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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34年前批评刘亚洲的文章

2019-08-13 17:58:25  来源:乌有之乡  作者:刘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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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有之乡:

  近日到图书馆查阅资料,发现《作品与争鸣》1985年第8期有一篇文章批评刘亚洲的小说《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的故事》,忍不住浏览了一下,觉得这虽是34年前的一篇旧文,但对认识刘亚洲目前的政治立场和观点仍然很有帮助。现推荐给你们,盼予发表。

  敬礼

  网友  萧子竹

  2019年8月9日

  莫愁前路无知己

  ——评《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的故事》

  刘润为

  那“一个女人”是团卫生队护士,“半个男人”的妻子,“一个男人”的情人,姓名和出身隐去未记;那“一个男人”叫陈淮海,主攻连所在营营长,军长的儿子,一位海明威笔下的雄狮式的英雄,“一个女人”的情人,“半个男人”的朋友;那“半个男人”叫罗一明,出身隐去未记,团作训股参谋,战场上的可耻逃兵。他们的“故事”发生在生死搏斗的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老山战场。

  有的读者认为这是一篇庸俗无聊的“△”小说,然而我们却注意到:在这里,刘亚洲同志提供了超越“△”故事本身的更为深广的认识内容,传达了远比描写“△”故事更为重要的别一种深意。而我们所要提出批评的,恰恰也正是这些。

  随着这个“△”故事的展开,刘亚洲同志将笔触探向了参战部队人际关系的诸多侧面。这里有官兵关系,干部阶层的上下级关系,朋友关系,情人关系。这些关系又都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呢?

  请看以下几例:在团作训股参谋罗一明企图自伤逃避战斗的时候,那个“老战士”是“那么胸有城府”,“装作昏迷看他走向深渊”。团长和营长,即使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仍然夙怨不除、成见甚深,团长对营长甚至有意设置圈套。陈淮海和罗一明这一对有十五年交谊的朋友,虽然自以为“友谊”已“进入最高境界”,实际上彼此并不真正了解,而罗一明对陈淮海居然以欺骗相报。最富于诗意和暖色调的要算是情人关系了。遗憾的是,这位“知我者,莫若你”的“一个女人”,对陈淮海的大品大德也不甚了了,在他处死罗一明这一可耻逃兵之后,也在心下嘀咕这一事件大概属于情杀。这支部队的人际关系,就是这样笼罩在一种冷冰冰的心理氛围之中。这里没有心心相印、息息相通,只有偏执的成见和不可拆除的隔阂;没有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只有不可调节的对立和永无休止的猜疑。读罢作品,我们不能不产生这样的印象:在这支部队里,人际知觉和人际吸引的可能性和现实性都不复存在,人和人不可能沟通,他们的心灵之间呈现为一种绝裂的状态。

  社会心理学告我们:个体之间建立起来的情绪引诱性的吸引,是构成群体的团结性,实现协同活动,导向目标的一个基本层次。这种吸引对于作为群体发展最高形态的人民军队来说,意义尤为重大。没有这个基础,我们的部队将会成为凭借外力收集拢来的一盘散沙,大大削弱乃至完全丧失应有的战斗力。在小说中,这是一支打了胜仗的部队,可是人际关系竟然如此糟糕,分离性情感竟然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这在逻辑上是无论如何也讲不通的。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信息量的不足,信道的某些环节的障碍和干扰,以及个体过去经验和认识能力的局限,部队成员之间难免发生了解不够、隔阂以至于很深的成见。但是,这类消极现象在人民军队的人际交往中毕竞居于相当次要的位置。而且完全是可以通过军队系统的自调节而逐步得到克服的。尤其是在战斗这个灵魂接受最为严峻考验的关头,我们的战士每每尽弃前嫌,以至于用鲜血和生命谱写出一曲曲感天动地的友爱之歌。君不见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不正是从艺术上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吗?我们并不主张把人民军队的人际关系写得通体透亮,也并不反对揭露人民军队人际关系的消极面,但是要求分寸得当、审美评价正确、情感态度积极,大概还不能算是苛刻吧?似刘亚洲同志这样,用一种低沉的笔调,将人民军队的人际关系夸张到近乎崩溃的边缘,我们不能不坦率而严肃地指出:这是对人民军队人际关系的一种有失分寸的把握。

  我们在从整体上通观刘亚洲同志对参战部队人际关系描写的时候,不能忘记他的笔墨之重点所在。重点是什么呢?那就是着意渲染部队的社会客体之于陈淮海的异己状态。除了我们在上文提及的团长、罗一明和“一个女人”外,全团的其他指战员也几乎都对他怀有深深的成见。自从一入伍,他就成了“全团头号引人注目的人物”。在他为“一个女人”吹去眼皮里煤灰的事情发生以后,不无恶意的人身攻击、捕风捉影的流言蜚语,一窝蜂似地向他扑来。在“一个女人”的丈夫罗一明被派到主攻阵地后,战士们都对他投以“不怀好意”的目光,等着瞧他如何发落罗一明的好戏。特别是在他依军法处治了罗一明之后,这个团的指战员对他的成见迅速升华,几近白热化的程度。先是团长不顾他的重伤,咄咄逼人地盘诘他何以打死罗一明。接下来便是团长触到陈淮海身上的手枪以后的一系列镜头:“那只手突然像触电似地缩回去。”于是“团长命令:‘下他的枪!’”只见“两个战士”“和猎犬一样”“扑上来”,“一个幕僚居然卧倒了”。“这举动中含着多深的敌意呵”!“在通往卫生队救护所途中,他与许多团部的人相遇。人很熟,目光却很生。起码都是怀疑的了,更多的是鄙夷的和法官般的,叫人恨。”一位正气凛然、秉持军法而处死逃兵的指挥员,竟这样陷入了一种彻底孤立的境地;一位不曾被敌人征服过的雄狮式的英雄,居然被自己的同志推入了无法摆脱的泥淖。这是怎样的一幕令人魂悸魄动的悲剧啊!

