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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伟东:假如我是美国总统——兼论在武汉冠状病毒战“疫”下的中国经济大方略

2020-02-08 11:00:56  来源:乌有之乡  作者:谭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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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美国总统,也不可能成为美国总统。因为我非自然出生的美国公民,美国宪法法理上已经排除了这种可能。而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则主要是基于美国总统和美国统治团队在世界历史舞台上的位势太过重要。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所倡导的世界秩序和目标建构已经牢牢地掌控了全世界,而美国的综合国力和操控世界的能力,中国和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还难以望其项背。尽管美国的势头和威势已经有相当大的削弱,比如美国既非美苏双霸中的两巨无霸之一,也非单一的超级大国,可以任意地呼风唤雨,为所欲为。但是美国霸权,系由美元金融霸权,美国科技霸权,美国军事霸权,并由此集合而成的美事政治强权,却依旧在左右着整个世界局势。

  中华的复兴与新中国的强力崛起是同上述美国主导的大格局恰恰相反,而构成的另一个我们这个时代最大亮点和国际格局中的最大事变。中国七十年的所有成就,创造了世界与人类史上的不可能,而不仅仅是一系列的奇迹:(1)工业化大推进和完整的最全面的产业体系;(2)工业革命和现代化配套演进过程中和社会剧烈变革中,竟然没有发生剧烈的政治动荡和经济社会不可调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或冲突;(3)古老文明叠加上人口大国、人均资源极度匮乏的超级赤贫国家,其经济-社会-文化-军事-政治的联合复兴,并走向富强;(4)非欧美、非白人或者有色人种社会文化-文明,在西方话语与文明绝对占优情势之下,居然出现超越西方典范的绩效成就和价值体系上的大突破;(5)非西方化的制度文明集成性创新整合,历史性的时代与跨文化的超越。

  一、当代全球整体态势的总观感和大判断

  当今世界,比之亚当斯密、李嘉图、小穆勒、马歇尔、凯恩斯等任何一位西方经济学巨匠,或者哪怕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所处的或所面临的“时代”和世情,都要复杂得多。当今之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国际组织机构、社会团体,更别说某个人,能够掌握足够科学完整的数据,能够轻而易举地判断出当下的经济结构、世界态势和社会文化景观,哪怕是其基本态势。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OECD、美联储、美国商务、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团、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兰德公司,或者中国人民银行、中科院、中国社科院、中国国家国际交流中心,或者国际结算银行、欧盟央行等等任何组织、集团和个人,都没有完整的数据、资料,更别说计量手段和方法,能够使得人们对此作出明晰和科学的判断。

  而问题的最大症结和关键,并不在于数据困境,主要在于理论思维和方法论上的严重不足。这又为过去两三百年间的实证科学逻辑和分科科学化倾向所大大加剧,更被当下的所谓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开发和数据挖掘的假象所迷惑和强化。康德并没有想抛弃形而上学,他以三大批判理论,试图以一种科学认知的制式先验论与判断先验论,给出理性与理智的合宜空间。黑格尔更是把康德在最深层的哲学体系上的最大困扰——二律背反,发展到了自然-历史-人文的客观动态辩证进程,进行了人类思想史上少有的范畴体系的大综合。马克思则不但纠正了黑格尔的头脚倒立问题,而且把人类的理论与实践,自然与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历史与现实,理性与感性等等的“对立统一”,牢固地建立在了他的实际的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的认知路线、系统结构研判和具体科学的由个别到一般,又由一般上升到具体的庞大的知识系统和方法论原则之中。

  然而,历史或者人类却没有遵循这些大智者的脚步,反倒机械地循着启蒙运动的精神脚步,不单泼掉了形而上学这盆洗澡水,而且把辩证法这个孩子也一同泼掉了。更进一步跟随着中产阶级和小市民在丰裕社会、大众化高等级教育和大众传媒下的“赢者通吃”的异化或者扭曲,特别是社会角色分工体系下的专科、专业化推进,彻底放弃了人类精神与意识中的“终极追问”、“终极关怀”,甚至对宏大叙事和统一场大理论,不但表现出兴趣不足,还完全采取了波普尔、拉卡托斯,甚至维特根斯坦的不屑与屏蔽性“沉默”。结果,导致了现代之世界和整个社会的极度的“工具理性”思维统治,齐平化价值取向和伦理主导,以至于哲学、历史、人文甚至艺术,更不要说神话、寓言、诗词和人文艺术等等,简直呈现出全军覆没的情形,造成了新的上帝,科学的唯我独尊。

