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特朗普的麻烦与档案
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交媒体面书(Facebook)最近遇到大麻烦，它涉嫌泄露5000万用户的个人信息。具体来说就是有人利用网络上的海量个人信息对美国大选乃至之前的英国脱欧公投实施操纵。针对这一事件的国内外评论很多，如何发酵、了结也有待观察。它同时也是档案领域面临的新问题，即社交媒体以及各种网络应用中形成的个人信息以及发布内容是否属于档案，对其档案性质的认定以及如何管理、使用，都是新技术条件下全世界档案工作的新课题。
在人们的印象中，档案一般都是指纸质文件。随着技术的发展，图片、声音、视频等也成为档案的一部分。网络时代产生的信息量远远超过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有些信息具有重要价值，有些信息无足轻重;有些信息影响长久，有些信息稍纵即逝。面对海量的电子信息，使用手段方式会有很大变化，但档案的基本原则依然没变，例如，公开信息如何收集整理归档，隐秘信息如何掌握处理。因此，它既是一个新问题，也是一个老问题。简单说，它涉及到公开与保密的问题。
面书(Facebook)的麻烦实际上是特朗普“通俄门”的延续和扩展。“通俄门”意思是指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时，特朗普团队是否与俄罗斯有秘密合作打击竞选对手。由于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一系列令人瞠目结舌的言论和政策，“通俄门”成为美国政治斗争的一个焦点，它涉及到美国政治最根本的合法性问题。在这一场政治内耗中，人事变迁迅速而频繁，针对“通俄门”的调查一波三折。虽然有关调查已经对特朗普团队的“通俄”已经给出否定的结论，但是，这场美国政治的内斗愈演愈烈。面书(Facebook)事件就是对这一结论的反驳，试图再次掀起政治巨澜。本文不对“通俄门”作分析，只是想指出，在“通俄门”已有的调查过程中，关于档案或者与档案性质有关的文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通俄门”的调查中，美国政府部门以及共和党、民主党都做了各自的调查，形成了多个“备忘录”。在美国舆论和议会争执中，这些“备忘录”是否公开，成为令人瞩目的热点。美国历史上机密档案的公开导致政治危机甚至总统下台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然而，在“通俄门”的较量中，相关的备忘录并没有向媒体公开。因此，即便美国有关部门对于“通俄门”已经做出了结论，但特朗普的反对者仍然不依不饶，面书(Facebook)事件就是继续向特朗普施压的砝码。
这个问题涉及到美国建国以来一条重要的宪法原则，即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确保的言论自由，或者说出版自由、新闻自由。在美国的政治原则中，言论自由或新闻自由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一切其他自由的基础、前提和保障，以至于美国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属于“民主”国家，关键标准之一就是有没有新闻自由，言外之意就是能不能让美国媒体进入做随心所欲的自由报道。
然而，美国宪法修正案所保障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从一开始就收到了阻击。阻击力量来自几个方面，首先是涉嫌诽谤的法律界限，其次是个人隐私的公民权利，再次就是涉及国家安全的保密原则。双方的较量一直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媒体比较听话，不太为难政府。但越战期间就不是。有人说美国在越南是败于美国的媒体。这个说法并不准确。越战刚开始时，美国媒体其实也很配合美国政府。越战后期之所以美国媒体越来越反战，关键在于美国政府内部的矛盾被逐步公开化，以至于在很长的时间里，不断有人将政府机密文件泄露给媒体，最终导致尼克松下台。
