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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 后文革新贵自我塑造过程考察:以方方为例看“遍地文革余孽”哪儿来的

2020-04-14 18:15:45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老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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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休干部方主席及其日记,激起了很大的舆论风潮,遭遇过强烈批评,然后又有很多人自居世间良心和民意代表去力挺,海外独轮运名家以及西方反华政客都参与进来力挺,这就说明方方日记及其功能地位,短期内进入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推拉焦点。而她本人也具有极高的透明性,准确地说,无论是批评者还是力挺者,双方所有人都不曾看错她。

  很显然,还有些对方方日记的激烈争论,属于理解不到位而激起的误解,这往往源于就事论事的解读,而要更为准确地理解日记和方方,就需要将其放置在时代演变和社会结构再生的大格局中间,才能够得到更为准确的定位。毕竟,是方方写了日记,而不是日记写了方方,所以要更为深刻地理解日记,就需要追问一下方方打哪儿来的——她想要说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么说,由此,我们迫切需要回首方方们及其与改开时代的相互塑造过程。

  一、方方们的历史与社会起源一撇

  据老田所知:这是第一篇以审视的眼光,去观察后文革新贵及其社会起源的文章,而这样的探路者工作就难免粗浅和不够系统——所以就只能够选择从方法论个人主义角度入手,去解剖方方这一只“准透明麻雀”,来经验性地获得新贵们一些群体性特征。由于研究的深度和积累均严重不足,为此,本文也就只能够浮光掠影地提炼一些经验和现象,来概略地给出一些粗浅分析。

  方方自己1978年进入大学,然后短期内就成名成家了。与方方经历相似的群体,被学界称之为“新三届神话”——她们这一波,于1977-1979年进入大学,然后在很短几年时间内就以“神话一般的速度”崛起,爬到文坛和学界的统治地位,而这一次的挺方教授群就多为新三届神话群体中人。除了在学界之外,政坛和商场中间也有不少此类快速发迹的新贵,这是文革后中国统治阶级再形成过程中间,最早一批快速发迹者。1986年有人在《世界经济导报》发文《让改革不可逆转》,这文章说:需要快速培植一个新的统治阶级,让他们成为改革既得利益者,然后改革就获得了一个新阶级的支撑。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批人中间推墙砸锅的是大多数,有人就此开玩笑说:费心费力培植了一批暴发户,但暴发户多数反共。据说在1980年代末期,邓小平也曾经有点沮丧地说过:十年最大的失败是教育。

  方方竭力张扬的“卖惨”写作手法倒真个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手艺并迅速被成功抄袭

  一切历史性研究,遭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材料搜集困难,幸亏方主席以蠢达坏,透明性较高,才使得这个初步的尝试得以展开。同时,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方主席这一波文革后的前三届大学毕业群体,其群体表现可以起到“能近取譬”的理解作用。正是从这次挺方教授群,在反极左反文革方面与方主席高度的共情体验上,让老田对这个极其粗浅的历史溯源分析,多了三分把握。

  后文革时期曾经有过一段追求“干部知识化和年轻化”的时期,以人为的政策选择,加快了干部队伍的新陈代谢过程,革命年代的“工农干部”快速退场,代之以有毕业文凭的高校毕业生干部,很多人由此得到快速提拔。温相毕业后在地质队十年多才爬到副科,但此后八年直接上升正部级,就是那么个第三梯队选拔机制作用的结果。

  最显著的变化发生在文坛与学界,在方方们这一波进入文坛和学界之后,带来了领导或者统治风格的质变,到处建立起“小圈子”统治。而在“小圈子”作用力的反面,到处都出现对“小圈子”的反感和憎恶——这是一种近似于文革造反派的反作用力,故方方们的日常政治体验就是——无所不在的“造反派威胁”,就是好像是“圈外处处皆余孽”似的。后文革时期文坛与学界的“小圈子”统治普遍化,是方主席这群人主导下的“走出文革”方式,这不仅是新三届神话群体为其同事和下级塑造的普遍处境——单位内部的政治经济体验,而由此塑造的各种圈外人对小圈子统治的反作用力,也构成他们自己生存境况体验的首要特点。故方方的言说反击战中间,反极左狠批文革余孽成为一个要点,这个不是假的和空的,而是方方们日常政治感受的普遍化和外推。