  当我们失去了哲学这个任何社会的理论思维的高峰,放弃了对超出目标锁定下的手段最优化之外的根本和终极目的与关怀的追问,只对现行的表象的因果关系充满乐趣,对于任何循环累积的复合动力,甚至远远超出因果链下的整体结构、整体性存在,毫无知晓,甚至愚昧无知的时候,不要说我们的数据设计与数据收集,数据分析与研判不可能形成科学的判断,就是真正的真实可以佐证的事实,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也会本能地对其加以否定、反抗和不屑一顾。

  在这样的一个大势研判面前,特朗普的四步骤的交易艺术说:(1)提出一个玄而又玄的不可思议的大目标或者某种说辞;(2)反复变换自己的立场和要求,让谈判和交易对手摸不着头脑;(3)极限施压迫使对方心理防线垮台和完全蒙圈;(4)乘对手崩溃和完全无助时期的崩溃态达成最有利于我的交易,并乘胜追击,扩大战果。对此世人就会清楚,这是一件多么荒诞无稽和可笑至极的世界经营和谈判方式。因为,这无论是对美国这个世界头号强国而言,对中国这个复兴中的大国而言,对整个世界来说,都可谓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因为,当今之世,在如此的哲学、历史、人文科学极度匮乏下,去面对和应付如此超级复杂的世界态势,即使一位久经考验的心智健全的伟大舵手,都实在是高度的考验以至于可以说是勉为其难,更况且把美国总统宝座,当世最有权势的位置,交给了思维能力和科学素养如此等而下之的小混混呢?“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此论断对相对于人类史上的任何一段时期,都更适合于描绘当下的世界。

  08年金融海啸以降,人们以为,世界问题主要来自于华尔街,症结就在于金融衍生品之上。这是继伦敦大爆炸、东京大爆炸、华尔街-芝加哥大爆炸之后,结构金融、杠杆金融、杠杆回购等等搞得鬼。简单的救市,疲软的复苏,世界经济跌跌撞撞,全球经济又走过了十多年。

  特朗普们上台以后,把世界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的产业空洞化,经常项目巨大逆差的罪魁祸首锁定在中在中国,掀起了美国战后的大有复兴麦卡锡主义的反中反共的新高潮。一时间,什么“中国修正主义”,“中国偷窃论”,“中国经济侵略”,“中国新殖民主义”等等甚嚣尘上,并同时开启了人类史上超过29-33年大危机时期的半万亿级的空前绝后的关税战,并辅之以科技战、金融战和文化心理战。

  然而,不但这些说法逻辑莫名其妙,逻辑荒诞不经,就是其政策转向,也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不但迎来了中国和全世界的对等和不对等的报复,而且造成了美国对外经济的困境,但美国股市却表现异常,就业率和国民经济呈现不俗的景观。相反,中国尽管增长速度依然世界少有,却股票和各项微观与宏观经济指标不尽如意。

  这究竟是为什么?世界到底怎么了?其症结又到底在哪里呢?

  第一,世界经济生态体系和国际经济生态链已经完全或至少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市场与产业,企业与平台,支付与交易,经济与非经济,经济与文化,经济与教育,经济与社会,凡此种种,由于信息、通讯、管理、控制能等方式的改变,并由此造成了社会劳动单位、劳动方式、经营手段上的根本性的变革,而完全不同于以往。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如此这般的独角兽甚至远超独角兽的一夜暴富。

  第二,国际财富体系已经大部分甚至完全改变。传统定义上的物质产品、商品、劳务,和虚拟与真实形态的经济存在,被千差万别、各式各样的业态组合与价值链变形态,挤占到了十分狭小空间里去。产品、劳务、资产、资本等等形成了有形与无形的各类混搭,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出现了进一步的异化和升级。拜物教与拜理(神)教,物质与信息,物质与精神出现了极度的幻化性的变动。

  第三,现代化受到后现代化运动的剧烈冲击。传统社会包括传统伦理、传统经济组织,也包括已经现代化的公司、企业组织形态等,统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第四,货币制度和内容,以及交易方式、支付手段、结算方式和一切经济往来,处于一种革命性变革的前夜。信用制度、风险制度、产权制度都在剧烈的变动之中。

  传统社会的投资、储蓄、经营、管理、组织的分布和其社会角色定位,被从根本上打破。凯恩斯笔下的“动物精神”,真正成了普适性的长期预期。格林斯潘的“非理性繁荣”,即基本面与虚拟或者泡沫经济繁荣的背离,成为当下的最大的经济困惑。

  二、华盛顿饮鸩止渴与非理性繁荣同中国混合方式的虚实两面性

  从财政约束和金融硬宏观预算角度加以审视,美欧日等所谓发达国家,都已经处于技术破产地步或者边缘。在此界定之下,整个西方世界,也已经处于国际技术破产之中。

  朝鲜战争和抗美援朝是如何爆发的,在其后的越南战争又是如何爆发的呢?表面上看是冷战思维所至,但直接经济原因是二战时期美国超级资本主义,在计划体制和或者说战时动员机制下所形成的庞大的生产力,如何摆脱战后的萧条问题所造成的。

