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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玲 江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2020-05-02 10:08:46  来源: 昆仑策研究院   作者:李玲 江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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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要】正如恩格斯所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疫情防控阻击战让人们更加认识到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多么有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是多么宝贵,织密织牢基层党组织是多么关键,做优做强做大国有企业、坚持公立医院为主导、坚持卫生健康事业公益性是多么不可或缺,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凝聚全民族精神意志是多么重要。这场阻击战说明,只要把我们的党建设好,把正确的道路坚持好,没有任何外部力量会打败我们,任何危机都必将被我们战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航船仍将乘风破浪前进。

  化危为机 开辟经济增长新空间

  我国遭遇新型冠状病毒袭击,已经对经济运行造成明显冲击。疫情对经济到底有多大影响?会不会改变经济向好势头?国内外有不少担心。对此,一方面要积极应对疫情对经济的明显冲击,不可掉以轻心。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暂时的,没有冲击经济的基本面,我国经济完全有能力承受和克服疫情冲击,完全有能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从长远来看,以防疫斗争为契机,可以抓住机遇对中国经济长远发展进行战略性部署,做一些以前想做、该做而没有条件、没有共识做的事,更好地推动高质量发展,化危为机,启动经济增长新动力。

  一、疫情对经济的短期影响有限并可控

  这场疫情病毒来势凶、疫情传播烈、范围扩散广,是多年以来少见的。如果不及时控制,确实会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在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领导、亲自指挥下,我们采取的措施是非常有力和有效的,为克服疫情冲击、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创造了有利条件。

  1、疫情影响的时间和范围总体可控

  从去年12月份,疫情开始蔓延,中间还包括春节这个本来就较少生产活动的时间,感染人数也远低于已导致14万人住院、8200人死亡的美国流感规模。目前,湖北之外大部分省份疫情平稳下降,正在积极复工复产。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一季度,时间上是有限的。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湖北省,疫情主要影响的是人员流动、流通和预期,而劳动力、资本、技术、管理和数据等生产要素都没有受到破坏,一旦疫情结束,很快就能恢复生产生活。从疫情影响的行业看,工农业等基础性、战略性产业受影响比服务业小,疫情之后,基础产业完全可以带动服务业恢复繁荣。我国网民人数世界第一,完全可以通过线上替代线下,完成大量经济和社会活动。这些为减缓疫情冲击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2、中国与世界上其他疫情国家的比较

  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还要看一个国家的基本政治和经济条件。深受传染病困扰的国家,往往是经济落后、治理薄弱、社会动荡的国家,只要疫情及时控制,对经济的影响将是有限的。2009年,世界卫生组织第一次认定国际公共卫生紧急情况,受H1N1禽流感病毒影响最突出的是墨西哥和美国,美国近27.4万人住院治疗,1.2万余人死亡。2018-2019年美国流感季,3000多万人被传染,3万多人死亡,但都没有改变其长期经济趋势。2016年,巴西爆发的寨卡病毒疫情被确定为PHEIC,有近150万起感染病例,但当年巴西经济增速和股市反而上涨,公共卫生投入增长约30%,政府治理能力增强,为防范病毒遗传导致生育率下降,而生育质量却提高了。同这些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基本面更好、应对疫情能力更强、制度优势更突出,就更能有效应对疫情,减缓对经济的冲击。在疫情早期,社会对疫情和经济增长前景一度出现恐慌,近日来,随着人们对病毒认识的深化和防控措施到位,这种由不确定性而导致的恐慌也在消除。

  二、我国经济比“非典”时期有更强的抗冲击能力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处于新的发展阶段,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即使没有疫情,我国经济本身也在进行深度调整。目前在疫情中暴露的一些经济风险,实质是早已存在、迟早要爆发的问题,过去几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是转换原有增长方式,疫情更充分地暴露了这些矛盾,加大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外在压力,通过积极主动的工作,把应对疫情和供给侧机构改革结合起来,减缓疫情对经济的短期冲击。

  1、同“非典”期间相比,我国经济增长对传统要素的依赖已经减弱

  有人认为,2003年“非典”期间的中国经济,正处在重化工业化、城镇化和消费升级的高增长阶段,上升动力很强。而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下行区间,所以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将会更严重,这种分析其实不成立。2003年,我国经济增长对原材料、能源等传统生产要素投入的规模依赖程度很高,企业一旦停产就直接降低供给,拉低经济增速。而当前我国已经逐步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规模型扩张的依赖正在减弱。许多行业已经出现产能过剩,2019年,三季度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6.4%,远未达到满负荷运转。疫情对劳动力、工时、原料甚至资金的暂时影响,都可以通过复工之后提高产能利用率补偿回来,能够快速降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这就好比,同样是摔个跟头,跑得快时很可能比跑得慢时摔的要更严重。

