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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新开:六十年前,毛泽东这样告诫湖北书记

2020-02-21 15:01:37  来源:察网  作者:朱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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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向我反映情况,我才最累。你把湖北的真实情况告诉我,我就不累了。”

  ——《毛泽东年谱》第四卷 78页】

朱新开:六十年前,毛泽东这样告诫湖北书记

  这是毛泽东在进行视察调研的途中,于1959年6月24日的讲话,更应该说是谈话,对方是湖北省第一书记王任重,内容明显是在批评与告诫,只因毛泽东此前讲到:

  【“我们有的同志思想方法比较固执,辛辛苦苦的事务主义,不大用脑子想大问题。有的部门、有的部长不大向我反映情况。”】

  王任重则说大概他们怕主席太累。

  从对话内容来看,毛泽东并非专指王任重,而是“有的部门、有的部长”,并因具有普遍性而发出批评与告诫。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番谈话?

  一、事情缘起“大跃进”

  先说历史大背景,1952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阶段;1953年迫使美国在朝鲜停战协议上签字后,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1956年顺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反冒进”的呼声因实际问题渐起;1957年苏联发射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后,“东风压倒西风”的势头大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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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内及国际形势一片大好的前提下,即便是鉴于现实情况而倾向“反冒进”,也势必会被视为“保守”,这是历史潮流所决定的,更是基于或称急于改变我国经济落后的状况,尽快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需要。也就是说,不会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大跃进”势在必行。

  1958年5月5日~23日,确立“大跃进”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京召开,刘少奇在《工作报告》中指出:

  【“建设速度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的革命就是为了最迅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经济本来很落后,我国的外部还有帝国主义,只有尽可能地加快建设,才能尽快地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在我国这样一个六亿多人口的大国中,尽快地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又必将大大增强以苏联为首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优势,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互助合作,有利于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的互助合作,有利于世界和平的保障。”】

  此外,邓小平作的《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的报告》,谭震林作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的说明,从侧面支持了刘少奇所作的《工作报告》。

  其实,毛泽东对此也有综合考虑,最终将总路线确立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其中,除了“多快好”,还强调了“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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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该会议上,王任重等25人被增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二、“大跃进”的国际背景

  “大跃进”总路线的根本目标,毋庸置疑是尽快“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此基础上,与西方阵营展开竞赛,即“七年超英,十五年赶美”,以“有利于世界和平的保障”;在东方阵营内部展开竞赛,以增进“互助合作”的能力。

  此外,还有一个国际大背景——

  1948年,南斯拉夫与苏联产生矛盾,东方阵营出现裂痕;1956年,匈牙利与苏联产生矛盾,后者出兵将前者领导人纳吉逮捕(1958年6月处以绞刑),地点是南斯拉夫驻匈牙利大使馆,这不仅导致三国关系紧张加剧,东方阵营的其他国家也对苏联的强权产生侧目。由此,当时的中国有义务与责任走到最前沿,同时,也需尽快突破美国的封锁壁垒,进而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前文曾记,毛泽东对王任重说:“我们有的同志思想方法比较固执,辛辛苦苦的事务主义,不大用脑子想大问题。”显然,确立国际地位应属“大问题”之一,其与大搞国内经济建设以尽快“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进而提升国力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包括支援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等。

  前文曾讲,这是历史潮流所决定的,不会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即便某一方面或领域出现问题,潮流依然会滚滚而行,这需要掌舵人在顺势而为的基础上,发挥大智慧予以平衡决策。

  只说相关决策之一,在“大跃进”总路线确立3个月后,即1958年8月23日发起炮轰金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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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炮轰金门的背景因素可能有很多,但实际效果只有一个,即向美国发出警讯:你必须与我直接谈!

  至于最终结果,历史早已有结论,包括1966年,美国官员改称“北京”为中国首都;1969年,尼克松政府决定停止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巡逻;1970年,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首次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名称;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秘密访华,同年,中国重返联合国并跻身五大常任理事国等,已无需赘言。

  三、“大跃进”中的调研与纠偏

  回到国内,在执行“大跃进”总路线初期,“辛辛苦苦的事务主义”占据主导,但随着事务主义的不断激进,出现工业方面大炼钢铁的“土法上马”,农业方面增产增收的“亩产万斤”等现象,并演变出“放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浮夸风。

  由此,总路线的“多快好省”原则,被人为地省去了“省”字,并忽视了“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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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对此产生了警觉,在当年11月召开的郑州会议上,他便提出要纠左。

  第二年初,即1959年2月、4月,也就是春耕前后,毛泽东两赴山东历城县东郊公社进行视察调研,均详细询问了粮食亩产计划,当地干部第一次汇报为“400斤可多,我是准备亩产小麦3000斤”,第二次汇报为“计划亩产1000斤,如果不出现特殊情况,一亩收这些斤问题不大”。

  即便亩产目标向下调整了三分之二,农家子弟出身的毛泽东对此表示:“现在我不相信,打出来的时候我才相信哩。”

  其实在4月,工业方面的土法炼钢运动已被终止,农业方面体现“共产风”的“一平二调三提款”也被整顿。此外,中央决定在1959年7月召开庐山会议,以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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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庐山会议前夕,毛泽东又亲赴河北、河南、湖北、湖南等省视察调研,6月24日,在从湖北去往湖南的途中,他对陪同的湖北省第一书记王任重讲:“不向我反映情况,我才最累。你把湖北的真实情况告诉我,我就不累了。”

  6月25日,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家乡韶山,在看到公共食堂墙上粉刷的标语——“公共食堂好”、“饭菜样样香”、“干部群众喜洋洋”等后,他说:“怕不见得。好不好、香不香要群众自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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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8日,毛泽东抵达武汉;29日,乘“江峡”号轮船去往九江;30日,转乘汽车上庐山。

  三、庐山会议为何风云突变?

