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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云鹏丨重建最高文化信仰:天命与理性的共产主义革命 ——兼论人类不自由的根源

2019-12-20 10:04:23  来源: 昆仑策网   作者:隋云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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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最高文化信仰是指对某种文化终极精神的虔诚信念、崇高敬仰和奉行实践。天命信仰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最高文化信仰,是理性的、具有深厚科学根基和唯物主义传统的国家文化信仰。启蒙运动时期,理性成为启蒙学者极力确立的最高文化信仰。人类和人类社会本身是自然发展一般规律的产物,从进入历史发展过程开始,即进入探寻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进程。恩格斯认为“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因此,在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中,起基础作用的是分工规律,从而揭开了天命与理性的神秘面纱——分工,而分工也是人类不自由的根源。马克思主义通过对天命与理性的彻底批判,实现了天命与理性的共产主义革命,自由成为最高文化信仰。应深入把握世界文化发展大势和文化全球化发展规律,在世界文化格局中主动夺取、充分掌握自由的话语权,彻底改变几百年来西方对自由的话语权的垄断局面,占领世界文化格局的制高点。

  最高文化信仰是指对某种文化终极精神的虔诚信念、崇高敬仰和奉行实践,是个体生命和整个群体的终极文化支撑、精神指引、人文关怀,是支配其宇宙观、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精神支柱和决定性力量。意识形态,尤其是核心价值观与价值体系是最高文化信仰的外在逻辑展开和延伸。自从人类社会进入历史发展过程开始,文化信仰一直伴随其左右。实现天命与理性的共产主义革命,在科学时代重建最高文化信仰,既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应有之义和时代课题,也是天命与理性的历史逻辑和时代命运。

  一、中国传统社会的天命信仰

  天命信仰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最高文化信仰,是中国传统社会非宗教理性主义的核心意识形态与逻辑原点。“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论语·尧曰篇第二十》),说明4000多年前,天命信仰已经成为国家(中央邦国)层面的文化信仰。孔子继承发展了这一信仰,深刻指出:“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篇第十六》)。随着儒学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指导学说和主流思想,天命信仰成为中国人的最高文化信仰。在中国传统社会,天命是指宇宙一般规律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对人类社会和个体生命的支配性、主导性与决定性力量。宇宙一般规律因其客观性体现出了理性支配一切的权威,所以天命被视为理性的宇宙主宰,决定着宇宙和人类社会的起源发展、朝代废兴、人性禀赋、人生命运。在中国传统社会,天命(天、上天、天一、太一、天神上帝、昊天、老天爷)统领、统率、统一着各氏族、部落、民族、群体的神祗,以及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神祗,形成了教派、宗派、学派、流派众多而又开放包容、和谐共生的庞杂神祗体系,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信仰,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宗教观、文化观、信仰观。

  在中国传统社会,天命信仰起源于先民对天体运行规律的研究。中国先民对于天体运行规律的研究有着超乎人们想象的历史,呈现出几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历史久远。在山西吉县柿子滩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了一幅大约距今1万年左右的女巫禳星岩画。岩画上的女巫头顶北斗七星,脚踏南斗六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冯时指出:“如果我们认为这七颗星点呈东西方向分布的话,那么计算的结果表明,遗址的年代与北斗七星指向二分点的年代则完全吻合。”【1】反映了先民观测北斗和南斗、研究天体运行规律的悠久历史。“属于公元前五千纪中叶的濮阳西水坡星象图已经具备了北斗和龙虎等重要星象”,【2】同时,证明了中国著名的宇宙学说——盖天说,大约在公元前第五千纪已经产生。二是传承有序。中国先民对天体运行规律的研究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传承有序。冯时指出:“安徽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已经发现象征阴阳北斗的双体异向的猪的刻画,将这一观念的起源时代上溯到了距今七千年前。这种双体异向的猪后来简化为一体双首的造型,通过河姆渡文化、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先民的传承,直至西汉仍可见其孑遗。”,【3】“良渚文化的太一北斗图像上承河姆渡文化的极星北斗,下启马王堆西汉帛画的太一图像,演变有序”,【4】“大约公元前五千纪的中叶,小山及西水坡星象图几乎同时显示出龙、虎、鸟、麟(鹿)四象已经形成,这个传统后来可能一直保持到战国时期,我们在周代的铜镜以及曾侯乙墓漆箱星图中都可以看到这个古老思想体系的延续”。【5】三是影响广泛。在交通、通信等条件极不发达的上古时期,相隔遥远的上古先民已经有了某种共同的原始宇宙模式。这表明当时曾经存在着极具影响力的文化中心。例如,“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现的这类八角纹在今天西南少数民族的风俗中还可以见到,在彝、苗、僮(壮)、傈僳等民族的传统图案中,随处可见这类图形,它们与新石器时代出现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八角纹一脉相承。这种相似性并非偶然的巧合,从历史学的角度讲,今日的西南民族与史前的海岱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6】而这种八角纹是原始的洛书,对中华文化、中华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再如,“中国新石器时代自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到浙江地区的良渚文化普遍流行着一种斗魁形象,这些形象或径制为斗魁形的礼玉,或作为神祗镌刻于礼玉和礼器之上”,【7】而玉作为祭天礼器贯穿了整个传统社会,玉崇拜、玉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和显著特征。

