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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俊杰:党员从唯物主义到“为”物主义的异化与矫正

2019-01-31 11:33:35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陈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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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员从唯物主义到物主义异化矫正

  河南师范大学 陈俊杰

  从唯物主义到“为”物主义,听起来毫无差别,讲起来却要分道扬镳。追溯哲学源头,“为”物主义当归属于小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分支实用主义流派。

  

胡适的实用主义偶像杜威

杜威的实用主义信徒胡适

  实用主义哲学诞生于19世纪70年代,同名作《实用主义》决定着美国人的行动准则,堪称美国的半官方文献。实用主义最初流行于19世纪的英、美两国,20世纪初蔓延到欧洲大陆。墨索里尼以实用主义哲学家为师,承认从中找到了“行动的信心,生活与战斗的坚强意志,而法西斯的成功大部分得力于此”!20世纪初,詹姆士、杜威等将实用主义发展为在美国影响最大的哲学流派。1920年,杜威到中国讲学,胡适等将实用主义运用于中国的思想、文化等研究。

  实用主义造就了西方社会物质主义的全盛时代,是商人、企业家与现实人生的哲学。实用主义趋向于“具体与恰当”,拒绝字面上解决问题的迂腐方式,将实证主义功能化,将知识视为行动的工具,将真理归结为行动的成功。进而,《实用主义》一书避谈正义感与人道感,为文化暴君提供武器而倒向反道德化。实用主义哲学对商业行动赋予的正义,对贪婪的商人而言如灵魂的安定剂,“为”物主义异化唯物主义的“唯GDP论”堪称其政策保护伞。党员要通过考公务员升官也不得不迁就这种政策导向,尽管近年来“唯GDP论”越来越遭到诟病。

  西方实用主义者贯彻了资产阶级利己主义世界观,即只管行动是否能给个人或集团带来某种实际的利益与报酬,而不问这种行动是否合乎客观实际与道德准则,强调有用即是真理,无用即是谬误。希特勒就承认,国际条约只有对德国“有用”时,他才会遵守条约,并借此来约束它国。当某个政党不再“有用”时,张国焘、汪精卫等就伺机背叛,其实只因为党内的某些个人恩怨。在当今国内,“打进党内的走资派”也走过了此类“人生轨迹”,直至登上“带路党”名单。

  詹姆斯借口反对机械论的历史观而否定一切肯定历史必然性与规律性的思想,把社会历史归结为伟人的创造,否认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历史的决定作用。杜威声称要“改造”以往的一切社会历史哲学,认为这些社会历史哲学都企图用一般概念来概括社会历史问题,抹煞了社会历史问题的特殊性与具体性,因此应取消这种一般的社会历史理论,代之以对社会历史事件的研究并探索应付具体事件的方法。在中国,其党员拥趸无不沦为历史(尤其是党史)虚无主义者。

  国内外对实用主义的评价有很大分歧:根据中国的传统看法,实用主义是反动的,无视经验的来源而只顾工具是否管用,不研究人的行动的价值而只顾行动带来的效果,由此导致了价值与效果的分裂;无视过去而只关心将来,不看最先的约定而只看最后的结果,这是一种市侩心态;更有党员认为实用主义也不乏可取之处,强调行动以实现目的,认为哲学应该关心人而不是“理”,强调工具以获得更好的效果。至于个人愿否认同这种观念,可以扪心自问若干不言而喻的现实问题:学生在乎复习过程还是在乎考试成绩?劳动者在乎工作过程还是在乎报酬福利?如果对普通人此类只看结果而不择手段的实用主义言行一概否定,是否也是脱离实际?至于兼顾手段与结果的正义性之争,实用主义者不予考虑。

