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费绅士何许人也?鲁迅笔下之“费厄泼赖”者是也。
90多年之前，鲁迅写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专门为费绅士画了一幅著名的漫画。我的这篇短文，接着鲁迅的话题，再给费绅士的嘴脸添点材料和颜色。是为“外传”。
费厄泼赖，英文Fairplay的音译。意思是，三要：要“公允平和”，要“不偏不倚”，要“不左不右”;三不要：不要“太鲜明”，不要“太较真”，不要“太激烈”。
要而言之，这“三要三不要”，乃是每一个绅士或想成为绅士的人，必须具备的涵养和品质。
费厄泼赖先生，就是具有这般涵养和品质的绅士。
然而，对于费绅士的涵养和品质，鲁迅却表示出了极大的厌恶。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鲁迅说，费绅士的所谓“费厄”，“至多不过是假装跛脚”罢了。
鲁迅对费绅士的厌恶，与“落水狗”有关。个中故事说来话长，这里就不展开了。简单而言，鲁迅的厌恶缘于“落水之后的狗该不该打”这个公案。对此，鲁迅的态度非常鲜明：
——老实人将它的落水认作受洗，以为必已忏悔，不再出而咬人，实在是大错而特错的事。
鲁迅为什么这样肯定呢?因为：
——狗性总不大会改变的，假使一万年之后，或者也许要和现在不同，但我现在要说的是现在。如果以为落水之后，十分可怜，则害人的动物，可怜者正多，便是霍乱病菌，虽然生殖得快，那性格却何等地老实。然而医生是决不肯放过它的。
所以鲁迅执着地呼吁：痛打落水狗!
(二)
在盛产费绅士的上世纪二十、三十年代，鲁迅的呼吁显然是很不“绅士”的。鲁迅由此得罪了整个绅士界，从此与绅士资格无缘，也就不足为奇了——自然，鲁迅是羞于与他们为伍滴。
问题是，鲁迅对费绅士的厌恶是否如绅士界所说的，是“过于偏执”呢?看看鲁迅为费绅士画的漫画就知道，所谓“过于偏执”的罪名，实在是因为鲁迅戳到了他们的痛处：
——叭儿狗一名哈吧狗，南方却称为西洋狗了，但是，听说倒是中国的特产，在万国赛狗会里常常得到金奖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狗照相上，就很有几匹是咱们中国的叭儿狗。这也是一种国光。但是，狗和猫不是仇敌么?它却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
我特别赞赏这样的描述：“它却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尤其是“平正之状可掬”一句，真是入木三分。所以，费绅士“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才那么地栩栩如生。
接下来，鲁迅的刻画就更传神了：
——因此也就为阔人，太监，太太，小姐们所钟爱，种子绵绵不绝。它的事业，只是以伶俐的皮毛获得贵人豢养，或者中外的娘儿们上街的时候，脖子上拴了细链于跟在脚后跟。
瞧瞧满大街跟在娘儿们脚后的吉娃娃，我忍不住想哈哈大笑。
(三)
这“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的优秀品质，历来“为阔人，太监，太太，小姐们所钟爱”，所以“种子绵绵不绝”。然而鲁迅认为，正因为这“优秀品质”，故费绅士属于必须痛打之列：
——叭儿狗如可宽容，别的狗也大可不必打了，因为它们虽然非常势利，但究竟还有些像狼，带着野性，不至于如此骑墙。
骑墙的叭儿狗貌似“温和”，缺乏“野性”，一副“人畜无害”的模样，但咬起人来却一点也不逊于凶恶的狼。对此，鲁迅有着深刻的洞察：
——现在的官僚和土绅士或洋绅士，只要不合自意的，便说是赤化，是共产;民国元年以前稍不同，先是说康党，后是说革党，甚至于到官里去告密，一面固然在保全自己的尊荣，但也未始没有那时所谓“以人血染红顶子”之意。
鲁迅揭露“便说是赤化，是共产”的白色恐怖，虽是上世纪二十、三十年代，乃至于四十年代末之前的事情，然在我的记忆中，仿佛并不久远。
大家回顾一下若干年之前的气象，与这“便说是赤化”的恫吓和告密，是不是堪有一比呢?那时的马克思主义话语，基本上处于地下党的活动范围。至于“共产主义”，哈哈哈，已然成为敏感词而被“河蟹”了。
多年之后我仍记得，每当我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课程上提到“共产主义”这个词汇时，博士生们都会面面相觑，交头接耳，一脸的茫然。
(四)
事物总是要发展变化的。这变化不仅不会以费绅士的意志为转移，相反，费绅士的意志一定会随着时势的变化而不得不变，这叫“与时俱进”。