  在从武汉去往九江时,同船的还有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中央领导人,以及柯庆施、李井泉、林铁、欧阳钦、张德生等大区书记。

  在与上述大区书记座谈时,毛泽东表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这是经济工作中的根本问题。他还认为,过去陈云关于“要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的意见是对的。他指出,现在经济管理体制中有些半无政府主义。“四权(人权、财权、商权、工权)”过去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乱。应当强调一下统一领导,中央集权。下放的权力,要适当收回。

  据诸多当事人的回忆,毛泽东当时确实准备要纠左,而且庐山会议的前期被称为“神仙会”,可见氛围是比较轻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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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变化是在7月14日,彭德怀以书信形式写就《万言书》之后,毛泽东决定以简报形式予以公示并讨论。

  其实,庐山会议是分三个阶段的两次会议,7月2日~31日召开的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前阶段是相对轻松的“神仙会”,后以彭德怀的《万言书》为节点,17日进入正式讨论阶段,而彭德怀以书信形式提出个人意见没有任何问题,毛泽东将涉及会议主要议题的《万言书》予以公示讨论也符合组织原则,以免带着问题和情绪下山。

  必须要承认,参会的每个人均是基于为人民负责的态度,并急于解决现实问题,但在具体讨论的过程中,从“讲问题”逐渐走向“追责任”,结果激化出言语冲突乃至人事矛盾,一向注重团结的毛泽东必然也必须予以干预了,他甚至对彭德怀讲: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

  紧接着,在8月2日~16日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决定免去彭德怀的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职务,保留政治局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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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此,仅说参加庐山会议的这些人,均历经战争年代的洗礼,不论正面战场,还是隐蔽战线,多数是一线指挥者,其每个决定几乎都会涉及生死,因此,在总结经验教训及处理责任人时绝对不会含糊,这种原则性与行事风格势必会延续到和平年代,并难免引发激烈的碰撞。这也属于“这是历史潮流所决定的,不会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因素之一。

  其实,毛泽东也曾屡屡试图改变乃至扭转,仅说1965年9月,他在约谈彭德怀时表示:“也许真理在你那边”。随后,彭德怀出任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但随着具有延续性的历史潮流再次到来,结果又是“不会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了。

  具体到“大跃进”而言,其实“冒进派”与“保守派”只是相对而言,出于国内及国际形势的需要与紧迫性,尤其出于尽快“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目的,可以说或多或少均带有一定的激进性,彼此只是对工作切入点的认识有所不同。

  再进一步而言,这种激进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非凡成果,包括工业的重工基础、农业的水利工程、国防的战略威慑力、重返联合国并跻身五大常任理事国等,至今仍在毋庸置疑地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应该就是毛泽东当年所讲的“大问题”,

  显然,在大问题方面,毛泽东别无选择也无从选择,只能本着为历史负责、为人民负责的理念勇往直前,这也是“不会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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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执行环节来看,当时出现的一些实际问题应该对现今也具有借鉴意义。

  比如,毛泽东所说“辛辛苦苦的事务主义,不大用脑子想大问题”,便是在指出事务主义的局限性。

  进一步而言,事务主义即便很辛苦,若不用脑子想大问题,视野仅限于局部,包括“以为搞好经济就万事大吉了”——搞好经济看似对人民对全局对事业有利,实际确实有利——但一旦遇到“大问题”,往往会因视野的局限性而顾此失彼乃至惊慌失措,若进而导致瞎指挥的话,其危害性往往不是用经济可以弥补的!

  再比如,毛泽东所说“你把湖北的真实情况告诉我,我就不累了”。因为这是一次非正式场合对话,所以难免带有个人色彩,但若从涉及的根本问题来看,则是在指出瞒报的危害性。

  进一步而言,不论出于什么原因,若造成瞒报的结果乃至效果,必然会导致决策者的决策偏差;若瞒报形成普遍现象,必然会导致欺上瞒下的官僚主义,以致出现“不会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情况,其危害性毋庸置疑,且已无需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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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瞒报现象需要也必须予以纠正,尤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时期,更需防止事务主义、官僚主义等一味地直接或变相为资本发声,而忽视了广大工农阶层的利益与声音,进而导致危害更大的隐性瞒报。

  具体到此次新冠疫情,除了冲在一线的医护工作者、解放军指战员、基层干部等,最坚实且坚强的力量与基础仍是广大的工农阶层,他们一直在用无声的行动乃至默默地牺牲个人利益支持着“抗疫”工作,在战胜疫情之时,最大的奖章应该颁发给他们,而且不应让他们只是无声地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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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若有效地防止事务主义、官僚主义等继续造成危害,最好的办法便是——想尽办法并利用一切可用方式为工农阶层提供发声的渠道与平台,尤其要切实落实到位,直至见到可验证的成效,只因工农阶层毋庸置疑是我们的立国之本,也是我党的根本宗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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