  2、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增强了经济自身的抗风险能力

  疫情期间,我国经济出现的问题是短期疫情冲击和长期结构性问题的叠加,一些风险实质上并非由疫情导致,而是长期存在、已经和正在致力解决的问题。例如,部分企业过度依赖低工资成本优势,缺乏创新和抗风险能力;部分行业产业结构碎片化,一旦产业链关键节点“失守”,就会影响整个产业链;部分企业平时缺乏风险意识,杠杆率过高;企业融资难、成本高等问题,本质上也是经济自身运行规律的表现。这些问题,在平时难以完全暴露出来,而疫情更充分地暴露了这些问题。十八大以来,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代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淘汰落后产能、扭转脱实向虚、补上创新驱动等短板,取得了积极成效,缓解了企业负担,创造了有效需求,也积累了丰富经验,增强了经济本身的抗风险能力。

  这次全国性疫情短期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但要看到,它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一次强制性的优胜劣汰。市场调节是有粘性、滞后性的。在正常条件下,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容易面临各种既得利益关系的阻力。此次疫情相当于宏观经济上的一次紧缩,对现金流结构不合理、实力不足、抗风险能力弱的中小企业影响较大,一些行业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推进产业整合,有利于化解中低端过剩产能,利用短期的休止,为那些潜在的新动能、新业态腾出了发展空间。在疫情面前,一些抗风险能力强、社会责任感强的企业,在做好防护的情况下及时复工,一些有竞争力的企业通知湖北籍员工弹性办公,并全勤计薪,既体现了社会责任感,又符合产业升级和收入分配改革的方向。这些在客观上对经济长期健康发展都有好处。

  三、补足卫生健康事业短板,提高经济增长效益和质量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做出“把公益性写在医疗卫生事业的旗帜上,不能走全盘商业化、市场化的路子”的重要指示。疫情深刻警示社会,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如果医疗卫生偏离公益性方向,不仅不能拉动经济增长,反而将给发展带来巨大风险和损失。经此一役,医疗卫生公益性的方向能够得到坚持和加强,从而为提高整体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带来强大动力。

  从国内外经验来看,公益性、公平性的医疗卫生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医疗卫生领域的投入对GDP有巨大带动效应。世界卫生组织指出,每投资1美元在疾病预防上,就将在增加就业、提高生产率以及延长寿命方面为社会带来至少7美元的回报。国外学者研究指出,医学研究的投资回报率高达25%,对90年代拉丁美洲的研究表明,人均预期寿命每增加一年,可以实现人均GDP0.8%的增长。1980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68岁,为当时发达国家水平,人民健康水平迅速改善是产生“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原因。

  当前我国经济增速下降,一定程度上和“人口红利”下降、人力资源水平不高有关,要转到依靠劳动者素质的轨道,就要大幅提高医疗卫生投入。目前,我国健康教育严重不足,全民健康素养水平仅有14%;2.9亿高血压患者、4000万失能失智人口迫切需要大量专业照护力量。经过防疫斗争,全社会一定会有更大共识,尽快补上这些短板。这次疫情也是一次深刻的全民公共卫生教育,能够引起人们对公共卫生的重视,养成健康生活习惯,从而提高全民族健康素质。这些都将为未来的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补足公共卫生短板,对促进投资和就业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目前,我国每万人全科医师数仅为2.16,是美国的七分之一、英国的三分之一。在发展中国家里,古巴在预期寿命、儿童死亡率等方面优于美国,人均医疗成本却只是美国的5%,成为全世界的样板,一个重要原因是有健全的基层医疗卫生体系和全科医师队伍。古巴给每120-150个左右的家庭配置了一个家庭医生诊所,设在这些家庭附近。家庭医生上午在诊所看病,下午就到病人家里走访出诊。2009年习近平同志访问古巴时,专门考察了全科医师诊所,称赞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如果按照古巴这种配置水平,我国大约需要400万名家庭医生,按照非私营单位职工工资两倍(每年16.5万元)为全科医师发年薪,一年只需要6600亿元费用,仅相当于目前每年卫生总费用的增量,通过取消药品加成、压缩增加政府投入,完全有财力办到如果能用十年左右的时间达到这种配置,不仅将成为基层公共卫生的铜墙铁壁,可以应对重大公共卫生风险,让每个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而且将带动大量的就业和消费。

