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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宏甲:武汉肺炎“远比非典温和”吗?——《非典启示录》节选

2020-01-26 08:30:04  来源: 宏甲文章   作者:王宏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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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非典时期,我曾深入疫区采访,从追踪“全球第一例”到最后一例非典患者出院,最终写了一本《非典启示录》。虽不能尽载万千事迹,但基本追踪描述出SARS病毒的发展变异,导致不同阶段不同地域爆发的非典,严重程度有很大不同。面对当前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需要高度警惕它变异出更强的传染力和致命性,从而懂得更自觉地加强防护。

  武汉新型肺炎,最初报道未见人传染人。但到22日,累计报告确诊病例已新增到440例,死亡9例,有15位医护人员被感染。已有14个省出现确诊病例,追踪到的密切接触者2197人。日本、泰国、韩国也出现确诊病例。专家报告,目前病毒的潜伏期7天。这些情况均与2003年的非典极相似!

  为引起大家重视,我把当年追踪采访所知的若干重要情况写在这里供大家参考。

  1、当年被媒体报道为“全球第一例”的广东患者,他身上的SARS病毒是从动物身上来的,但追踪调查,发现与他密切接触者都没有被传染。可见,此时传到他身上的SARS病毒,还没有人传人的能量。那么,谁是最早的能够“人传染人”的患者呢?

  2、第一批发烧的护士,当时以为是感冒,就回家休息了。在家里同孩子、丈夫都有密切接触。后来病情严重了才知是被患者感染了。这时,明确知道,这个病毒能够人传人了。但是,已经被传染的护士的家人,没有一个被传染。可见此时的SARS病毒,只能传到一代,传不到第二代。

  3、早期救护非典患者的广东医护人员,是可以回家吃饭睡觉的,后来就需要完全隔离了。这说明早期的非典还没有那么厉害,后来就厉害了。

  4、后来追踪真正的第一例非典患者出现在2002年11月16日。第一例死亡患者则出现在2003年1月23日。所谓“夺命SARS惊现广州”,这已经是非典出现后的第69天。

  5、时隔一周,1月31日,是这年的大年三十晚上,“疫情激变广州除夕夜”。具有超级传染力的患者出现,即被广东人称为“毒王”的某老板。当夜抢救这位患者,医护人员与病人喷出的浊红物淋淋漓漓滚在一起,简直就是“肉搏”。这位患者经过几次抢救,最终活过来了。但是参加抢救的16名医护人员,无一幸免,全部倒下,其中有的医生护士死亡。

  6、2月5日,正月初五,广东疫情爆发!此时距离出现第一例非典已有82天。初五,发病人数逼近50例,初六77例,初七62例。当时广东全省八千万人口,从8号到10号三天的手机信息猛增到1.2亿条,主要是从医院传出来,民间相互报告发生严重疫情的信息。这些信息足以传遍广东大多数家庭。在媒体还没有报道的情况下,广东人民自发地拉响了自我防疫的警报,这对于广东遏制疫情,意义重大!

  7、就在春节期间出现在广东、香港的SARS病毒,传染性已经“今非昔比”。这时的SARS已经完成了“三级跳”——在人传人之后,可以再传给第三人。所谓“超级SARS”,可以疯狂地人传人,再传人了。

  8、SARS病毒不是一成不变的。三月一日传到北京的SARS,一颗火种掉进北京,立刻就熊熊燃烧。传染的速度和病死率,都与广东很不同了。

  9、感染者有7天潜伏期,潜伏期内尚未发烧已经可以传染人。所以,到人多的场所,去乘公交车、飞机、火车都需要戴口罩,因为你不清楚身边是否有人被感染了。请记住,乘出租车,一定要戴口罩!这很容易疏忽。但是,这非常重要,极其重要!特别在武汉市,的哥的姐请记住,你们一定要戴口罩上班,像医生那样。

