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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大培:如何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2020-03-11 15:02:46  来源: 乌有之乡   作者:左大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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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以来,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一再强调,当前的世界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现在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什么是造成这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因素,中国应当怎样应对这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本文的核心论点是:造成真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因素是,中国替代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第一大国;中国促成和应对这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正确方针是,坚决实行保护关税,坚定地保护民族产业。

  2018年的一百年之前是1918年。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而俄国刚刚发生了十月革命,正在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那以后的一百年,人类不仅经历了更为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更经历了许多翻天覆地的变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然其变化会超过这一百年中的任何变化。

  一百年前人类目睹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兴起,这当然是翻天覆地的大事变。那以后还曾经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可惜的是,这个大变局在70年后就来了个彻底逆转,30多年前我们又看到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以它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瓦解。无论我们站在什么立场上评论与此有关的所有事件,它们在2020年前后都不能再被视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2018年确实发生了至少有几十年没有发生过的一连串相关事件,这一连串相关事件都产生于美国的经济利己主义和国际上的霸道行为。美国不但挑起了对中国的贸易战,而且对其政治上的盟友西欧和加拿大都毫不犹豫地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还公开向自己的军事盟友们施加压力要经费。而这些军事同盟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持续了70多年,在这70多年中美国又一直在全世界鼓吹自由贸易。这一连串事件表明,目前全世界确实面临的着二战后未有之大变局,其特点是美国放弃了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而带头搞贸易保护主义,为此不惜与西欧日本等老盟友翻脸。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与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欧各国结成了军事同盟,并与西欧各国一起在全世界推行贸易自由化。现在美国坚决转向贸易保护主义,美欧的同盟关系也出现大裂痕,这是当今国际关系中的巨大变局。不过,无论这个变局有多么巨大,它也不是百年未有之变局,至多只能算作70年未有之变局。这首先是因为,美国只是在70年前的20世纪40年代才转向主张自由贸易,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美国一直是最坚决实行保护关税的国家。另一方面,德国(而且是西德)也只是在70年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变成了美国的盟国,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都是美英法的主要敌国。现在的美国西欧同盟关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形成的。

  在当今的世界上,真会出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只能是:美国失去其世界经济霸主地位,中国取代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百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世界局势的两大特点中就不仅有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形成,而且有美国成为世界经济无可置疑的霸主。从那以后,美国不仅一直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而且长期居于对世界经济有决定性影响的霸主地位。如果中国真成了无可置疑的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美国不再是世界经济霸主,这本身就是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且它必定会带来国际局势中的一系列巨变。

  不过,严格地说,中国替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这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还没有完成。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早在若干年前中国经济的总产出(国内生产总值)就已经超过了美国的总产出。而且中国总产出的增长率(经济增长率)一直明显地高于美国的经济增长率。这似乎使我们可以相信,中国在经济上超过美国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已经完成。不过,按市场交换决定的货币汇率计算,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还明显低于美国,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二左右。真正完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真正替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至少还要待按市场交易汇率计算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美国之时。

  现在的局势是:按购买力平价算,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美国,但是按市场交易确定的汇率算,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还低于美国。其所以会如此,是由于目前中国与美国相比,生产的不能进入国际贸易的物品相对多而进入国际贸易的物品相对少。而决定一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甚至军事地位的,主要是能够生产多少那些能够进入国际贸易的物品。芯片、航空母舰、大飞机、高端工作母机,都是能够进入国际贸易的物品,它也是决定一国经济在国际上地位的标志性因素。中国目前在这一类产品的生产上还没有超过美国,在芯片之类的许多高科技产品生产上比美国还差得很多,这不仅使按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还落后于美国很多,而且更使中国还不能替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

  因为按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还落后于美国很多,中国还不能替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百年未有的世界大变局就还没有完成。严格地说,这个百年未有的世界大变局是正在发生。这样一个大变局意味着中国更富强,对中国是毫无疑问的大好事,我们应当全力以赴地促进它的发生和完成。我们应当讨论的是,怎样推进中国的经济发展以真正替代美国世界第一的经济地位。这也就是中国应当如何应对这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问题。

  显然,美国的态度就是力图阻止这真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生。特朗普代表的美国右翼强硬派不仅对中国发动贸易战提高关税阻止中国产品向美国出口,而且力图阻断芯片等高技术产品对中国的供应,甚至鼓动在科技上与中国脱钩。只能说这样做的最终目的是阻止中国的经济发展,防止中国替代美国世界第一的经济地位。问题在于要这样做的不仅仅是美国的共和党右翼,美国的民主党在打压中国破坏中国经济发展上一点也不次于特朗普。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美国统治集团精英两党一致打压中国阻止中国经济发展的局面。而特朗普就是打着挽救美国经济的旗号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为经济问题恶化与过去的军事盟友们的关系。可以说,正是为了阻止这真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生,美国才一手制造了当前国际形势中70年未有之大变局。

  既然要到按市场汇率计算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美国之后美国才会失去其世界经济霸主地位,要替代美国世界第一的经济地位,正确地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就应当全力以赴地搞好本国的科技和制造业,发展高科技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尽快在那些能进入国际贸易的高端产品生产上赶上和超过美国等发达国家。要尽快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彻底改变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把保护和扶持民族产业放到第一位,旗帜鲜明地反对自由贸易,理直气壮地保护民族产业,实行保护关税。

  美国的精英们深知,如果美国失去了世界经济霸主地位,那就真发生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是为了防止发生这一大变局,美国才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从带头推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转向高度的保护主义,甚至不惜与二战后的传统盟友西欧日本等翻脸,制造了二战后没遇到过的一大变局。美国这样做,是因为它基于的历史经验,知道在落后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经济竞赛中,敢于并善于保护本国产业的国家才能取得制胜的先机。