  四、化危为机,采取战略性举措,开辟经济增长新空间

  任何事物都是辩证的。疫情的发生是坏事,但只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就能最大限度减少损失,还能以防疫斗争为契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人类历史上多次经济高速增长都发生在经济社会危机之后,就是因为危机暴露了过去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促进了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发展早期的后发国家有后发优势,因为有发达国家作为参考,所以明确技术进步的路径,可以聚焦资源进行投入,从而获得较快的增长速度。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许多行业和国际前沿差距缩小,甚至已经走到了前沿,这种“后发优势”逐步削弱,部分行业和企业一时难以确定新的投资方向。而这次疫情给我国经济体系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压力测试,在测试中,摸清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许多底线和底数,对我国产业链的优势和短板、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等,都打下进行更深入评估的经验和条件,未来科技进步、企业投资、产业政策的方向都会更加精准。当前,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是减少了,而是更多更丰富了。疫情打击的供给和需求并没有消灭,只是暂时被抑制了。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不再片面追求速度,更加追求质量和效益。只要顺势而为,疫情之后化危为机有更加广阔的空间。

  一是加快信息化消费。受影响较大的零售、餐饮、旅游、会展、娱乐等行业,有很大的时间和空间弹性。“非典”期间取消五一黄金周,2003年餐饮收入同比增速从上一年17%下降到12%,但次年就反弹到22%。2003年,国内旅游人次下降1%,次年增长27%。2003年,首都机场境外旅客吞吐量下降41%,但2004年反弹到51%。疫情还给信息消费爆发式增长提供了契机。2月3日,就有1000万家企业使用某平台进行在线办公,2万所中小学、1200万学生通过网络在线上课。在线办公、远程医疗、在线教育、虚拟商务、体验式消费等新业态和新模式快速发展,互联网的规模效应更加凸显,产品形态将更加细分和丰富,从而催生了有潜力的新业态。

  二是加快基础性、战略性领域的投资。投资考虑的是长期收益,传染病作为短期事件,对投资影响有限。我国一般竞争性领域本已出现投资动力不足,原因是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结束之后,技术和项目储备有限,资金难以找到足够投资标的,急需的基础性、战略性等短板领域,由于公益性强、投资收益周期长,市场自发投资的动力不足。这次疫情暴露了我国医药自主研发、应急医疗救治、公共安全设施、城乡人居环境整治、国家物资储备等领域存在的大量短板。2018年,全国卫生领域的财政支出达1.6万亿元,仅占GDP的1.7%,在国际上处于较低水平。我国制药工业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强度仅为5%左右,而同期美国接近19%。医疗信息化在防疫中起了重大作用,北京、浙江等地开设线上咨询平台,指导公众居家预防、合理有序就医。健康信息化是未来国际竞争的制高点,美国政府推动的医疗信息化计划,投入超过750亿美元,创造了21万多个工作机会。疫情防控呼唤现代智慧城市建设,包括交通、物流、应急灾备、信息溯源等。这些领域在疫情之后更容易转化为新的投资空间。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政策性金融体系,完全能够调动社会闲散资金,向战略性领域增加投资,弥补疫情对投资的可能影响。这些基础设施建成之后,即使平时有部分闲置和冗余也是必要的,因为其有利于经济社会整体运营的质量和安全。

  三是加快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本次疫情正值全球贸易低迷、逆全球化抬头形势下。从全球经济看,金融危机以来的经济衰退是全球经济长周期结束导致的,根本原因是西方主导的金融全球化模式遇到了瓶颈。而中国始终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帮助其他国家增强发展能力,实现共同发展,这蕴含着巨大的发展空间,是中国处理对外经济问题的大逻辑。在此次抗击疫情中,国际社会高度赞扬我国党和政府处置此次风险的措施和力度,对中国政府遏制病毒的能力持有信心。完全可以利用这一机遇,大踏步走出去,赢得世界上更多国家支持,树立世界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信心。

  四是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和绿色发展。疫情有利于促进经济布局优化、警示人们更好地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从而为经济增长带来新动力。疫情影响经济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农民工返城推迟,这同我国依靠农村劳动力转移支撑的增长方式有关。这种依赖中心城市、大型集约化生产、人口大规模跨区域转移的方式,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效率和速度,但是不利于发展的均衡性、协调性、弹性和抗风险能力,也威胁了生物的多样性,不利于发展循环经济,影响人和自然和谐共处,降低人的免疫力。尽管疫情和野生动物的关系还不完全确定,但这次疫情确实警示人们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要处理好人和自然的关系,提高经济体系的均衡性和抗风险能力,否则一切经济增长都等于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协同发展;坚持生态文明,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这次疫情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这些重要思想。如果做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循环经济充分体现,那么区域经济就有更强的抗击打能力,在遇到重大危机时能够尽快自成体系,形成“微循环”。