  如果把08年金融海啸时期的美国救市,仅仅锁定在当年保尔森的七千亿美元注入,那就大错而特错。从保尔森启动首轮救市而后,奥巴马八年年均上万亿的连续财政赤字,直到特朗普更是升级的超级财政赤字,再加上美联储的量化宽松(大约四-五万亿美元)。总计美国救市应在十万亿到十五万亿美元之间(换算为人民币就是70万亿到120万亿左右)的强刺激。

  与此同时,欧盟央行和英国中央银行、日本中央银行等西方国家的央行都各自以数以万计的欧元、英镑和日元分别注入各自的经济体系之中。

  中国在此期间,先有四万亿中央财政投入,然后拉动六万亿(亦有数据10万亿)社会资本,算是最小规模的宏观经济刺激。

  而所谓的新供给经济学的公知们,却大肆改变了中国经济话语权指向,把个去杠杆进行到底。以至于在过去几年中,多次错失了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最佳时机。

  对此等世界经济格局,尤其是中美经济态势要作出真正科学的评断,在没有新型理论和方法,数据和模型之下,是不大客观的,也是不大可能的。但对其中的根本性的问题加以适当地诊断,却是可能的,也是有意义的。

  第一,总体而言,世界脱实向虚,泡沫或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已经远远超出了信息经济、知识经济、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的实际存在。世界已经陷入了玩弄概念、操控舆情、凭空制作噱头的荒唐经济状态之中了。

  第二,金融操控一切,各国经济业态与价值链出现了极度的货币非中性的货币扰动和货币幻觉、财政幻觉和金融幻觉。真实的经济效益被幻化的虚拟泡沫的光环所控制。人类与社会整体的实质性的风险控制,诸如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卫生安全和金融风险或者不确定性下的经济安全,处于人类史上最低阶的风险评估和实际风险管理状态。

  第三,美国华盛顿式的经济方案,从上世纪的里根大规模轻松减税让利开始,企业、公司与产业,同样包括政府及公共部门,除了克林顿在位当政八年时间里的有限的变革之外,基本上并未出现结构性变革。美国战后受到西德挑战、日本挑战带来的国际竞争冲击,在国际贸易和竞争力方面,处于世界产业格局中的颓势之上,公司利润率下降,但这一切却并未通过美国自身的制度革命、科技创新、组织与管理变革,而实现根本上的抑制和扭转。

  第四,美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所经历的滞胀——通货膨胀与失业超过百分之十的双高的顽疾,靠沃尔克等的强力货币政策把控,而得以某种程度的根治之后,随后就靠信息革命、知识经济和兼并狂潮以及奇异的失业率统计,特别是依靠依赖中国为主的巨大的廉价品的输入,而享受了历史上的超级繁荣和非理性经济的持续狂热。而这种经济非理性居然非但没有崩溃,反而似乎是欣欣向荣。

  第五,中国在雁阵模型之下,先以日本、亚洲四小龙为头雁,后转入以欧洲各国和澳大利亚等所谓发达国家为榜样,最后则锁定了美国,以美国的路径作为自己的直接赶超样板。中国的金融深化,具体的货币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等等,同美国式,可谓亦步亦趋。因此,脱实向虚,金融占优和金融独大情势已经相当严重。

  第六,中国对外依存度出现了历史上大国罕见的巨高态势。经过过去相当艰苦的努力,尽管已经大大好转,但迄今依旧是占GDP三分之一强。这无论是对中国的国际经济,国民财富结构而言,还是单纯的中国能源安全而言,都是极其不合理的。就中国的生态与资源压力来说,除了交换农产品尤其是谷物粮食,借以缓解中国土地和水资源人均超匮乏而外,在其余意义上,都是非理性的。

  然而,必须同时指出,中国方式毕竟从根本上不同于美国华盛顿和西方模式。这其中有体现在下述这些方面:

  第一,中国的脱实向虚并没有从根本上伤及中国的实体产业规模和完整的大小产业部类存在。而且中国的产业碾压力,基建狂魔,大工程能力,大科技之综合实体经济能力,已经无敌于天下。尤其是制造业已经达到世界继中国后前三位之和。这才是欧美,主要是美国最为恐惧和忌惮的。

  第二,中国继工业化大推进之后,完成了以10亿级吨级为标志的钢铁实体产业建构和高铁为标志的高科技产业的传统与新兴实体经济的综合性跨越发展。

  第三,中国微观企业群体已经形成世界五百强企业总数超过美国的历史新势头。

  第四,中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已经超过美国。这标志着真实经济的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美国。这个指标比GDP(国内生产总值)更具有说服力。