特朗普从竞选到上任，与媒体的关系并不好。但我认为特朗普对待媒体的恶劣态度并非他执政的首要麻烦。他最大的威胁同尼克松一样，即，美国政府的内部矛盾是否会被无底线地公开。目前，特朗普还能利用总统权力阻止公开不利于他自己的各种档案。这种情况还能延续多久?要知道，当初尼克松面对媒体的不断爆料，也挺了较长的时间。因此，面书(Facebook)事件在我看来只是针对特朗普的外围战，特朗普能否消弭政府内部的离异与内耗，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二、公开性与知情权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不久便宣布要公开当年肯尼迪总统被刺事件的相关档案，以至于全世界的舆论都期待着半个多世纪前的那场惊天谋杀能在特朗普总统的命令下真相大白。结果却令人失望。经过美国情报部门一些专业人士的劝阻，特朗普最终没有公开肯尼迪事件的全部档案。因此，肯尼迪被刺之谜依然在云里雾里，真相可能还需要等待，也可能永远不会出现。
特朗普上任后的这种言论也许来自于他曾经是媒体红人的原因，天真地接受了媒体的论调，要求实现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因为对于媒体来说，获得政府机密档案就能有更多的“爆料”，从而能赚更多钱。然而，特朗普实际上是个政治白丁，没有从政经验，对于政治还有不少幼稚的理解。从选举到上任，“通俄门”不断地纠缠着特朗普。于是，他很快不再那么天真。如果说美国以前的政治家以“国家机密”这个黑洞，封锁了媒体对于肯尼迪事件的窥探，那么，特朗普则很快意识到他可以用这个黑洞来保护自己。于是我们能看到，特朗普宣称要公布肯尼迪事件的秘密档案，最终不了了之。与之相一致的是，涉及特朗普自身的“通俄门”调查档案也被封锁，没有完全公开。
新闻自由与国家机密的对抗是美国政治长期博弈的一对矛盾。为此，美国新闻界搞出了一系列新概念，例如公开性、知情权等。事实上，人们在使用这些概念时，常常是非常笼统的，似乎公开性就是绝对正确的，知情权就是像人权那样，是天生的、普遍的。媒体在使用公开性、知情权时，并没有给出准确、清晰的定义。这些概念被随意使用，有时就成为媒体为所欲为的特权。当然，这里所说的媒体是指美国私有化的媒体，与我们所说的“党媒姓党”不是一回事。公开性、知情权的炒作，一方面引发美国政府新的对抗，另一方面也扩散到中国，在媒体属性根本不同的背景下，引出新的矛盾。
从美国政府来说，对抗公开性的常用武器便是国家机密，因而制定了不同档案的公开年限，30年，50年，70年等等。即便某些可以公开的政府档案或文件，在关键地方也会涂黑，不让媒体和公众获得全部真相。除了政府档案外，美国还有一些特殊人员的秘密身份也绝对不允许公开。前几年，美国媒体曾经公开了某人是中情局特工的身份，引发了美国媒体自身的危机。因此，所谓公开性和知情权，实际上只是美国政府与美国媒体的一种博弈，媒体号称要监督政府，便制造了这些概念。政府不想受制于媒体的掣肘，便设置了多重黑幕。这种较量绝对不是临时的，而是长期的。其实，美国媒体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也是自相矛盾的。比方说，美国媒体有“线人保密”的传统，即提供机密信息的来源不能暴露，甚至不能向法庭公开。那么，公开性只是媒体要求别人的吗?别人对于媒体没有知情权吗?
但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美国政府与美国媒体在公开性、知情权方面的抗衡、较量，常常只在美国社会内部。在美国以外，它们两者经常互相配合、协调一致，将公开性、知情权作为一致对外的工具，以共同维护美国的利益。最典型的就是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天真地接受了这个冠冕堂皇的说辞，结果成为苏联分崩离析的原因。进一步说，在美国推动的很多“颜色革命”中，美国政府和美国媒体都共同把公开性与知情权当成最主要的手段。而那些天真地将其视为“普世原则”、“世界惯例”的人，最终都深受其害。没有清晰地认识到美国政府和美国媒体在对内、对外两个方向上双重标准。
从基本概念上说，公开性、知情权从来都不可能是绝对的，从来都是有限的，有条件的。例如，即便对于普通民众，有些涉及个人隐私的案件也不会公开审理。国家机密不说，很多商业机密的合法存在，也是对公开性、知情权的反驳。一个普通民众不可能以公开性、知情权为理由不买电影票进入电影院。买电影票这个行为，实际上就是为公开性、知情权设置了门槛。而在很多其他领域，则根本不存在门槛，而是彻底关门，绝对不能进。因此，特朗普上任前后对于公开性、知情权的言行不一，不仅仅是他政治稚嫩的体现，实际上也是美国宪法与媒体理论的内在深刻的自相矛盾。
三、特朗普的推文为何成为国家档案?
据媒体报道，近日，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宣布，白宫方面已经同意，特朗普总统的所有推文，甚至已经被删除的推文都将被归档。所谓“推文”是指在美国社交媒体“推特”上发的信息，类似中国的“微博”，“推文”是中文翻译的简称。这事很新鲜吗?