  本文以为,后文革新贵及其构建的小圈子统治形态、小圈子统治内外部的矛盾冲突,以及对此种矛盾和政治压力的转嫁策略,才是具体理解这一波新贵言行的关节点机制。而方方的蠢和坏,则是我们理解此种奥秘的上佳范例。

  二、一只“准透明麻雀”的由来——方主席用蠢来表达坏

  老实说,特色社会发展到了今天,坏人多了去了,为什么老是要批判方主席呢?有朋友劝导说:至少方方还有很多粉丝,还往往被人视为清流,这么批过去不太好吧。

  问题是好多坏人特别狡猾,比如贪官什么的证据很难搜集到,很不好批呀,方方纯属傻大姐一枚,智商方面硬伤多多,编个故事都编不圆一看就是谣言,这个好批呀,还很节省脑力。方方当然坏,但是更重要的是她很蠢,借用一下哲学语言,方方的坏,经由蠢表达出来之后,结果就成了一种“最接近本质的现象”,最好批判了。是故,坏只是典型代表的基本特征,关键是她蠢和假,这样,解剖方方这一只“准透明麻雀”,我们就能够更为充分地认识到新贵再形成过程、机制及其人格特征,帮助我们理解今日自身所处的境况。同时,从这个新贵集合的由来和现状出发,我们更能够擦亮双眼,看穿某些被刻意散布的意识形态迷雾,更为本真地看到某些接受度极高的“网红言论”及其后的力量,会继续如何主导我们的社会以及我们的命运,从而少一些幻想。

  说实在的,咱跟方主席也没有个人恩怨,关键是她身上的批评价值太集中了,真不忍心浪费,概括起来,方主席有三个方面的显著优点:一是蠢得满格,二是坏得典型,三是装得太假。毛爷爷教导我们说:雷公打豆腐先捡软的欺。坏人太多,也管不了那么多,只能够先欺负欺负好欺负的蠢人再说。蠢人不会装,就比较容易看穿,方主席这么典型的蠢坏之人,要是不拉出来多见见光,示众示众,那就是极大的浪费,而浪费是可耻的。

  老田小时候小人书看多了,特崇拜我军以弱胜强的英雄气概,放学后跟小盆友玩打仗游戏,老是选择堂兄们当对手,结果老是打输。现在想来,方主席这样的傻大姐还能够成功,还不是运用“跟堂兄组队打堂弟”策略的成功吗?每到一个重大历史关头死抱住大粗腿组队,然后发现一根新的更粗腿,就毫不犹豫地改换门庭继续抱住不放,这不就成功人士了。方主席编一个头绪甚少的小小谎言——竟然是医生朋友而不是火葬场的朋友告诉她殡仪馆满地手机——都漏洞百出,智商之差无与伦比,都还写小说出名了,我真是信了你的邪。

  温铁军教授说中国现在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当然,这就意味着一个新的强大阶级历史性地出场了,第二条大粗腿出现了。方主席最初抱住赵家的粗腿,成了名家得了别墅,然后看到钱家壮大了之后,就改而抱住钱家的粗腿去菲薄赵家的革命历史,同时还时常不忘记回顾性经营一下赵家的反左业务,巩固自己的小圈子和话语权,活得多么滋润。东食西宿的好事,都占全了,抱住大粗腿还不止一条,说明长袖善舞而善抱,至少手背足够长,要不然怎么能够一次性抱住两根粗腿呢。

