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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中国现存共济会会馆旧址考述

2020-03-10 10:47:51  来源: 何新文史   作者: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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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济会在明清之际进入中国】

  共济会这一神秘组织早在晚明即随来华的耶稣会教士进入中国。但其在国际共济会史中有明确记录的公开活动,则始于清乾隆时代。

  1759年末,即乾隆二十四年底,瑞典东印度公司卡尔王子“Prince Carl”号环球远航到达中国广东,船上的共济会成员登陆举行了庆祝集会,这是西方共济会在中国举行礼庆活动的最早记录。

  根据英国共济总会Premier Grand Lodge of England的会议记录:1768年,即乾隆三十三年,英国编号407亲善会所the Lodge of Amity No.407在广州举行了集会,但此时尚未有共济会会所在中国建立。

  鸦片战争后,随着大量涌入的外国商人和军队,共济会也在中国沿海依照通商条约开放的港口城市逐渐建立起来。在上海、宁波、天津、九江、青岛、威海,以及其后在内陆城市南京、北京、哈尔滨、成都都出现了共济会分会。

  由于各国共济会实行自治式发展,这些在华的共济会会所也分别由各国共济会总会自行建立,其中包括来自英国、苏格兰、爱尔兰、德国、美国(马萨诸塞州)以及亚洲分支的菲律宾共济会。

  【共济会的中国会员】

  1873年清政府派驻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管理清朝留美学生的官员可能是目前所知最早见诸共济会内部记载的华裔共济会员。有材料记载的另一位中国共济会员是一个叫单新远Shan Hing Yung的清朝海军中尉,记录表明他于1889年在广州加入南中国之星会社Lodge Star of Southern China No.2013 EC。

  19世纪香港共济会的中国人包括香港首任华人立法局会员何启爵士Sir Kai Ho Kai及其继任者韦玉爵士the Honourable Wei Yuk。

  甲午战争爆发后,大量中国上流人士加入了共济会,多数华侨加入共济会菲律宾总会下属分会。

  日本侵华期间,日本人禁止共济会公开活动,然而并未阻止共济会在中国的发展,抗战胜利后六个菲律宾共济分会成员已几乎全部是中国人,1949年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美生总会the Grand Lodge of China,蒋纬国担任首任会长。

  该会得到在中国的英国、爱尔兰共济分会支持。1949年3月18日中国美生总会在上海巨福路共济会圣殿Masonic Temple,Route Dufour正式成立,其后迁入北京西路的英国共济会老堂口中。

  新中国建立初期共济会在华的活动并没受到干扰。1952年位于上海的美国共济会圣殿the American Masonic Temple和中国美生总会才关闭。

  而英国的四海共济会会所Cosmopolitan Lodge No.428 SC则一直活动到1962年,其后由于后继无人方迁往香港。

  【上海的共济会建筑】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的1849年,英国共济会约克礼总会所授权在上海建立中国北方会所the Northern Lodge of China No.570 EC,并在南京路上建造了上海第一座共济会建筑,1861年又在广东路建造了第二座会所,此后英国共济会又在外滩修建了共济会会堂。

  1865年,共济会在外滩建造的会堂,又称规矩会堂。

  现今的外滩建筑从延安东路口的1号原“亚细亚大楼”一直到黄浦公园对面的29号原“东方汇理银行大楼”,一共有22栋。从29号往北到33号原“英国领事馆”之间曾经有过一幢漂亮的高大建筑,名称叫做“规矩会堂”。很奇怪,老上海外滩沿线的楼房大部分是银行、洋行、大饭店或者就是外国的领事馆。什么会在此建造一座会堂呢?

  “规矩会堂”的英文原名是“Masonic Hall”。由于“共济会”的标志为“圆规和角尺”,也就是“规矩”,所以“共济会堂”在上海又被称为“规矩会堂”。当年能在外滩这样的黄金地段占上一席之地,这从另一个方面也放映了“共济会”的实力。

  共济会因为其独特的圆规和尺子标志在旧上海租界一直被称为“规矩会”,有时也叫“基督教安定甘会”(见《上海租界志》中的“British Masonic Hall英国规矩会”条)。上海共济会总部位于黄浦区的圣三一堂(也叫红礼拜堂,该建筑的官方英文为“Masonic Hall”,即共济会堂!),东临江西中路,西至九江路,南到汉口路。