前几年在中国很火的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很多内容源自民间艺术《君臣斗》。在这些故事中，刘墉经常与皇帝斗心眼，引诱皇帝说出某些话，然后抓住自己需要的某句话，一声“谢主隆恩”，便将皇帝说的话固定了。因为皇帝属于“金口玉言”，说话不能耍赖，不能出尔反尔地不承认自己说过的话。当然，这只是民间故事，但这个细节有着牢固的事实依据。
中国古代从很早开始就有皇帝的《起居注》，即记录皇帝的每一个言行。而且，记录皇帝言行由专门的官员负责，历史上的不同时期，这些特殊官员有起居郎、起居令、起居舍人等官职名称。再往前，负责记录皇帝言行的官员属于“史官”，即所谓“左史记事，右史记言”。由于时代的变迁，中国历史上很多皇帝的起居注没能流传至今。比较齐全的是清朝皇帝的起居注，此外，唐朝、明朝的起居注也有部分存世。这些都成为今天中国国家历史档案的一部分。因此，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将特朗普总统的推文全部归档，无非是中国历史传统的再现而已。
为何要记录皇帝的每一个言行?顾炎武说：“所以防过失，而示后王”。这里说的很明白，主要是防止皇帝的过失。因为皇帝有极高的权威，一言九鼎。所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用在皇帝身上并不为过。皇帝言出，除了诏书、圣旨等正式官方文件外，其他言说也很容易被人遵照执行，参照仿效。因此，记录皇帝的言行，一方面要求皇帝谨言慎行，另一方面也是一旦发生过错，可以用来追责。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历史上经常有皇帝下“罪己诏”。如果没有关于皇帝详细的言行记录，皇帝若说“朕没说过此话”，就很容易成为推卸责任的新圣旨。
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明，详细记录皇帝的言行，是中国对人类文明做出贡献的一个具体例子。中国历来重视文化，文字记录工具在历史上比西方先进得多。西方主要国家例如英国、法国、德国，虽然早就有各自“方言”，但有自己的文字的历史比中国晚得多，再加上很晚才从中国学到了纸张技术，因此，西方历史上基本没有这种用记录皇帝、国王一言一行的方式来制约权力的做法。以至于法国国王曾经说：“朕即国家”，“我死后，管它洪水滔天”。
由于技术发展的原因，记录最高权威者言行的方式，以前主要是文字和纸张。后来出现了图像和声音。但是，即便在西方社会，用图像和声音记录最高领导人言行的做法也没有形成明确的制度惯例。例如，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而下台，其中，白宫的一些录音带最终戳穿了尼克松声称自己不知情的谎言，对“水门事件”的结局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白宫的录音带之所以产生，并不是像中国古代那样用来制约和监督皇帝的，而是尼克松用来窃听和监视手下和周围其他人的，它实际上是尼克松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而非约束总统的制度性规范。若按中国古代的制度规范，尼克松绝不可能耍赖撒谎说自己不知道，最后被事实戳穿。若按中国古代做法，尼克松要么像御史、锦衣卫那样明确对属下实施监督，要么面对谏官，早早地下“罪己诏”。最高领导的公开撒谎，是对国家的严重犯罪。
如今，美国政府将特朗普的所有推文全部归档，可以算是美国的一个小小的进步。但背后也有美国面对新技术条件下的一些困境。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曾经麻烦缠身，原因之一是她和她的助手用私人邮箱而非政府保密的电子邮箱传递信息和文件。这个细节说起来似乎只是保密问题，事实上，用政府保密电子邮箱也同时意味着一个国家高官对于国家政府没有私人秘密。而用私人电子邮箱，既涉及到泄密，也涉及到逃避制度性约束。而特朗普经常发推文，很多只是他个人一时兴起，将其纳入国家档案，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他的约束。然而，美国政府高官，包括总统都要求使用政府提供的保密手机，但特朗普发推文使用的却是个人手机。这个细节未来是否会成为新的麻烦，可以继续观察。
四、档案如何起到教育作用?