  十年前老田曾经去长治张庄调查学习,当地农民告诉我说:所谓成功的、发财的无非“团结你我他,一起套国家”,对照方主席“套国家”获得巨大成功的案例——为养活读者流失殆尽的《长江文艺》方主席竟然争取到每年百万数量级的经费支撑,才知道农民的老经验是多么多么的深刻和管用啊。在朱镕基任上,公务员很长了几次工资,老家穷县县太爷也只有七成工资可以拿,但是,据说“省作协每年的钱多到根本花不完”——这是多么好的单位呀,难怪很多人都削减了脑袋要钻进去,不会写诗的人,都要“头悬梁一般刻苦”的出诗集,然后擘画着钻进作协。

  在“套国家”的开源之外,方主席也很注意节流的,多年都有一个“做大分子”同时“做小分母”的一贯策略,要是什么人都能够钻进来,作协的钱又不是真个无穷无尽,还真能够永远花不完吗?真没有想到,方主席数次采取的做小分母的策略,还曾经为此不惜对簿公堂,控制分母的策略成功了不说,由于雅善经营,还额外为她在江湖上赢得了清流的名声。从此之后,不管是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所到之处皆能通吃。不得不说,在大批早已选择抱大腿的群体中间,能不能够最后稳妥地抱上大粗腿,社会体系还是有一定选择性——到处都会遭遇到做小分母选择的,方主席能够就此脱颖而出,也是经历过与各路对手的激烈竞争的。换言之,做小分母的必然性到处都存在的,但这不见得就是遵守规则,还有可能仅仅出于圈内圈外的双标和分别。

  记得那年“地主伤痕文学”得到观众热评,资本平台力撑方主席,只有把作品名称拆分写成《车欠土里》之后,才有点可能过审。在此期间,方主席曾被人质疑得到过某资本平台一位总裁的作品捧红操作,被方主席断然地矢口否认;然后还没有等到有人问她的赵家人脉,方主席就自己爆料说有位高官安慰她要相信官场的判断力不用担心,果然方主席最后平安无事。方主席的差别信息披露,格外有意思——为钱家打埋伏同时拉赵家做挡箭牌,此种亲疏内外的显著差别,引发很多推测:是不是钱家粗腿早已经粗度更粗了?普通人层次低,缺乏必要的信息,所以无从判断,只能够仰望方主席的各种花式操作,从中窥得一鳞半爪。

  此后,方主席没有因为赵家的切实挡箭牌事件,受到“非清流”差评,还因为颠覆赵家革命史反而江湖地位更高了,合并控制分母时期的清誉积累,方主席就在资本平台上,日益以双重清流地位走红。所以,现在要批评方主席,面临着三个巨大的潜在危机:一是方主席的赵家人脉关系极其丰厚,这个已经确证不是假的,有效果检验为证——方主席打输了官司不履约还长期未被追究,公然造谣没有被训诫不说还被官媒找上门帮助洗地,至少说明方主席在法院和公安局那里是有特殊地位的;二是钱家的大粗腿力量无穷;三是方主席的双重清流地位得到的“民意”支撑——我们姑且不论这个民意到底是真实社会中间的受众意志还是AI机器人抬桩。

  虽然老田不怎么混得好,但亲历过转折时代还年近花甲了,对于一些成功者如何成功的经验,所见还不算太少,转而运用于理解这群人的心理和策略,自信还不至于偏离太多。壮志逐年衰,早就没有必要去学习什么成功学了,但还是应该算算投入产出比,话说也到了应该改弦更张的岁数了。日暮途远,水平有限,小时候那些英雄气概先收拾在一边,追求一下实际成绩再说——所以现在最喜欢去拿捏坏人中的蠢人了。