  规矩会聘请哥特式教堂建筑专家斯科特设计,又请在上海开业的设计师凯德纳进行修改。1866年5月24日奠基,由番汉公司承造。是日英国驻沪领事文极斯特、规矩会长派克、董事司库和两个设计师等都参加了奠基仪式,英国义勇队海员组成的乐队以及水兵等也来助兴,场面十分热闹。1875年红礼拜堂升格为安立甘会北华教区主教座堂,1893年在教堂的大堂左侧,又增建尖塔式钟楼(已毁于文革中),使整座教堂气势更加雄伟,曾闻名于整个远东地区。解放后这里一直是作为黄浦区政府。后还给教会,现在是外滩地区规模最大、园艺艺术性最强、保存最为完好的宗教建筑,也是上海市近代优秀建筑。

  19世纪共济会奠基仪式

  上海较早的“共济会堂”是在南京路和广东路上,由于在上海的“共济会”成员不断增多,所以1865年在外滩重新开始建造新的“共济会堂”,当年还为此举行了隆重的奠基石放置仪式。它的位置就在今天原“东方汇理银行大楼”的北邻。

  1865年上海外滩共济会会堂,1900老照片

  外滩这幢意大利风格的建筑,由建筑师Clark设计。里面建有一楼大厅和二楼共济会的礼堂,还有办公室、图书馆、阅览室和茶点室、领导人的秘密会议室。

  20世纪初随着外滩新一轮的楼房改建风潮,老“共济会”被拆除了,1907—1910年期间,在它的原址重新建造了一幢全新的“共济会堂”。1930年这幢大楼被买给了日本邮船会社。而后者买下这幢建筑楼,随即就把它拆除了。

  1907年建造的外滩共济会堂

  【北京西路的英国约克礼仪共济会所】

  1931年1月,英属中国共济会在北京西路兴建这座共济会会堂。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该会所被日本人关闭。1949年3月18日,在菲律宾总会的赞助下,中国共济会美生会所迁到了这个原英国会所。

  1959年这个建筑转给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中华医学会系由美国银行家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于1914年创设。此后这里作为上海医学会办公大楼使用至今。

  这座大楼正面的六芒大卫之星纹饰,是“共济会”的重要标志之一。但关于这幢楼房的来历和资料,不知什么原因,在目前已出版的各种各样介绍上海老建筑的书籍、报刊以及网络上都没有提到过,好像这幢大楼从来不存在似的。

  共济会会址:上海北京西路1623号共济会会堂

  北京路会堂顶部的一组六芒星浮雕仍然保存完好。

  这个会所的奠基石,记录该堂奠基日期为公元1931年1月——共济会纪年之5931年元月

  会堂东墙下的奠基基石,上面记载该会堂由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共济会领袖共同建设,该会属于贵族系统的约克礼仪共济会。石碑上文字包含共济会密语,例如所刻的“a l 5931”为共济会纪年历。根据1723年的《共济会宪章》所称,共济会起源于公元前4000年,这一年称为a.l.——anno lucis,光明元年,所以石碑上刻的“a l 5931”即为减去4000后的1931年。

  又如“RT WOR BRO,P.G.D,D.G..M,J.G.W,A L 5931”,BRO就是英文兄弟brother的缩写。约克礼仪“共济会”内部共有13个阶层,P.G.D,D.G..M,J.G.W,就是其中一些领导阶层的简称。

  【中国北方之星会所The Northern Star of China Lodge No.2673 EC】

  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7月18日,英国共济会授权在今辽宁营口港(牛庄Newchwang)建立名为中国北方之星The Northern Star of China的编号2673会所。

  [古牛庄有二,一在海城辽河口。另一为今营口。1858年(咸丰八年)6月25日,英、法、美、俄强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被列入五口通商口岸。英国托马斯·密迪乐乘坐军舰对牛庄港口进行普查时发现,牛庄“河道淤浅”,大船无法进入,相反,辽河入海口的没沟营(今营口)水深港阔,适合大船进入,于是强指营口(时称没沟营)为牛庄作为开埠地。1861年4月营口开埠为通商地,因《天津条约》内容无法更改,于是营口对外统称牛庄,中外文献中遂出现老牛庄和新牛庄(营口)地名混淆的情况。]