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宣布将特朗普总统所有推文都归档，顾炎武说记录皇帝的每一个言行，目的还有一个是“而示后王”。两者有何关系?所谓“而示后王”，意思就是给今后的帝王以警示，起到教育后世帝王的目的。档案的这个作用，在中国古代与现代社会既有相同也有差异。
中国古代注重教育，即便是皇帝或未来继位的太子也要接受教育。除了改朝换代和太子身份变换的特殊时期，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时候，掌权皇帝与继位太子都是明确的。而西方社会相当长的时间里帝王是少数贵族选举出来的，这一点很像元朝、金朝的早期，西方很长时间里都没有中国的嫡长子继承制度。因此，在西方历史上很多时候，帝王以及继位者并不明确，随时都可能变化。这种差异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对于帝王教育的差别。换句话说，中国古代由于帝王和继位者的身份明确，对于他们的教育从一开始便呈现出不同于普通人教育的特殊教育，而西方社会常常没有这种针对帝王的持久的特殊教育，未来成为帝王者，在起初阶段所接受的教育与常人或一般贵族差不多，甚至没什么教育。
何为中国帝王的特殊教育?“孟母三迁”的故事中国人都很熟悉，大致是说，孟子小时候的家先是住在墓地附近，孟子便跟着学习丧葬仪式。孟子的母亲觉得不好，便搬了家。但新家附近是自由市场，孟母担心小孟子跟着生意人学坏了，又搬家。但新家附近是屠宰户，孟母不想让孩子学习杀猪宰羊，于是第三次搬家。这个耳熟能详的故事讲的是孟母注重孩子的教育，它适用于很多普通民众，但不适合于帝王。因为帝王以及候任继位者的特殊身份是明确的，帝王的教育除了讲四书五经的大道理外，在援引好坏榜样的具体事例时，不能用普通人作参照，否则不符合帝王或候任继位者的身份。谁做的好，该向谁学习，谁做得不好，应引以为鉴，对于帝王来说，只能用其他帝王作参照。由此便形成了中国古代档案记录的一大特点，对所有帝王的言行记载非常详细。
例如，皇帝早起给母后问安，皇帝闲暇时遛鸟钓鱼，皇帝晚上由哪个妃子陪侍等，可以说，中国皇帝是全世界最没有隐私的人，皇帝干的一切好事、坏事都被记录在案。但在使用这些记录时，又有些差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讲得几乎都是宋朝以前历代帝王的故事，目的很明显，就是为了教育现在或今后的皇帝，或给现任皇帝做借鉴。当大臣希望皇帝做某件该做的事情，可以找出历史上其他皇帝的功绩来劝说皇帝。当皇帝产生了糟糕的念头或做某些不好的事情，用以往皇帝的失败、错误来规劝现任皇帝，就成为最有效的方式之一。这就是顾炎武所说的“而示后王”。
这种方式在今天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负面结果。为了避免现任、未来皇帝犯错误，中国的官方史学家会大量记载各位皇帝的各种错误。在古代，这种记载一般不会成为民间阅读对象，而在今天，古代史官的记载已没有了教育皇帝的单项功能，只成为研究历史的素材，因而在贬低中国历史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关于古代皇帝各种犯错的记载成为否定中国历史的证据。“历史虚无主义”既作为思想观念的出发点，在历史档案中找到无数的证据，又反过来强化了历史虚无主义。也就是说，人们可以在中国官方历史记载中找到很多古代皇帝的皇帝事迹，以证明中国历史的黑暗。这实际上是一种错误的解读。
在描述中国历史的“黑暗”时，人们常常用来自西方的价值观判定说，中国古代皇帝是专制独裁的。这便带来一个问题：如果中国古代皇帝真的是专制独裁的，他们为何不能下令不准记载皇帝的错误、失败、荒唐?即便记载了，为何不能下令统统销毁?这个话题以后再说，在这里只想说明一点：中国古代由于教育规劝皇帝的需要，史官们记载了大量皇帝的荒唐和错误以实现“而示后王”的作用。相反，西方国家历史上要么是还没有自己的文字，要么是还没有这种制度，因此，历史记载非常缺乏。中西相比较而言，就好比一个有文化的人以孔子“吾日三省吾身”的原则，每天记录自己的过失、错误，甚至不好的念头想法，结果被人用来证明他有多坏;而另一个文盲从来不能记录自己的想法和事迹，反倒被人用来证明他是一个好人。历史档案的历史作用被后人错误地解读了。
五、皇帝也不能删除、销毁档案
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宣布将特朗普总统所有推文都归档，其中还特别强调，即使被删除的推文也要归档。这个规定值得一说。首先我们先试想一下，谁会删除特朗普总统的推文?我认为，一般来说，网站不会，相关执法部门也不会。最有可能删除特朗普总统推文的，就是他自己。这就使得这个规定变得很有意思，为什么特朗普本人删除的推文也要归档?
