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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香港回归的辩证法

2019-11-29 10:36:56  来源:高度一万五千米  作者:郭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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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关于香港的话题很热,很自然的,关于毛主席当年如何处理香港问题的历史,又再次进入了人们了视野。

  一向具有战略前瞻性的毛泽东主席,对香港问题考虑得相当早。

  1946年12月9日,解放战争刚刚爆发不久,毛主席在延安接见哈默、罗德里克等西方记者。哈默问:“在香港问题上中共的态度如何?”毛主席回答:“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中国那么大,许多地方都没有管理好,先急于要这块小地方干吗?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

  毛主席说的云淡风轻,但其实对香港问题早已心中有数。

  1949年初,解放战争已经胜利在望,毛主席在西柏坡接见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再次谈到了香港问题。

  毛主席说,中国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意义不大。相反,正确利用这两地特别是香港原来的地位,对新中国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倒是更为有利。

  毛主席的这一思路后来被归纳为“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八字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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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为什么会确立这样的方针?

  根本原因还是考虑到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世界革命的形势。

  如果世界革命顺利发展,欧洲、北美都爆发了革命,那么维持香港、澳门的现状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但如果世界革命的前景消失,那就意味着新中国必须做好与西方世界长期打交道的准备。在这种情况下,香港、澳门暂时不予收回,显然更为有利。

  1949年,中国革命正在凯歌行进,形势的变化可谓一天等于二十年,但毛主席仍然作出了极为冷静、正确、富于前瞻性的判断。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香港门户洞开。10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兵团挥师南下,饮马深圳河。

  香港风声鹤唳,一夕数惊,几位解放军首长在河边用望远镜向香港方面眺望,竟在香港引发了“解放军即将进军香港”的恐慌。

  在这种时候,香港总督葛量洪收到了中共通过秘密途径传来的维持香港现状的“三项条件”:

  1、香港不能用作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基地;

  2、不许进行旨在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威信的活动;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港人员必须得到保护。

  正准备打包走路的葛量洪大喜过望,如蒙大赦,在此前的“紫石英号”事件中狼狈不堪的英国政府也一块石头落了地,对毛主席提出的要求照单全收。

  由于毛主席在香港问题上的战略决策,英国在西方国家中第一个承认新中国,考虑到当年英国在西方阵营中仅次于美国的地位,英国的外交承认影响力是巨大的。

  因为英国的态度,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新中国的封锁被打开了一个不小的缺口。甚至当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西方国家跟随美国对中国实施封锁禁运时,新中国仍然能够通过香港这一特殊管道,进口石油化工药品等重要战略物资。

  同时,由于英国接受了通过葛量洪传递的“三项条件”——尽管英国出于老牌帝国主义的本性也会经常搞一些小动作——香港的爱国力量生长起来了,不仅影响了很大一部分基层群众,而且还掌握很大一部分文化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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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1980年代,内地出现了意识形态转型,革命话语淡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话语逐渐成为主流。在这种情况下,香港积蓄已久的以“爱国”为主题的歌曲和影视等文化产品,如《我的中国心》、《霍元甲》、《陈真》等大量涌入内地,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回过头来看一看这段历史,我们会蓦然发现,在毛主席提出的战略方针主导下,香港虽然从法律上尚未回归,但几十年来对内地发挥的作用基本是正面的——没有回归,已经相当于回归了。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香港回归取实不取名,香港现状的维持,只许对中国有利,不许对中国有害——这就是毛主席战略设计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香港回归的辩证法。

  无疑,香港的正式回归,在本质上应该走向名实相符——香港由爱国力量管理,继续对内地发挥积极作用!

  毛主席在香港问题上的战略决策,对今天如何解决香港问题,仍然具有巨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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