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有许多幻想家，有时甚至是一些天才的人物,都以为只要说服统治者和统治阶级相信现代社会制度是不合理的,就很容易在世界上确立和平和普遍福利。他们幻想不经过斗争就实现社会主义。最后,几乎当时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人阶级的朋友,都认为无产阶级只是一个渍疮,他们怀着恐惧的心情看着这个溃疮如何随着工业的发展而增长。因此,他们都设法阻止工业和无产阶级的发展,阻止历史车轮的运转。与这种害怕无产阶级发展的普遍心理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断把自已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的不断增长上。无产者人数愈多,他们这一革命阶级的力量也就愈大,社会主义的实现也就愈是接近,愈有可能。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的功绩，可以这样简单地来表达:他们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用科学代替了幻想。(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4页)
(2) 我们不能把无限制地追求财富积累与“发展生产力”混为一谈。资本主义追求的是无限制的财富积累，这种无限制的财富积累是以摧毁一切社会关系，把一切社会关系改造为金钱债务关系的形式来实现的。如果说在追求无限制的财富积累的过程中，资本主义也发展了生产力，那么我们必须同时指出，资本主义是通过破坏并摧毁生产力的基础——社会关系的形式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这是一种毁灭性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反抗这种毁灭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方式的主张，自称为“社会主义”运动。从一开始，社会主义追求就是人的需求的全面满足、人的才能的全面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社会公共财富的极大丰富。
(3) 今日之中国，危害改革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不是什么“左派”，而是多年来鼓吹“造不如买，买不如租”，一贯以“政治正确”自居的某些“右派”，由于他们长期在中国政经文化领域占据主流，掌握着各种权力资源及大大小小的媒体，每当国家和社会面临挑战和压力时，他们便会跳出来蛊惑民众，拿早已边缘化的所谓“左 派”以及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开刀，打击和抹黑他们眼里的异己分子，绑架舆论，企图迫使中国按照新自由主义规划的“改革路线图”走下去。
(4) 碧野先生是湖北的老作家，与姚雪垠，曾卓并称“湖北三老”。我上中学时，语文课本上收有碧野的一篇散文《天山景物记》，他笔下的新疆美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高中毕业后不久我只身赴新疆求职，很难说不是受了这篇作品的影响。但我读到的碧野先生的第一篇作品并非《天山景物记》，而是他的散文集《情满青山》。那时我大约还在上小学，一次，从村里一个比我年长的青年手里借到这本书，开本很小，薄薄的，封面素朴，淡雅，书中有插图，大山，森林，云雾，伐木工……一幅幅版画、一篇篇描述鄂西北山区自然风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文章，将我带到了那遥远而神奇的世界。那时候，我怎么也没想到多年后，当我也成了湖北省作协的一名专业作家，竟与少年时代仰慕的碧野先生成了同事。不过，那时碧野老已经离休，很少能在作协大院看到他，偶尔有重要文学活动，他才会去参加。有几次，看见年事已高的碧野先生在女儿的搀扶下，步履蹒跚地走进会场，在并不显眼的位置上位下，那慈眉善目的样子，像一尊弥勒佛。我真想上去跟老人攀读几句，告诉他，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个酷爱文学的乡下少年，手捧他那本《情满青山》，脑子里充满了对未来，对外部世界的遐想。可惜，生性内向的我终究没有鼓起这个勇气。后来，碧野先生去世了。有一次，我去石门峰公墓，特意绕到他的墓地，墓前伫立着碧野先生的雕像，还是那副慈眉善目的神情，像弥勒佛似的。我在雕像前默立良久，脑子里又浮现出那本封面素朴，有许多版画插图的《情满青山》……
(5) 一部分知识精英在成为利益铁三角的“一角”之后，操控政经文化资源时那种有恃无恐和飞扬跋扈，已达登峰造极的程度。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他们可以完全不顾事实，不择手段地攻击污蔑对手。所谓“只论立场，不问是非”，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口口声声宣称的“底线”，不过是“朋友圈”互相包庇、同流合污、沆瀣一气的幌子。事实证明，真正突破所谓“做人底线”的恰恰是他们自己。为了给自己构建道义上的“合法性”，他们甚至故意混淆举报与告密之间的本质区别，炮制出所谓“做人的基本底线是不举报不告密”这样的谬论。而即使在西方国家，检举揭发一切违法乱纪行为是每个公民应该履行的义务，并且在法律层面制定了严格的保护举报人制度。可在他们那里，举报涉嫌违法乱纪者是“恶人”，违法乱纪者倒成了竭力袒护的“好人”，如此善恶颠倒，是非错乱，完全置社会公理不顾，实在令人咋舌;更加可悲可叹的是，他们的周围簇拥着大批粉丝和拥囤，像一群被施了催眠术的无脑人，丧失了基本的是非观、美丑观和善恶观。可见，精英集团从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和道德多个层面，对大众的精神造成了多么严重的毁损。这也是为什么多年来反腐利剑高悬，腐败分子却依然像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长一茬的深层原因。难怪有人说，现在官场上能容忍腐败分子，但容不下主持正义的“清官”，更容不下反腐败的“斗士”，因为大家都是腐败分子，谁反腐败谁就是与大多数人为敌，会被视为异类，必欲除之而后快。