  当今国内官媒狠批历史虚无主义,指责个别党员借怀疑历史的真实性而否定党史,进而否定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意义,最终堕入了信仰虚无主义,云云。何至于此?原因之一就是“为”物主义者垄断的文化阵地被互联网捅破了一个缺口,党员从中“发现”了一些历史真相,觉得自己被官方历史记载骗了。党内之所以会出现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恰恰是因为由胜利者编写的历史含有太多的“扬弃”,否定了假的同时也把真的否定了,所以不再相信这样的历史论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原本只是怀疑近代史,后来祸及整部历史,把“五千年的文明史”一并给虚无了,至少是把所谓的“文明”二字给虚无了。在新中国,历史虚无主义的始作俑者恰恰是一小撮打入党内任意杜撰历史、甚至用谎言歪曲历史的走资派。

  不过,假如仅仅是异化为历史虚无主义者,那也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这种历史原本就没有多少文明的意义,迷恋这样的历史无异于继续自甘堕落。问题是越来越多的党员不仅堕入了历史虚无主义,而且堕入了道德虚无主义、信仰虚无主义、价值虚无主义,甚至连人活着的意义也被虚无化,看不到人生有什么意义而堕入人生虚无主义。人性衰败,腐败堕落,其实质就是人生虚无主义。

  归根结底都是走资派的谎言惹的祸,没有原来的谎言横行就不会有后来的虚无主义。用谎言堆砌起来的文化被捅破缺口就会诱发多米诺效应,导致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崩盘,由这种“文化”构建起来的价值体系也会随之崩溃而变成一坨坨的烂泥,被越来越多的党员厌恶而变得没什么意义了,虚无主义由此而来。“为”物主义在实用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最后反而会强化各种虚无主义。

  首先看看党员的道德是怎样被虚无的:道德是人类共同的生活底线,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都是老祖宗早就给我们定下的。总而言之,道德底线是天经地义的,最终会升华为一切文明形态的符号。所以,道德是一种信念,违逆了这种信念就是没道德,不需要讲什么理由。所有的道德信念都可依归于一个最基本的信念: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信念在你的心里还有多大份量,道德在你的心里也就有多大份量。相信这个最基本的信念,你就会自觉信守道德底线;不相信这个最基本的信念,你就会倒向虚无主义。

  追根溯源,道德也是一种信仰。对于中国人来讲,信仰“天地良心”也就是信仰“人在做,天在看”,进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对于道德虚无主义者“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白银市连环杀人案死囚高承勇直言自己突然不再作案,主要是因为自己看到了“天眼”,这也是一种信仰。这甚至是源于中华民族最原始的宗教信仰,中国人传统的文化习俗“祖先崇拜”也是此类信仰的体现。

  新中国一度否定了传统的民间信仰,进而也否定了老祖宗传承下来的一点原始的宗教信仰,就连最基本的道德信念“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被当作封建迷信批判。这就动摇了中华民族道德传统的根基,道德信念失去最终的逻辑依归,如同水池失去了源头,直至变成一潭死水,风吹日晒,迟早是要干涸的。失去了原动力的物体之所以还能继续运动,不过是惯性力在推动,任何失去了原动力的运动体最终都会停下来。当今国人还有个别道德言行,比如震灾捐款,那其实只是习惯使然,因为自己生活还过得去,随大流捐点钱,更多的是为了面子,没有谁会觉得践行道德准则是人生的基本意义,当今国人的道德感就是这样一步步衰落的。一叶知秋,“小悦悦事件”余波未平,“扶不扶”的问题至今无定论。

  一位美国牧师在世纪之交的中国传教的心得是:毛泽东杀了中国的恶龙(中国传统信仰),让基督教的福音在中国容易传播了。这位牧师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了解过于有限,想不到继续去问中国共产革命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何以明确而强烈地打击中国传统信仰,而这一革命与社会主义实践试图构造的人的精神主体与社会文化氛围却何以排斥宗教。直至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主流也是反宗教或非宗教的。毛泽东时代对中国传统信仰的打击并不必然使中国社会往快速接受宗教的方向发展,但历史确实在短时间内快速向这位美国牧师看到的方向发展,而注意到中国大陆此方面的历史实际过程远比这位牧师的理解复杂。同时这也意味着,要解释这位美国牧师注意到的这一重大历史现象,其中的确有很多未被这位牧师意识到的问题与曲折,有关部门很有必要深入调查并妥善处置。