  中国先民很早认识到天体运行规律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内在联系,认识到后者是前者在人类社会的延伸,对此,老子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正是因为天体运行规律对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巨大影响,天命信仰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传统社会的天命信仰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中国传统社会的天命信仰是理性的。中国先民在很久远的年代已经发现天体是有规律运行的,宇宙是理性的,因此中国先民认为天命是理性的,对天命的信仰也是理性的。在中国人看来,天命(天、上天、天神上帝、老天爷)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垂拱而治、无为而治、理性而治,不像人间帝王、西方众神那样随意插手人间事务。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篇第十七》)非常典型地阐述了中国人对于天命的基本看法和理性信仰。孔子对天命的理性信仰源于他对天文学的极高造诣:“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篇第二》)“季康子问于孔子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而尤有冬螽,何也?’孔子对曰:‘丘闻之,火伏而后蛰者毕,今火犹西流,司历过也。’”(《孔子家语通解·辨物第十六》)“齐有一足之鸟,飞集于宫朝,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齐侯大怪之,使使聘鲁问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水祥也。……急告民趣治沟渠,修堤防,将有大水为灾。’倾之大霖雨,水溢犯诸国,伤害民人,唯齐有备,不败。”《孔子家语通解·辩政第十四》“孔子出,使子路赍雨具,有顷,天果大雨,子路问其故。孔子曰:‘昨暮月离于毕,后日,月复离毕。’孔子出,子路请赍雨具,孔子不听,出果无雨,子路问其故。孔子曰:‘昔日月离其阴,故雨;昨暮月离其阳,故不雨。”(《论衡·明雩》)子曰:“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篇第二》)可见孔子对于天文学是下过一番苦功的。应当特别指出的是,中国人对于天命的理性信仰,还体现在个体生命面对天命的主观能动性上。中国传统社会强调,个体生命面对天命不是逆来顺受、毫无作为,而是通过自身努力上达天命,“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篇第十四》)从而实现个体生命、人类社会和宇宙间的和谐大化。

  第二,中国传统社会的天命信仰具有深厚的科学根基和唯物主义传统。中国传统社会的天命信仰建立在深厚的科学根基之上,从而形成了深厚的唯物主义传统。“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今朕必往。”(《尚书·周书·泰誓》)周武王的这句话将天道与人道联系起来,表明当时的中国人已经将彼岸真理和此岸真理统一了起来;已经认识到主宰我们命运的天命不是来自天国,而是来自人类社会自身;已经把天命的内涵和重心从自然发展的一般规律扩充并转移到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体现了人类社会生产力相对自然界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体现了人在天面前的成熟和自信,体现了深刻的唯物主义史观,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标志性的意义。荀子曰:“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荀子的这些论述充满了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证明当时人们对天命的科学认识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事实上,由于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需要,主要是编订历法,中国古代天文学、数学等长期走在世界前列,“古代中国天文学在天文观测、编订历法、仪器制作等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一直到欧洲文艺复兴之前,保存着人类历史上最早、最精确、最丰富的天文现象记录”。【8】“考古学的证据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距今8000年前先民布数的线索”。【9】科学和生产力的发达使中国先民在研究、掌握、驾驭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方面很早即展现出自信的姿态,从而为自己的文化信仰奠定了深厚的科学根基和唯物主义传统。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学说充满了理性精神,没有一家主张神权至上,在这理性旗帜高扬的背后,是几千年科学发展的强力支撑和唯物主义传统。余英时认为:“由于中国文化没有经过一个彻底的宗教化的历史阶段,如基督教之在中古的西方,因此中国史上也没有出现过一个明显的‘俗世化’的运动。”【10】