  这里说的历史经验就是美国自己的经验。实际上,正是美国自己在历史上也搞过一次几乎一模一样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刚刚立国的美国在19世纪实行保护关税,但是19世纪中叶在英国带领的自由贸易潮流冲击下也实行过贸易自由化;而在1857年的经济危机之后美国坚决转向了保护关税。以这一大转变为先兆,欧美国家在十九世纪末20世纪初也经历过一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那时美国代替英国夺得了欧美使用机器生产的国家中经济第一的地位。那次变局导致英国失去世界经济霸权,从此开始了美国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称雄的时代。而美国在赶超英国夺得世界经济第一的过程中,实行的是最严厉的保护关税制度,被美国赶超的英国却一直奉行着零关税的自由贸易主张。

  英国自18世纪60年代开始产业革命之后,在大约一百年中为欧美国家工业产量第一和经济第一,在19世纪上半期执掌着世界经济的霸权。直到1870年美国的经济总量才超过英国,19世纪80年代美国才超过英国变为世界工业产量第一。可以说,19世纪末的世界也经历了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个变局就是美国取代了英国在欧美工业化世界中的经济第一地位,从此开始了大英帝国的衰落。大英帝国衰落这一大变局一直持续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那时德国工业产量超过英国而居世界第二位,使英国在经济实力上不仅落后于美国,而且落后于德国。

  19世纪末的那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在国际贸易政策大变化的潮流中实现的。在这个大变局发生前,欧美国家对外贸易政策的潮流是自由贸易和贸易自由化。19世纪初英国完成产业革命而据世界工业产量第一之后,一改其几百年一贯的重商主义保护贸易政策,全力鼓吹起自由贸易的主张。到19世纪中叶,英国不仅工业产量世界第一,而且享有世界经济中的霸权,带头在全世界推行自由贸易。这个经济上的样板国家鼓吹和实行自由贸易,极大地影响了欧美其它国家的贸易政策。一时刚刚统一的意大利、有重商主义贸易保护传统的法国都实行自由贸易,正在经济上崛起并实现统一的德国也跟着搞贸易自由化,连从立国后就实行保护关税的美国也在降低关税放弃对本国工业的保护。

  但是美国和德国这些当时的新兴工业国都是在经济繁荣的环境下采用自由贸易政策的。19世纪中期曾经有一段世界性的经济繁荣,正是在这段经济繁荣中欧美国家纷纷仿效英国搞自由贸易。而美国1857年的经济大恐慌导致美国重新提高关税实行贸易保护主义,187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则最终推动德国和法国都转向保护关税。19世纪70年代的经济衰退导致了20年的世界性农业萧条,终于迫使意大利在1887年也转向了保护关税政策。

  一度跟着英国搞贸易自由化的美国于1861年转向保护关税,德国则在1879年转向保护关税,结果这两个带头搞保护关税的国家分别在19世纪下半期和20世纪初在工业生产上超过英国,结束了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霸权,造成了19世纪末的那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19世纪中期的美国和德国还都是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最初在机械化的工业生产上明显落后于英国。它们转而实行保护关税,正是应验了李斯特和小穆勒有关保护幼稚产业的论断:新兴工业国由于过去没有现代工业,在刚开始进行现代工业生产时,其产品势必成本较高而质量较差。开始时的高成本低质量在自由贸易下会使新兴工业国刚建立的现代工业处于产品卖不出或亏损的境地,从而难以产生和维持下去。对于它们,在工业发展初期对工业品的进口实行关税保护,可以使生产厂商在生产初期产品质量差成本高时不亏本,使落后国家那些有发展潜力的工业品的生产能够维持下去,通过不断的干中学来提高生产效率,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正是靠着这种几十年一贯的保护关税政策,美国和德国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完成了跨越性的工业发展,在工业生产上赶上和超过了英国。

  简言之:19世纪中期,正当英国还执掌着世界经济霸权、欧美各国竞相模仿英国实行自由贸易时,美国和德国相继开启了几十年未有之变局,从自由贸易转向保护关税,终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靠重工业化赶超实行自由贸易的英国,终结了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霸权,完成了到那时为止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行保护关税的落后国家赶上和超过了实行自由贸易的先进经济霸主英国,迫使英国也不得不修正其教条式的自由贸易政策,改而主张所谓的公平贸易。美国在1861年重新实行保护关税,结果在19世纪80年代工业产量超过英国;德国在1879年改行保护关税,到1913年工业产量超过英国,坚持自由贸易的英国最终失去了世界经济霸主地位,这真是:早保护,早赶超;晚保护,晚赶超;不保护,被赶超。

  现在轮到中国和印度在经济上赶超美国了。正是由于深知保护民族产业的好处,印度才坚决不肯软化其贸易保护主义的立场。显然,也是因为记住了百年前赶超英国的经验,体验过高度保护关税的好处,美国才在特朗普的带领下坚定地转向保护主义,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借口保护知识产权而不准中国学习先进技术,甚至要切断与中国的科技交流,想由此阻断中国的经济发展,免得像一百多年前的英国拘守自由贸易而束手待毙。作为最有可能首先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的大国,中国本应吸取美国一百多年前赶超英国的历史经验,率先举起保护民族产业的义旗,作保护关税的典范。但是自由贸易派却被西方发达国家散步的自由贸易谎言迷惑,放弃了自己本来行之有效的保护民族产业政策,搞了二十年的贸易自由化,结果是降低了产业进步的步伐和经济潜力的增长速度,放慢了对美国的赶超,甚至连保护本国产业都被特朗普抢了先机,陷入被动应付中美贸易战的不利境地。这不仅不是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正确应对,这样搞下去,甚至连是否能由中国首先真正超过美国而完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都将会成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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