  从这部分的简单梳理中间,我们可以把握到粗腿不止一条,而方主席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抱大腿方式及其言说方式,及其在钱家和赵家之间选择性与站位,足以打破各种僵化思维框框,澄清大多数误解。方主席就是在东家吃饭后,又去西家住宿和取媚卖好的,弄清楚了这个站位特殊性,就能够看清楚“所谓清流”和“良心勇气”是怎么回事了,也能够帮助我们更为具体地把握到当今中国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运营的显著特色。

  三、挺方教授群到底说了些什么:从“卖良知卖勇气”到“卖脸皮”

  在方方日记遭遇到批评之后,很多教授或名人出面,实名力挺方方,说她的日记体现了勇气和良知,似乎有且仅有方方一个人,最敢言和揭老底。那么,我们就来具体地看一下,方方到底说了些什么,她又是怎么说的。

  有人不辞辛劳,认真阅读方方的日记,花了很大力气统计了方方日记中间的关键词,结果发现,在这个日记中间,道听途说的“听说”居于最优先地位,一手的靠谱事实非常非常少,而且对转述的道听途说内容,方方自己也不太肯定,大量使用了“可能”“大概”“好像”一类词汇。这有力地说明,教授们说方方揭示了真实,乃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和误读。

  当然,这些教授们也没有真个较真,说方主席调查了多少事实,而是把强调的重点放在了“良知”和“勇气”方面,似乎方主席全武汉最勇敢,敢于顶住巨大的压力去揭示一些问题,然后论定此种面对压力的言说,配得上良知和勇气这样的词汇。由此可见,教授们对于方主席日记的事实和逻辑,也没有过分纠结,更没有作为重点去强调。看起来,教授们没有把方主席说得对作为重点,而是转而强调她说的大胆。

  很显然,如果方主席真的面临着很大压力,敢于言人所未敢言,那就确实有勇气,甚至也可以认为具备良知。但事实昭昭俱在,这样的判断毫无依据可言。

  我们都知道,李文亮医生在封城之前很久,只是在班级同学群发了一个微群信息,就小题大作被领导批评,还被警察找上门训诫。但是,方主席两次在日记中间确凿无疑地造谣(殡仪馆满地手机以及梁护士去世),还是处在封城那个特殊的战时状态,还传播那么广,都没有被追究。这个巨大的落差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一件事——真正的法外特权,连警察都不敢对方主席认真执法,说明方主席后台超级硬,业已导致执法方面的严重双标。我们普通老百姓对此是有强烈不满的,也强烈要求落实法治和依法办事的精神,当然,务实地看,警察也是普通人,也不太敢去得罪大人物尤其是后台硬的,看来咱老百姓还得找到一个方法去支持警察,大幅度增加警察依法办事的胆量才行!

  这就说明了,方主席作为特权人士,警察在她违法造谣面前表现的胆量过小,造谣的风险为零,恰好这一点才是真正的事实,这恰好又被实名挺方方的教授们所共同忽视了。也就是说,方主席日记除了在事实和逻辑不足取之外,良知和勇气的含量也无限接近于零,说她冒着风险揭示真相纯属捏造,这就奇了怪了,为什么教授们硬要扭曲事实去力挺呢?难道真的脸皮不要了吗?

  司马迁说过“不知其人,视其友。”一个人和她的亲密朋友之间,不仅存在着相互友善的关系,还存在着实际上的相互“注解”这样一种分类理解的关系。方主席在不靠谱事实基础上,进行更加不靠谱的推演和解释,这还得到了新三届神话群落中人的无节操支持,恰好就具有这种相互说明的关系。

  四、“小圈子”统治激发的反作用力——天下何人不极左?

