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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锡良:美国六十年代的“文化革命”

2020-05-06 16:33:59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孙锡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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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把政治看成是一种事物,那自它诞生之日起,便有了自己的运动规律和运动方式,它总是由人掌控,但结果却常常又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整个世界都可以定位为革命时代,有亚非拉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主权独立的革命,有黑人及其它有色人种争取人权和民权的革命,有打破顽固阶级界限的文化革命,等等。

  美国学界和政界也一直在反思并总结六七十年代的“文化革命”,《梦想与梦魇》和《破坏性的一代》已成为美国政客们的热点读物,这些读物,分别从不同的视角介绍并挖掘美国社会变革的运动过程。政要们热读这些书,自然是避免美国底层的再革命。

  大家注意!不是我给美国戴上“文化革命”的帽子,是美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的政治定论,是美国历史著作上的名词。它类似于中国六十年代中期爆发的那场政治运动,但又比中国的革命来得更早,六十年代初就已经席卷美国。只不过,中国的运动是在“文化革命”中间加了一个“”字。

  今天的国人可能会疑惑,为什么国内媒体和精英极少评价美国的“文化革命”?为什么他们只反思中国的大文化革命?

  主要原因在于两点:美国的“文化革命”是底层自发的革命运动,而中国的革命是由上层发起的政治运动;美国的“文化革命”伤害最大的是底层利益,对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未带来根本性触动,而中国的革命影响则表现为相反。

  两种革命,两种评价,突显了书写历史和定位历史主导权的重要性,对革命的肯定或否定,不完全取决于革命本身,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革命触动的利益重构。如果只能触动底层利益重构,那么就不会挑起更大的政治斗争,因而不会为世界提供更大的研究价值。如果触动的是上层及精英层利益重构,必定会引起根本性和持久性的政治斗争,被追逐和研究的价值就更为显著。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奔向美国的人越来越多,为何很少人关注并认识美国历史的“文化革命”?

  一方面因为中国移民对政治一贯的漠不关心,尤其对外国陈年历史的不关心,学习和谋生成为他们的重心。这种现象,放在国内,也很容易理解,今天,尽管有大量外国人移居中国,但几乎没有人会去关心中国曾经的革命。

  另一方面原因就是美国文化革命的底层性,对多数人而言,它缺乏足够的政治价值,与整体富裕的美国发展趋势相比,仍显得不足为世人所道。

  在论述美国六七十年代的“文化革命”之前,我们不妨先简单整理一下美国五十年代的麦卡锡主义,它是其后政治运动的前奏。几乎可以认定,美国整个五十年代都处在麦卡锡主义的影响之下。

  简单讲,麦卡锡主义就是反共主义。麦卡锡主义成为五十年代美国的一个重要标志——以搜寻床下面的赤色分子驱巫行动和寻找根本不存在的颠覆与安全危险为特征的无赖时代。杜鲁加强安全控制的一个后果是许多共产党员失去了他们在各类机构中的工作,包括教育、媒体、政府、防务等。

  令那些今日仍恐惧的人感到愤慨的不是麦卡锡主义的方式,而是与麦卡锡主义联系的政治意识,如反共主义。麦卡锡主义在麦卡锡死后仍依然存在,它是美国反对苏联扩张主义的杜鲁门主义的畸形产物。其结果是导致美国本土的法西斯主义浮出水面。反共主义导致麦卡锡的法西斯化。

  美国历史学家伍德·沃德对麦卡锡主义和“文化革命”的对比定论:右派利用法律、法庭、传票和听证会,以达到最有利的效果。左派使用更富有影响力的高压手段,包括示威、静坐、占领和掠夺学校负责人办公室。严重地分裂政府、学校、部门的内部乃至同事家庭之间的关系,左派运动和麦卡锡时代一样,导致许多书籍没写成,许多研究不能进行,标准、价值和理想被遗弃。麦卡锡无休止地煽动行为给无辜的人们带来伤害,他取得成功的行为成为笼罩在美国政坛上的一块幕布。杜鲁门开始的反共讨伐最终导致国外的失败和国内的分裂。(美国,彼德·科利尔美国,彼德•科利尔《破坏性的一代》148-152页)

  脱离麦卡锡主义影响之后的美国,很快又进入到黑人和少数族裔人权运动时代——“文化革命”时代。六十年代的“文化革命”可以认为是一次人权运动,黑人及少数族人对种族问题的分析,不但有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还有清晰的革命方向。

  那个变幻莫测的年代,革命是所有人关注的热点。令人瞠目结舌的贫富悬殊是美国城市革命的重要原因。每到圣诞节前,教堂边就会出现一支令人沉闷的队伍,那是一群等待施舍的乞丐。(美国,麦隆·马格尼特美国,麦隆•马格尼特《梦想与梦魇》11页)