  其实,当初红卫兵们批判封建迷信时也意识到了由此而有可能带来道德危机,但又不惜用虚妄的“理论”杜撰各种“新道德”,籍此填补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崩溃后暴露的道德盲点。然而,这种由个别人躲在政治金字塔里杜撰出来的“道德观念”从根本上违背了特定历史阶段人性的发育程度,所以这种伪道德很快就破产了。传统道德被摧毁,“新道德”又破产了,于是陷入了道德虚无主义。“为”物主义泛滥,“道德多少钱一斤”就成了当今国人道德虚无主义的口头禅。

  从董存瑞等英雄模范遭到贬损来看当今国人道德感的没落,“为”物主义之祸更是一目了然。老红卫兵们为了烘托“新道德”的美妙而“塑造”了一个又一个英难模范,甚至包装得十全十美而变成了没血没肉的超人,哄得了小学生却哄不了成年人。在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里,大家都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做点好事无需别人知道。然而,在极左分子的“新道德”体系里,向道德模范学习只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籍此换来入团入党提干升职。将道德与政治表现挂勾,亵渎的是真正的传统道德。一旦老百姓发觉自己入党无望了,也就无心再学道德模范了,甚至会转而嘲笑那些原本没想过入团入党的积极分子,最终把原本愿做好事的党员也贬损了,南京彭宇案判词可见一斑。再来看看那些劳动模范,对他们的宣传几乎都是短暂的,这恰恰强化了“人不为己,天殊地灭”的民谚。个别劳动楷范也终究经不起时光的磨洗,不是腐败堕落了,就是变成了一个笑料。现在的劳动模范几乎都被虚无了,中国还有多少党员想走陈永贵的路线?!

  然后看看党员的信仰是怎样被虚无的:说到信仰,老百姓往往会联想到宗教信仰,有点年纪的党员则会联想到当年的共产主义信仰。联想到宗教信仰,可能会认为信仰是神秘的,甚而认为信仰是愚昧的,因为新中国一直在强化这样的观念;联想到共产主义信仰,无论老左派还是走资派,到头来大多只能换来一番自嘲,认为信仰是熬不住的。恰恰是因为近七十年来老百姓被强大的政治力量填鸭式教育,却把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根基摧毁了。随着共产主义信仰在苏东集团的衰落,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堕入了信仰虚无主义,直至把人类所有的信仰的意义虚无化,越来越多的党员走向“为”物主义更成了信仰虚无主义的始作俑者。

  “为”物主义者的信仰也不是地地道道的唯心主义,而广义上的信仰无一不是对某种主观上的信念坚信不疑。坚信“金钱万能”也算一种信仰,是“为”物主义信仰裹挟机械唯物主义的极端主观唯心主义浓缩版,但“不可持续”且不“普世”。只要是被坚信不疑的都可以称为信仰,但老百姓街谈巷议的最多的信仰往往是宗教信仰。当然,当今国人普遍没有虔诚的宗教信仰,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了某种朴素的宗教信仰,那就是“祖先崇拜”。这可以说是全人类最原始的自然崇拜之一,只是一直没被提升为一种正式的宗教信仰,然而这种崇拜具备了宗教信仰的基本元素,如“上天”、“神明”。其中也有含糊的宗教信仰的内在逻辑关系,即相信祖先有灵,相信自己的生命会有“来生”,相信“上天”有“神明”。现在还可以从传统的结婚礼仪上看到这种崇拜,新郎新娘拜堂是“一拜天地,二拜祖宗,三拜高堂”,最后才是“夫妻对拜”入洞房。老百姓心目中的“天地”是至高无上的,这就演绎出了中国人最朴素的宗教信仰,从而有“天地良心”等有宗教神秘色彩的民谚传承至今。毒大米、毒奶粉、地沟油、假疫苗、假古董……此类“为”物泛滥成灾却正在从反面刺激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信念的逻辑依归,老百姓残存的道德信念皆可主要依归于上述“天地良心”等朴素的宗教信仰。

