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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庆飞 罗馨: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意义价值

2019-03-22 14:29:41  来源: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作者:尚庆飞 罗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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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庆飞,罗馨: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意义价值

  毛泽东思想不仅在革命与建设时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而且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历史征程中仍有巨大影响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全新背景下,进一步廓清毛泽东思想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与意义,建构毛泽东思想在当代历史语境中的“出场”方式,不仅是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有力回应,也将有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开拓形成新格局、新气象、新境界。

  

一、历史奠基:开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由理论向实践转化的伟大征程

 

  马克思曾明确指出,

  【“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马克思主义作为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并结出丰硕的理论与实践成果,关键就在于它契合了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主题的需要。纵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历史,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将马克思主义从一种单纯的理论学说提升到救国救民的真理高度、提升到国家民族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层面加以把握。而在理论内涵上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抽象”上升至“具体”,并使中国共产党的实践由“自在”上升至“自为”的代表性人物,非毛泽东莫属。

  不同于教条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简单崇拜,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有机“结合”。因而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在中国土壤上具体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诚如美国学者施拉姆所说,毛泽东反复强调不仅要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的条件,还要把中国和国外的因素结合起来,成为一种新的综合体。面对早年党内盛行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苏联经验的教条式挪用,毛泽东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历史任务,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即:要具体历史地对待中国国情;以中国特有的形态予以创新,彰显出党在长期艰苦探索中达成的理论自觉。而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化”中国;二是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道路的双向互动中产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成果“化”马克思主义。这不仅是一个运用理论改造现实的过程,而且也是在动态发展的实践中不断实现理论升华的过程。

  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由理论形态走向实践形态是从毛泽东开始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科学把握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和根本规律,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成功解决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相挂钩的问题,填补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空白。这种理论上发展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重大意义在于,科学回答了如何在政治经济文化水平相对落后条件下、在一个主要由农民构成革命主力的具体情境下,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为未来社会主义革命奠定基础的时代难题;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一化三改”,并坚持通过“和平赎买”的方式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走出了一条非暴力的社会主义革命新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探索期,毛泽东在总结我国“一五”计划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相继发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章,尝试探索性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之问,并创造性地提出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命题。虽然建设之路颇有曲折,但总体上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改革开放的全面开启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理论准备。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消化吸收了毛泽东时代留下的两份历史遗产—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教训,实现了从革命逻辑到建设逻辑、从传统社会主义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跃迁。需要指出的是,从革命逻辑到建设逻辑,本质上是一脉相承、内在统一的,从整体上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发展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历史进程和逻辑布展,二者都从属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展开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谱系,因而“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当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全新历史方位下,在充分肯定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所取得的重要历史性成就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四个伟大”为基本框架,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奠定了新的理论基础。这是对党科学判断历史方位这一历史经验的重大延承,也实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精髓的“时代在场”。恩格斯曾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从毛泽东思想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铺展和整体跃迁,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性、实践性和人民性,充分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呈现出传承与创新、理论与实践、真理与道义的双位照应与交互的辩证过程。

  

二、理论先导:夯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地基

 

  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需要秉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具体地历史地对待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充分发挥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用。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亦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要旨。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鲜明地把“实事求是”确立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第一要素。早在1930年,针对党内存在的“拿来主义”和“照搬照抄”现象,毛泽东撰写《泛对本本主义》一文,强调