  1898年6月,北方共济会会所在牛庄保龄球俱乐部正式成立。1908年1月会所迁往建成的二层会堂。到1910年末该会所共举行154次常规集会,11次紧急集会,招募石匠学徒104人Initiated 104。其中101人升级为石匠助手Passed 101,84人晋升为石匠大师84 Raisings。

  1912年由于日本对南满铁路及其周边城镇的控制以及辛亥革命的爆发,共济会集会难以进行。1933年7月北方会所总部遂移至德国势力较强的青岛。1935年位于大长山路Great Chan Shan Road的新会所大会堂奠基。1937年1月12日,共济会北方会所建成投入使用。

  中国北方之星会所会堂The Northern Star of China Lodge No.2673 EC,门楣上圆规矩尺标志清晰可见。

  1938年1月日军占领青岛,日本人允许该会所活动照常进行。直至1953年,共济会中国北方之星会所方关闭。

  目前,该会所建筑属于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青岛分支机构。

  除上述外,青岛还有一处英国的“规矩会”(基督教圣公会)堂位于青岛的香港西路10号。此堂建于1935年。由俄国建筑师尤霍茨基设计。

  圣公会(Anglican Church),为英国国教,表面上是基督新教的一个教派——圣公宗。与信义宗、归正宗同属基督新教三大主流教派,由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创始并作为当时英国的国教,由英国国王担任教会最高首脑。鸦片战争后传入中国,称为中华圣公会。青岛属圣公会山东教区。

  该建筑门头仍存金字塔与所罗门双柱的共济会象征物。

  圣公会实际是秘密宗教组织共济会在基督教中的公开形式。作为英国的国教,英国女皇伊利沙白二世(Queen ElizabethⅡ),以大英帝国元首的尊贵,兼任英国圣公会的元首。(这种政教合一的制度一直受到虔诚的英国清教徒的抨击和非议。)

  伊利沙白二世同时兼任秘密宗教共济会(Freemasonry)的最高保护人(Grand Patroness)。五十年代英国圣公会的红衣大主教菲舍(Geoffrey Fisher,Archbishop of Canterbury)即是一个知名狂热的共济会员。

  但是,共济会的信仰和基督教信仰水火不相容,把共济会和基督教混淆,基督徒认为是对神的亵渎。因为共济会不承认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把主耶稣贬低到普通人的地位。

  但是数百多年来,圣公会一直是共济会隐藏在基督教下的坚强的据点。共济会员所膜拜的神是“宇宙的建筑师”(The Great Architect of the Universe),并不是基督徒所敬拜的耶和华和耶稣。共济会神的名称中的字根BUL,即是巴力Baal,是旧约圣经中所咒诅的巴比伦的偶像;而另一字根ON,来自Osiris,是古代埃及掌管幽暗世界的神。

  1951年,英国圣公会的哈纳牧师(Rev.Walton Hannah)和波氏博士(Dr.H.S.Box)都曾撰文揭发圣公会被敌基督的秘密组织共济会渗透。

  但是圣公会在里丁的主教伯汉博士(Dr A.Groom Parham,Bishop of Reading),身为共济会会员,运用他在圣公会的影响力,结合圣公会内部参加共济会的教牧人员,压制了圣公会内部对共济会问题的讨论和批判。圣公会的传播基督徒知识的机构(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Christian Knowledge)发出通知,不允许属下的书店出售哈纳牧师揭发共济会的一本书籍《可以目睹的黑暗》(Darkness Visible)。而传播基督徒知识机构的主席正是圣公会的红衣大主教菲舍,一个资深的共济会员。

  【威海刘公岛的德恩垂会所Daintree Lodge】

  甲午战败后,1898年英国向清政府租借了威海卫刘公岛作为英军的中国分遣舰队China Squadron的基地。1902年刘公岛英海军基地司令Commander J.D.Daintree R.N.建立了两个共济会分会,爱德华国王会所King Edward VIII Lodge No.2937和以他名字命名的德恩垂会所Daintree Lodge No.2938 EC,成员来自舰队乘员。1908年分会所Lodge No.2937取消。

  1910年5月德恩垂会所Daintree Lodge建成共济会会堂Masonic hall。

  威海英国共济会德恩垂会所

  1941年12月日本军队占领威海会所撤退到香港,1945年香港沦陷后会所返回英国。1947年在英国汉普郡Fareham建立新会,1970年在Botley建成新会所中心,并于每年三月仍然举行“中国之夜”集会。