  第三,中国传统社会的天命信仰是世俗文化信仰。在中国,天命信仰是世俗信仰,而不是宗教信仰。至少从颛顼帝时代开始,神权已经从属于王权,是王权而不是神权垄断了天命信仰,“《尚书·吕刑》《国语·楚语下》《山海经·大荒西经》《史记·历书》等记载颛顼帝绝地天通,将神权收归于王权,将各氏族、部落包括九黎、三苗的神权收归于部落联盟或中央邦国,结束了‘夫人坐享,家有巫史’的局面,部落联盟或中央邦国的中央集权,以及共主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从而在意识形态领域为国家的形成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尤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天命观出现并发展,《论语·尧曰》记载的尧舜禹禅让曰‘天之历数在尔躬’标志着天命观的形成,夏商周三代继承了这一观念,其政权更迭皆以‘受命于天’为由,商周时期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自称为‘天子’。”【11】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作为距今约4300年-3900年、大约相当于尧舜时期的中央邦国都城,已经是在阴阳、太极和天地形成的宇宙观以及八卦、五方的天下观指导下规划建设的,体现出最高统治者天命所归、居中而治、掌握历法、敬授民时的权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神权从属于王权,意味着氏族首领、部落首领、部落联盟首领、邦国最高统治者同时又是群巫之长、通天教主、天子,换句话说,他们是天命即上天意志的代言人和执行者,他们的统治是天命所归。这一点很好理解,在古代,由于天体运行对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巨大影响,天文学成为当时的最初科学和主要科学,天文学也因此成为一个政权合法性的科学基石。当然,天文学的这种巨大作用主要是通过历法体现。“大量的考古资料显示,明确可识的日纹图像在漫长的史前时代始终就没有消失,从西部的仰韶文化到东方的大汶口文化,从各种精致的陶玉器具到色彩斑斓的石刻岩画,似乎都体现着人们对太阳所具有的一种巨大的超自然力量的膜拜,这种力量事实上最终以历法的形式规范着人们的行动,成为神与权力的最原始的结合。”【12】历法成为神权和王权的最佳结合点,一位伟大的统治者必须在历法方面有极高的造诣和作为。从伏羲氏的“仰则观象于天”到帝尧的“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真实客观地说明了这一点。

  第四,中国传统社会的天命信仰是国家文化信仰。在传统社会,天命是统治者和整个社会的共同文化信仰。有文献记载,商汤为祈雨甘愿自焚祭天。大量殷商卜辞、两周金文出现了统治阶级关于天命、天、上帝、上、“(其)严在上”的文字。《诗经·商颂·玄鸟》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尚书·商书·汤誓》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尚书·周书·泰誓》曰:“商罪贯盈,天命诛之。”西周天亡簋铭云:“天亡又王,衣祀于王,丕显考文王,事喜上帝”春秋秦公簋铭云:“秦公曰:丕显朕皇祖受天命,鼎宅禹迹。十又二公在帝之坏,严龚夤天命,保业厥秦,虩事蛮夏。”,秦公钟铭云:“秦公曰:丕显朕皇祖受天命,{穴黾}又(有)下国。十又二公不坠在上,严龚夤天命,保业厥秦,虩事蛮夏。”春秋战国以降,诸子百家的兴起,彻底改变了天命的话语权由统治者垄断的局面。孔子对天命有着丰富的论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篇第七》)“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篇第二十》)“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篇第十四》)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篇第十二》)孟子曰:“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万章章句上》)《中庸》开篇提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老子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老子·第七十九章》)自是之后,“天命从国家政权、统治者的话语权转变为民心力量、直至个体生命的存在意义,民心即天命、天命即人心,陆王心学则直指‘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个体生命通过克己复礼、内圣外王、明心见性、致良知等直接沟通天命,打破了与天进行沟通的权力被王权垄断的局面,完成了天人合一的螺旋式上升,天人合一成为天人之际的主体思想和主要实践”【13】由于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指导思想和主流学说,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东传中国后,不可避免地受到儒学影响,其宗教信仰也被不同程度的整合融入天命信仰。