  【“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该文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态度的一次鲜明表达,开启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先声。而后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又结合学风问题对其基本内涵作出系统阐释,强调: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由此可见,认识论意义上的“实事求是”即主观要符合客观,特别是要发现并遵循客观规律的一种中国式表述,彰显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知和行、实然和应然等统一的精神意蕴和内在实质。1957年以后,毛泽东在处理现代性成长与道德乌托邦二者张力问题上出现偏误,陷入严重的主观主义,恰恰就是违背了“两论”所确立的科学理论原则——实事求是。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面对“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邓小平抓住思想路线问题进行拨乱反正,领导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深度阐明了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内在统一性,并反复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到1992年的南方讲话中进一步定位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由此昭示出:实事求是不仅是党的生命线和一切工作的基本准则,亦是党在进行理论创新的过程中所必须长期坚守的旗帜。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的全新历史条件下,坚持实事求是的关键在于,要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历史方位出发制定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尤其需要辩证处理新时代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面临的“变”与“不变”的张力关系。一方面,需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变”国情,坚守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不变”国际地位;另一方面,在坚守“不变”的基础上,也需敏锐地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发生的变量因素,针对新时代主要矛盾的变化,做出及时有效的政策调整与反馈。在此过程中,不能因为坚守“不变”而忽略现实实践的变化,也不能因为强调“变化”而拒斥“不变”的基本规定性。

  (二)恪守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始终坚守的政治价值规范,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根本价值旨归。它内蕴“人民当家作主”的“善治”良序,因而充分实现了“人民”作为主体性的“完整在场”。1944年9月,毛泽东在追悼张思德大会的讲演中阐明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并在党的七大报告中强调“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党的七大被写进党章以来,就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价值观的核心表达,并在实践中发展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不仅凸显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为人类解放事业奋斗终身的历史使命,也为现代中国人构筑了一套崭新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从“砸烂一个旧世界”的革命党转变为“建设一个新世界”的执政党,一切为了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以贯之,构成了党在各个历史时期不断克敌制胜的理论法宝。从邓小平的“工具观”、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到胡锦涛的“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建设执政型政党”的实践诉求,再到习近平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无疑都是宗旨论意蕴的时代延展。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仍需以“为人民服务”为逻辑起点,从人民群众的现实诉求出发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一方面,需要从群众史观的高度理解新时代“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伦理规范;另一方面,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历史征程中,仍需将“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理念落实到实践当中,让改革和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从而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三)把握对立统一的矛盾精髓

  毛泽东的矛盾学说作为客观辩证法的主观逻辑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重大发展,使对立统一规律的观点渐趋明朗,并形成了系统的“矛盾精髓说”。诚如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所言:

  【“毛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观点是,任何一个矛盾中的各个方面不但是互补的—这是每一个方面存在的必要条件,而且在它们各自向另一方转化时还同一的。”】

  毛泽东在《矛盾论》开篇时即强调:‘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并提出: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这一问题的确认,不仅是把马克思主义进行教条式解读的坚决批判,而且也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哲学武器。

  矛盾法则构成了毛泽东解构世界和社会方程式中的独特方法论。可以说“毛泽东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对辩证法的政治一革命策略的提炼”。毛泽东始终坚持在理论规划中所呈现的应然与具体历史情境所展现的实然之间把握平衡,倡导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战略和战术相结合;强调学会“弹钢琴”、不搞“一刀切”等等,彰显出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有机统一。由此可见“毛泽东开启的辩证法中国初旅的理论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实践化,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概念、规律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论证服务、为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服务”,这在本质上是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一脉相承的。即毛泽东对于矛盾理论的分析与阐释,并非是对抽象哲学概念的兴趣使然,而是始终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密切相关,旨在通过实践发展矛盾理论、通过矛盾理论解决实践问题。革命战争年代的《矛盾论》,即是对当时中国革命诸多矛盾的精湛分析与思考;建设年代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更是应用矛盾理论分析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精彩之作。

  从改革开放40年的光辉历程看,中国共产党人在分析社会矛盾问题上无疑继承了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精髓。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走向共同富裕之路;从建设小康社会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诸多重大工作部署都和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分析社会矛盾问题呈正相关之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必须以问题意识为向导,科学处理治国理政实践中的系列辩证关系,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中强调,“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我们强调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深刻揭示了“问题”与“矛盾”的二元逻辑关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明确提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的语境下,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实现了对毛泽东重视矛盾理论、及时敏锐把握现实矛盾变动等思想精髓的继承与发展。