  下面将选载《非典启示录》的部分章节,期望能对读到的朋友有所用。关于这种新型冠状病毒是否比SARS更厉害,目前国务院新闻办发布说:“这个病毒我们正在不断地认识过程中”。这个说法是客观的。钟南山说没有SARS厉害。而某权威医院发布的防治指南说:“新型冠状病毒远比SARS冠状病毒温和。”我不是医生,但我相信,面对迅速激增的病例,防疫不仅仅靠科学!告诉你有危险,你会得到安全。告诉你安全,你可能陷入危险。这里有哲学。

  我以为政府、医生护士和广大人民群众,都需要高度警惕新型冠状病毒变异出更凶猛的传染力和毒性。

  非典启示录

  王宏甲著

  一

  媒体报道的“全球首例”非典患者

  2003年初春,黄杏初突然成为举世皆知的名人。

  因为他被媒体报道为“首例”,一经报道,转载无数。

  这个“首例”被抢救回来了。但是,活着的他心里经受着难以承受的巨大压力。因为报道说,是从他开始传染人,传染到了全世界。

  他自己感到非常奇怪,他的父母,他的亲人们都与他有密切接触,可是没有一个人被传染。他甚至自己到处去找跟他有接触的人,没有看到一个发病,他不知道自己传染了谁。他说我就是一个农民,不小心得了一场严重的感冒。说他传染了全世界那么多人,他承担不起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黄杏初的故事在2002年12月就开始了。故事的开端是:12月“五六号的时候”,他在深圳“感冒”了。

  他35岁,身强力壮,为人诚实,在外谋生重朋友义气。他在深圳一家餐馆当厨师,当觉得自己感冒了,先是自己买了些感冒药吃下,过了两三天不见好转。

  “人很难受。”他就到附近的诊所去看病,因此知道自己“发烧到三十八九度”,还打了针,但是不见好转。他感觉自己要得一场大病了,担心在深圳治病承担不起医疗费用,于是选择回家。

  他的家乡在广东省东北部,发着高烧的黄杏初要从广东南面的深圳返回家乡,一路行程约三百公里,艰辛可想而知。眼下距离春节不远了,他本想买些年货带回家,现在顾不上了,只举着一个昏昏沉沉的脑袋,在深圳长途车站上了车。

  车到他的家乡紫金县县城,还要转车去柏铺镇,然后是他家所在的村。紫金县八成以上是山岭、丘陵,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2002年全县有78万人口。柏铺镇人口有两万多。这一路,黄杏初发着烧,是否传染了车上前后左右的人?

  这个冬日的黄昏,黄杏初在辗转颠簸中睁开眼睛,终于看到了自己的家,那是一座白瓷砖镶墙的三层半小楼。

  到家,他的病更重了。

  他是外出赚钱来养家的人,这座“三层小楼”就是他赚的钱盖的。现在他生病回家,一家人围着他,关怀备至,摸他的额头,给他擦身,换去大汗淋漓的衣服,送吃送喝,再没有比他的家人与他更密切接触的了。可是他的家人始终无一人被感染。

  接着,他的父亲陪着他去镇卫生院看病。

  “刁医生,你看我这病怎么回事?”

  “怎么啦?”刁医生问。

  “以前感冒,不吃药,挺一挺,也就好了。现在又吃药又打针,也不好,还发烧!”

  “多久了?”

  “有一个多礼拜了。”

  “最少要两个礼拜才会好。”

  “我觉得是越来越重。”黄杏初说着,又咳嗽,“还有更好的药吗,我不怕花钱。”

  镇卫生院医生叫刁少强,先给黄杏初测体温。

  “你烧到40度了。”他告诉黄杏初。

  刁医生当时没有任何防护,连一点儿戒备之心都没有,他拿起压舌板说:“嘴巴张开。我看看。”

  日后回想起来,这个动作无论如何都是可怕的——刁医生面对着发烧的SARS病人张开的嘴,接着说:“张大点,再大点!”

