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文章中心 > 纵论天下 > 学者观点

周远:典型的“脱离实际的文人当权是灾难”与“胜利者的特权”——加利波利战场遗址游览有感

2019-01-22 10:01:01  来源:察网  作者:周远
点击:   评论: (查看)

  【摘要】: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是战争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代表的中国与国民党代表的所有侵略中国的外国战争较量的结果。对这一战争结果任何质疑、任何挑战,例如所谓“果粉”、“国共之战是内战”、“共产党执政不合法”等等都是发动新战争的战争行为,都是以“言论自由”掩护的新战争的战争宣传和战争动员。一切“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之类无限制无条件的崇洋媚外、一切为汉奸翻案、一切妖魔化中国、妖魔化民族英雄、妖魔化共产党,一切所谓“历史虚无主义”,本质上都是剥夺中国战胜国胜利者的特权,把战败国的义务重新强加给中国的单方面改变解放战争的战争结果的战争行为。中国正在被一帮“推行普世价值、脱离实际的文人”引向放弃这一特权,结果:“精日”分子横行,“历史虚无主义”泛滥,上层建筑领域反共成了时髦,“猎鹰行动”“带路党”猖獗,“颜色革命”“民主动乱”蠢蠢欲动,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继续听之任之,前车之鉴不远。

  

 

  一、脱离实际的文人当权是灾难

  随旅游团出发去加利波利战场遗址游览的时候,我还是一副吃瓜群众打酱油的心理——英国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一百多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加利波利的这场大战,跟中国有什么鸟相干?此行无非是听听故事长长见识,消遣消遣而已。

  但参观了现场、听了土耳其导游的讲解、阅读了一些有关资料之后,我不禁哑然失笑:这情景听起来怎么那么熟啊?典型的“脱离实际的文人当权是灾难”。

  ——“脱离实际的文人当权”:脱离实际的文人政客丘吉尔当上了海军大臣

  当年的丘吉尔真是风光无限:马尔巴罗公爵的嫡系后裔,百年勋贵子弟官N代,上过军校,上过战场,当了俘虏还能成功越狱,经历丰富,文采横溢,所见所闻都被他写成了传奇,一下子举国闻名,成了政坛新星,26岁就成了英国最年轻的下议院议员,37岁就成了掌管世界上最强大海军的海军大臣……

  然而滤掉华丽外衣、分析实质经历,就能发现那时的丘吉尔本质上就是个脱离实际的文人:19岁(1893年)考入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20岁(1894年12月)毕业;21岁(1895年10月)乘假期和朋友一起到古巴体验西班牙对古巴的战争,因父亲的关系被英国情报部门看中要他负责收集西班牙军队的情报,并被《每日纪事报》聘为随军记者;一个月就捞到一枚西班牙红十字勋章回英国;22岁(1896年)随部队调往印度,以《加尔各答先驱报》和《每日电讯报》记者的身份采访英国的军事行动,写出第一部著作,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吃上了写作饭;25岁(1899年)离开军队投身政治参选失败;同年9月以《晨邮报》记者的身份前往南非采访第二次布尔战争,在随英军士兵行伍途中被俘;12月越狱成功;这一经历被他写成了传奇,出版后大获成功,从此名闻天下,借以成功步入政坛,变成职业政客。

  这些经历足以证明那时的丘吉尔没干过什么实事,没什么实践经验,没干过海军,更不用说指挥过海军作战。如果不算显赫家世,他的发迹全靠写作演说。从这个角度看,那时的丘吉尔跟一切靠笔墨口舌吃饭的脱离实际的文人没什么本质区别,都是摇唇鼓舌舞文弄墨之辈,只擅长随心所欲自由发挥浪漫想象尽情夸张,不会也不可能会周密部署组织协调密切配合。如果说有区别,那就是丘吉尔是个有能量的脱离实际的文人政客。

  没干过实事,没干过海军,对海战指挥一窍不通,连陆军基层指挥经验都没有,只会口舌笔墨的脱离实际的文人政客当上了海军大臣,拥有了支配当年号称世界第一的海军力量的大权,偏偏又喜欢对具体的军事行动指挥指手画脚插上一手——这难道不是不折不扣的“脱离实际的文人当权”?