  (四)捍卫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方法论原则

  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第一次结合”,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实现民族独立、政治解放的历史任务。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见证着“第一次结合”和“第一次飞跃”的伟大成功,也预设了马列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第二次结合”的逻辑起点。建国之初,由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设想的相对不足,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缺乏,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建设大体遵循了“苏联模式”。毛泽东认为此举“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随着苏共二十大的召开,赫鲁晓夫以秘密报告的形式对斯大林予以全盘否定,毛泽东将其形容为“揭了盖子,捅了娄子”:一方面破除了对苏联苏共经验的盲目迷信、刹住“教条主义”风气,迎来了社会主义在中国本土独立自主、创新发展的破题之旅;另一方面全盘否定过去、否定历史的错误方法,无疑是对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和现实制度的全盘颠覆,极大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路向。

  基于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所面临的“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历史新课题的自觉思量,以及对苏联经验教训的理性思考,毛泽东于1956年4月召开的关于《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论》)修改稿一会上提出,“最重要的是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并强调“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从而走出一条“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的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全面开启了中国独立自主摸索发展模式、实现现代化的历史征途。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提出系列社会主义思想,呈现出对中国社会制度、生产力状况和阶级斗争状况的深刻体认,从而为全面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启理论先声。特别是其中内蕴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农轻重协调发展”等特色理论,对写就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社会发展学说仍有重大实践价值。

  从毛泽东展开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初期摸索到邓小平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概念,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三者是一个相互衔接、循序渐进、有机统一的辩证发展过程,都属于党领导人民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体历史线索。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提出,在深刻总结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新中国建立近70年奋斗史和改革开放40年发展史中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之上,更对“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命题做出了新的回答。这不仅标志着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也意味着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结合”推进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境界。

  

三、现实启迪:提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赖以科学发展的实践叙事框架

 

  承先贤之创造,开时代之生面。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需在新时代视域中重新理解毛泽东思想,使其以“思维中的具体”的形式再现出来,并进一步和新时代新国情、新世情、新党情相结合,以期实现对作为真理的毛泽东思想适用范围、界限以及现实效用性的当代检验。

  (一)新国情:发扬实事求是精髓,标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方位

  科学界定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逻辑起点。党的十九大作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这一重大政治判断,“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是实事求是思想精髓在具体的时代特征下的具体展开。

  第一,新时代是基于对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发展成就的深刻把握。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不平凡的历史性成就。一是树立新发展理念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二是蹄疾步稳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三是不懈推动民主法治建设;四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神聚气;五是紧抓生态文明建设打造“美丽中国”;六是精准发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总体实现了由“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历史性超越。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全方位历史成就,是催生新时代的根本保障。

  第二,新时代是对我国主要矛盾历史性变化的精准研判。时间会浓缩成就,也会叠加矛盾。科学认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党制定正确的战略规划的根本依据。美国著名学者诺曼.莱文就认为“当毛泽东把一整套的社会分析方法建立在‘矛盾’观念上时,他的社会分析的方法就有着不同于机械决定论的模式的基础。”纵览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过程,党的八大基于“人民的需要”和“工业化要求”来揭示社会主要矛盾。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则把“人民的需要”与“落后生产”相联系。而党的十九大则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是对“温饱需要”已经得到基本满足基础之上的超越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则内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两方面的诉求。这一历史性的根本判断,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实际”出发,是基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知转化的深度探赜;也构成了新时代开启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高效完成历史使命的逻辑起点。