“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顺时而变，自然是必须的。但是，对于的费绅士的“与时俱进”，鲁迅看得非常透彻：
——可是革命终于起来了，一群臭架子的绅士们，便立刻皇皇然若丧家之狗，将小辫子盘在头顶上。革命党也一派新气，——绅士们先前所深恶痛绝的新气，“文明”得可以;说是“咸与维新”了，我们是不打落水狗的，听凭它们爬上来罢。
丧家之狗为什么要“将小辫子盘在头顶上”?因为“革命终于起来了”。问题是，“咸与维新”的“一派新气”是不是证明费绅士们从此悔过自新、不再作恶呢?鲁迅的回答是：
——即以现在而论，因为政局的不安定，真是此起彼伏如转轮，坏人靠着冰山，恣行无忌，一旦失足，忽而乞怜，而曾经亲见，或亲受其噬啮的老实人，乃忽以“落水狗”视之，不但不打，甚至于还有哀矜之意，自以为公理已伸，侠义这时正在我这里。殊不知它何尝真是落水，巢窟是早已造好的了，食料是早经储足的了，并且都在租界里。虽然有时似乎受伤，其实并不，至多不过是假装跛脚，聊以引起人们的恻隐之心，可以从容避匿罢了。他日复来，仍旧先咬老实人开手，“投石下井”，无所不为。
还是那句话：狗改不了吃屎。“将小辫子盘在头顶上”，并不能保证费绅士们从此悔过自新。所谓“平正之状可掬”，只不过是反扑之前的待机，是咬人之前的蛰伏：
——于是它们爬上来了，伏到民国二年下半年，二次革命的时候，就突出来帮着袁世凯咬死了许多革命人，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一直到现在，遗老不必说，连遗少也还是那么多。
为了说明费绅士们的凶恶，鲁迅举了一个真实案例：
——秋瑾女士，就是死于告密的，革命后暂时称为“女侠”，现在是不大听见有人提起了。革命一起，她的故乡就到了一个都督，——等于现在之所谓督军，——也是她的同志：王金发。他捉住了杀害她的谋主，调集了告密的案卷，要为她报仇。然而终于将那谋主释放了，据说是因为已经成了民国，大家不应该再修旧怨罢。但等到二次革命失败后，王金发却被袁世凯的走狗枪决了，与有力的是他所释放的杀过秋瑾的谋主。
历史的教训实在是发人深省，鲁迅为之扼腕叹息者三：
——这就因为先烈的好心，对于鬼蜮的慈悲，使它们繁殖起来，而此后的明白青年，为反抗黑暗计，也就要花费更多更多的气力和生命。
(五)
这些年来的经历，常让我想起鲁迅泣血的忠告。夜深人静，重温《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眼前浮现出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带着眼镜的费绅士们：
一边高唱着“费厄”，一边撒开脚丫子在邪路上迅跑;
一边高唱着“费厄”，一边不动声色地蚕食着公有制和国企;
一边高唱着“费厄”，一边不遗余力地为颟顸无能的清朝和腐朽反动的民国涂脂抹粉;
一边高唱着“费厄”，一边鼻涕一把泪一把地控诉毛主席时代;
一边高唱着“费厄”，一边殚精竭虑地封杀着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
一边高唱着“费厄”，一边杀气腾腾地围剿着《共产党宣言》。
总之，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公有制”、“毛主席时代”、“共产主义”等等，费绅士们的态度既暧昧，又明确。所谓暧昧，就是“抽象肯定”;所谓明确，就是“具体否定”。
暧昧的“肯定着”，明确的“否定着”。这，就是“平正之状可掬”的费绅士的升级版。
费绅士训诫我：不要“偏激”，要“公允”;不要“过左”，要“中庸”;不要“嫉右如仇”，要“宽容厚道”。然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对于所谓的“左”，费绅士又何尝有过起码的“宽容”呢?正如鲁迅反问的那样：“殊不知那一面，何尝不‘疾善如仇’呢?”
曾几何时，费绅士高举着“普世价值”招魂幡，公开叫嚣要彻底否定毛主席时代，甚至急吼吼地开始颠覆整个中国革命历史，那是何等地旗帜鲜明，何等地杀气腾腾，何等地“嫉左如仇”，何等地快意恩仇。请问，那个时候，费绅士的“中庸”又在哪里呢?
即使21世纪的费绅士“将小辫子盘在头顶上”，已然“平正之状可掬”了，可是骨子里呢?“殊不知它何尝真是落水，巢窟是早已造好的了，食料是早经储足的了，并且都在租界里”，会不会“他日复来，仍旧先咬老实人开手，‘投石下井’，无所不为”呢?
看看鲁迅的先见之明吧：“因为是早已营就三窟，又善于钻谋的，所以不多时，也就依然声势赫奕，作恶又如先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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