  ——“灾难”:英国在加利波利的惨败

  当年号称世界头号强国——大英帝国的最强大的海军加上几十万最现代化的军队,居然在加利波利被号称“西亚病夫”的奥斯曼土耳其打得灰头土脸、损兵折将、大败而归,这对英国来说难道不算灾难?

  ——“脱离实际的文人当权是灾难”:脱离实际的文人丘吉尔当权,导致英国在加利波利的惨败灾难

  乍一看,丘吉尔的战略设想简直是天才杰作——只要利用大英帝国天下第一的优势海军打通达达尼尔海峡,就能一举攻占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就能实现战略“斩首”,就能逼土耳其投降、向东援沙皇俄国、从南方包抄德奥、打破西线已经陷入堑壕战的战争僵局……这样一来就能迅速地胜利地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提出这一战略的丘吉尔本人就可以作为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救世主一般的英雄人物载入史册。

  从“理论”上说,丘吉尔的达达尼尔海峡战略似乎无懈可击:大英帝国海军天下第一,号称“西亚病夫”的土耳其海军根本不是对手,哪能阻止得了英国海军直插伊斯坦布尔?只要英国军舰出现在伊斯坦布尔,习惯用弯刀和长矛战斗的奥斯曼土耳其土老帽见到这些重炮如林的战列舰后肯定吓得立刻屁滚尿流举手投降,丘吉尔的战略肯定立刻大功告成。

  “理想很丰满”。丘吉尔的战略理想不仅丰满,而且充满了浪漫的假定:“我有成功军人的潜力”、“我能在脑海里筹划大规模行动”——假定如此高明的“点穴战略”只有自己想得到、敌人想不到;假定海军能轻而易举打通达达尼尔海峡;假定光凭海军就能占领伊斯坦布尔;假定只要舰队出现在伊斯坦布尔,拥有百万陆军的土耳其就一定投降,根本用不着登陆作战,(所以从丘吉尔到制定作战计划的卡登海军上将都没有提到一旦英国海军突入进了伊斯坦布尔之后下一步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有了这么多浪漫的假定,丘吉尔不仅坚持打通达达尼尔海峡、攻占伊斯坦布尔,而且坚持不要陆军参与,而由英国海军“单刀赴会”独家包办:“英国海军所向披靡,一支英国舰队或英法联合舰队就可以创造奇迹!”——海军大臣的伟大战略如果让陆军掺和进来,岂不要分去一半功劳?

  假定如此浪漫,行动自然迅速——达达尼尔作战建议1915年1月9日提出,战斗2月19日即打响。如此大规模战略性跨海作战,从提出建议到付诸实施一共用了不到一个半月时间。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等战斗打响,英国人才发现原来所有那些浪漫的假定全是想当然的一厢情愿,实际情况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土耳其军队没有拿着鸡蛋碰石头、用军舰跟英国海军硬抗,而是采用“不对称战术”,在狭窄的达达尼尔海峡里大量布水雷——英国军舰再强大,也碰不过水雷吧?

  ——英国舰队要打通海峡就必须扫雷,而扫雷却是英国海军的短板——英军在达达尼尔海峡进行扫雷的船只都是临时召集和拼凑起来的、和平时期建造的、没有任何防护的木制拖网渔船。这些船在风平浪静没有涡流的海面上行驶和执行扫雷作业时效果还算过得去。但达达尼尔海峡是双向潮流,天气变幻莫测,大部分的时间不是风浪太大就是水流太急,这些本来的民用船只在这样的海流里几乎无法前进一步,尤其是把扫雷器放到水里的时候。

  ——和训练有素的正规海军官兵不同,英军扫雷人员都是从北海港口征召来的普通渔民。这些人只进行过短时间的训练,没有经验,更没有战场经验,当土耳其炮兵射出的炮弹在他们附近爆炸并激起一排排的冲天水柱的时候,他们脑子里除了逃跑以外没有别的念头。

  ——英国军舰火炮都是专为海战设计,虽然威力大射程远,但弹道平直,只能摧毁直接瞄准的目标,对于用间接射击才能摧毁的隐蔽在山后的目标效果有限。而达达尼尔海峡沿岸净是山。土耳其军队设置在明面的火炮和火力点一下子就被英军摧毁了,但仍能用隐蔽在山背后的火炮大仰角超越射击。英军要对付这些火炮就只能间接超越射击,这就离不开炮兵观察校正。土耳其的炮兵观察哨可以安安稳稳地从岸边直接给自己的炮兵指示目标,英军则只能依靠炮兵观察机冒险深入敌境进行空中侦察校正。英国舰队能携带的炮兵观察机只能是水上飞机,而达达尼尔海峡湍急的海流和复杂的天气使英军的水上飞机经常无法起飞,好不容易起飞了也很少能爬升到敌军步枪射程之外的高度,经常被击落击伤。英军舰队火力虽然强大,却因为缺乏炮兵观察校正而经常变成瞎子,只能乱轰一气,收效甚微。