说一件中国历史上的事情。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了长兄太子李建成和四弟，以及这两位亲兄弟的孩子，最终自己被立为太子，后来逼父亲退位，李世民才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皇帝之一，唐太宗。然而，不管唐太宗贞观之治的贡献有多大，不管人们怎么赞美贞观之治，对于唐太宗来说，他的继位过程名不正、言不顺，成为他的心病。他很想知道唐朝的官方起居注是如何记载这件事的。因此，唐太宗对负责此事的起居郎褚遂良(他也是著名书法家)说，他想看看起居注。褚遂良拒绝了。理由很简单：按照历代规矩，皇帝不能看关于他本人的起居注。唐太宗问：如果我有什么不好，你也记?褚遂良说：当然，这是职责所在。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皇帝并非拥有绝对权力。
被褚遂良拒绝后，唐太宗不死心，又找了监修国史的房玄龄，问：为什么皇帝不能看关于自己的起居注?房玄龄说：“史不虚美，不隐恶”，房玄龄起首回答说得对，但后面的解释便有点滑头，他说：“若人主见之必怒，故不敢献”。事实上，并非史官“不敢”给皇帝看，而是制度规定皇帝不能看。为什么呢?因为皇帝看了如果不满意，很可能会下令删改起居注。唐太宗毕竟是个聪明人，他说：我想看看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好引以为戒。房玄龄等人拗不过唐太宗，最终决定删改成书后给唐太宗看。唐太宗看后说：何必将“玄武门之变”写的隐隐约约、躲躲闪闪，直接写就好。
这个故事带来很多解读。有人说，唐太宗开了个坏头，皇帝可以有权删改历史。我认为并非如此。首先应该区分褚遂良和房玄龄的职务，褚遂良是起居郎，即专门负责皇帝言行记录的，因此，褚遂良的本职工作就是事无巨细地记录下来，褚遂良特地解释说：我不会评判是非。而房玄龄当时是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从“起居注”到“国史”，两者是有区别的。简单说，起居注是原始素材，国史则是凝练的历史，包含着孔子所谓“春秋笔法”。因此，房玄龄给唐太宗看的应该只是写成后的“国史”，而非原始素材“起居注”。在此过程中，谏议大夫曾经指出，皇帝不可以一个人看“起居注”。也就是说，如果皇帝“独览”起居注，删改或销毁就不好说了。由于年代久远，那个时期的起居注并没有流传下来，因而我们不能断定唐太宗是否删改了原始素材。而根据起居注那样的原始素材、原始档案编写的国史可能会带有个人情感，实际上也难免。就好比史圣司马迁根据古代档案编写的《史记》也带有他的个人色彩。
如果我们多了解了中国历史，就会发现，当今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连特朗普删除的推文也要归档，背后的原理与中国古代是一致的。虽然我们很难说今天美国的制度规定是学习中国古人的结果，但即便是今天的美国人自己想出来的主意，我们也能很明确地得出结论说，中国人的想法和制度规定比西方人早很多，至少在这个问题上领先西方数千年。所以，我们当然有理由保持我们的文化自信。
只要我们稍微改变一下心态和视角，改变西方把中国历史视为落后、专制的肤浅定性，以客观立场和事实本身逻辑出发，我们就会看到中国古代的很多理念和制度，今天正被西方社会逐渐地借用和复活。这个现象一是说明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并不比西方落后，反而领先西方很多;二是说明西方自鸦片战争以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定性是很肤浅的;三是在当今中国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乃至未来，中国传统、中华文明将会给我们带来更多有益的借鉴和经验，而这些宝贵的历史财富，过去曾经被我们严重地忽略了。这也是我们今天必须批驳针对中国的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原因。它不仅仅只是民族自豪感的问题，而是从根本上说，中国传统对于今天的中国人乃至全世界、全人类都是一个取之不尽的珍贵宝藏，需要我们重新发现和认识我们祖先的智慧。