  二、欧洲近代社会的理性信仰

  与中国几千年来一以贯之的天命信仰不同,欧洲的文化信仰从古希腊以来发生了几次大的变革。在中世纪,上帝是欧洲人无可置疑的最高文化信仰。文艺复兴以后,欧洲的思想家、哲学家一直在为“上帝死了”做准备,寻找新的文化信仰。例如,“在文艺复兴时代,法国哲学家米·蒙台涅、皮·沙朗和皮·培尔曾利用怀疑论来反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和教会。照马克思的说法,培尔‘用怀疑论摧毁了形而上学,从而为在法国掌握唯物主义和健全理智的哲学打下了基础’,并宣告‘无神论社会的来临’”【14】启蒙运动时期,理性成为启蒙学者极力确立的最高文化信仰,对此,恩格斯指出:“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从今以后,迷信、非正义、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取代。”【15】我们也“已经看到,为革命作了准备的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们,如何求助于理性,把理性当作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他们认为,应当建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应当无情地铲除一切同永恒理性相矛盾的东西”。【16】同时,正义、自由、平等、人权等被确立为理性的核心价值观,理性开始与上帝争夺最高文化信仰的桂冠。在这一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理性这一文化信仰的确立是欧洲近代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换句话说,哲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是欧洲近代哲学发展的时代特征。同时,欧洲的理性信仰又深受宋明理学的影响,在与中国的交往中,欧洲人发现了可以不依赖上帝存在的理性社会,从而为欧洲确立理性信仰提供了理论来源、参照物和奋斗目标。对之,朱谦之在《中国哲学与法国革命》中就曾指出:“十八世纪乃是伏尔泰的世纪,也是以中国哲学之‘理’代替基督教之‘神’的世纪。”【17】2019年3月24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向习近平主席赠送1688年出版的首部《论语导读》法文版原著时说:“孔子的思想深刻影响了伏尔泰等人,为法国的启蒙运动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启迪。”【18】从某种意义上说,启蒙运动理性主义是欧洲的“理学”,而宋明理学是中国的“理性主义”。“在近代科学发展和工业文明兴盛的基础上,近代欧洲理性主义开始兴起和发展,出现了异彩纷呈的发展局面:普莱索、贝沙里扬、费奇诺、彭波那齐的人文主义,尼古拉、特莱西奥、布鲁诺、牛顿等的自然哲学,弗朗西斯·培根、霍布斯、洛克、巴克莱、休谟等的经验论,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沃尔夫等的唯物论,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的理性主义,狄德罗、拉美特利、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的机械唯物主义,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费尔巴哈等的德国古典唯物主义,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等等。他们从神权面前一步一步站立起来,在神学的迷雾中‘追逐太阳’。”【19】

  在近代科学和两次工业革命的强劲推动下,社会生产力飞跃发展,唯物主义与无神论日益深入人心,最终,唯物主义超越唯心主义,发展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登上了历史舞台。“随着对基督教上帝的信仰已被摧毁,那么,以这种信仰为基础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那些东西也要随之坍塌,例如全部欧洲人的道德,这引起了巨大的、连续性的崩溃、毁灭和倾覆,推倒了我们面前所矗立的一切。”【20】和尼采的悲观论调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当古代世界走向灭亡的时候,古代的各种宗教就被基督教战胜了。当基督教思想在18世纪被启蒙思想击败的时候,封建社会正在同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进行殊死的斗争。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的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罢了。”【21】马克思恩格斯在这段话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出了上帝信仰被抛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同时,也指出了自然发展的一般规律在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思维发展领域的延伸。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面对世界文化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把握世界文化发展规律,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进一步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22】这里的“传统的观念”是指资产阶级的“利己观念”,是“资产阶级关于自由、教育、法等等的观念”。【23】之所以要同“传统的观念”决裂,是因为它有着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局限性。“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24】“在现今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所谓自由就是自由贸易,自由买卖。”【25】而共产主义要发展的自由、个性是真正的自由、个性,“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26】