  威海该会所建筑现属解放军海军某部军校。

  【厦门的英国共济会】

  1999年拆除前的厦门共济会总部(正道院,哈佛那《厦门:港口和会所》)

  上图为鼓浪屿中华路5号正道院旧址,曾经深藏着厦门共济会的秘密。遗憾的是,该处旧址于1999年因城区改造而被拆除。

  1878年6月,在厦门的英国共济会员筹划在鼓浪屿筹建会所。这一请求在同年12月获得伦敦总会批准,该会所的全称是“厦门爱奥尼克会所,编号1781”。建筑设计是由香港共济会员W.Danby提供,工程开始于1879年4月,完工于11月。该会规定在每月第二个星期二举行集会,首任导师是席福,首批会员29人,都是居住在厦门的外国人。

  不久,爱奥尼克会所向位于伦敦的共济会总会请求扩张。这一请求于1878年11月获准,12月11日举行了仪式,新会所的全称是“厦门科林斯会所,编号1806”,规定每月第二个星期六举行集会,首任导师是Albert Leigh,会员约31人。

  厦门共济会员又于1879年12月提议成立英国皇家共济会厦门分会,并于1885年5月16日举行了奠基仪式,隶属于爱奥尼克会所,首批会员28人,规定1月、4月、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举行集会。也就是说,在小小的厦门,英国共济会先后建立了两个会所和一个分会,规模很大。

  1879年完工的共济会正道院(原图在《厦门:港口和会所》)

  厦门共济会正道院和番仔球埔(哲夫等编著《厦门旧影》)

  从哲夫等编著的《厦门旧影》(2007年)和哈佛那《厦门:港口和会所》(1978年初版)两书中的老照片,可以看出当年共济会正道院的模样。正道院建筑呈长方形,南部房间向东突出,形成L型,基地入口设在北侧,整个产业由石墙围起。建筑为两层,一层为石砌,仅开设小窗,看上去像是坚实的基座;二层南部房间设有尖券型的双柱式窗,北部房间外带尖拱券走廊,有着哥特式建筑的特征,坡屋顶四周有着栏杆式女儿墙,三角形山墙正中塑有共济会的标志。

  根据共济会员的回忆:“建筑沿东西向布置,入口由东端台阶而上,建筑大约是22米长、15米宽,有着一宽敞大厅(约15米长,7.5米宽),南端有一窄长的餐室,由于申请人必须从高级监护人的左边进入房屋角落,因此正道院的‘东向’实际是在建筑的西边。委任状悬挂在导师座椅的上方,大厅南墙中央有管风琴,餐室东端有一茶水间,还有存放盛装和长袍的房间,半地下室里住着中国门房和他的家人”。正道院山墙上的共济会标志,是由共济会圣经、方矩和圆规组成,象征了共济会精神。

  共济会是一准宗教组织,但并非基督教组织,其会员必须是有神论者(即必须相信超人类神灵的存在)。厦门共济会有拜火教(袄教)成员。

  1941年日军占据鼓浪屿时,一位叫内藤顺太郎的日本人带兵查抄正道院,在地下暗室里发现了一个考究的棺木,里面躺着一具经过防腐处理的骷髅,那是该会的密教祭祀标志。

  厦门共济会成员热衷于中国研究,其中最为著名的人物是号称英国汉学三巨星之一的瞿理斯(1845—1935),他1878年出版了《鼓浪屿简史》。1880年在厦门首次发表了《共济会在中国》,该书在西方社会流传甚广。1881年部分厦门共济会员曾请愿在厦建立共济会华中地区总会,并提名瞿理斯为总导师。

  20世纪后期,随着厦门商务的衰落,外国人数也逐步减少,爱奥尼克会所于1905年正式解散,曾隶属于它的厦门分会也转归于科林斯会所,1924年以后也渐渐停止活动。1941年秋天,科林斯会所举行了日本入侵前最后一次正规会议。

  太平洋战争胜利之后,一些厦门共济会员转移到香港,于1948年6月在港重组厦门科林斯会所,1978年12月11日举行了百年纪念大会。

  自1980年初起,不断有会员重访鼓浪屿正道院,1996年组团10人拜访会所旧址,他们悲凉地预测破败的建筑不能久存,3年之后果被拆除。遗憾的是,有着120年历史的正道院没有留下必要的测绘记录,如今对它的追忆只能仰赖流散海外的片段信息。

