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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立虹:勿借“小人”对抗监督

2019-04-11 14:42:06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侯立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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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党内监督,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管党治党重要原则,要求党员积极行使党员权利,加强对党的领导干部的民主监督,同一切破坏党内政治生活和腐败现象作坚决斗争,但自从毕福剑事件以后,不时出现监督检举被当作“小人”围攻声讨,被检举者反得到同情声援的咄咄怪事。因此,必须以正视听消除这股对抗监督的逆流,切实优化监督生态,鼓励保护监督,促进党内政治生活的健康发展。

  众所周知,中国自古及今就憎恨小人,尤其憎恨那些卖友求荣的小人,诸如比而不周、呼蛇容易遣蛇难,“宁得罪君子,别得罪小人”等成语和俗语,极言小人就是人性的恶瘤。如果一个人有了小人的臭名,就会受到白眼、鄙视,而监督检举者一旦被扣上小人的帽子,不仅遭到唾骂、唾弃,还会被打入不得翻身的道德冷宫。这绝非检举监督受冤屈普通的小事,设若任由小人的说辞弥漫党内监督的上空,势必发生是非颠倒,正直同志受气的监督生态污染。这也绝非危言耸听,因为“小人”的帽子太沉重,有着阻碍党内监督极大负作用。其一,“小人”是道德不齿的人,其“失去道德底线和社会良知,而采取下流手段达到个人目的”之定格,决定了小人必有嫉妒成性、睚眦必报的狭隘心胸,必有惹是生非、造谣生事的阴暗心理。试想,监督检举者成了此等让人厌恶憎恨之人,其监督举报还怎么让人相信,还怎么在社会生存?其二,小人是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的人。历史上指鹿为马的赵高、口蜜腹剑的李林甫、陷害忠良的秦桧都属典型的小人。如果把监督检举者划到这类人群,就成了人人得而诛之得罪人,何谈弘扬正能量、打击歪风邪气?其三,小人往往是可耻的叛徒,诸如出卖党和革命同志的叛徒、出卖国家和祖宗的汉奸,皆是盯上历史耻辱柱的小人。假使监督检举者有了此等恶名,其监督检举是不是就成了出卖和背叛,被盯上社会耻辱柱上?所以说,监督检举者被扣上“小人”的帽子,实乃“醉翁之意不在酒”,采取搞垮搞臭监督举报,保护违规违纪和为所欲为的人,达到逃避和对抗监督之目的,是断然不能容忍的。

  可能有人会说,小人监督的确存在。这也正是必须澄清的问题,我们既不否认现实中确有小人监督的事实,也不否认小人监督也能起到歪打正着的作用,但我们需要的是光明正大的监督,理直气壮的监督,必须划清正常监督与小人监督的界限,不能让小人监督干扰监督的大方向。首先是分清动机和目的,正常监督是为党负责,为党员干部负责,小人监督是出于争权夺利、狭私报复,甚至为了整倒某个人等目的;其次是弄清监督的方式和渠道,正常监督光明磊落,即使是怕打击报复的匿名举报也是向组织反映,也不怕组织调查,小人监督往往采取装神弄鬼的手段,或把别人当枪使,或小团体密谋策划,或靠圈内扩散制造效应;再者是搞清举报内容,正常监督大都关乎整体利益和社会正义事项,即使与自己利益有关也都涉及公众利益,小人监督多是与自己有关的事项,即使与大众有关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第四是善于辨别举报范畴,正常监督立足党的形象和党的威信,多从领导的责任担当和执行政策出发,对领导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和群众关系大方面举报监督,尽管有不少群众为侵害自己利益而举报,而最终目的是为了追求大多数人的公平,但小人行为往往立足自己,举报全是涉及私利与私愤,根本不属于伸张正义的范畴。显而易见,正常举报和小人监督有着本质的不同,将二者混为一谈以抹黑正当监督,其实是在玩弄对抗监督的把戏,必须认清小人说辞的本质,还监督以清白,形成支持保护监督的社会氛围,才是优化监督环境的真谛。