  ——英军想要不受干扰地扫除水雷就必须摧毁土军保护水雷的火炮,尤其是隐蔽在山后的游动火炮。对这样的目标,弹道平直的远程大炮无能为力,只靠弹道弯曲、能超越射击的曲射火炮。但曲射火炮射程有限,这就要求军舰必须靠近。要扫除水雷,军舰就必须抵近射击;而军舰要抵近射击,就必须扫除水雷——不扫雷没法打炮,不打炮没法扫雷。这就产生了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哲学难题:先“扫雷”,还是先“打炮”?

  ……】

  所有这些都是细节,极其具体而又实际的细节。细节决定成败。魔鬼都在细节中。细节都在实践中——不实践的人不可能看到细节。没有实践经验的人不可能正确理解细节。脱离实际高高在上而又满脑子丰满理想的当权文人不可能懂得细节。而对他们来说,不懂的东西就不存在。所有令自己扫兴的细节都不过是敷衍自己的借口。丘吉尔正是如此——强大的英国舰队为什么如此举步维艰,从2月19日折腾到3月中仍然忙着扫雷?折腾这么久,伤亡又不大,可见军队缺乏“勇敢”和“进取精神”、“根本不愿意冒着必须要承担的风险去争取突破”,于是语气严厉地催促舰队指挥官卡登上将赶快前进。卡登上将左右为难,既不愿让舰队冒险开进雷区又不敢违抗命令,最后也不知是真病假病,反正以病为由请辞。邱吉尔立刻批准,任命德罗贝克少将接任指挥,要求他马上发动进攻。

  丘吉尔的严厉督战立竿见影——3月17日临阵易帅走马换将,3月18日英法联合舰队便不顾一切强行闯入狭窄的海峡通道。结果16艘大型战舰中当场被水雷炸沉3艘,重伤3艘,其余的赶紧狼狈撤走,再也不敢冒险闯关了。

  仗打成这个烂样,丘吉尔仍不死心,“情况不明决心大,胸中无数办法多”的脱离实际的文人秉性又发作了,脑袋一拍又冒出个新点子:既然从海上过不去,那就从陆地上过去——派陆军从达达尼尔海峡加利波利半岛另一侧登陆,从陆地上背后包抄端掉土耳其保护海峡的大炮,从而为海军扫雷闯过海峡扫清道路。这下主角就从海军变成了陆军,原来主张海军包办、不要陆军插手的丘吉尔不得不放下架子,求陆军帮忙找回这个场子。

  脱离实际的文人没当权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当了权则想到哪儿做到哪儿,至于做得到做不到就不管了,反正那是别人的事。丘吉尔就是如此——3月18日才想到加利波利登陆包抄,4月25日加利波利登陆作战就迫不及待打响。对这样一场涉及几十万人的敌前登陆的极复杂的大型两栖作战,全部计划、准备和培训连前带后加起来只给了5个星期。如此匆匆的准备过程充满了脱离实际的文人的老毛病——脱离实际,一厢情愿,自以为是,轻率盲目想当然:

  【——任命的指挥官汉密尔顿爵士号称“诗人将军”,虽然诗作精彩,脍炙人口,军营作品在部队风靡一时,却对加利波利和土耳其军队一无所知,甚至连加里波利半岛是否有淡水都搞不清楚。而英国陆军部给他的指示简略到不能再简略:指挥一支英联邦远征军入侵加利波利,消灭那里的敌人。

  ——汉密尔顿的作战计划是靠一本1912年的土耳其陆军操典和临时从书店买来的伊斯坦布尔旅游指南制订出来的。登陆编队、登陆步骤均无头绪。而他的一贯作风是只向下属们传达战役的目标,具体如何实施则交由现场的指挥官自己决定——真不愧是“诗人将军”,连需要严格计划严密配合的登陆作战都能变成可以尽情自由发挥的浪漫。