六、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63号，是一个不太大的四合院，这里是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被囚禁和就义的地方。明洪武年间修建了文天祥祠，保留至今。在这个地方，文天祥写下了著名的《正气歌》，其中几句这样写道：“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张良、苏武的故事人们比较熟悉，而“太史”、“董狐”的故事知道的人可能不多。事实上，这两个故事对于中国历史的意义也有很特殊的价值。
“在齐太史简”的故事发生在春秋时期。当时齐国的大夫崔杼杀了国君齐庄公，后来成为齐国执政，当国秉政二三十年，等于事实上的国君。崔杼杀齐庄公并非无缘无故，齐庄公给崔杼戴绿帽子的失德行为因为被史官记载而被今人所知。但不管怎么说，崔杼以下犯上杀齐庄公也是事实。因此，当时的齐国太史便在官方档案中记下“崔杼弑其君”。“弑”字是所谓“春秋笔法”的一个体现，意指子杀父、臣杀君。与“杀”字相比，“弑”字因犯上而带有明显的贬义，而“杀”字则没有明显的褒贬。
崔杼得知太史这样记载历史很生气，便杀了太史。太史的两个弟弟没有改动文字，依然这么记载，又都被崔杼杀了。崔杼叫来太史的第三个弟弟说：你的哥哥都死了，你不怕吗?你还是按照我的要求，将齐庄公写成暴病而死。太史的弟弟说：据事直书，是史官的职责。如果失职，不如去死。我如果不写，大家也都会知道真相，你反而会成为笑柄。崔杼无奈，没有杀他。太史弟弟离开时，路上遇到“南史”持简而来。南史原以为太史的这个弟弟也会被杀，他打算自己接着写下“崔杼弑其君”，也就是说，南史也准备尽责而死。但看到太史弟弟没死，记载也没有改动，便返身回了家。
在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太史是一个官职，真实记载历史就是他的职业。在等级制度时代，太史这样的官职是家族性的，也是世袭的。太史一家并没有因为连死三人而放弃职责，依然真实记录历史。“南史”是比太史级别低一些的史官。当他以为太史一家都难逃被杀命运时，也毫不畏惧地准备恪尽职守，从容面对被杀的命运。只是因为崔杼没有继续杀史官，南史才没有成仁。同时我们还看到，一方面，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中国古代的史官就秉持不畏强暴、秉笔直书的职业操守。另一方面，再有权力的暴君也不能改变中国史官的这一原则。而且，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并非孤例。
“在晋董狐笔”的故事同样发生在春秋时代。大致故事如下：晋灵公年幼即位，由赵盾等三位大臣辅佐。晋灵公年长亲政后，却昏庸无道，残暴荒淫。赵盾多次规劝晋灵公，引起晋灵公的不满，便派人刺杀赵盾。但刺客发现赵盾是个良相忠臣，便没有杀赵盾，反而自杀了。晋灵公一计不成再生一计，他命人请赵盾来赴宴，准备在酒席上设伏杀死赵盾。结果被赵盾的卫士发现阴谋，保护赵盾脱离险境。赵盾无奈，准备逃往他国。路上遇到晋灵公的姐夫赵穿。赵穿得知后很生气，便去找小舅子晋灵公评理。小舅子依然态度恶劣，赵穿万般无奈，命令手下杀死了晋灵公。赵盾得知此事后立刻返回，将晋灵公的叔叔拥为晋成公。赵盾依然为宰相。
董狐那时候是晋国的太史令，他在官史中写下了“赵盾弑其君”的文字。赵盾得知后质问董狐说：谁都知道晋灵公不是我杀的，史官怎么能让我承担“弑君”的罪名呢?董狐回答说：你身居相位，并没有离开晋国国境，至今也没有惩罚凶手，“弑君”之事若不是该你负责，又应该由谁负责呢?赵盾无奈，没有继续难为太史令董狐。孔子后来评论说，如果赵盾跑出了国境，就能避免“弑君”的罪名。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是文天祥以古人的气节勉励自己，但这两个故事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古代的史官有着极强的职业操守，他们随时准备为了真实记载历史而献身。再强大的暴君也不能改变古代史官的这个职责和信仰。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中国古代绝大多数的历史都是信史，史官的原则成为数千年历史中不能更改的惯例。中国历史上也很少有哪个皇帝可以删改、销毁史官的档案记载。因此，将中国古代皇帝说成是专制独裁，是现代人的偏见。
七、“焚书坑儒”为何成为两千多年的诅咒?