  首先要识破本末倒置道德审判的真面目,抓住妖魔监督的黑手和推手。俗话说,水有源树有根,监督不是凭空被扭曲,而是背后有蓄意策划的黑手和推波助澜的推手。其黑手便是那些被举报的贪官,被曝光违反党规党纪的领导和所谓“名人”,这些人闻知举报和曝光,不是主动坦白问题,不是深刻反省改过,而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关系网疯狂报复举报者,有当作诬告进行打击压制的,有当作“精神病”被关起来的,有当作破坏安定团结“闹事”处理的,扣上“小人”帽子只是作为自我开脱、博取同情的舆论造势。其推手主要有两种人:一种是与被举报存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关系,这种人本身就是被举报圈子里的人,所以打着声讨“小人”的旗号,通过各种手段不遗余力替被举报者鸣冤叫屈,打抱不平,具有极强的煽动力和蛊惑力,以达到混淆视听,转移人们特别是执纪执法部门的视线之目的。另一种是不明真相的围观者,这些人不是憎恨声讨党的败类,而是出于所谓的“义气”,错误地把监督举报者当作卖友告密的小人,跟着别有用心的人摇旗呐喊,起哄造势,要么是政治糊涂,要么是上当受骗。此等是非观颠倒的“义气”,并没有弄清何为“义气”,怎样表达“义气”,更不明白“义气”的核心是伸张“正义”,而是凭着图痛快的江湖义气,客观上起到了包庇坏人让好人受气的作用,也成为做局人搅混水的社会基础。邓小平曾说过,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此中的教育,既包括理想信念的教育,也包括是非观的教育,中国自古就有惩恶扬善的优良传统,但必须分辨哪些是恶,哪些是善,对行使违反正义权利和义务的举报,支持赞美和保护才是惩恶和扬善,而对此踩上一脚则是惩善扬恶。所以,对待正当监督举报的态度,决定了善恶观念,也决定了政治立场和政治水平,更反映了与被举报者的关系。加强党内监督,应当而且必须拨乱反正,不容许把违反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当作言论自由给予同情,不容许把贪污腐败当作“弱者”进行声援,更不容许把正义监督妖魔化为告密小人进行所谓道德审判,形成保护监督举报的正能量,推进党内监督的健康发展。

  其次要深刻剖析非正常监督举报成因,畅通党内监督的渠道。一些监督举报之所以被扣上“小人”帽子,其原因是受到质疑的非正常举报方式,而非正常举报的成因是监督渠道不畅,这就决定了必须为其正名。一些党员领导屁股不干净,害怕群众监督,便想方设法压制甚至制造障碍堵死监督路径,谁监督谁就会受到堂而皇之的处理、处分乃至除名,抑或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孤立排挤、打击报复被搞臭,使得监督举报不得不采取非正常途径,非正常方式;也有些领导习惯于“捂盖子”、“信息封锁”,不是将群众监督当作改进工作的契机,而是视监督为“添堵”、跟自己过不去,抓工作解决问题路数不多,防范暴露问题的监督则一套一套,逼迫群众走非正常举报的途径;还有的领导嘴上欢迎监督,但真遇到监督却恼羞成怒,批评打压无所不及,特别是那些腐败分子搞独立王国正常举报无门,加之穷凶极恶的报复,以致检举者为自我保护,被迫采取非正常检举伸张正义。凡此种种,都表明非正常举报是监督环境缺失的特殊产物。而落实十九大精神,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关键就在于畅通监督渠道,善于引导规范监督,营造良好的监督氛围,即使出现非正常途径的监督,即使发生有些水分和出入的监督,只要有正确的动机和目的,也要善待其勇于向不良行为斗争的举动,真正敞开欢迎监督的胸襟,推动党内监督的正常化。

  第三要抓住妖魔监督的贼喊捉贼本质,旗帜鲜明反对玩弄花样对抗监督。唯物主义告诉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表面看把监督妖魔化为小人,是因为他们的举报监督使一些人受到处理,甚至锒铛入狱,却没有看到这些因举报受到惩处的人对社会的危害,更没有看到这些人东窗事发之前都有一副伪君子的形象,有大声疾呼反腐的伪装,但他们为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不择手段,顺者昌逆者亡,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这些都算不算小人?腐败分子及其追随者之所以扭曲“小人”定义,把对他们的检举扣上小人帽子,就是利用人们痛恨小人的心理,转移人们的视线,干扰监督的大方向,既为他们的小人行为开脱,也是对检举举报的最隐蔽对抗,更是对群众举报的最有效污蔑。十八届六中全会为何强调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强化党内监督,就是因为一些领导干部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谋取私利,害怕和拒绝监督,通过利益输送形成相互交织的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变着法儿逃避和对抗监督,耍出种种手段干扰监督、对抗监督,绞尽脑汁想出不让人民群众监督的挡箭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再强调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共产党员要慎独,做到台上台下一个样”,允许言论自由,发表不同意见,也允许说错话,但决不允许信口开河的胡说八道,决不允许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的肆意妄为,决不允许丑化领袖的图谋不轨。试图把监督举报妖魔为小人行径的本质,就是让违反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合理化、合法化。只有认清“小人”之说的本质,才能增强净化监督生态的自觉性,创造党内监督的良好氛围。