  说教授和名流们“脸皮不要”,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脸皮一个大钱不值可以随意抛掷,其中肯定是有原因的,显属经过“所得有甚于脸皮者也”的比较之后,才会那样不管不顾地公开发声的。当然,这个推测基于教授们不缺乏初中生的逻辑常识,估计他们对事实和逻辑的甄别水平不为零而言的。

  从上表词频统计数字看,右边竖栏较为集中地说明了方主席的写作方法——以道听途说的二手材料为主,而左边竖栏的词汇大体上反应了方主席努力写作的胸中块垒——她想要透过这样的写作解决什么问题。正是在这一栏中间,我们找到了教授们不惜牺牲脸皮而发声的必要性与共情处——为了捍卫他们共同的政治需要或者理念,需要他们的合力发出响亮的声音。正是因为如此,方主席才会嫌道听途说的材料还不够力度,才怀着强烈的抱负和事业心,去“凭空生产”出新材料来,以服务于所需要的言说目标。

  北大教授张颐武说,与方主席争论的不是左右而是真假;复旦大学的余亮先生说与方主席争论的也不是左右而是新旧。这些方主席恐怕很难听进去,她和那批力挺她的教授们的唯一问题意识和主要的政治追求方向,就是反极左和反文革。有些人就此说方主席言行不一,她一面嘴里说,健全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但只要一遇到反驳和批评,就祭起了极左的大棒抡下来,这是无耻的双标。

  老田许多年来吃饱饭没事干,对文革这段历史超有兴趣,算是当今世界上在文革问题上花功夫最多的人之一。就老田所见而言,方主席及其共情者对于文革和极左的憎恶,多出于现实经验和体验,并非无聊滴纠缠过去。就文革的经验状况而言,造反派的出现及其批判锋芒所指,往往与一个单位内部长期积存的小圈子政治有关,只要这个小圈子实际存在——少数圈内人不公正地排斥和打压圈外人,也就会同时激起圈外人潜在的批判性,这就跟物理学中间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状态一样。小圈子排斥性越强,越是不公正或得罪人越多,圈外的造反派就越是强大,这个基本的对抗关系,在任何时代都是不会变的。

  文革造反派的一般状况是:越是单位领导不得人心,喜欢搞小圈子排斥多数,平时积怨越多,造反派人数就越多,造反或者批判精神就越强,最极端的情况下,会达到举目皆敌的状况。而另外一个极端上,如果一个单位领导越是得人心,造反派就非常少,即便是有也挑不起什么风浪来,例如河北饶阳县五公村耿长锁那儿,就近乎不存在着造反派。由此可见,造反派或者文革余孽这样一种批判性力量的存在,仅仅与领导方式不得人心的程度成正比,也就是说,造反派的批判性多数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文革时期就是如此——对于刘邓到底是不是走资派或者变修了,多数造反派其实无感;而文革后学界和文坛的小圈子统治的普遍化,是一个显著现象,这就近乎塑造了那种“天下何人不极左”“圈外处处皆余孽”的现实,这样的批判性也是依然具体的,并不意味着反改革或者反对共产党执政。方方们之所以把此种十分清晰的具体不满和批判性,上纲上线为反改革,参阅后文“讪君卖直”部分的分析,有趣的反倒是,是方方们自己那一拨才是真的要搞反共事业。

  小圈子统治除了塑造出特殊的单位政治对抗性之外,还会显著影响到学界与文坛的意识形态生产特点。方主席这群新三届神话群体成为学界和文坛霸主之后,就到处建立起小圈子统治,文坛就只剩下文学表扬了,再也不见了文学批评的踪迹,学界也没有了严肃的学术批评和同行评审,小圈子变成了一切。这些当然不只是方主席那几个人主导搞的,但肯定也不体现各种明示的改革设计方向,作为一个共时性事件——自打方主席这一波“新三届神话”成为学界和文坛霸主之后,就到处都盛行小圈子统治了,这其中的内在机制到底是啥,还有待于深入挖掘,老田预备另外写一篇文章尝试剖析一下。

