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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锡良:​改造我们的“长城基因”

2020-03-07 17:05:56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孙锡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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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按:最近二三十年,南海的水已经被搅得很浑浊,即使中国处于抗疫时期,台湾海峡,南海,仍然非常不平静。极为可气的是,印度还制造了“大翠云号事件”,船仍被扣着,人也没能回。

  中国,有一堵很长很长的墙,总长达万公里有余,故称之为“万里长城”,外国叫它“Great Wall”。这堵墙,有夯土筑的,有青砖砌的,有砖石混合的,结构有不同,样子都相似。

  据说,自春秋战国起,统治者就开始筑墙,但那个时候还只是很小规模的护城墙,并没有“长城”这个说法。到了秦始皇时期,大规模筑墙才真正开始,修长城渐渐成为国家层面的义务和战略。

  在这之后,各朝各代均有不断地延长和加固,修了毁,毁了再修,没完没了。到了明朝,长城的修筑又达一个新高峰,今天我们看到的大部分北长城均属明长城。东有山海关,西有嘉峪关,地球上最长的青砖长蛇蜿蜒不断,几千年来,它的躺卧俨然中原封建帝王的生死底线。

  为什么要修长城?为什么只有中国才有此长城?

  毫无疑问,修长城自然是着眼于防御,并且带有强烈的被动防御思想。稍有历史感的国家,都有修筑工事防御敌人的经历,但似乎没有一个国家的历史是一部修建防御工事史,只有中国,历朝历代围绕着长城大做文章。

  长城,不断地延长,不断地更改材料,不断地建设附属堡垒。首先,它标志着长城的地位一直是有增无减;其次,它标志着中原国家的防御意识慢慢成为所有统治者的文化传承;最后,标志着长城以南的政权逐步失去主动进攻性和拓疆积极性。

  长城变长,长城更坚固,是不是意味着就更安全?来自北方的侵略是否就减少了?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强大的西汉王朝,匈奴扰汉亦是统治者的心病,英雄汉武帝的北上拓疆,与其说是主动,不如说是被迫,无非是想解决心腹之患。昭君出塞本身不是光荣事业,是求和举动,昭君的成就是对民族的贡献,并不标示汉朝的伟大,玉门关留下更多的是中原民族的耻辱。正所谓,大漠烽烟红丝陨,独留青冢向黄昏。

  西晋时期。“五胡乱华”对中原政权的构架产生了致命影响,永嘉之乱、中原陆沉等重大事件,足以证明其破坏力之惨绝。这一时期,完全是中原民族的千古灾难,几近亡种灭族。有史证,白骨青烟魂萧萧,中原国里无早朝。

  北宋时期。辽国始终都是北方边境上的死敌,高梁河之战,歧沟关之战,辽军整体上优势于北宋,但也并非拥有绝对优势。然而,“南逃”却成为其时军民共有的高频词,南京(今北京)渐成为辽军处理军务的重地。“澶渊之盟”应该说是北宋最有象征性的耻辱之约,胜势败果,堂堂大宋竟以每年送给辽国20万匹绢、10万两白银换取和平,这一耻辱,延续到北宋末年。长城雁门关,充当的是北宋对敌攻防的忠实见证,并没有成为宋王爷的安全保障。那时节,汴梁城中人哭病,江昏月暗夜三更。

  南宋时期。到了十二世纪初,金灭掉了北宋,南宋政权随之建立。此时的中原朝廷,不要说以长城为天险,就是望一眼长城都很困难,“北归”成了永远的不可能,蒙古人的南侵较之女真人更为凶残,中原民族未致灭种已属幸事。什么南长城,什么北长城,在侵略者眼中,不过是一条装饰的飘带。终酿成,崖山嘶风清灯熄,南北二朝俱归阴。

  明朝末年,女真雄起,努尔哈赤起兵,竟对明军所向披靡,传到顺治,长城山海关以北尽入清朝。本来,明帝寄希望死守山海关而保长城以南,然满人岂可善罢甘休,杀戮更加血腥,吴三桂打开山海关不过是灭亡前的临门一脚,“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不是长城的错,是死守长城者的错。长城的坚固守不住香君的泪堤,史可法的悲剧不过是中原悲剧的一个缩影。徒哀叹,仓皇谁救焚尸祸,只有宁南一左侯。