  第三,新时代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发展起点的科学定位。首先,从民族复兴之维来看,新中国的成立解决了“站起来”的问题,改革开放解决了“富起来”的问题,而新时代则面临如何“强起来”的时代命题,昭示出发展由“量”向“质”转变,由外延的扩张转向内涵的实践提升。其次,从社会主义发展之维来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当代“出场样态”,则将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决定性成就来雄辩地证明科学社会主义的强大活力和历史必然性。再者,从中国式现代性之维来看,虽说“在建构现代化方案与理想社会制度问题上,西方社会因为自身的‘先发性’,已然垄断了对上述问题的解释权与话语权”,而以社会主义为底色展开的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则走出了一条迥异于资本逻辑的另类现代性重构道路,为丰富人类现代化图景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二)新世情:顺应和平、合作、共赢、发展大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今时代已然进入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世界历史时刻,一方面,随着“支配一切的资本逻辑”的全球布展‘使在场与缺场纠缠在一起,让远距离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地方性场景交织在一起”;另一方面,资本逻辑的泛化增殖与民族国家逻辑的自我护持的二元张力,使得人类社会内部的冲突日益尖锐。而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基于解放全人类之“初心”,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切实回答了“中国能为世界贡献什么”的毛泽东之问,也深刻彰显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中国具体发展特殊性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建立在工业文明之上的关于人的解放学说”,强调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已。早在1920年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信中就指出,“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已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的。”在新时代背景下,习近平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从推动“一带一路”、设立“亚投行”、打造“金砖+”合作模式,到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倡议经济全球化“再平衡”,中国正在以“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的积极实践,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展现出了中国共产党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廓然大公气度。而新时代也将“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

  纵览当下时势,世界大局在“排外”与“合作”的博弈中历经坎坷流变,西方国家“贫富分化一摩擦冲突一民粹思潮”恶性循环形成的“戈迪亚斯之结”亚待纤解。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合乎逻辑的中国式表达,以和平道义、协商合作、共建共享、共赢发展、交流互鉴的“和逻辑”勾画出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理路,以内外物我之间圆融通透的磅礴智慧,实现了对西方“主客二分”逻辑的历史性超越。它批判性地界划了“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推动人与人之间、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自觉的“类主体”的生成,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自我和他我渐臻“本质性内生统一”之态。由此“清晰地呈现出人类从以物质生产为核心的必然王国迈向以个性自由为核心的自由王国的道路。”

  (三)新党情:直面‘烤验”与‘佩险”,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炜大工程”

  “特别着重于从思想上建党”可谓是毛泽东党建思想的鲜明特质。他认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而从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曾针对党内阶层成员身份混杂、无产阶级组织基础薄弱的境况,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一“伟大工程”。后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又通过撰写《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文章,对党内错误的思想根源展开全面清算,从而实现了思想与政治二重层面的统一,可以说整风后“我党百年大计即已奠定”。而在即将迎来全国执政的重大历史关头,他更是提出“两个务必”和“进京赶考论”,进一步拴紧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阀门”,为锻造出坚强领导核心打下坚实根基。

  时易世变。党的角色地位和历史任务实现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由传统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根本擅变,发展成就极大铺陈、“忘记初心”的风险挑战也愈发严峻。在新的实践背景下,习近平强调:“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而欲强体魄于伟大的自我革命,则需将这一事业砒砺推进:一者“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构建起思想建党、纪律强党和制度治党三维一体、同向聚力的党建新格局;二者坚持“抓关键少数”,旨在通过从严选拔、从严管理、从严监督以发挥领导干部的关键作用;三者注重“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频共振”,从理想信念教育的“软向内化”和外在实践行为的“刚性约束”着手,实现“立初心”与“守规矩”的有机藕合;四者营造“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生态”,实现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的全面提级,从而为优良作风的培育提供“营养基”;五者秉持“零容忍”的反腐姿态,以“刮骨疗毒、壮士割腕”的勇气投身“打虎、拍蝇、猎狐”的斗争,由此总体上实现了“全面”和“从严”、目标与对象的内生藕合,为着力解决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书写出时代答卷,也使毛泽东党建思想精粹在民族复兴“赶考”之路上绽放出时代光芒。

  

四、结语

 

  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根本指导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定盘星”和“压舱石”。“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对毛泽东思想理论要旨的时代确认,既是理论承继,又有实践创新,体现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辩证统一,必将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深厚的思想伟力和强大真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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