  小圈子统治的普遍性,当然会一样到处激起对小圈子的反感和怨气,故方主席也时刻体会到文革的潜在威胁就在她身边——她们就这样一边搞着小圈子统治,一方面认真埋怨着对小圈子的怨恨和潜在威胁。顺手在知网上查了下挺方教授群的“学术成果”,如果放在今天,同等学历情况下的新进教师,过半的人恐怕连讲师都评不上,更不要奢谈什么教授博导院长或学科带头人了,这说明小圈子经营的效益还是刚刚的。

  在文革被彻底否定了四十年之后,还原样保留着反文革反极左的问题意识,并不是她们不能够与时俱进,而是她们从开始到最后,就从来没有免除过来自圈外人的“造反派威胁”这种具体的批判潜能。又由于方主席这一波人在学界与文坛的小圈子统治的彻底性和长期性,除了他们的小圈子成员之外,几乎天下没有人不是造反派了,她们几十年来虽然有点特权,也着力经营着小圈子,但确凿无疑地生活在“文革余孽”的潜在威胁里。小圈子统治不息,就到处被“文革阴魂不散”包围着,这是再真实也没有的经验和体验。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间,反复提到“讪君卖直”的清流经营方略——一个官员越是贪腐无能,就越是要透过诽谤和攻讦体制和上级,去兜售自己的独立性和批判性。这个经营策略的必要性,一方面是为了对外转嫁圈外人的批评压力,另外一方面是为了自己内心的“良知”和意义生产实现——越是毫无现实能力与贡献的人,就越是需要透过虚拟生产去构建自身的人生价值。方方们的批评政府,当作如是观——她们自己就是腐朽无能的现实的最核心组成部分和支撑点,恰好这一部分人只要是得到了机会,就格外需要“讪君卖直”的经营方略。所以,反极左反文革,乃至于作出各种批判政府或现实的姿态,不仅是他们体验到的微观政治风险转嫁需要,更是他们自我保险和完成内心价值生产的凭借。

  做完了这点初步的剖析之后,我们就可以对方主席的日记写作,给出一个初步的评判了:她是透过道听途说(加上少量谣言:词频表中右竖栏)去经营“讪君卖直”(词频表中左竖栏)策略的,这个经营方向还得到挺方教授群的共同追捧,属于所有小圈子统治者集群的核心“既得利益”所在。惟其如此,才能够较为全面地把握到易中天和冯黎明辈的语言法西斯暴力意涵——对于触犯他们核心利益的人,不惜命名为“非人”或者“末人”——由此开出最大限度的敌意。在这里,可以看到坚持和享受“小圈子”统治的圈内人,会如何看待反对小圈子的圈外人了——他们是用对抗性矛盾的敌对眼光,来区分圈内圈外的。

  五、一个小结:新贵们的社会存在状况及其言说策略

  方方首先是后文革新贵,作为一个经验性观察后果,等到她们这一波成为学界和文坛霸主之后,就到处是“小圈子”统治了;而在小圈子范围之外,到处都是怀有造反派那种具体批判意识的“文革余孽”了;这个小圈子内外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是新贵们最主要的社会存在状况。

  然后方方们从自己的社会存在状况出发,产生了各种意识和策略——迫切需要就此向体制甩锅以转嫁政治压力了——为此就需要把圈外的具体批判性,扭曲解读为抽象批判性,这是一种典型的阐释学努力——依据这个“张冠李戴”的阐释,似乎圈外对小圈子统治的批判,不是针对他们的小私而是针对了大公(改革方向或者共产党执政地位)。对于方方这一波新贵来说,遍地的文革余孽是真的——这是她们的微观政治体验,但说遍地余孽反改革反共则是假的——方方们需要“扯大旗作虎皮”——用这个假装对“大公”的维护姿态,去抵挡对小私的批判压力。

