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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从文化认同的角度看移民问题

2020-03-06 09:10:55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郭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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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事求是地说,《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提出来“征求意见”的时机真是相当不合适,因为当下最紧迫的问题,一曰抗疫,二曰复工。“外国人永久居留”并不是一个需要立即解决的问题,此时抛出来,引发社会剧烈争议,既分散了决策层的注意力,也涣散了全社会团结一致抗击新冠肺炎的斗志。

  看了一下“条例”的征求意见稿,也研究了一些持支持态度的文章,总的印象是相当一厢情愿,充满了“专家治国”的傲慢。

  支持“条例”的主要理由是有利于引进人才。这个理由的哲学基础是工具理性,或者说是技术主义。

  在这些人看来,“人才”似乎和机械一样,拿来之后安装好,拧紧螺丝钉之后就可以运转了,他们似乎不明白,没有抽象的所谓“人才”,人总是具体的,人是文化的载体、是情感的载体、是政治的载体,或者用马克思更为准确的定义:“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技术主义的眼光是狭隘的,是功利主义的,只见其利,不见其害。

  给外国人永居权,绝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同时还是一个情感问题、历史问题、文化问题,甚至政治问题,必须统筹兼顾,才可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02

  首先,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历史伤痕必须注意;

  从历史的角度看,华夏民族是一个农耕民族,安土重迁,繁衍人口,既重视物质资料的再生产,也重视人口的再生产,历史上基本没有出现过靠外来移民弥补人口不足的需要。

  去年科幻电影《流浪地球》爆款,“带着地球一起走”被解读为中国人特有的“家国情怀”,也说明了这一点。

  当然在历史上的一些时期,比如魏晋南北朝,曾经出现过“民族大融合”,以及汉族人口向南方大迁移的“衣冠南渡”,但这是伴随血与火、伴随着文明倒退的大杀戮进行的。曾经的繁华之地,十室九空,“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马前悬人头,马后载妇女”,就是对当时状况的真实描述。

  近代以来,中国受到帝国主义侵略,“洋人”在中国具有高人一等的特权,杀人放火都不受中国法律审判,由此激起了义和团运动。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策划成立了伪“满洲国”,开始向我国东北大量移民,抢占膏腴之地,日本移民所到之处,中国人就失去家园,背井离乡。

  这些历史伤口,其实并没有完全愈合,平时可以不提,现在既然谈到移民问题,它就必然会隐隐作痛。尽管时代不同了,但要求社会公众不去联想近代以来所遭受的苦难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合情理的,关键是要在政策层面做出保证,确保历史悲剧不会重演,并要用耐心、细致、深入的宣传使人民信服。

  03

  其次,对中国人来说,实行引进外国移民的政策,还有现实困惑需要解释。

  中国是当代世界实行JHSY政策最严格、时间最长、收效最为显著的国家,并且这一政策目前仍未废止,仅仅略为放宽而已。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难以解释的悖论:

  中国仍然人口过多,以至于妨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吗?

  如果是,那为什么还要引进外国人呢?如果不是,为什么要继续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呢?

  从心理和文化传统的角度上来看,中国人一向崇尚多子多福,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已经给很多人造成了心理暗伤,此外还出现了很多“失独”家庭,他们难以言说的痛苦就更非常人所能体会。

  在所有这一切历史“皱褶”都没有被熨平的情况下,在历史积怨没有得到充分疏解的情况下,贸然启动“外国人永居权”,不引起情感上的反弹也是不可能的。

  无视民间的情感,技术专家自认有理就强推政策,不仅政策本身可能遇到难以克服的阻力,还可能引起其他问题。

  04

  第三,西方国家的经验教训也必须考虑。

  一般来说,西方发达国家的移民政策是比较开放的,应该说,移民也确实给这些国家,尤其是美国增色不少。这也被视为西方国家的软实力。

  但是,近年来,过度开放的移民政策所造成的副作用也日益呈现出来。在美国,政治上的后果之一就是特朗普当选,在欧洲,则是排斥、反对移民的极右翼力量的兴起。

  为什么,因为移民的语言、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等和当地居民都有很大不同,难以整合,造成很多社会问题,最容易成为极右翼势力、新纳粹势力转移矛盾的目标。

  中国如果因为移民问题无法达成共识而导致社会分裂,那么和“引进人才”所获得“效益”相比,可谓得不偿失。

  05

  第四,“以夏变夷”(姑且让我借用一下这个词),文化上的吸收、同化问题必须未雨绸缪。

  “永久居留权”虽然并不等同于国籍,但这种区别,主要是法律上的,在日常生活中,一般人并不能感受到太大的区别。

  这就牵涉一个问题:在中国获得永久居留权的外国人,能不能认同中国的文化、价值观,能不能被中国文化所同化?如果不能,以后这样的人逐渐增多,会不会影响到中国之为中国的基本特性?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可谓前车之鉴。

  2005年,美国最有忧患意识的战略智囊,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曾经了出版一本引起剧烈争论的专著《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

  在这本书中,亨廷顿警告说,尽管今天少有美国人放胆预言美国的解体,但问题是苏联解体前同样也没有几个人预见到,如果美国人依旧无动于衷,任由目前的局势蔓延下去,那么2025年的美国仍旧是我们熟悉的美国将会是一个“最大的意外”——这一对美国民族认同造成空前威胁的因素就是移民问题。

  亨廷顿认为,“美国的国家特性”来自美国的“盎格鲁-新教”文化,具体说来包括操持英语,信奉基督教,遵守法律条规,恪守个人主义的新教价值和工作伦理,相信人们有能力也有责任在地上建立天国等信念。

  在亨廷顿看来,移民的涌入使美国的这一“国家特性”受到了挑战,因为他们并不接受“盎格鲁-新教”文化,而是保持了自己的文化。美国不再是“民族熔炉”,而是变成不同文化拼在一起民族“马赛克”,“谁是美国人”都成了一个严重问题,美国会因此衰落,失去凝聚力,直至四分五裂。

  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自视为人格化的“美国的国家特性”,他坚持要在美墨边境建立隔离墙,理由之一就是要保护美国文化的独特性。

  06

  中国要打开移民的大门,文化整合问题,可能比美国还要严重。

  这是因为:

  第一,在世界范围,尤其是相对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并不是一种强势文化,在很多领域,尤其是文艺领域,“文化殖民”现象仍然严重存在;

  第二,中国的文化精英,在八十年代严重丧失了文化自信,把所谓“海洋文明”视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鼓吹走向“蔚蓝色”。近年来的情况虽有所改善,但文化自信仍然处于恢复的过程中,精英阶层中自认贱民,崇洋媚外的也不在少数;

  第三,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生了几次“断裂”。由于传统文化不能解决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问题,因此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受到全面批判,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支撑中国走出近代陷阱的革命文化,但八十年代之后,革命文化被逐渐解构,取而代之的是以“理性经济人”为基点的世俗理性文化。

  这三个文化传统有相互冲突的一面,也有连续性的一面,但熔于一炉,形成足以成为“中国国家特性”文化,则尚需时日,在此之前,如果大规模引进移民,则会遇到严重的文化认同问题。

  古人云,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移民问题,要超越狭隘的“技术主义”的眼光,要认识到文化整合,以夏变夷,才是移民问题的关键,在这个问题有妥善的解决方案之前,不宜贸然打开移民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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