  当然,此类朴素的宗教信仰也有不少先天缺陷,但中华民族的的确确是靠这种信仰维系繁衍发展的,靠“祖先崇拜”演绎我们的道德信念就要对得起祖先,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继承香火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人生目的,所以有此类朴素的宗教信仰的中国人往往不惜为子女做牛做马而无怨无悔。中华民族能繁衍发展为当今世界最大的民族主要就是得益于这种朴素的宗教信仰,而当今国内的年轻人却越来越像日本等后现代主义泛滥成灾的西方国家的年轻人,其隐患不言而喻。

  新中国差一点摧毁了所有的宗教信仰,连如此朴素的宗教信仰也摧毁了。红卫兵们把这种信仰斥为封建迷信,于是发动了一浪高过一浪的“破四旧”等政治运动,连自家厅堂上祖先的牌位也不放过。为了美化这种运动,老左派不惜用虚妄的“理论”仿效宗教信仰,利用手中掌控的强大政治力量鼓吹各种“新道德”,但其中根本没有宗教信仰的基本元素,所以不可能建立宗教信仰的逻辑关系,也不可能形成一种真正的信仰,多数党员的“为”物主义由此而来。长此以往,信仰危机势必强化道德危机,现在容许恢复中华民族传统的宗教信仰为时未晚。然而,任何信仰都要经过长期传承才有可能升华为真正的信仰。世界三大宗教信仰都是经过千百年传承而发展到今天的局面,一旦被空前摧毁,重建又何谈容易?!想靠强大的政治力量打造一种新的信仰,恰恰容易暴露对信仰本质的无知。

  

“红通”一号戴学民 

 “红通”二号李华波

  党员的“为”物主义信仰只能换来物欲的短暂狂欢,其代价是精神空虚而走向疯狂乃至自取灭亡,一到生命的终点或权势的终点则无不痛心疾首,心灰意冷而万念俱灰,根本不可能有宗教信仰熏陶出来的某种坦荡的情怀。所以,只在乎物欲的所谓信仰实在谈不上是一种真正的信仰,贪官们沦为“红通”对象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红通”是“红色通缉令”的简称,这个概念中外通用。自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国政府有关部门追捕“红通”分子的力度迅速加大。2015年4月25日,中国政府公开曝光的百名“红通”逃犯之一戴学民第一个归案,职务为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上海营业部总经理,涉嫌贪污1100多万元。“红通”榜单上第二个落网的是排名第二的李华波,曾任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股长,这个“股级”干部凭着一枚假公章就侵吞了公款9400多万元。

  中华民族的传统信仰被摧毁后,各种“新道德”又迅速破产,信仰领域的青黄不接导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倒向信仰虚无主义,“潘晓来信”由此而备受瞩目。党员“率先垂范”而“为”物主义泛滥成灾往往会催生两种极端的人生观,一是及时行乐,二是不怕报应。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理解何以贪官们前仆后继。

  “为”物主义者也否定灵魂存在,认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死后什么都没了。这种生命观势必衍生两层生存意识:一是及时行乐,最终造成穷奢极欲。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所以人生要及时行乐,这种人生观只在乎物欲的享受,而唯有拼命赚钱才有可能放纵情欲享受。这种行时及乐的人生观一旦定型,变穷了就会觉得生不如死自甘堕落,变富了就会穷奢极欲百无禁忌。人的欲望是一个无底洞,越是追求物欲享受,贪婪的黑洞就会越挖越深,直至走向违法犯罪的不归路。二是不怕报应,最终变得穷凶极恶。人类社会靠道德与法律遏止恶欲,道德是遏止恶行的第一道防线,法律是遏止恶行的第二道防线。“为”物主义否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信念,随之而来的只能是社会道德体系整体滑坡,而走资派党员首当其冲。无神论者不敢作恶往往并不是因为敬畏道德,而是因为畏惧法律,“不受约束的权力”一旦解除了对法律的恐惧,情欲往往就会转化为恶欲。这种恶欲一旦暴发出来,党员(尤其是高干)就敢把坏事做绝。“为”物主义者在两种情况下最容易诱发恶欲:陷入穷困潦倒而觉得生不如死,对道德的恐惧感也就毫无约束力了;权力大到连法律都管不了他,对法律的恐惧感也就毫无约束力了。前者往往会催生强盗,后者往往会催生贪官,进而是官黑一体掏空基层政权。