  ——英军的参战士兵没有登陆经验,甚至没有训练就开始了登陆作战,而且居然还是夜间登陆作战。(海上都打了两个多月了,战略意图早暴露无遗了,对手再迟钝也知道加强防御了。这种情况下居然还想玩从来没玩过的夜间偷袭登陆出其不意突破防御。这脑洞真不是一般的大。)】

  等1915年4月25日凌晨加利波利登陆作战打响,人们才发现英联邦军队的作战计划和准备工作简直离谱得可怕:

  【——由于没有专门的登陆艇,英联邦军队从军舰换乘小艇登岸。由于掌握的当地海流、水文等信息不准,又是夜间作业,小艇纷纷偏离了预定的登陆地点。本来预定的登陆地点是沙滩丘陵,实际却正对着悬崖峭壁。

  ——搜集的资料说登陆地点可以直接涉水上岸。但实际上许多地方水深平均两米五,而英联邦军队每个士兵平均负重几十公斤,只要掉下去就浮不起来,直接沉到底。

  ——由于士兵大多没有接受过夜间登陆训练,再加上对半岛地形一无所知,部队上了岸纷纷找不到北,光是找方向就花了很长时间,错失战机。

  ——由于从书店里买来的旅游地图根本不准确,部队上了岸才发现登陆点的海滩比原先预计的窄得多,运上去的人员、装备、牲畜、补给全挤在了一起,成了绝好的靶子。

  ——英联邦军队是从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等不同国家七拼八凑临时抽调的,之前相互生疏,未经磨合,无从密切配合。

  ——由于作战计划太随意,指挥混乱,登陆部队各行其是,有凌晨登陆的,有拂晓行动的,你动他不动,锣齐鼓不齐,整个一个打乱仗,更谈不上步调一致协同作战——甚至出现在一个登陆点两支部队指挥官火线吵架、争论这里该谁说了算、两支部队的士兵乐得躲在一边泡茶喝、土耳其守军乐得做壁上观从容加强防护的奇闻。

  ——英联邦军队使用的地图还是几十年前的老古董,有的还是克里米亚战争时期绘制的,极不准确。士兵甚至奉命攻占实际并不存在的高地,或者在地图上没有、实际上存在的地方象没头苍蝇一样团团乱转。

  ——英军只装备了能处理500伤员的医院船,但登陆第一天一个滩头就有5000伤兵。

  ……】

  所有这些又都是细节——细节决定成败。魔鬼都在细节中。这么多细节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短期内搞清解决。而丘吉尔给这场大规模两栖登陆作战的准备时间只有5个星期。

  掘壕据守、以逸待劳的土耳其军队居高临下向乱成一团的英联邦军队猛烈射击,英联邦军队被困在海滩上动弹不得,伤亡惨重,登陆作战变成了一场灾难。尽管英国军舰大炮不断猛轰,英联邦军队仍然寸步难行,直到最后也只推进了几公里。关键的制高点一个也没拿下。加利波利登陆战最终象西线一样,演变成僵持对峙的壕沟战。

  两军堑壕对峙,最近距离只有8米。这么近的距离,即使娘们也能毫不费力地把手榴弹扔进对方堑壕。堑壕里的士兵人人朝不虑夕,这分钟不知道下分钟还能不能活。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线士兵的厌战情绪日益浓厚。犬牙交错的前沿阵地上苦苦忍耐的两军士兵不约而同产生了同命相怜之感。

  据土耳其导游介绍,当时双方士兵先是彼此喊话互道问候;进而把落入己方的对方伤员直接送回去,自己安然返回;然后赛起了足球;最后干脆互通有无做起了交易:

  【英联邦士兵:“你们午饭吃什么?”

  土耳其士兵:“面包和水。”

  英联邦士兵:“晚饭呢?”

  土耳其士兵:“水和面包。”

  英联邦士兵:“早饭呢?”

  土耳其士兵:“只有水没有面包。”

  英联邦士兵:“我们不缺面包,给你们一些面包吧!”

  土耳其士兵:“我们不缺烟草,给你们一些烟草吧!”