  从目前保留下来的契约来看,正道院坐落在“鼓浪屿土名兴贤宫东首地方”,北临番仔球埔,东面是大马路,南面和西面都是汇丰银行产业,这块地是由黄彬斋1878年租与席福,于1879年11月获厦防厅批准注册,并于1880年6月在英国领事馆完成注册。在爱奥尼克会所被解散后,此地产于1926年1月转到科林斯会所名下,该地契于1931年存放于汇丰银行。

  1947年厦门进行外国人土地重新登记,汇丰银行获准将地契转交给了大北电报局的J.B.Norgaard(厦门共济会员),他安排手下的一位职员住进正道院看管房产;1948年离开厦门前,他将契约转交给了安达银行的Melchers(厦门共济会员)。

  【天津共济会堂】

  天津共济会鲜为人知,近年发现的资料见于英国人雷姆森所著《天津租界史》中的一幅插图,图片注释为“马场道上的天津共济会会所,摄于1925年”。《租界生活——一个英国人在天津的童年》一书中,第87页有一段话:拐入马场道,沿着条路再走一百码的距离,对面就是共济会大楼,共济会大楼的旁边就是那幢由石头修建的堡垒般的搭客饭店。

  天津“共济会”遗址最近被发现,位置在浙江路19号。

  图片中的建筑具有古典式公共建筑特征,这在现今的马场道上是没有的。但今浙江路19号的建筑,与老照片中的“天津共济会会所”非常相似。联系马场道的历史不难发现,现今的浙江路曾经是马场道的一部分,原英租界的马场道西北起咪多士道(今泰安道),东到赛马场,建国后马场道墙子河以西的路段才改名为浙江路。这样一来,今浙江路29号的身世也就确定无疑了,它就是曾经的“天津共济会”的遗存。

  今浙江路19号的建筑一直作为商店使用,建筑外沿基本保持原貌。共济会作为一个神秘而古老的社团组织。

  共济会与犹太人关系密切。天津犹太教堂坐落在和平区南京路和郑州道口,始建成于1940年。天津犹太教堂由北欧建筑师设计,是一座具有犹太教风格的教堂,原建筑屋顶立有一金属质大卫星,建筑正面顶端亦镶嵌有六芒星,现已拆除但依稀可见六芒星的痕迹;原教堂铁门上有六芒星形状围栏,正门玻璃彩窗有七烛台标志。

  1937年,在天津聚居的犹太人在知名犹太活动家格尔舍维奇的带领下,开始招收筹建犹太教堂。天津保护建筑风貌研究会金彭玉说:录音:全国有两处犹太教堂,上海一处,天津一处,这是非常独特的历史遗存。犹太教堂坐落在南京路和郑州道口,非常漂亮,建成于1940年,犹太教进行宗教活动的地方,教堂是哥特风格,尖顶子的,很有特色,充分反映了欧洲教堂建筑的特点。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一度成为继上海和哈尔滨之后,当时犹太人在中国的第三大聚居城市。

  【广州共济会】

  1759年末,瑞典东印度公司卡尔王子“Prince Carl”号到达广州,船上的共济会成员登陆举行了集会,这是共济会在中国活动的最早记录。

  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共济会开设了在广州的英格兰总会辖下谊庐第407分会。

  【香港共济会】

  香港共济会第一个会所在1844年4月29日成立于维多利亚岛,三年之后成立英格兰分支香港共济会总会。

  历史上香港的共济会分别传自于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

  英格兰分支香港共济会总会在历史上的名字变迁:

  1847–1866,Provincial Grand Lodge of China

  1866–1875,District Grand Lodge of China

  1875–1963,District Grand Lodge of Hong Kong and South China

  1963至今,District Grand Lodge of Hong Kong and the Far East

  传自苏格兰的香港共济会总会在历史上的名字变迁:

  1905–1958,District Grand Lodge of Hong Kong and South China

  1958至今,District Grand Lodge of the Far East

  爱尔兰分支香港共济会总会在历史上的名字变迁:

  1933–1938,District Grand Inspector

  1938–1947,Grand Inspector

  1947–1954,Grand Inspector for Hong Kong and China

  1954–1967,Grand Inspector for Hong Kong,China and Malaya

  1967–1988,Grand Inspector for the Far East

  1988至今,Provincial Grand Lodge of the Far East

  香港历任总督、共济会员包括:

  璞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

  1843年6月23日-1844年5月8日

  戴维斯爵士,又译爹核士Sir John Francis DAVIS

  1844年5月8日-1848年3月21日

  文咸爵士,又译般咸Sir Samuel George BONHAM

  1848年3月21日-1854年4月13日

  宝宁爵士Sir John BOWRING

  1854年4月13日-1859年9月9日

  夏乔士·罗便臣爵士,后为乐善美勋爵Sir Hercules ROBINSON,later the Lord Rosmead

  1859年9月9日-1865年3月11日

  麦当奴爵士Sir Richard Graves MACDONNELL

  1866年3月11日-1872年4月16日

  坚尼地爵士Sir Arthur Edward KENNEDY

  1872年4月16日-1877年4月22日

  轩尼诗爵士Sir John Pope HENNESSY

  1877年4月22日-1883年3月30日

  宝云爵士Sir George Ferguson BOWEN

  1883年3月30日-1887年10月6日

  德辅爵士Sir George William DES VOEUX

  1887年10月6日-1891年12月10日

  威廉·罗便臣爵士Sir William ROBINSON

  1891年12月10日-1898年11月25日

  卜力爵士Sir Henry Arthur BLAKE

  1898年11月25日-1903年7月29日

  弥敦爵士Sir Matthew NATHAN

  1904年7月29日-1907年7月29日

  卢嘉勋爵,即卢押爵士Lord Federick LUGARD

  1907年7月29日-1912年7月24日

  梅含理爵士Sir Francis Henry MAY

  1912年7月24日-1919年9月30日

  司徒拔爵士Sir Reginald Edward STUBBS

  1919年9月30日-1925年11月1日

  金文泰爵士Sir Cecil CLEMENTI

  1925年11月1日-1930年5月9日

  贝璐爵士Sir William PEEL

  1930年5月9日-1935年12月12日

  郝德杰爵士Sir Andrew CALDECOTT

  1935年12月12日-1937年10月28日

  罗富国爵士Sir Geoffry Alexander Stafford NORTHCOTE

  1937年10月28日-1941年9月10日

  杨慕琦爵士Sir Mark Aitchison YOUNG

  (1941年9月10日-12月25日香港沦陷)

  杨慕琦爵士复任Sir Mark Aitchison YOUNG

  1946年5月1日-1947年7月25日

  葛量洪爵士Sir Alexander William George Herder GRANTHAM

  1947年7月25日-1958年1月23日

  柏立基爵士Sir Robert Brown BLACK

  1958年1月23日-1964年4月14日

  戴麟趾爵士Sir David Clive Crosble TRENCH

  1964年4月14日-1971年11月19日

  麦理浩爵士,后为勋爵Sir Murray MacLEHOSE,later the Lord MacLehose

  1971年11月19日-1982年5月20日

  钟逸杰爵士[署理]Sir Edward YOUDE

  Sir David AKERS-JONES[Acting]

  1982年5月20日-1986年12月4日

  1986年12月4日-1987年4月9日

  卫奕信爵士,后为勋爵Sir David WILSON,later the Lord Wilson

  1987年4月9日-1992年7月9日

  彭定康,后为勋爵Christoper Francis PATTEN,later the Lord Patten

  1992年7月9日-1997年6月30日

  香港经济一直是金融经济主导,香港实质上是由银行家与地产商共治的。这两个集团与英国共济会的关系非比寻常。据香港《太阳报》(2002年7月4日)报导,许多香港政经界要人都是共济会员。香港马会是一个共济会员集会的俱乐部。

  据香港《壹周刊》(2002年10月24日)报道,现在的香港共济会总部位于坚尼地道一号。

  1865年,英格兰分支香港共济会在现时新世界大厦所在的泄兰街兴建“雍仁会馆”作为英格兰分支香港共济会总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该会所被日军炸毁。1950年会所迁往香港岛坚尼地道一号至今。