  时至今日,欧洲再也没有产生像启蒙运动理性主义、马克思主义这样产生世界性影响的伟大思想和文化信仰,熙熙攘攘的哲学派别和文化形态,只能用形式上的光怪斑斓掩盖思想上的枯燥贫乏。实际上,当代欧洲的文化信仰仍然处于上帝、理性、共产主义的影响中。

  三、天命与理性的历史局限性

  在马克思主义登上历史舞台以前,天命与理性分别是东、西方生存道路的最高文化信仰,也是人类社会最具影响力的主要文化信仰。人类和人类社会本身是自然发展一般规律的产物,从进入历史发展过程开始,即进入探寻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进程,并共同创造了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成果——理性主义,“理性主义是以客观规律为对象的哲学和科学。这里的规律是指事物运动过程中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理性主义起源于人类对宇宙体系和天体运行规律的研究,主要经历了中国传统社会非宗教理性主义和近代欧洲理性主义等发展阶段。中国传统社会非宗教理性主义包括易经非宗教理性主义、两汉经学、宋明理学等发展阶段;近代欧洲理性主义包括文艺复兴运动时期人文主义、启蒙运动时期理性主义、德国古典哲学等发展阶段。”【27】理性主义起源于人类对宇宙体系和天体运行规律的研究,这一研究贯穿了古代中国和近代欧洲,成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鲜明主线。天命与理性都是人类对天体运行规律研究的产物,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哲学与天文学互为因果、互为基础、互为动力、互为方向,哲学上的每一次突破都是天文学上的突破带来的,而天文学上的每一次突破都是以哲学为动力和先导的。从伏羲氏、神农氏、黄帝、尧、舜、周文王、孔子到哥白尼、布鲁诺、开普勒、伽利略、牛顿,莫不如此”。【28】哥白尼的日心说体系、布鲁诺的宇宙无限性、开普勒三定律、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定律和惯性定律、牛顿的运动三定律和万有引力等,不断开创着天文学上的新境界,推动了人类宇宙观、世界观、宗教观、文化观的颠覆性革命,带动了近代数学、物理、力学、地质等自然科学的革命性突破和全面发展,促进了世界文化的大发展、大转折。可以说,近代以前一切有生命力的学说、思想、宗教都本源于天人之际,发端于对天体运行规律的探索,从对天体运行规律的研究拓展到对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一般规律的研究。

  理性主义的发展,也遵循着“由现象到本质,由所谓初级本质到二级本质,不断深化,以至无穷”【29】的规律,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因此,天命与理性作为理性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终极精神也有着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这种历史局限性主要是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制约。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30】人们的生产生活受无数规律的支配,人们对这些规律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受每一历史时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制约,这些对规律的认识也有对有错、有浅有深,不尽相同。例如,对于文化终极精神或者说宇宙一般规律,中国人称之为天命,中世纪欧洲人称之为上帝,近代欧洲人称之为理性,道教称之为三清,印度教称之为梵天等,分别代表了各民族、各群体对宇宙一般规律的认识水平,也反映了各自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状况。这一点在宗教和神话世界里体现的更为经典,宗教和神话世界里大大小小的神,实际上是大大小小的规律的别名,只不过由于当时科技水平低下、生产力发展落后,人们无法正确地认识各种规律,只能将它们归结到神秘主义。比如,道教中西王母司天之厉及五残,即主管大陵星和五残星的天神,代表着对毁灭和新生的认识;二十八宿星君代表着对黄、赤道附近二十八颗星座运动规律的认识,以观测日、月和五大行星,确定季节和时间;风雨雷电诸神代表着对风雨雷电运动规律的认识。社稷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原始神祗,即土地神和谷神,代表着对农业生产规律的认识。在古希腊神话中,宙斯代表着宇宙一般规律,他的妻子、子女、兄弟姐妹和亲戚等神祗则分别主管某一行业或领域,代表着对该行业或领域发展规律的认识。文艺复兴以来,尤其是启蒙运动之后,随着近代科学和工业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对此,恩格斯指出:“在从笛卡尔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31】近代以来,欧洲哲学千帆竞发、熙熙攘攘的发展局面充分反映了生产力的全面跃升,同时,由于科技进步速度太快,往往一种哲学尚未充分展开或刚刚占据主导地位,另一种颠覆性哲学已经出现。例如,休谟和康德“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而“对驳斥这一观点具有决定性的东西,已经由黑格尔说过了,凡是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所能说的,他都说了;费尔巴哈所增加的唯物主义的东西,与其说是深刻的,不如说是机智的。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32】对马克思恩格斯产生过重要影响的黑格尔哲学,在1830年到1840年在德国取得了独占的统治。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予以高度评价:“这种近代德国哲学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完成了,在这个体系中,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33】而费尔巴哈1841年出版的《基督教的本质》马上打破了黑格尔的体系。“但是这时,1848年的革命毫不客气地把任何哲学都撇在一旁,正如费尔巴哈把他的黑格尔撇在一旁一样。这样一来,费尔巴哈本人也被挤到后台去了。”【34】