  “啊——啊——”发烧中的黄杏初把嘴使劲张大,并按医生的要求发出声音。刁医生贴得那么近去看他的咽喉,能感觉到黄杏初呼出的气都热气腾腾。

  “是发炎了。”刁医生说,好像是个司空见惯的病人,并不奇怪,“再打打针吧!”

  黄杏初去打针,护士看他涨得发红的脸:“发烧了?”

  “烧好多天了!”陪他去看病的黄杏初的父亲说。

  黄杏初去镇卫生院看过两次病,护士们给他多次打过针。

  “回想起来很后怕。”日后,刁医生这样说。

  这是省城的流行病调查人员来柏埔镇卫生院调查情况了,刁医生还肯定地说,黄杏初来就诊时脸部、颈部都发红,还说自己全身酸痛,他确实高烧到40度。第二天再来看时,黄杏初干咳得很厉害,还呕吐。

  奇怪的是,卫生院的医生护士都没有人被感染。

  全村和全镇,都没有发现其他的类似病例。

  12月15日,他高烧,呕吐、呼吸困难,家里人紧张起来。黄杏初的母亲说,别去镇上看了,赶快送去大医院。紫金县属河源市辖,方圆最有名的大医院就是河源市人民医院。于是黄杏初的父亲和叔叔把他送到河源市人民医院。

  这时他发病已有10天,未见他传染任何人,所以河源医院接诊时也没把这病看成多么严重的传染病,同样没有采取特别防护措施。

  16日,黄杏初呼吸更加困难,河源医院没有呼吸机,黄杏初眼看不行了。河源医院紧急联系上广州军区总医院,当天傍晚,医院用救护车运送黄杏初急驶二百公里到了广州。护送他的正是接诊他的主治医生叶钧强,还有一名护士。

  广州军区总医院坐落在广州市流花路,近处就是流花湖公园,该院由此成为广州最早收治SARS患者的医院,也是全国第一家收治SARS的军队医院。该院呼吸科主任黄文杰,不久就会成为广东治疗SARS的著名医生之一。

  黄杏初到来,黄文杰和医护人员也全部未作任何特别防护。他们看到的黄杏初呼吸窘迫,面部、颈部发紫,生命危在旦夕。黄文杰当即决定:“上呼吸机。”

  此时的黄杏初狂躁不已,几位医生护士一起扑上去把他按住,给他注射镇静剂……黄杏初对自己最困难时刻的回忆是:“这个病好辛苦啊!到广州的时候,我已经什么都不知道了。”

  整整一个星期,黄杏初都在死亡线上挣扎。

  一个星期后,黄杏初从死亡线上回来了。

  医生们也为之欣慰。

  又过了一个星期,从河源传来一个消息:河源医院有八位医护人员相继发病,症状与黄杏初相同。这使军医们都吃惊不浅,因为他们从抢救黄杏初到现在,都没有做任何特殊防护。

  他们会不会发病呢?

  现在只好等待时间来决定。

  二

  河源医院集体感染

  河源是广东省地级市,位于广东省东北部,总人口约300万。

  军事上有个词语叫“遭遇战”。这个词用来形容非典时期医护人员与SARS的搏斗是合适的。在遭遇中被感染的医护人员大都经历了死去活来的生命挣扎,甚至付出生命。第一批遭到SARS攻击而集体倒下的医生护士,是在不了解对手的情况下遭到攻击的。河源市人民医院的医生护士们正是第一批遭到SARS攻击的对象。

  叙述至此,不能忽略黄杏初转院去广州的当天,河源市人民医院来了第二例患者。日后钟南山在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采访中说的“第二例”,就是指河源这位患者,其名郭仕程。

  郭仕程41岁,几天前感到喉咙痛,先去河源市中医院看过病,“打了几天吊针不见好”,接着出现咳嗽,于是来河源市人民医院就诊。医生安排他去做检查,做完检查已是下午,他感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烧。再量体温,已超过40度。当天就被收入病房住院。郭仕程是河源市城区人,与黄杏初互不相识,发病前与黄杏初也没有接触史。