  当前,更好地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加强政府在生产力宏观区域布局方面的作用,走绿色、集约的新型城镇化道路,鼓励回中小城市和农村的劳动力就地创业就业,既能从战略上调整我国城乡关系,也能够弥补疫情带来的损失。以人们对生物安全、食品安全的高度重视为契机,发展绿色种植养殖,健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启动农村这个最大的经济增长点,就可以再造一个经济奇迹,也能再造青山绿水和健康中国。

  五是更好地落实新发展理念和提高治理能力。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这个春节,飞速发展的中国好像按下了暂停键,疫情让人们警醒和反思“唯GDP论”的发展方式,许多人认识到牺牲健康去埋头赚钱是不划算的,免疫力才是最大的竞争力;为保经济增长牺牲人民的健康和社会公平也是不划算的,早晚要得到大自然的惩罚。经济活动暂时减缓,在一定意义上缓解过去对生产要素的透支,为未来的经济增长凝聚动力。这次疫情还是一次局部战争的考验,是一次和平时期的全民大动员,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极限压力测试,是一次应对紧急情况的大演习。对于提高党和政府的组织动员能力、促进全国各族各阶层人民的大团结、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和社会凝聚力、提高社会风险意识、促进家庭和谐都提出了新的要求。疫情之后,人们更加重视卫生健康、公共安全、自然环境、家庭生活、社区工作、基层党建等,养成更健康朴素的生活方式,这些领域不一定直接产生GDP,但是却能带来现实的幸福感,有利于落实新发展理念,缓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织牢织密社会安全网,补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短板,更好地把制度优势转变为治理效能,从而为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强大动力。

  五、充分借鉴和发挥我国应对危机的历史经验

  在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上,这次疫情是一个意外事件,但也相当于“高考”前的一次“模拟考试”,让我们更加认清自己的优势,更加警醒尚存的短板,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为将来应对更大的斗争做了准备。

  我国有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经验。旧中国瘟疫遍地,被贴上东亚病夫的标签。新中国发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群众路线的优势,短时间消灭了旧中国肆虐的肺结核、天花、鼠疫、血吸虫病等烈性传染病,爱国卫生运动、赤脚医生、三级卫生保健网等被国际组织誉为“低收入国家普及初级医疗的唯一典范”。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暴发后,我国开展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卫生援外行动,在这些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战胜了更加严重的疫情。应充分宣传和借鉴这些历史经验,推动公共医疗卫生安全体系的建设。

  中国经济有应对外部重大冲击的经验。新中国遭遇过侵略者的细菌战袭击,遭遇过封锁禁运和百万大军压境,遭遇过核战争威胁,遭遇过重大金融危机和自然灾害,党领导人民从容果断地应对了这些危机,保持了经济较快增长。1964年,面对美苏两个核大国的战争威胁,坚持“备战备荒为人民”,调动全国优质资源开展“三线建设”,既在战略上化解了外部军事威胁,又拉动了投资,大幅提升了中西部地区的工业水平。以“备战备荒”这个底线思维去谋划发展,对今天是有启发性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百年未有大变局和世界金融危机深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实施一带一路倡议、长江经济带、军民融合发展、南海岛礁建设等重大举措,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能够在重大危机面前有效迅速做出决策,瞄准经济社会发展短板,集中力量进行投入,从而带动国民经济全局,并赢得重大战略主动。这一优势也必将在应对疫情中发挥作用。

  利用危机更好地开展“四个自信”教育。经过防疫斗争,全国人民的凝聚力高度增强,更加认同“四个自信”,特别是很多青年人发自内心的说,让他们打心眼里认识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集中力量干大事”真的不是说说而已。中国的信心和努力,赢得国际社会充分肯定。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人民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时,不计一切代价进行“饱和式救援”,这是一些西方国家在灾难面前陷入党派倾轧、治理碎片化、重建速度缓慢、私人财团和政治权力结盟发“国难财”的体制不可比拟的。我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金融体系形成合力保障资本市场稳定,我国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综合运用财政、税收、产业、社会等方面的政策稳定经济增长。国有经济表现出体量大、抗风险能力强、社会责任感强。应该利用危机更好地开展“四个自信”教育。

  正如恩格斯所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疫情防控阻击战让人们更加认识到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多么有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是多么宝贵,织密织牢基层党组织是多么关键,做优做强做大国有企业、坚持公立医院为主导、坚持卫生健康事业公益性是多么不可或缺,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凝聚全民族精神意志是多么重要。这场阻击战说明,只要把我们的党建设好,把正确的道路坚持好,没有任何外部力量会打败我们,任何危机都必将被我们战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航船仍将乘风破浪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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