  党员的“为”物主义信仰泛滥成灾,足以把整个中华民族带入一个虚妄的精神世界。假如唯物主义理论只是作为哲学范畴的一种思辩话题,对社会还不会带来大的危害,如同你在哲学范畴里论证杀人的合理性对社会也不会构成实质性的威胁。然而,将“为”物主义理论变成人类的一种信仰,那就遗害无穷了。走资派早已证明,“为”物主义思潮泛滥的地方无不陷入信仰危机并因此而衍生全面的道德败坏。腐败堕落,过度消费,环境污染,狂妄自大……其深层次的原因都是党员“率先垂范”的“为”物主义思潮泛滥成灾,一旦变成人类的普遍信仰,把人生永恒的意义虚无化,只剩下了这一生的现实意义,最终就只能剩下享乐的意义了。“为”物主义者的错误在于把原本属于哲学范畴的思辩话题推及全人类的精神世界,直至将其变成全人类的至高信仰。人之所以别于动物,主要就在于人活在两重世界里,即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合二为一。动物只有一个物质世界,而精神世界是人类独有的。“为”物主义理论只能用于思考物质世界的问题,硬是搬来思考人类精神世界的问题则会把人类带入一个由物欲享乐主义构建的虚妄的精神世界,比如鼓吹“买房就是爱国”,商人的贪婪在其中一览无遗。

  当然,将“为”物主义异化的虚无主义还有很多类别,比如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法律虚无主义、后现代主义、达达主义、朋克主义,等等。相比之下,道德虚无主义与信仰虚无主义在当今国内的破坏力更大。前者起于基层,最终在党员(尤其是高干)内部泛滥成灾而一发不可收拾。

  “改革开放的设计师”邓小平曾反复强调他的老家四川流传的一句民谚:“黄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现在这句话却被流传为“黑猫白猫,抓住老鼠是好猫”,从“黄”到“白”一字之差,其内涵却足以被解读的大相径庭了。那么这句话是不是正在党员内部泛滥成灾的小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催生的“为”物主义的具体表达?实用主义哲学将行动的结果是否符合自己的主观意图作为取得“成功”与“效果”的衡量标准,认为只要行动的结果符合自己的主观愿望就是获得了成功甚至掌握了真理,这种观点表面上与我党强调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似乎没什么两样,但事实是实用主义哲学的真理观只能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背道而驰,二者有主观唯心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本质区别。

  第一,实用主义是在英国唯心主义经验论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认为世界上唯一真实存在的是经验,而经验属于主观范畴。实用主义哲学家詹姆士就认为:“任何实在的东西必须在某一个地方被经验,而每一种类的被经验了的事物必须在某一个地方是实在的。”在实用主义者看来,存在就是经验,抑或经验就是存在,所以存在归根结底是指经验的存在,即人的主观意识领域的存在,而不可能是指客观世界的存在。显然,这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解释的存在是南辕北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说的存在是指在人的主观意识领域之外的、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或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客观事物或客观世界,这也是唯物主义哲学与唯心主义哲学在理解存在问题上的根本区别。

