及民众对徒有其名的民主转型越发失去兴趣,而更关注未来新政府“葫芦里究竟卖什么药”。因此,对埃及军方来说,要想巩固政权,关键不是镇压穆兄会,而是明确未来“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即新的军人政权到底是多数民众服务,还是为少数权贵服务。腐败问题是衡量政权性质的重要指标。根据国际机构2017年的最新排名,埃及的腐败指数(CPI)排名仍然靠后。2017年,埃及腐败指数得分32分,比2016年的34分又降低2分。在180个国家中排第117位,比去年下降9位。正像当初埃及民众与穆尔西短暂的“蜜月期”一样,民众与埃及军方的“蜜月期”同样短暂。如果军方不能用明确的语言和切实的行动证明自己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新型政权,多数民众仍会像当初反对穆尔西统治那样,继续反对军人干政,乃至发动“第三次革命”。

  (二)埃及经济陷入60年来最糟糕时期。

  2011年埃及民众起身抗议时,打出的口号是“面包、自由和公正”。谋求改善民生环境是最主要诉求之一。进一步看,埃及经济落到如此地步,又与埃及长期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直接相关。然而,“1·25革命”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西方金融机构,继续通过贷款和援助保持对埃及的控制。而埃及自身也未真正汲取教训,改弦易辙,反而在原有道路上越走越远。

  穆兄会背景的穆尔西政府依然奉行市场资本主义的路线。2012年11月,穆尔西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署贷款48亿美元的协议。IMF强调,在贷款到账前,穆尔西政府必须全面进行经济改革,要求减税、削弱补贴、减少贸易壁垒、邀请外国投资等。这种政策曾是“阿拉伯之春”的原因,与IMF和欧盟给南欧国家的政策如出一辙。美国国务卿克里向埃及提供2.5亿美元援助,条件是政府进行“痛苦的”财政紧缩政策,同时埃及对美政策保持连贯性。

  2013年7月塞西接管政权后,虽然尝试重启工业化进程,但为缓解眼前经济压力(尤其是外汇短缺问题),继续推行有利于跨国资本的经济政策。2015年,埃及通过新电力法,规定政府不能垄断电力分配,各种国有和民营公司有权参与埃及电力分配。2016年8月,埃及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签署“城下之盟”:为获得IMF提供的120亿美元贷款,埃及向IMF承诺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实行埃镑对美元的浮动汇率;减少行政干预经济;提高财政透明度,并打击腐败;提高私人经济重要性。埃及还将引进增值税、削减燃料补贴,减少政府开支,以降低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此后,埃及根据这一改革路线图,推出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改革举措。埃及非政府机构“埃及经济和社会权利中心”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标题就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IMF贷款总是加剧危机”,并称埃及实现浮动汇率政策是“黑色星期四的政策”,谴责政府实行的自由主义政策,忽略了对埃及民众利益的保护,认为改革将使埃及的贫困率前所未有增加。

  经济路线依然如故,加上政权更替引发的安全动荡,原本脆弱的埃及经济雪上加霜,许多经济指标甚至赶不上剧变前的水平。

  一是外汇和财政收入持续减少。据埃及官方数据表明,埃及出口额逐年缩减:2012-2013年为270亿美元,2013-2014年为260亿美元,2014-2015年为223亿美元,2015-2016年再减至187亿美元。这其中,因油价下跌,埃及石油出口收入从2012-2013年的130亿美元减到2015-2016年的57亿美元。与之相伴,埃及的外汇储备由穆巴拉克下台前的360亿美元,降至2015年底的164亿美元。与此同时,埃及的外贸赤字逐年递增:2013-2014财年为340亿美元,2014-2015财年增至390亿美元。到2015年,埃及债务已经占到GDP的100%。有分析称,埃及政治变局使该国社会倒退至少15-20年。埃及正缓慢变成“失败国家”,变成“没有香蕉的香蕉共和国”

  二是失业问题愈发严重。据埃及官方数据显示,2015年埃及直接性失业比例达到12.8%。这意味着360万埃及劳动力无法通过有尊严的工作。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埃及人口增速过快。19世纪初,埃及人口为250万,19世纪末将近1000万,到2016年11月已达9200万。据埃及官方统计表明,未来15年内,埃及人口将达到9781万,其中15-64岁阶段的人口将近5733万人,占总人数64.5%。人口高增长带来,加剧失业率。更重要的是,由于埃及工业化水平低,尤其2011年中东剧变后政局动荡,大批资金外逃,劳动岗位进一步减少。

