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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昌明:什么是“钱学森精神”? ——纪念“人民科学家”的遐思

2019-04-05 11:05:04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钱昌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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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不久,参加“钱镠文化研究会”年会活动,听了一个《钱学森的艰难归国之路》学术报告。报告充分肯定了钱学森的爱国情怀,由此也引发笔者的暇思,不时地绕萦脑际。

  作为“人民科学家”的钱学森,他所以能对国家、民族作出巨大贡献,确实与他的爱国情怀有极大关系,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在钱学森的崇高品格中,是否只有爱国情怀?究竟什么才是完整的“钱学森精神”?后人应向他学习什么?

  钱学森是一位大写的中国人,具有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钱学森又是一位闻名世界杰出的科学家,具有其独特的科学精神;钱学森更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具有难能可贵的共产主义精神。没有这“三位一体”伟大的“钱学森精神”,就不可能成就完美的钱学森。我们当然要学习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样应该学习他的科学精神与共产主义精神。

  钱学森是伟大的爱国者,在他的身上闪烁着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

  1911年,钱学森出生于忧患伤时的旧中国,早在学生时代就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1931年日本发动对华侵略战争,次年十九路军奋起发生淞沪抗战。时在上海交大机械工程系就读的他,目睹日军战机在上海天空的肆虐横行,就萌生了改变专业、从事航空事业捍卫祖国的想法。

  1934年钱学森交大毕业,经考试后成为20名留美公费生的一员。1935年他抱着“学成必归,报效祖国”的心愿去往美国,同年9月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仅一年就获得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后转入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1939年再获航空、数学博士学位。钱学森是世界著名大科学家冯·卡门的得意门生,师生曾一起共同完成高速空气动力学问题研究课题,创立了“卡门-钱学森”公式。1943年起他任加州理工学院助理教授;1945年,任加州理工学院副教授;1947年,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1949年,任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教授。

  其时,钱学森在美国已成为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且已与蒋英结婚,有了一个温馨的家。然而,他始终不忘“学成必归,报效祖国”的心愿。在美期间,他连一美元保险金也不存。当朋友问他原因时,他的回答是:“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的消息传到美国,钱学森万分激动,他与夫人蒋英商量着回国之事:“祖国已经解放,我们该回去了。”

  其时,美国正值反共麦克锡主义狂潮猖獗。1950年8月底,就在他办理了回国手续、买好机票,准备离美之际,却被美国移民当局禁阻;随后又被投入监狱,遭受政治迫害。后虽经朋友们多方营救、保释出狱,但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他始终处于软禁、监督居住,饱受折磨。1955年,中国政府通过外交努力,实质上是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以释放朝鲜战争中俘获的15名美军飞行员作交换,才获得美国对钱学森的放行。这年9月,钱学森携带妻子和一双儿女,终于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踏上归途,于10月回到了魂牵梦绕的祖国。

  “我在美国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因为我是中国人。”这就是他对自己在美国经历的总结。

  钱学森回国后,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其后,他在党和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中。“五年归国路,十年两弹成”!钱学森不失时机地让中国堂堂正正地进入世界“‘五强’核导俱乐部”,为中华民族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出了他自己值得骄傲的一份贡献!

  “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这就是钱学森。

  钱学森是闻名世界的杰出科学家,在他身上具有一种独特的科学精神。

  钱学森是国际航空航天领域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是20世纪众多学科领域的科学群星中极少数的巨星之一。他在应用力学、物理力学、航天与喷气、工程控制论、系统科学和思维科学等领域,都有先驱性的卓越贡献。他的《工程控制论》,被认为是现代科学研究、现代科技管理及经济管理所必须遵循的理论依据,不会因为时间的消逝而冲淡价值。

  钱学森在科学上的成就,离不开他特有的科学精神。这特别体现在:

  好学求真,具有超乎寻常的求知精神。钱学森一生是渴求知识的一生,在学习上,他所追求的几乎是完美主义。打从上学起,他就一直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1933年在交大求学时,在一次考试中,全卷6题,钱学森全答对了,老师原本要给他100分,可钱学森却发现自己在一处连续等式后将“Ns”简写为“N”,主动要求扣分,老师最后就给了他96分。任课的金悫教授很受感动,就将这份试卷珍藏起来,如今仍陈列在交大“校史博物馆”内,成为难得珍贵的文物。在美国学习阶段,他更专致精进,心无旁骛。据同学和亲友们回忆,他总是与孤独相伴。每天早上6点起床,除了上课和做实验,绝大多数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他一直单身,从无绯闻,仅有的爱好只是听听古典音乐。回国从事国防尖端科技的研究和领导工作,工作再繁重,照样手不释卷。儿子钱永刚回忆说,“父亲看书看到最后一天,直到入院前几个小时。”