  伟大美国的“文化革命”虽发生在六七十年代,但它却是源远流长的,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当那些自认为是先锋派的作家和艺术家嘲弄并践踏古板的资产阶级价值观时,“文化革命”就开始了。(美国,麦隆•马格尼特《梦想与梦魇》10页)

  “文化革命”的第一批火种在50年代积聚,在60年代爆发,在历史最关键的时刻,他们将富人的“文化革命”的火炬传递到穷人身上。(美国,麦隆•马格尼特《梦想与梦魇》107页)

  在美国,贫困和种族是不可分割的问题,虽然嘴上不说出来,但人们的脑海里总会出现黑人。今天的美国人,不必回到革命时代寻找材料,他们只需要想到南方的奴隶制。

  整个60年代及其后的七十年代,在“国家是压迫者和敌人”的新思想出现后,“国家作为慈父”的形象被打碎了。在大学、司法界、新闻界、基金会、教会等精英组织的领导下,美国文化经历了一场革命,从而改变了某些最基本的理念和价值观,其中包括对贫穷根源的看法。(美国,麦隆·马格尼特《梦想与梦魇》序言部分)

  “文化革命”的政治层面导致文化和道德上的相对主义风行一时。文化价值观源于具体环境和生活机会,并反映个人在阶级结构中的位置。(美国,彼德•科利尔《破坏性的一代》7页)

  性革命,反文化,所有这些促进富人解放的“文化革命”都使们的价值观转变如此之大,以致在它们发生时,所有人都意识到美国文化历史中某种具有持久生命力的东西出现了,改变了美国人的灵魂。所有巨大的政治变革都是从信仰与理想的早期转变开始的。(美国,麦隆•马格尼特《梦想与梦魇》98页)

  美国的“文化革命”还包含了尝试毒品和性解放的要求。它的动力来自人们普遍存在的对美国社会和道德秩序的不信任,以及民权运动和“越战”带来的种种不幸。最终不仅向穷人传达了错误信息,还给美国体制的核心带来了影响,进而影响到具体的方方面面。(美国,麦隆•马格尼特《梦想与梦魇》13页)

  “文化革命”在伤害到有产者的同时,更伤害到无产者,被它撕裂的美国理想的价值观不再是信仰的基石,矛盾和困惑充斥着上层社会主体,粉碎了他们当初成功的法则。而法官们却对新文化是赞不绝口的。(美国,麦隆•马格尼特《梦想与梦魇》155页)

  下面,我们还可以从微观视角去了解一下美国“文化革命”的细节。

  革命组织主要有“解放区”组织,“气象员”组织,学生民主社会,“操他妈”组织,黑人黑豹党,游击战组织,等。

  年轻人的口号是只有去华盛顿游行时,我们才有回家的感觉;吸一口飘飘欲仙,辍学让你摆脱烦恼;我们革命去吧,等。

  1963年10月,大学宿舍,大学生头戴贝雷帽,身穿皮夹克,一手拿矛,一手拿枪。(美国,彼德•科利尔《破坏性的一代》11页)

  1963年10月份,黑人区发生暴动,学生反叛者短暂占据哥伦比亚大学和其它一些学校。11月,肯尼迪被暗杀。他就职后的几年,美国象打了一场小型战争。在民主党大会上,示威者与警察发生冲突,这种不可控制的局面,让美国看起来象个警察国家。“学生民主社会”号召把战争带回家。(美国,彼德•科利尔《破坏性的一代》12页)

  激进组织认为,采取革命的暴力是对这个警察国家的必要手段,应当采取建立解放区的战争。黑豹党在几个城市与警察的血战之中,造成了数十人死亡,激进主义者认为美国警察的行为是种族灭绝。(美国,彼德•科利尔《破坏性的一代》16页)

  情报部门渗透到了黑豹党和杰克逊军队内部,山区训练场成了杀人场,被怀疑是线人的士兵被草草埋入土中,露在外面的骨头看得清清楚楚。(美国,彼德•科利尔《破坏性的一代》21页)

  1963年到1980年,美国抢劫率和强奸率都上升了四倍。蹂躏别人与理性毫无关系。一个51岁的捡破烂的妇女在纽约中央公园的长椅上被三个小孩公开轮奸并杀死,三个小孩的年龄分别为12岁、14岁和16岁。(美国,彼德•科利尔《破坏性的一代》30页)

  1965年,运动领导之一的杰弗·琼斯讲:美国黑人和贫民区的暴动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一部分,是全球农村包围美国这个城市中心。(美国,彼德•科利尔《破坏性的一代》55页)

  1968年,拉德等人占领了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办公室,坐在校长的位置上接受采访,自得地抽着雪茄,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摇摇欲坠,只需推一把就能让它倒下。马丁·路德·金遇刺后,大学生准备到纽约时代广场举行大游行。(美国,彼德•科利尔《破坏性的一代》49-50页)

  1968年夏天,芝加哥警察对示威者发起了没有限制的攻击,这似乎是哥伦比亚大学事件的重演,激进派使一个城市陷入瘫痪,引起全美国的关注,美国似乎成为一个无能的巨人,等待最后的倒下。(美国,彼德•科利尔《破坏性的一代》52页)