历代帝王庙坐落于北京西城，建于明朝。最初祭祀的皇帝很少。到了清代扩大了祭祀规模。清朝乾隆皇帝提出“中华统绪，绝不断线”之后，最终将供奉祭祀的历代皇帝，包括三皇五帝，确定为188位。中国历代皇帝的总数不止这个数，显然，有些皇帝未被列入成为祭祀对象。皇帝有好有坏，有一个取舍标准也能理解。但是，历代帝王庙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没有秦始皇!这个问题值得一说。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无论如何不能回避的重要人物，他的历史功绩在各类史书和教科书上说的很明白：完成政治统一，大致确定中国的版图，为此后两千多年中国的国家统一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成为当今全世界各国行政管理模式的源头;书同文，车同轨，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文化向心力做出了巨大贡献;统一度量衡，为全国性的各类交往和经济流通提供了便利;其他还有修筑长城、修建驿道、沟通全国水系等具有重大意义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等。
秦始皇对中国的意义无论如何都不能低估，在历史贡献方面，能与秦始皇相提并论的寥寥无几。因此，毛泽东主席在《沁园春·雪》中，以“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排比，将秦始皇与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几位皇帝并列。1973年，毛泽东因为不同意郭沫若《十批判书》中的某些观点，特地写了一首诗给郭沫若：“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可见毛泽东主席对秦始皇的评价很高，但中国历史也恰如毛泽东主席所说那样：秦始皇被人骂了几千年。秦始皇未能进入明清的历代帝王祭祀行列，也是被骂的体现。这是为什么?
毛泽东主席给郭沫若的诗中已经提到了原因，即第二句中的“焚坑”，也就是中国历史上频繁提到的“焚书坑儒”，这四个字已经被中国人熟悉到我们无需任何解释就能知晓的程度。由于历史大都是文人书写的，中国古代文人大都是儒家学者，因此，在儒家式微的今天，有人说自秦始皇死后，或者说董仲舒“独尊儒术”得到汉武帝认可以后，历朝历代的儒家学者在描绘秦始皇的“焚坑事业”时有所夸张，因而夸大了秦始皇的“罪行”，也不是没有道理。
比方说“焚书”究竟焚了多少书?哪些书?这个问题是有争议的。可以明确的是，秦始皇并没有焚毁所有的书，很多书还是留下了，例如医药、农学等书籍。甚至很可能在秦朝的官方收藏中还留有最全的、完整的书籍，焚书的主要目的是禁止民间拥有某些书，例如《尚书》和《诗经》以及方士的《道经》，但另外一些儒家经典也没在焚书之列。再比如说“坑儒”，坑的究竟是儒士还是方士，坑了多少人，同样是有争议的。史圣司马迁20多岁便接替父亲担任太史令一职，距“焚书坑儒”的发生时间大约六、七十年，在他的记载中没有说到“坑儒”，因此，有人认为秦始皇坑的只是方士而非儒士。
然而，不管疑古派是否正确，事实真相是否有出入，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罪名两千多年来完全是坐实了，甚至相较于他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严刑峻法等行为而言，“焚书坑儒”几乎是他的“第一罪行”。后世儒家为何要这样把秦始皇彻底打翻在地?理由其实也很简单：重文轻武，言论自由!儒家认为管理社会要靠“文”的柔性方式，而不能靠“武”的强硬手段。既然要靠“文”的方式，也就要让人说话，不能用杀人的方式禁止某些人说话。因此，中国历史两千多年不改对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定性和诅咒，也就是骂了他两千多年，完全可以看成是中国人对于敞开言路、保护言论自由的原则坚守。所以，到了宋朝，当宋太祖以“祖宗家法”的“宪法”规格制定了“不杀言事大臣”的制度后，大臣甚至可以“风闻言事”，中国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获得言论自由的国家。当然，宋代的言论自由在历史的横向比较中更为突出，而在纵向比较方面，与今天人们对于言论自由的理解还是有所差别。