  史事说明,中原王朝的陆上长城从来都不是安全屏障,它的存在,并没有让中原王朝的安全性高于没有长城的一般帝国。防御的被动性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战争中的进攻力量对比,防御民族的苦难大小只取决于侵略者的决心和仁慈,长城不能减少人民的丝毫痛苦,而是经常增加人民的痛苦。

  走过冷兵器时代,进入近代以后,长城就更加失去防御价值。

  然而,非常可笑的是,中华民国时期,曾经仍然有过“以长城为界”的尝试。“塘沽协定”是“9.18事变”之后的又一耻辱协定,蒋介石竟然以长城为界划分中日两军的活动范围,仍然象过去几千年一样把长城作为中国人勉强可以接受的“心理底线”。很遗憾!日本人可没有这条砖线思维,越过长城,全面主导华北才是其阶段性目标。如果日本不选择足够的贪婪发动全面战争,而是选择守住长城以北,今日中国的版图还真不知是何等模样?曾听到,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

  从古代到近代,没有一个以长城为“心理底线”的政权能够凭借长城获得安稳,长城永远只能成为战争中的一个攻防环节,而不是决定攻防结果的关键。几千年的“长城情结”在整个中原民族思想里种植了一种特殊有毒基因——长城基因。

  长城基因,实质上就是防御基因,长城以南的民族,防御成为所有人追求的安全首选。这种基因一代代传承着,这个民族集合体慢慢就失去了进攻性,更不要说侵略性。防御基因渗透到何种程度了?农民建房子,要围个院子,防着自己人;城里人建小区建单位,也要建个围墙,用来防自己想防的人;有些单位,更为夸张,除了城墙,还要加护城河。

  基因的力量是强大的,只要它存在,民族性格就不可能改变。换句话说,我们这个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将是一个防御型的国家,决不可能主动进攻敌人,无论战争还是外交。遇事曲从,我以为怀柔,敌以为尊奉,我以为优容,敌以为畏缩。交涉之事越多,能交涉之人越少。忍辱日多,民气日促,民心渐衰,流祸必将惨不忍睹。

  抚今思昔,虽历史沉疴坚固,但仍然有积极的改变可以做,必须放弃思想上的长城基因。防御,有消极防御和积极防御之分。主动防御是积极的,它的触发点是国家事先设定的安全红线。被动防御是消极的,它的触发点往往是国家将亡时的悲剧挣扎。不同的防御策略,付出的代价会截然不同。

  1962年的中印战争,新中国采取的就是主动防御,印度触及了中国红线,中国迅速以雷霆之势震慑敌人的嚣张气焰。朝鲜战争,不但是积极防御,甚至包含很大比例的主动进攻,美军给中国东北带了威胁,更多地表现为隐形而非现实危险,但新中国领导人不再等敌人打到长城再还手,主动出兵把世界第一军事强国打到妥协,主动得到的那个“停战协议”,比你修十条长城都更管用。

  可惜的是,中国试图改变思想基因的时间太短,终竟没有改造成功。

  防御,会带一个来特别准确的结果:防不胜防。建围墙,能围住想翻墙的人吗?修防盗网,能防住破网的盗贼吗?一个社会,不用网,不建墙,不闭户,那才有真的安全。一个国家,靠长城靠不住,靠“长城基因”更靠不住,人民发自内心的支持才是御敌的最可靠力量。

  万里长城永不倒,但依赖万里长城做防御的王朝经常倒掉。

  长城,已成静物,砖墙本无过,不必自毁之。然而,长城实物,改变了中原国家的地理构型,长城情结,改变了中原民族的精神基因。重新改造这个基因,是华夏未来人的历史任务,最终剔除这个基因,民族自信和国家自信才能变得更加持久、真实且可靠。

  我们不想做侵略者,但我们并不是不能当进攻者。

  附说明:

  本来计划发表一篇纯粹性的故宫历史文章,然而,一发就秒删,百思不解,只能作罢,望朋友们理解和原谅!

  写于2020年1月22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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