  严谨治学,具有超乎寻常的求实精神。钱学森治学最讲严谨,追求精益求精。他从不满足于一般性的理论推导,不管这种推导在逻辑上有多严密,仍一定要通过数值计算和与实验结果的比对,反复验证。发现有误,立即修正,甚至不惜推倒重来,直到取得满意结果为止。在科研试验上,钱学森总是严上加严、细上加细、慎之又慎、实之又实,尽一切可能把失误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他深入工地、试验场,一呆就是一两个月,随身带着一本《工作手册》,详细记录了每次试验的具体情况,大大小小的异常、故障被列成表格,已经解决的注上“已换”、“可用”,尚未解决、落实的,他就用红笔作个星号。正是这种异无寻常苛刻的求实精神,才保证了他的成功。

  无畏求索,具有超乎寻常的探索精神。钱学森认为,科学就是创新。他有一颗求索之心,从不保守、从不满足;他不甘于人后、不迷信权威、不落人窠臼;他尊重科学、尊重规律,永不僵化、永不停滞,把自己的一生全部奉献给了对科学真理的不懈探索。

  钱学森早年作为技术科学的先驱,在应用力学、喷气推进及火箭与导弹研究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后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实现了中国航天跨越式的发展,提出了一整套具有普遍科学意义的系统工程方法与技术;晚年涉足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地理科学、军事科学、行为科学、建筑科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诸多领域,开展了最具亮点的学术创新工作,提出了独树一帜的开放复杂巨系统理论及其方法,这一系列新观点、新思想、新理论,无疑都是他超乎寻常的探索精神的体现。

  钱学森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在他身上具有难能可贵的共产主义精神。

  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理论,是代表最大多数人们利益的,提倡的是一个“公”字观。只有彻底改变剥削阶级世界观的人,真正站在被剥削、被压迫人民一边,与“私”字观作彻底决裂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党人,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这是一切崇尚英雄史观的人,内心保留剥削阶级世界观的人——那些口头革命派、两面派,永远也达不到的一种境界。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钱学森就对“攘外必先安内”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不满。1935年交大毕业、留美前夕,他曾对同学、中共地下党员戴中孚吐露:“现在中国政局混乱,豺狼当道,我到美国去学技术是暂时的,学成之后,一定回来为祖国效力”。他还对另外一位同学、好友罗沛霖讲过:“中国的政治问题不经过革命是不能解决的,光靠读书救不了国”。正是受这句话的影响,罗沛霖后来去了延安参加革命,并成为党的技术干部、电子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钱学森早年所怀有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就是一种“公”字观的基因,这也正是他能从一位爱国者升华为共产主义者的内因;回国后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景象,特别是受毛主席的六次接见的谈话,这一切又成为促使他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的重要外因。1958年钱学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后他严格要求自己,自觉改造世界观,就此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他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自觉地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武装自己的头脑,并运用它来指导自己的科学研究。晚年他所以能对人类现代科学体系和科学史的正确理解,就得益于他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掌握。他认为这不仅是哲学的核心,而且是整个科学技术体系的核心。

  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彻底摒弃知识分子常有的英雄史观,切实地转变立场,自觉自愿地把自己融入于普通劳动人民之中。他原本可以享受科学家的待遇,可改善居住条件,困难时期可接受特殊照顾,出版著作理所当然可以享受稿酬。

  可是,这一切钱学森都拒绝了。他一生俭朴,不住部长房和将军楼;困难时期与人民群众共患难,拒吃特殊照顾的红烧肉;他把稿费、奖金,或作党费上交,或以教育、科研基金等名义捐出。他最为激动的事,不是享受荣誉,而是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可。诚如他在1991年“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表彰大会中所讲:

  “今天我还不是很激动,真正激动的是前不久我看了王任重同志为《史来贺传》写的序。在这个序里说,中央组织部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5个人作为解放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当时我心情激动极了。我激动的是,我现在终于是劳动人民的一份子了,而且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一起了。”

  能为自己成为“劳动人民的一份子”,能为自己能成为与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齐名的“共产党员优秀代表”而激动。这就是“人民科学家”钱学森的思想境界!

  这是什么?这就叫知识分子“转变立场”!这就叫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改造”!这就叫《共产党宣言》中所讲的“与传统观念作最彻底的决裂”!

  晚年的钱学森,作为一名坚定共产主义者,始终不忘初心,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忠贞不渝。面对一切背离共产主义发展方向的社会现象,他立场鲜明地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发出振聋发聩的吼声:

  “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

  (写于己亥年清明节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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