  第二,实用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观不相兼容。杜威认为真理只是经验与经验之间的或观念与观念之间的联系:“真理的意义不过是这样的,只要观念(它本身只是我们经验的一部分)有助于使它们与我们经验的其他部分处于圆满的关系中,有助于我们通过概念的捷径,而不用特殊现象的无限相继续,去概括它、运用它,这样观念就成为真实的了。譬如说,如果有一个概念我们能驾驭,如果一个概念能够顺利地从我们的一部分经验转移到另一部分经验而将事物完满地联系起来,很稳定地工作起来而且能够简化劳动,节省劳动,那么这个概念就是真的。”詹姆士认为检验真理与否的标准是有用或成功:“它是有用的,因为它是真的,或者说,它是真的,因为它是有用的。这两句话的意义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这里有一个观念实现了,而且能被证实了。‘真’是任何开始证实过程的观念的名称。‘有用’是它在经验里完成了作用的名称。”换言之,只要主观上认为某个观念无用或无效果,那就不属于实用主义者眼里的真理范畴。

  显然,实用主义坚持的是主观的真理标准,与马克思主义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一回事。马克思主义在真理问题上强调:首先,真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本质与规律的正确认识与正确反映,只有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与规律的思想认识才是真理性认识,这是由真理的本质所规定的;其次,真理是有用的,但有用的未必就是真理,判别是否是真理性认识的标准不是有用,而是是否符合客观事物的本质与规律,这当然不是走资派党员的“为”物主义衡量标准。

  在教育领域,易中天认为实用主义对历史观的危害最大,比如影射史学、牵强附会、以古鉴今……实用主义大行其道,很容易让普罗大众目光短浅,浮于表面的技能而不愿深度探究其背后的原理乃至长远的发展,包括追捧“读书无用论”等观念,甚至倒向反智主义,比如“数学滚出高考”。其实,学数学主要是学数学思想乃至学习理性思维,这是现代人必须具备的。不少年轻人抱怨在学校所学的知识无法使用,这种实用主义观念同样只是把知识简单粗暴地等同于“实用”,从而陷入实用主义误区,学生在学校学的除了知识以外更要学知识背后的思考方式与思维能力。极端的实用主义还表现在老百姓都只想怎么搞快钱而忽略道德良心,不愿理性的、创造性的、深入的思考与探索知识,这是一种惰性思维,比如山寨、盗版、拿来主义,等等。庸俗的实用主义容易使人变成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野兽而丧失人的可贵品质,在丛林法则的“指导”下,老百姓对权力与金钱的崇拜无以复加,社会达文主义泛滥,侵害他人利益竟然被看起来理所当然。

  

  集体主义者与个人主义者在当今国内旗鼓相当?

  实用主义者的“为”物主义口头禅往往是“我认为有用的才是值得追求的”,问题在于不同的信仰者(如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佛教徒、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对“有用”的衡量标准不可能千篇一律。面对此类争议,实用主义者的反击往往是“别人怎么看都不重要,我怎么看最重要!”由此,实用主义者难免陷入主观唯心主义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泥淖。由此,马克思主义者的唯物主义观与实用主义者的“为”物主义观之争终将表现为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之争。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认为先有客观世界后有主观认识,而认识是主观对客观的反映,人的主观认识只有符合客观事物的本质与规律才是真理性的认识,人的思想认识是否正确取决于人的主观观念是否与客观事实的本质与规律相一致,主观认识只有与客观事实相一致才是真理性的认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中国化成果之一,这在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科学解释中已有所反映。邓小平也曾努力贯彻“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将邓小平理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实用主义的主观真理论混为一谈则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曲解。党员(尤其是高干)“为”物主义思潮泛滥成灾,其实质是违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思想的。要贯彻邓小平理论,各级党组织就有必要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本清源。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强调,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异化是马克思时代的主要特征,但他没有抽象地谈论人,而是基于“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发展“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变革“解释世界”的旧哲学为“改造世界”的新哲学。预防党员(尤其是“红通”对象)将唯物主义异化为“为”物主义,各级党组织务必对实用主义者所谓的“实事求是”正本清源,从而避免党员自身也被异化为举着“实事求是”招牌的实用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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