(6) 在西方语境中，“极 左”跟“极 右”一样，都是具有同等政治权利的中性称谓，但在当下中国，却是右 派公知们对左翼人士的一种污蔑和妖魔化。实际上，在中国目前的政治生态下，以“左”“右”划分不同的群体，已经很难表达人的价值取向。就我自己而言，如果说两年前还可以接受“左翼“或“左派”之类的标签，但通过这场斗争，我觉得自己已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这样说，并非因为这两年我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列宁选集》(八卷)和《毛泽东选集》(五卷)集中通读了一遍，主要还是现实催逼和启示的结果。对我而言，这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但我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既不是“西马”，也不是当下流行的所谓“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以及改头换面的伯恩斯坦主义，而是萨米尔.阿明说的 “斗争的马克思主义”。在我看来，《国际歌》中的歌词“让思想冲破牢笼，要为真理而斗争”，仍然是一切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奋斗目标。
(7) 知青无疑是一种奇特的存在。他首先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从城市下放到农村“插队落户”的一批“知识青年”的总称，其次才是作为“一代人”的文化象征意涵，譬如理想主义、青春、苦难、伤痕、“被耽误的一代”等等。他们同毛泽东乃至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互文关系，使之像一出浪漫主义的戏剧那样，笼罩着某种天然的政治波普光圈和传奇色彩，因此很容易被快速演进的当代流行文化所消费、吸纳和涂改，逐渐变得暧昧、含混、怪异，有时甚至权力和主流知识界媾和，散发出一股犬儒主义的腐臭气味，而张承志是最早嗅到这股“腐臭”的人。早在八十年代后期，他就对自己的代表作如《黑骏马》《北方的河》中青春期的“单纯”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不惜对《金牧场》进行了几乎是推倒重来的改写，以使其不至于那么“夸张”。这显然缘于他对八十年代“整个社会在控诉历史给主体带来的无法磨灭的精神创伤，并反复书写深重的苦难”的主流知青文学的不满。在《北方的河》序言中，他直接为“知青”所代表的理想主义辩护：“我相信，会有一个公正而深刻的认识来为我们总结：那时，我们这一代独有的奋斗、思索、烙印和选择才会显露其意义。”当知青一代普遍对“上山下乡”这段历史持怀疑与否定观点时，张承志却充分肯定了内蒙古草原这段人生经历的价值和意义，多次指出在草原酷烈的环境中艰难的劳动生活，使其经历了底层体验，获得了人民意识和自由意识。并宣称：“在关键的青春期得到了这两样东西，我一点也不感到什么耽误，半点儿也不觉得后悔。”
(8) 在主流语境中，“殖民主义”显然是一个久违得让许多中国人感到陌生的词汇。而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反殖民主义”与反体制、反对霸权、反对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等一起，掀起了“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世界大潮，成为第三世界人民追求民主自由和平等的一面猎猎飘扬的旗帜。但随着“短二十世纪”的结束，中国和世界很快被卷进了现代化和发展主义的浪潮，马列毛主义成了过气的破烂，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詹明信的后殖民文化理论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成了学术界的抢手货，新自由主义更是成了主流知识界所向披靡的超级理论武器。“殖民主义”摇身一变，开始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非资本主义国家”展开新一轮的经济入侵和文化入侵——这一招比二十世纪前半期和十九世纪以前的“坚船利炮”更奏效，而且冠冕堂皇，因为它有一个很漂亮、也很拉风的名号——全球化。
(9)在姚雪垠身上，集中体现了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或“极左派”知识分子的普遍特征：青年时代受 “五四”启蒙精神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双重影响，在随后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加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潮流，并以此为终身信仰。这一信仰在他们经历过“反右”“文革”的政治磨难之后，也未曾动摇。而与之相对应的另一批所谓“自由派”知识分子，起初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动机跟姚雪垠们也许是相同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出于政治投机。而当以激进主义为特征的中国革命遭受挫折和失败之后，他们很快调整自己的身段，迫不及待地“告别 革命”，加入到控诉共产主义的行列。他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一半因为个人在激进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受到“迫害”后的报复心理，另一半则出于政治信仰的蜕变。
(10)如果发出声音是危险的，那就保持沉默; 如果自觉无力发光，那就别去照亮别人。但是——不要为自己的苟且而得意洋洋; 不要嘲讽那些比自己更勇敢、更有热量的人们。人们可以卑微如尘，但不能扭曲如蛆虫。(曼德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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