  第四反对以任何理由对抗监督,根本目的在于净化监督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自身做起以上率下、率先垂范,自觉接受监督,以坚决的态度和强烈的自信从严治党,全面加强纪律建设,强化党内监督,使党内政治生活呈现新气象,推动管党治党迈向标本兼治。但依然存在着一些领导常把不讲自己“坏话”当作讲政治,不敢监督领导当作顾全大局,党内政治生活依然存在着不正常,不健康的情况。而贯彻《党内监督条例》,就是要破除监督的藩篱,杜绝丢掉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对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好人主义,防止明知身边党员干部有问题,却不向党组织报告的不负责任现象,彻底治理以各种借口规避、逃避和对抗监督的行为。而监督的根本目的,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监督的最有效方法,就是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锐利武器,开展思想交流和交锋,把监督摆到桌面上;监督的最高境界,就是自觉接受监督,主动要求监督,让监督成为常态,让在监督下行使权力成为习惯,也就达到了监督的根本目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反对拿“小人”对抗监督,但也决不允许小人的存在,要通过监督生态的优化,铲除“小人”的滋生土壤,营造“六亿神州尽舜尧”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尽管小人使坏有时能够成就正事,比如战国时期楚国的费无忌机关算尽谋害伍子胥全家,反倒成就了伍子胥为父报仇成为一代名相;西汉江充“巫蛊之祸”促使刘彻醒悟,使“巫蛊”悲剧引出了汉代江山延续的好结局,但仍然不能肯定小人行为。尽管那些怀着官场之争、利益之斗以及倾泄私愤动机的举报,具有歪打正着推进反腐败的效果,但此等反常监督本身就反映了监督的漏洞和缺陷,确非正常监督所需要。所以,必须加强正大光明的监督,亦即加强诸项监督之首的党内监督,而且必须与群众监督紧密结合。因为党内监督与群众监督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党员群众特别是领导身边人员,与领导在同一单位,彼此的工作和生活都很了解,领导的所作所为尤其是见不得光的丑事,都会略知一二,贪官的劣迹全难以逃脱与他朝夕共事的职工的双眼,这种监督是远远胜过纪检部门的最有效、最广泛监督,绝不能将此与“小人”监督混为一谈,尤其不能以任何形式、任何手段抵制乃至污蔑这种监督。据中央纪委介绍,腐败案件41.8%来源于信访举报,而最高检统计全国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中70%来自群众举报的,且6 0%的举报人与被举报者没有利益冲突。其中不少举报者在遭受打击报复中负重前行,高扬正义的旗帜,出现了杨子青九年告倒“三秦第一贪”,高纯不懈努力把郑筱萸拉下马的反腐典型,他们都是反腐大英雄,绝非贪官所说的“小人”。为何一些领导排斥有“望哨”和“报警器”作用的监督?根源在于这些领导干部扭曲的从政价值观,担心影响政绩和升迁,这种拒绝监督的讳疾忌医,只能是养痈成患,害自己更危害党的事业。为何贪官一出事,其圈里人马上与“小人”联系起来?无非是鸣冤叫屈的开脱,如果自己一身正气何以怕小人监督?尽管我们不提倡并反对小人监督,但我们也不怕小人监督,因为苍蝇不盯无缝的蛋,能够让小人盯上的,最终还是自己有把柄。何况小人的存在,会使自己格外谨慎,严格要求自己,不给小人做文章的机会,如果把小人监督当作成功要素,利用小人的监督来提高自己,就更能表达共产党人不怕监督的光明磊落。因此,落实党内监督条例,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树立正确的监督观,把监督视为信任、关爱的正能量,把解决监督中暴露出的问题当作对党和人民表达一份忠诚,就会善待监督,鼓励党员群众积极监督,让党内监督这炉火烧得更加通红,形成全面从严治党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浓厚氛围,加快实现党的各项奋斗目标。

  (作者:昆仑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201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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