换个角度说，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目的之一是，不让六国的遗老遗少因怀念过去而否定当下，成为中国历史上“厚今薄古”、“厚古薄今”两大价值体系争端的高潮。客观上说，李斯建议被秦始皇采纳，除了秦国史官所记历史，其他六国史官的记载很多都被焚毁，也的确造成了历史档案的巨大损失。
八、国家统计数据与治理能力
秦朝的国祚不长，随着陈胜吴广的起义，刘邦、项羽等枭雄竞相而起，楚汉相争一直延续到今天中国象棋的棋盘。一般认为，刘邦、项羽在秦都咸阳的表现导致了重大的民心向背。刘邦先攻入咸阳，在他人的规劝下，没有骚扰和破坏便离开秦朝首都，驻军灞上。项羽进入咸阳后引兵屠戮，杀秦王子婴，火烧秦王宫，大火三月不熄，项羽军队掳掠财宝美女后离开。两者比较使项羽输了民心。但刘邦进入咸阳也并非“分文不取”。刘邦手下曾任县吏的萧何命人迅速占据秦朝的行政机关驻地，将秦朝有关国家户籍、地图、法令等官方档案仔细清查并收藏起来。
我们如果单看中国历史，难以感受萧何此举的全部意义，最多认为萧何是个超级行政管理人才，有很强的先见之明，为日后管理国家而未雨绸缪。事实上，萧何既然要收集户籍、土地等官方档案资料，至少说明中国在那时已经有了普查制度。虽然古代普查不同于今天，但有没有人口和财产的普查制度，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志。
中国最早在《周礼》中已记载有户口登记，但我们不太清楚周朝户籍统计的具体内容和方式。关于萧何收藏秦朝官方档案这个记载则很明确地表示中国那时候已经有了全国性的统计信息。比较而言，欧洲与秦汉处于同一时代的罗马帝国也有人口普查，但两者关于普查的概念是不同的。欧洲若往前追溯，古希腊梭伦时期，雅典也有人口普查。然而，雅典人口少，普查对象不包括奴隶，只针对公民身份，因此，只有几万人。所谓公民身份就是要打仗、有投票资格的少数人。事实上，罗马的人口普查与之类似，奴隶因为对国家没有权利和义务，只属于私人财产，不在国家普查、统计范围内。所以我们看到布匿战争时期罗马帝国的人口统计只有20多万人，显然只是全部人口的一部分。而在秦国，商鞅变法的重要内容便是消除和抑制贵族，实行全国性的户口登记制度。
人口统计和财产普查与征税有关，也与民众同国家政府的权利义务关系有关。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等级制度有一句话可以描述它的关系形态：我的附属的附属，不是我的附属。因此，国王只对贵族征税，而不对贵族的下属征税，国王也就不必统计贵族下属的信息。所以，罗马帝国后，欧洲长期没有人口财产的普查和统计信息。英国最早的人口普查是在11世纪，当时发生了诺曼征服，即来自法国的诺曼占领了英国。诺曼征服属于外来者，为了向英国本地贵族征税，所以才有了人口和财产普查。与之类似，俄罗斯最早的人口和财产普查是蒙古人占领后做的。而俄罗斯自己在彼得大帝时才有第一次人口和财产普查，由此也可以看出受中华文化影响的蒙古人当时的治理能力比俄罗斯强。
古罗马帝国的人口统计并不规范，也没有像中国那样定期统计。罗马帝国到处发动战争，征服了很多地方。对于征服的地方，往往没有普查信息，但征税是征服者的权利，没有人口和财产统计信息如何征税?于是便出现了一种职业，叫做“包税人”，即征服者委托某人代为征税，被委托之人只需向征服者缴纳固定的总税额。被委托人自己征缴了多少，征服者并不管，其差额部分便落入包税人自己的腰包。因此，包税人是一个很容易发财的职业，一般由地方豪强或资本家担任。欧洲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例如法国，也出现了包税人制度。事实上，这都是人口和财产普查统计缺乏的结果。相比之下，中国历史上最多在某些非常偏僻的地区才有类似的方式。
人口和财产普查统计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体现。但是到了今天，中国和西方历史上治理能力的差距，被某些人做了颠倒黑白的解释。他们认为，中国很早就有详细、定期的人口户籍统计，说明中国那时候就是不自由的，而欧洲很晚才有人口普查，说明欧洲长期都是自由的。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历史上长期没有普查统计信息的非洲大陆更自由呢?如果说蛮荒、落后就是自由，我们也难以反驳，但这种自由有何价值?再说现代国家为何要有更丰富准确的人口及财产普查统计呢?因此，仅仅从自由这种单一的价值标准解释历史，往往会扭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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