  三是通货膨胀不断加剧。数据表明,2016年,埃及消费者物价指数达到10.2%,这一指数在2015年为11%,2014年为10.1%。同期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平均为4.7%。2016年3月以来,埃及通胀率达到14%。2016-2017年通货膨胀率预计达到18.2%。最明显的事例,就是2016年后半年来埃及出现食糖供应短缺。埃及对食糖年需求约为300万吨,但埃及国内产量只有200万吨,缺口主要靠进口来填补。然而,2016年以来,由于巴西等甘蔗主产地减产,国际市场食糖价格上涨,直接影响到埃及白糖价格上涨。埃及市场上食糖价值已从每公斤5埃镑涨到7埃镑。大米价格也从每公斤4.5埃镑涨至5.25埃镑。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等于减少了贫困人口和半固定收入人口的收入,降低了他们的消费力度,从而使这部分居民生活水平受到影响。

  四是埃及旅游业收入明显减少。旅游业是埃及经济支柱,占埃及GDP的12%,外汇贡献率超过14%,该行业人口占全国劳动人口12.6%。但2011年埃及剧变使旅游业遭受沉重打击。2011年当年,埃及游客数量骤降37%,从2010年1400万跌至2011年末900万人。近年来,埃及恐怖袭击升温,尤其是2015年10月俄罗斯客机爆炸,及2016年5月埃航坠机,令埃及旅游业再次遭遇“寒冬”。2015年第一季度,埃及接待游客220万,而2016年同期则减至120万。埃及著名旅游景点——吉萨金字塔,过去一直游客如织,现在则门可罗雀,甚至出现了不见一个游客的冷清场面。埃及海边度假胜地沙姆沙伊赫游客寥寥,该地区原来有600万工作人员,只剩下30万左右。

  在此背景下,塞西总统只能在国际社会四处“化缘”,从海外需求资金帮助。但这一努力效果有限。沙特曾是塞西政府主要支持者,但2015年沙特阿卜杜拉国王去世后,两国关系开始恶化。2016年,因埃及在也门和叙利亚问题上立场与沙特不一致,尤其是埃及2016年9月在联合国投票支持俄罗斯提出的涉叙决议,沙特恼羞成怒,其不顾4月份与埃及达成的协议,单方面宣布停止向埃及出口石油。大国层面,美国曾是埃及最大金主,但自2013年埃及军方推翻穆尔西以来,埃及与美国关系龃龉不断,美国一度暂停对埃军事合作和经济援助。

  埃及民众对政治经济状况深感不满。据“联合国世界幸福报告”,埃及民众对生活满意度连年下降。用“从1到10”衡量民众满意度,埃及2005-2007年得分5.4,2010-2012年得分4.3,2012-2014年仅有1.13分。在连续三年的报告中,埃及均被列为“不幸福”。2016年2月24日,塞西在演讲中谈及埃及经济困难时甚至表示,如果对国家经济真有好处,他情愿卖掉自己,足见国内经济之困难。有人认为,埃及根本不需要反对派,只要坐等就能看到国家完蛋。

  余论

  “播下龙种,收获跳蚤”。事实证明,埃及等中东国家2011年开始的民主转型,并未给相关国家带来繁荣稳定,反而引发严重政治衰朽和经济恶化,出现更多的失败或半失败国家。当初被寄予厚望的“阿拉伯之春”最终发展成这种结果,让中东民众倍感失望。根据位于卡塔尔多哈的阿拉伯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2015年阿拉伯舆论指数报告》,2012年-2013年,61%受访者认为“阿拉伯之春”及其后果是“积极的”或“在一定程度上是积极的”,只有22%受访者持否定态度;2014年两种观点大体持平,分别为45%和42%;到2015年,持否定态度的受访者达到59%,首次超过支持该运动的民众。有学者称,2011年对中东国家实际是个“欺骗之年”。

  这是因为,“颜色革命”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激进的社会革命首先要广泛动员工农,共同反对少数特权阶级,因此这种革命宣扬激进意识形态,并实现社会秩序彻底变革(尤其是生产关系改造),革命的最终受益者是多数劳动群众。法国、俄国、中国、古巴、伊朗的革命就属于这种类型。而新出现的“颜色革命”则恰恰相反,它主要依靠的是动员熟练工人、中产阶级和学生,同时也没有激进的意识形态,而只是满足将当权者由令人痛恨的独裁者或执政党,替换为符合自由民主原则的领导人或政党。捷克斯洛伐克、塞尔维亚、乌克兰、菲律宾、格鲁吉亚等就属于这种情况。因此,“颜色革命”只是一场“水过地皮湿”的“假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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