  因此,我们批判方方并不是目的,而是透过这种方法去接近和理解我们自身的处境,毕竟文革后一代新贵的快速崛起,才构成我们自身政治和经济体验的显著作用力量。在这一波新贵崛起之后,我们这几十年的处境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变化的原因在哪里?而且,和我们很难从明示的规则和改革设计,去理解小圈子统治的蔓延。这个在明规则中间,至今没有任何合法性和正当性,但是我们就是遭遇到了还很难挣脱出来,为此,我们不得不寻求另外的观察和分析角度,去理解历史和政治演变对我们自身处境的影响,而批判方方并揭示其崛起的内在逻辑,就是这样一个从微观视角、从方法论个人主义角度,追寻我们自身处境塑造的具体过程——对照方方们的成功,才会理解我们大多数是如何落到今天这步田地的。

  同时,我们也透过具体的历史的回顾,找回理解方方们绝对批判批判姿态背后的扭结,他们这么说,除了讪君卖直的策略需要之外,到底是为了自己的小私,还是为了改开的大公?

  当然,也不是了方方们完全没有承担应有的意识形态功能,毕竟方方自身就处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内而非之外。就本次疫情期间的言说而言,方主席的意识形态生产功能,主要是透过“普遍问题具体化”的策略而实现的,方方日记发挥功能性作用的方式,是在对资本化医改最不利舆论气氛中间,成功地把民众的批判意识,从医改资本化的要害问题上转移开来。正是因为有了方主席的努力,才有大领导能够毫无困难地说市场化改革不能停,在这方面起到的作用,官宣都没有她的贡献大。比较一下,正部级高官李剑阁为资本化而正面言说,就近乎被人忽视了,近乎毫无成效。

  而方主席的言说所取得的效果就是不一样:她把民众的批判火力从钱家身上,集中转移到赵家身上了,乃至于集中到赵家某几个具体人身上,这样,钱家就可以干净脱身了——钱家的罪孽就脱离了人们的视线。因此,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生产性,并不完全依靠正能量的直接辩护,也可以透过反向批判而达成——如果此种批判裹挟民众越多、耗费民众批评潜能越大,其效率就越高。而负责给方主席打下手的人,就负责包装良心、之光什么的,然后以圣母婊代表和唯一社会医生出场——这样方主席一个人就得到凌驾于众生的生存体验、思考和批评眼光之上了,各种反对或质疑者被扣上极左和反对改革的帽子,其影响力就彻底边缘化了。

  方主席在赵家和钱家之间,有明确的的站位选择——东食西宿,这当然也可能意味着大粗腿的粗度不同。同时,方主席们长期沉迷于小圈子统治,这就有了“遍地文革余孽”的具体体验和真切批判意识,还因此拥有“新三届神话”群体的大批共情者。为了转嫁小圈子之外的持续批判压力,“讪君卖直”的古老方略今天还依然有效,同时这还啮合了钱家对于赵家的某些潜在隐秘意图。所有这些,都构成方主席及其共情者在今日中国的言说方式和站位。

  正是从方法论个人主义出发,用审视的学术眼光去观察这一群后文革新贵,对于理解今日中国人的处境十分关键,而老田借助方主席的透明性所做出的初步解剖,还只是一个很粗浅的探索和尝试起点。期待有更多的学者参与进来,认真揭示我们自己的本真处境——毕竟与方方们这些新贵群体共处,及其各种相关实存状况,才构成今日中国学界与文坛中间,人们政治经济体验的决定性要素。

  更为宽泛地说,方主席这一波人成为后文革新贵之后,真正的告别革命进程才算是完成了,称得上是告别革命进程的“组织落实”。小圈子统治方式的兴起,不仅意味着旧时代的工农干部及其领导方式彻底退出了政治舞台,而且后文革新贵还引导了中国政治与经济体系的彻底变革——由此整个旧有的、与革命相互关联的社会关系总和,也随之逐步湮没无闻了,后革命时代的种种均大不同于从前了。而透过剖析方主席这个准透明麻雀,还能够帮助我们更为清晰地理解这个新陈代谢过程,及其带来的革命性变化,这需要另外一篇文章去展开。

  二〇二〇年四月四日初稿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三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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