  郭仕程住院治疗,用了抗生素不见好转,而且加重,于是在12月22日也转院去省城。他转去的地点是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呼吸疾病研究所,接诊医生是这个研究所的副所长肖正伦。郭仕程在这里病症继续加重,5天后病情恶化,高烧昏迷,被送进了重症监护病房(ICU)抢救。

  该所所长是钟南山,钟南山由此开始了救治这种“怪病”的历程。关于救治郭仕程的惊险历程容后叙述,现在先说河源被感染的医护人员的情况。

  郭仕程转院的第三天,12月24日,这天正是西方基督教信仰者所说的“平安夜”。这夜,河源市人民医院一位怀孕的护士发烧了,她是全球第一位被感染的护士。

  这名护士在非典十年后的今天,姓名也曾见诸媒体。然而她本人在十年后的今天,比当初更不愿意暴露真名实姓,我将其姓名全部隐去。

  那时,她已怀有4个月的身孕,满心荡漾着将要当母亲的情怀,头脑里完全没有“非典”的意识,她是由于怀有身孕,打电话向叶钧强医生请教自己发烧了该如何用药。所以,这个发烧的时间,她和叶钧强医生都记得准确无误。

  到下半夜,叶钧强也发烧了。这个情节叶医生同样记忆深刻。这已是25日凌晨。

  到28日,河源医院有5名医护人员发烧。由于当时都没觉得自己是被一种不明原因的严重传染病感染了,只以为是得了重感冒,所以发烧的医护人员都请假回家休息了。

  这是2002年12月底了。元旦前夕,这些发烧请假在家休息的护士,全部接到“马上回院”的电话通知。因医院在检查元旦值班情况时发现,内科一区有多名护士请病假在家,以至值班都排不过来,而此前两个因患严重肺炎而转去省城治疗的病人都是住在内科一区,现在发烧生病的医护人员全部是参加过医治护理上述两名患者的,这引起了医院的警惕。

  接到返院通知的医护人员,到医院都被安排去体检。一拍片,每个人的肺部都出现阴影。至此,医院感到这是一种严重的传染病引起了医护人员集体感染。而想到黄、郭两名患者转院时都已生命岌岌可危,大家都难预料本院八名被感染的医护人员的命运。而且,八名感染者发烧后已在家多日,也不知是不是已经传染了家人。这八名感染者都是在黄、郭两名患者转院之后过了几天发病的,可见这病被传染后有几天的潜伏期。几天后,还会发生什么?医院内外还会不会出现新的感染者?

  医院当晚召开紧急会议,辟出专门病区。

  患病的医护人员不可以回家了,全部住院。

  三

  河源打出第一个向上级报告疫情的电话

  1月1日,2003年第一天。

  这天傍晚,河源市人民医院院长欧阳毅拿起电话,向市卫生局局长杨友观打出了第一个报告疫情的电话。

  杨友观接到报告,当晚拨通了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王智琼的电话。广东称此电话为“拨出第一个报告疫情的电话”。

  王智琼是一位女副厅长,她详问了有关情况,当即回复:“叫人民医院马上写出书面报告传真过来。”

  1月2日上午,省卫生厅正召开新年工作会议。王智琼拿到河源市人民医院发来的传真报告,马上直接交到省卫生厅黄庆道厅长手里。这个报告中的第一例患者就是已经转到广州军区总院的黄杏初。日后,黄杏初被称为“首例非典报告病例”就缘于这个“报告”。报告中第二例前来就医的患者是郭仕程。

  这个2日上午,黄庆道厅长当即委派广东省卫生厅立即组织流行病学和临床的专家,赶去河源调查和协助治疗。当天傍晚6时许,专家小组六人在绵绵冬雨中抵达河源。

  广东省CDC的彭国文、罗会明、钟豪杰奔赴河源采样检测,这是最早对SARS疫情做的流行病调查,旨在查找病源体。出现在这个专家组的临床医生有肖正伦、黄文杰,还有邓子德。肖正伦任组长。