  现香港共济会由前立法局议员黄匡源主持。香港回归前名流,包括前立法会议员胡匡源、前首席大法官杨铁梁、前希慎集团主席利铭泽、国泰航空前董事姚刚、香港马会前副主席周湛燊等政商界人物都是香港共济会会员。

  【台湾共济会Meson/美生会】

  中华民国时期,蒋氏家族、宋氏家族均与美欧共济会有深密的联系。30年代出现的蓝衣社(又称复兴社)就是共济会在国民党内部建立的特务组织。因该组织与德国、意大利共济会关系紧密,抗战爆发后解散,成员转入三青团。

  1949年蒋氏家族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版共济会——美生会。

  民国政府迁往台湾后,中国美生总会也随之迁往台湾。

  大陆美生会于1951年停会。1954年美生中国总会在台湾复会,并于1955年10月28日经台湾内政部核准成立。共济会在台湾的活动始终低调且神秘,但会员之间的组织紧密。

  蒋纬国是美生中国总会的总会长,可能是因为他的德国教育与军旅生涯让他进入这个组织。目前台湾地区的美生会员约有数百人,分布士、农、工、商社会各阶层。

  到2009年,台湾相继成立了13个会所(又称为分会)。台中、高雄均有分会,其它均集中在北部;各分会皆以“庐”(英语:lodge)做会所之名,并予以区分,如:著名的庐山“美庐”、谊庐、川庐、自由庐、汉庐、唐庐、明庐、融庐等。其中唐庐为一双语庐,意即其美生仪礼采英语,而庐中讨论事项为国语。

  台北县深坑乡也有分会海山庐(英语:High Sun Lodge)。会员非常低调,鲜少有公开对外的场合;黑色西装搭配白衬衫和领结,是美生兄弟会集会时的标准穿着。

  【资料来源】

  香港共济会网站

  Zetland Lodge No.525 EC

  http://www.zetlandhall.com/history2.php

  Shamrock Lodge No.712 IC

  http://www.shamrock712hk.com/papers/dglvisitchina98.htm#s08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51582b80100g5fw.html

  [世界四大著名的三一教堂:

  一、从西班牙广场往上看,山坡上的教堂就是圣三一教堂(Trinita dei Monti),这间教堂是1495年由法国人所建,从教堂的一对钟塔和窗子,可以看得出它是属於哥特式的建筑,不同於在罗马较常见到巴洛克式的豪华和精雕细琢的感觉。

  连结这座教堂和广场之间的西班牙石阶,其实也是观光重点,这个阶梯是有曲线的,从下而上结合了曲线和直线,以优美的线条连结而上,中间还有一座花台,在春天开满了杜鹃花,更增添美感。

  二、美国华尔街的三一教堂:位于华尔街的西街口,紧临百老汇大街.可以说是一坐典型的哥特式教堂.在19世纪初她曾经是纽约最高的建筑.是她见证了华尔街风风雨雨的历史.在教堂西侧有一小块墓地,这里安葬着很多知名的金融大亨和政治名人.如果华尔街的大亨们按照常规拿出自己收入的10%捐给教堂的话,那么这坐无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教堂(尼古拉斯.凯奇主演的电影《国家宝藏》说共济会的秘密宝藏就在这个教堂底下!!----garrishen博士注).

  三、伦敦圣三一大教堂:位于伦敦玛里波恩区的圣三一大教堂,是由英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建筑师-John Soan爵士于公元1825年所设计兴建,该建筑与John Soan爵士所设计的伦敦知名建筑,包括:英国英格兰银行(英国的国家银行)外观、伦敦Chelsea皇家医院、达利奇艺廊、英国首相府的宴会厅等齐名,John Soan爵士以其新古典建筑特色闻名于世,主张「历史」对建筑的重要性,开启美国现代主义的建筑之风。

  上海圣三一堂:是英国圣公会在上海的一座教堂,俗称红礼拜堂。蠥教堂位于黄浦区,东面是江西中路,堗面到九江路,南面到汉口路。这是一堧专门为英国侨民服务的教堂,1847年建造,1866年5月24日—1869年重新建造,外形为哥特式,成为上海早期最大最华丽的教堂。由斯科特设计,凯德纳。1 75年升格为北华教区主教座堂,1893年圠教堂左侧增建高耸的钟楼(已毁于文革中)。这里长期作为黄浦区政府。最后还给教会。(该教堂是共济会上海总部)]

  (2012-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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