  那么,这个团的指战员们为何对陈淮海如此成见至深呢?刘亚洲同志有个明确的解释:“原因很简单:他是一位军长的儿子。”他断言:关于他的流言,“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能结束:一,他调离这个团;二,团里调来一位军区司令员的儿子。”这就是说,谁的父母的官位越高,谁就越成为众矢之的。在这支部队里,高干子弟是何等地难以做人啊!这样一来,陈淮海对这个团的指战员们也产生了一种疏远感和很深的对立情绪。对部下的士兵:“你们太不知我!”对团长:“那家伙难道不知道我血管里流的是谁的血?”对“一个女人”:“你爱我,但不知我。知我者,我自己。”

  对传言(其实是对这个团指战员们的特殊的泛指):“你想,你不就是凭我不能选择的出身欺负我吗?我也要凭这一点赢你,赢得你惨惨的。”偌大的一支部队,难道除了猜疑就没有信任?除了冷漠就没有温暖?除了隔膜成见就没有肝胆相照?毋庸置疑,陈准海对于这个团之于自己成见的估计,带有明显的主观夸大的成份。那么,这种明显的主观夸大,标记着陈淮海的一种什么意识呢?读者一看便知,那就是私下里自鸣得意的高傲感和“国无人莫我知兮”式的孤独感。二者合而称之,就是一种一班高干子弟的孤傲感。

  这样一来,刘亚洲同志便通过他的小说向我们提出了两个社会问题,即如何看待社会上的对于高干子弟的成见和一班高干子弟的孤傲感。不错,不止部队的某些指战员,就是其他社会领域的某些成员,对于高干子弟确实存在着程度不等的成见。这种成见作为一种消极的社会定势,是由历史的、社会的,主观的、客观的诸多方面的复杂因素造成的。但是这诸多因素中,有三种是最为重要的。其一就是我们的一班高干子弟自身确实不争气,在思想行为上存在着很多缺点和弱点,有的甚至走到他们父辈的反面,成为新时期的“八旗子弟”。这就为某些社会成员知觉高干子弟的消极定势提供了信息基础。其二是来自某些社会成员的片面的思想方法。他们或者根据有限的信息匆忙作出结论,或者从个别推及普遍,于是不管青红皂白、鱼目龙珠,统统一以观之。三是来自某些社会成员的小私有者观念。当他们用这种观念来看待高干子弟的时候,便表现为对其优越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的一种嫉妒和平均化欲望。马克思曾经指出:这类意识,其实“是贪欲所采取的并且仅仅是用另一种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隐蔽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18页)。至于一班高干子弟的孤傲感,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社会问题。删拔大要,至少有以下两方面的成因:其一是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具有两重性。父辈的革命传统可能给他们带来积极的影响,而优越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则有可能成为他们的包袱。特别是在和平安宁的时日,由于家庭和社会教育管理方面往往出现某些薄弱环节,所以封建等级观念和庸俗的小市民意识也就很有可能侵入他们的思想,使他们产生一种自命不凡的消极的自我意识,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摆在社会上的一种不恰当的位置。“文化大革命”初风靡一时的“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血统论,就是这种自我意识的最幼稚最浅薄的表现(我们看到,这种残余在陈淮海的头脑中仍复存在)。其二是类的狭隘意识,使他们认识不到高干子弟的类的利益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似乎周围社会客体的存在对“自我”是一种格格不入的异己的力量,特别是在某些社会成员对他们持有成见的时候,尤其是这样。于是将自己的同类与周围的同志对立起来,甚至将周围同志对他们中的个别成员的正当批评也看成是对他们整个类的侵犯,以至于闹到同周围同志、同人民对抗的地步。

  如果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人民军队某些成员的这种成见和一般高干子弟的孤傲感在艺术上予以恰当而又积极的暴露,对于促进人民军队的人际知觉和人际吸引,加强团结,推动部队系统向着稳态和有序化发展,未尝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遗憾的是,刘亚洲同志未能站在应有的思想高度,而是完全站到了与陈淮海相同的思想水平线上:一方面,不对产生这种成见的根源进行比较深入的挖掘,只是不顾客观现实和生活的逻辑,一味地进行令人难以置信的夸大;另一方面,非但不对陈淮海的那种孤傲感有半点批评,反而惺惺惜惺惺地沉浸在对他的同情和赞美之中。“文学不能不是某一种思想倾向的体现者。”(《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第547页)这篇小说无可辩驳地表明:刘亚洲同志也正是从类的狭隘意识出发,来处理这一题材的,从而使这篇小说成了宣泄一班高干子弟孤傲感的工具。

  作品中一旦烙印了这种类的狭隘意识,就犹如用自己的手在广大读者面前筑起一道障壁,使他们无法越过对于作品真理性和伦理性的考虑而进入纯粹的审美观照。您看,在这篇小说中,刘亚洲同志尽管力图在军人性格的塑造上有所突破,尽管将陈淮海的伟丈夫气概渲染得较为淋漓,终究还是引起了审美上的排斥和反效果。列宁曾经语重心长地对文艺工作者说过:“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二),第912页)只有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的文艺作品,才有可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当然包括绝大多数高干子弟)的认同。寄语刘亚洲同志,超越那种类的狭隘意识的局限,以更广阔的胸襟去拥抱战友和人民吧!倘能如此,其创作的正面意义上的突破则庶几有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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