  随着科学和工业的狂飙突进,生产力的飞跃式发展,人类终于进入了全面科学认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时代。马克思主义承担起了这一历史使命和文化使命,也就是说,天命和理性等文化终极精神或者说宇宙一般规律,只有到了马克思主义登上历史舞台,才开始揭开它的神秘面纱——“分工”或者说私有制、社会活动的固定化、“异化”:“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原来,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35】也就是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在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中,起基础作用的是分工规律,因为“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36】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因为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关于这种力量的起源和发展趋向,他们一点也不了解;因而他们不再能驾驭这种力量,相反地,这种力量现在却经历着一系列独特的、不仅不依赖于人们的意志和行为反而支配着人们的意志和行为的发展阶段。”【37】换言之,主宰我们命运的天命与理性不是来自天国,恰恰相反,它来自人类社会——我们自身。不仅如此,意识本身也是分工的产物,“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但是,如果这种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同现存的关系发生矛盾,那么,这仅仅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关系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38】

  四、天命与理性的共产主义革命

  天命与理性即分工或者与其相等的表达方式——私有制、社会活动的固化、“异化”是人类不自由的根源。启蒙运动时期,自由成为资产阶级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卢梭认为:“人生来是自由的,但却无处不身戴枷锁。自以为是其他一切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这个变化是怎样产生的?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它成为合法的?我相信我能解答这个问题。”【39】可见,卢梭在提出自由的命题时,已经认识到那时的自由是“身戴枷锁”的自由。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个人在资产阶级统治下被设想得比先前更自由些,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对他们来说是偶然的;事实上,他们当然更不自由,因为他们更加屈从于物的力量。”【40】这是因为,“过去的一切革命的占有都是有限制的;各个人的自主活动受到有局限性的生产工具和有局限性的交往的束缚,他们所占有的是这种有局限性的生产工具,因此他们只是达到了新的局限性。他们的生产工具成了他们的财产,但是他们本身始终屈从于分工和自己的生产工具。”【41】不仅如此,自由在同一时代的各个阶级间也是不一样的,“在过去的种种冒充的共同体中,如在国家等等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42】而阶级的形成也根源于分工。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指出了人类不自由的根源,也指出了解放人类,实现人的真正自由的方向和道路,即共产主义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不能靠人们从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而是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没有共同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43】而共产主义是有史以来的真正的共同体。“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做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44】通过共产主义革命,现代生产力充分发展,人们对由自己相互作用产生的、完全异己的、威慑和驾驭着他们的力量实现了控制和自觉驾驭,从而实现了“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人和自然界、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45】实现了“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46】“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47】自由成为最高文化信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的自由的批判不是要否定一般自由,而是要批判的继承和发展一般自由。他们深刻认识到资产阶级所谓的自由受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限制,只是具体的历史的有局限性的资产阶级的自由,因此要通过共产主义革命,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消灭异化,使人类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获得彻底解放,建立“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48】而且,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且“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但是,这样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态”。【49】恩格斯在他去世的前一年的1894年1月9日,在致朱˙卡内帕的信中提出了“未来新时代的精神”【50】的命题,认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就是“未来新时代的精神”。【51】总之,自由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继承、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被确立为共产主义的文化终极精神。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现代生产力充分发展、高度发达的基础上,“上帝”“自我意识”、“幽灵”“怪影”“怪想”“枷锁”“最高存在物”“概念”“唯一者”“实体”“人的本质”“高深莫测的创造物”“造物主”“绝对观念”“逻辑范畴的预先存在”都将因失去它们赖以存在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物质基础而归于消灭。马克思不仅彻底批判了理性,也完成了资产阶级思想家没有完成的文化革命,彻底批判了上帝,“在德国,只有同时从对中世纪的部分胜利解放出来,才能从中世纪得到解放”。【52】面对世界文化的大发展、大转折,马克思深入把握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一般规律,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勇敢承担起世界文化发展的历史使命,指明了哲学发展的历史任务和现实途径,即“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53】马克思主义通过对天命与理性等“自我异化”的彻底批判,实现了天命与理性的共产主义革命,赋予了天命与理性共产主义意义:天命与理性开始从自发的“分工”阶段进入自觉的“消灭分工”阶段,人类开始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人开始“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54】自由不仅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成为最高文化信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也成为最高文化信仰。