  河源老城有一千五百多年历史,江北的新城区是1988年建市后才建起来的。就在新年的开端,医生护士被“怪病”传染的消息已经在新老城区的市民中不胫而走。

  “转到广州的两个病人,一个死了。”市民中这样流传。

  连日的阴冷气候,市民中感冒发烧的人不少,联系起来就出现了紧张气氛。

  河源市上呈省卫生厅的报告中写着“致病原因不明”,但也写上“我院大会诊”的意见疑为军团菌或支原体感染……这大会诊的意见也流传到民间,老百姓不知道什么叫“军团菌”,而世上最令人心里没底的就是这个“不知道”。

  听说罗红霉素是治军团菌的特效药,就在这个1月2日,河源市各大药店出现了争相购买药品的人群,许多人涌来药店还不知该买什么药,互相问道:

  “买什么药?”

  “治什么病的?”

  争相购买的结果是,罗红霉素、香雪抗病毒口服液、板兰根等抗病毒药品相继脱销,这是最早的关于“抢购药品”的市民自我保护反应。只是这种反应异常强烈,不仅抢购药品,还抢醋、抢盐,并出现醋价、盐价上扬。这些情况的骤然出现,也需要专家组尽快给个说法,以安民心。

  再说河源这个夜晚(2日夜晚),专家们讨论这种病的病源体究竟是什么时,各有不同看法,讨论到深夜也没有形成统一意见,于是先休息。

  说是休息,专家们回到各自的房间后仍在思考讨论的问题。邓子德与省疾控中心的罗会明住一屋,两人在房间里比照传染病教科书逐条研究,直到黎明,河源出现的这种传染病同教科书上的任何一种传染病都对不上号。

  第二天,专家组必须把调查报告上报省卫生厅了,专家们在吃早餐时聚到一桌,就这个怪病共同的症状达成了几点共识,给出了几个明显的特征:发烧,呼吸道症状,肺部出现片状阴影,白血球降低。可是,该怎么称这个病呢?

  它是肺炎,但不是通常用抗生素可以压下去的那种典型的肺炎。考虑到过去曾把不典型的肺炎称为“非典型肺炎”,大家都同意“暂时借用这个病名”。

  这些诊断“非典型肺炎”的主要症状,就在这早餐的餐桌上被确定,日后加上“接触史”就构成了诊断非典的主要标准。专家组很快写出了这篇最早的调查报告。

  或许可说,这四百余字的报告是颇体现科学精神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必要的字,多一字也不写。在对这种怪病了解不多的情况下,他们还在应对措施中写出了“消毒”、“隔离”、“防止传播”等基本措施。

  然而也不是没有遗憾。作为传染病专家的邓子德,曾提出应写上“医院感染爆发”。理由是,在流行病学的概念中,有“散发”和“爆发”之分。像河源这样在医院集体感染,已不能说是“散发”,说“爆发”是准确的,更重要的是应该描述——这是在医院感染爆发!

  但是,当地领导认为,专家组的意见也是要告诉群众的,群众已经产生恐慌。“爆发”一词太刺激,可能增加恐慌。于是报告中没有出现“医院感染爆发”字样,只写作“有一定的传染性”。日后回顾,如果这第一个调查报告就明确写上“医院感染爆发”,引起此后众多医院的警惕,是可以减少日后那么多医院的集体感染的。不幸的是,当地领导一句话就阻断了传染病专家认为应该写上的真实情况。

  为了平息市民的恐慌,河源市政府安排本市媒体在1月3号就在《河源日报》上发布消息,告诉河源市民不要紧张,省里已经派专家来采取措施,转去广州的两个病人都还活着,其中一人不久就会出院回到我们河源市来。文章首次报道专家初步认为此病是“不明原因的非典型性肺炎”,结尾说“尚未形成疫情”。这是第一篇关于“非典”的公开信息和新闻报道。

  节选自王宏甲《非典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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