  第五,中国从国际价位与价阶比较看,国际竞争力为美欧日发达国家所不可比拟。

  第六,中国大量红利,正从前三十年蓄集、造势和战略突破口形成,到后四十年中火山般喷发,走向当下的集成联动性的升级换代,并叠加到制度、社会、文化创新之上,在以华为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和一大批的国企之下的微观发力,同宏观要素整合,处于人类史上空前绝后的第二长周期的整体作用发力阶段。

  中国已经打破了“赢者诅咒”、“后发劣势”、“中等收入陷阱”、“高水平平衡陷阱”、“社会陷阱”等等一系列的西方经济学神话。

  三、变大疫情为新战略机遇

  我完全同意王立华大校提出的中央应进快考虑建立中国防化安全体系。在当下疫情仍然在考验着中国,但它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毋宁说其实是纸老虎,更不可能是灭顶之灾。

  当然我们不但应将其作为真老虎来打,而且应把这个事变主动道引向寻求和追求新的战略机遇。

  我以下用四个部分分别对此从大经济方略上作出建言:

  首先是针对疫情和后疫情中国医疗卫生和社会健康大行当的。此次疫情实则把过去中国七十年始终挥之不去的医疗相对匮乏,尤其是后四十年的公益医疗体系向盈利导向产业化转型的医护公共品极度失衡问题,尖锐地暴露出来了。

  一是针对当下疫情冲击下的中国中小企业和外向经济群的困境,建议中央发行临时特别国债。启动中式凯恩斯“乘数”和“罗斯福新政”。直接注入广大中小企业员工工资和福利。或者选择辐射面最广,最能带动广大下游中小企业的投资扩散项目,拉动和提振国民经济。特别国债发行额和直接投放额应不低于一万亿。

  二是针对医疗公共品和大健康资源严重短缺,在未来五年发行十万亿专项特别国债,集中投向全民医疗健康行业。同公立和私立医院改革相配套,拉动社会配套投资,形成二十万亿巨额社会资金注入,彻底扭转中国看病难,看病贵,遗患关系紧张和矛盾。

  三是以国家财政投入五千亿左右,全面开放和提升中医药的系列开发和大力推广。

  其次全面、系统和重新评估中国金融产业集群和产业配置,重点打造中国金融火箭军,在结构化调控房地产业的同时,迅速找到替代房地产的包括债券、票据、汇率和其他金融支柱行当和金融品种,根治中国股市不火,债市不足,票据市场影子化的格局。

  第一,中国股票市场同美国股票市场截然相反,这同中美两国房地产市场的情形刚好相反,好像正调换了一个个。美国资本市场成了美国人的提款机。过去曾经有过二三十年,美国房地产,也曾经成为美国人的提款机。而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过去十余年,房地产再也没有得到恢复。而股市指数从六千点直接拉升到两万九千点。中国抑制房地产后,并没有替代的投资出路。这是当下的最大瓶颈。中国机构投资、债券市场、货币市场都有巨大的成长空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国务院应当建构中国资本和资产顶层规划机构,形成年度和五年滚动计划,完成中国资本和资产的世界第一方阵的历史性突破。

  第二,中国的网络支付和相应的平台,已经远远超过美国和欧洲各国的。企业绝对规模和技术手段,产业链及其产业规模,已成为世界绝对一流的了,但中国的相应的其它新业态,特别是网络金融业务,却处于极度的低端开发阶段。网络经济和智能经济,同实体经济应当高度契合,深度开发。网络金融应当在网络商业银行和虚拟金融融资上,形成巨大的新经济增长级。

  第三,中国的货币传导和信用传导机制,出现重大的漏出甚至沉淀效应。因此,中国货币政策和信用制度必须充分考虑这种实际情况。

  第四,中国巨大的存贷差为世界和人类经济史上之罕见。当然,日本在一定泡沫经济时期,也存在着以负利率而表现出来的过渡储蓄,和投资乏力问题。反过来来看,战国投资潜力巨大,资本形成机制依旧有巨大的成长空间。

  第五,与此同时,过量和天量游资长期存在,而另一方面在巨大存贷差之下,大量的中小企业和借贷群体,又处于资金和投资饥饿之中,出现贷款和信用严重不足。

  再次,中国应当被西部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平衡战略转变为再造一个中国的全面生态和经济开发战略,以红旗河、新疆生态园为主要线索,形成胡氏线西北极的战略平衡转移。

  最后,以海南自由贸易区作为新一轮的起飞增长引擎,同再造中国战略形成内线和外线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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