  五、结 语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征服无数规律的历史。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人类主要受自然规律的制约;在生产力发达的时代,人类主要受自身发展规律的制约。受此影响,人类的思维领域也形成了独特的发展规律,并影响着对规律的认识和驾驭。每一历史时代,人类在认识主要规律、征服主要规律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该时代精神世界的胜利果实——最高文化信仰。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人们对大大小小的规律的认识不尽相同,有对有错、有浅有深,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思潮和文化信仰,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登上历史舞台后,人类才真正进入全面科学地认识规律、驾驭规律的时代。人类只有通过共产主义革命,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获得彻底解放,从受制于规律的必然王国进入驾驭规律的自由王国,才能实现真正的全面的自由。自由成为最高文化信仰。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是具体的历史的有局限性的自由,只有社会主义社会的自由才是真正的全面的自由。我们应深入把握世界文化发展大势和文化全球化发展规律,承担起这一历史时代的文化使命和历史使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自由,在世界文化格局中主动夺取、充分掌握自由的话语权,彻底改变几百年来西方对自由的话语权的垄断局面,占领世界文化格局的制高点,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奠定思想文化基础,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撑、精神指引和人文关怀。

  注 释:

  【1】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第138页。

  【2】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第363页。

  【3】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第4页。

  【4】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第172页。

  【5】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第437页。

  【6】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第509页。

  【7】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第108、109页。

  【8】隋云鹏:《夸父追日:从伏羲到牛顿--兼论理性主义的发展》,载《中国儒学年鉴(2017)》,中国儒学年鉴社,2017,第112页。

  【9】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第559页。

  【10】何俊编:《余英时学术思想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49页。

  【11】隋云鹏:《天人之际新阶段—科学视野下的天人合一与文化复兴》,载《中国儒学年鉴(2018)》,中国儒学年鉴社,2018,第140页。

  【12】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第203页。

  【13】隋云鹏:《天人之际新阶段—科学视野下的天人合一与文化复兴》,载《中国儒学年鉴(2018)》,中国儒学年鉴社,2018,第140页。

  【14】参见《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第615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55-356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06页。

  【17】朱谦之:《朱谦之文集》第7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第208页。

  【18】杜尚泽:《“一笔宝贵的财富”》,《人民日报》2019年3月26日。

  【19】隋云鹏:《夸父追日:从伏羲到牛顿--兼论理性主义的发展》,载:《中国儒学年鉴(2017)》,中国儒学年鉴社,2017,第113 页。

  【20】尼采:《快乐的科学》,漓江出版社,1998,第235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92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93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89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87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88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94页。

  【27】隋云鹏:《夸父追日:从伏羲到牛顿--兼论理性主义的发展》,载《中国儒学年鉴(2017)》,中国儒学年鉴社,2017,第114页。

  【28】隋云鹏:《夸父追日:从伏羲到牛顿--兼论理性主义的发展》,载《中国儒学年鉴(2017)》,中国儒学年鉴社,2017,第113页。

  【29】《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第213页。

  【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24-525页。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26页。

  【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25页。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62页。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23页。

  【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85页。

  【3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62页。

  【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85-86页。

  【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34-535页。

  【39】〔法〕卢梭:《社会契约论或政治权利的原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11,第4页。

  【4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20页。

  【4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81页。

  【4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19页。

  【4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70-571页。

  【4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74页。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第297页。

  【4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2页。

  【4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60页。

  【4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39页。

  【4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97页。

  【5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31页。

  【5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666页。

  【5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6页。

  【5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页。

  【5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57页。

  (作者系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对外交流与合作处副处长、法学硕士,原载《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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