  1969年,“学生民主社会”、“操他妈”、“气象员”等组织成员走村串乡,任命领导人,建立组织,有的成员则远赴古巴,求取革命真经。他们曾经在铁路上放置石头,使火车出轨。他们在演讲中将行为上升到理论高度:他们只知道我们疯了,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当个疯狂的“操他妈”的人,把腐朽堕落的美国吓出屎来。(美国,彼德•科利尔《破坏性的一代》58-60页)

  1971年,三名看守和两名白人囚犯倒在了血海中,他们的喉咙被割破。(美国,彼德•科利尔《破坏性的一代》23页)

  70年代,由于被战争与内部分裂搞得筋疲力尽,美国社会现实远不是人们所想象的新麦卡锡主义,一个国家受到打击,处于瘫痪的状态,并带有一种负罪与无助的感觉。(美国,彼德•科利尔《破坏性的一代》152页)

  历史没有教会我们如何改造,父母没有教会我们如何改造,有时,他们把我们弄得面目全非,我们的教育让我们陷入无尽的谎言之中,除了全面改造,别无出路。(美国,彼德•科利尔《破坏性的一代》69页)

  激进组织的中央委员会这样称自己:效仿越南人建立了自己的指挥体系,分为地区部队,民兵和别动队。美国后来把左派称为美国的第五纵队。(美国,彼德•科利尔《破坏性的一代》72页)

  伯克利,不仅代表地球上的一个地方,而且代表一种思想状态,一个活生生的暴力之城,一个过去的、未来的抗议城市,城市的建筑涂鸦纪念着过去的愤怒时代,这是一个激进主义的邪恶帝国。

  到了八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参加运动的那一代人已经人到中年,却仍沉溺于激动人心的青年时代回忆中,怀旧成为一种政治现象。今天的左派象二十多年前一样,他们相信美国的问题在于制度,必须推倒重来。(美国,彼德•科利尔《破坏性的一代》180页)

  重新回顾60年代,这个时期可能是最后一次,说话不需要付出代价,生活充满乐趣。60年代,在历史学家眼里独具特色,这十年可自成一体,发生的大事多是战争、暗杀和你死我活的分裂,整整一代人都是无感情的政治动物,这十年,在人们的记忆中与其说是悲剧,倒不如说是闹剧,犯罪率居高不下,经济停滞不前,凡未明确禁止的,都是可以做的。

  谁有《圣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手上有枪。肯尼迪被暗杀,马丁·路德·金被暗杀,芝加哥暴乱,伯克利人民公园暴乱,焚烧学校图书馆等,集中体现了60年代大动荡的全部故事。这是一个六亲不认的时代,“越暴越好”是新口号。每天练习打靶,摆阵地,寻找擦出星星之火的机会,等待革命的爆发。(美国,彼德•科利尔《破坏性的一代》185-190页)

  彼德•科利尔老年时的感叹:我仍然秉持左派的基本立场,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确有阶级之分,仍然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优,如果说它现在表现欠佳,那是因为它尚未真正被试验过。政治分歧让我们父子变成陌生人,将真实的感情错位成政治理想,拒绝社会现实,寄希望于未来幻想,对有血有肉的人体视而不见,追求空洞的人性。

  政治改革运动从来都不是孤立现象,文化上的自由化倾向看起来是损害了文化本身,但又重构了文化的未来,没有文化革命的过程,就没有文化的质变。

  如果认为美国政客热读的政治书籍还不足以证明六十年代世界文化革命的热潮,我还想给大家推荐几本书:一本是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历史著作《极端的年代》,其中第十一章讲的就是“文化的革命”;一本是皮尔·保罗·里德的小说《教授的女儿》;一本是远滕周作著《纯子和她的父亲》。从这三本书中也可以看到西方国家内部的文化革命经历。

  革命,只要发生了,就不是可有可无,必定是历史选择。

  没有一场革命可以在百年之内做出准确定论,不同阶层,必有不同的利益判断和解读。五百年或一千年之后,它总是能带给后人多重视角的对比思考,因为在很长的周期性考察中,会出现相当多不同的新现象对革命正反两方面进行验证。

  世界进入了新时代,美国也是时代中的一员,美国能改变世界的前提是要不断改变自己。我希望,美国人民能够再次开展革命运动,以资本文化和霸权文化为革命的主要方向。

  如果成功,将可能让美国继续领导世界, “让美国再次伟大”有成功可能。

  如果美国畏惧革命,终将被潮流革命,人类世界不接受保守的领导者。

  附言:

  有人提到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我个人的看法是:马先生是伟大的,他的理论贡献几乎是超越历史的。就当下的环境而言,我选择沉默,喊的是S,干的是Z,学M是没有结果的,甚至会带来负作用。

  写于2020年5月5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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