  英联邦士兵:“好,成交!”】

  仗打到这个份上,显然是打不下去了。丘吉尔再死硬也顶不住压力。1916年1月,英联邦军队偃旗息鼓,垂头丧气灰溜溜撤出了加利波利海滩。兴师动众折腾十一个月,死伤几十万,报销军舰一大堆,耗费资源无数,结果是个零。使了个大力放小屁——不,连个屁都没捞到。

  (不过总算没有连个响声也没捞着,至少溜得漂亮。这大概是英国在加利波利战役中唯一的军事亮点——几十万人“说走咱就走”,跑光了才被土耳其人发现,几乎毫无损伤。这也算得上一大成就。好像英国人一贯擅长敌前溜号:一战加利波利,二战敦刻尔克、希腊、缅甸……每次都是多少万人的协调行动,每次都不可能事先计划事先演练,每次居然都成功,每次都堪称奇迹,确实挺奇葩的。)

  一个战略不管看起来多高明,行得通才是高明,行不通就是笑柄。丘吉尔的加利波利达达尼尔海峡战略看起来高明之至,做起来却不但沦为笑柄,而且变成灾难——对于毫无意义地丧失了生命的双方几十万士兵来说,这就是不折不扣的大灾难。

  撇开其它因素就事论事,导致这场灾难的最大原因是脱离实际的文人当权。脱离实际的文人当权必成灾。

  脱离实际的文人最大的通病是不切实际——是脱离实际的文人就不切实际,切实际已不是脱离实际的文人:只要是纯粹的脱离实际的文人,就一定不靠实践劳作吃饭而靠笔墨口舌吃饭,也就是靠主观夸张吃饭,或者说靠“说”吃饭。而一切客观规律和实际情况都只能在客观实践中发现,或者说靠“干”发现。这就决定脱离实际的文人只能是理论知识和信息的“二道贩子”,所掌握的所有知识和信息都不是自己的,都来自别人,相对于自己都是间接知识、间接信息。理论知识和信息都从现实中抽象出来的,具体细节都被抽象掉了。只有客观还原细节才能正确运用理论知识和信息。只有直接的实践经验和接触实际才能客观还原细节。没有自己的实践经验直接知识和信息垫底当主心骨,就只能照搬照抄别人的知识和信息,不可能知道真正的细节,不可能真正理解细节,不可能如实还原细节。细节决定成败,魔鬼都在细节中。这就决定在脱离实际的文人眼中所有的知识和信息看上去都是平面的,可以是这样也可以是那样。因此脱离实际的文人不可能及时准确客观地判断出掌握的知识和信息是真是假、多少真多少假、什么情况下是真、什么情况下是假、自己目前实际面对的究竟是什么情况,只能凭想象和推测还原细节。这一切决定脱离实际的文人即使不情愿,也只能不知不觉地向自己希望的知识和信息倾斜,不可能不一厢情愿,不可能不主观武断,不可能不自以为是。

  《任正非传》记录了一件事:

  【一个没有任何实操经验的北大高材生进华为之后就给任正非写了一封“万言书”,对公司的经营模式、管理模式、发展方向发表了一通见解。任正非看后批复如下:此人如果有精神病建议送往医院进行治疗,如果没有病那就建议辞退】

  任正非承认此北大高材生有实力,但他强烈反对的是没有调查就发表宏大见解,一点都不踏实。

  如果脱离实际的文人不当权,那不切实际也好、一厢情愿也好、主观武断也要,自以为是也好,还不算最糟,随他怎么胡思乱想胡说八道,不听就是了。但如果脱离实际的文人当权,情况就不一样了。脱离实际的文人可以用权力把自己的不切实际、一厢情愿、主观武断、自以为是强加于人,把胡思乱想胡说八道变成胡作非为,别人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这就不可能不导致难性后果。

  加利波利之战就是典型实例——加利波利之战完全是丘吉尔这个脱离实际的文人政客一手包办出来的:丘吉尔构想,丘吉尔提出,丘吉尔促成,丘吉尔点将,丘吉尔协调,丘吉尔督战,丘吉尔坚持……从头到尾,丘吉尔把脱离实际的文人本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不切实际,一厢情愿,主观武断,自以为是,目空一切,眼高手低,急于求成……海军大臣的大权在手,丘吉尔的一套下级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即使明明知道已经撞上了南墙、碰得鼻青脸肿,还得继续往上撞,最后终于遭到惨败灾难。这一切足以证明“脱离实际的文人当权是灾难”。

  有人说,丘吉尔一战不咋地,二战了不起,可见脱离实际的文人当权即使有灾难也没太大关系。

  丘吉尔能咸鱼翻身有其特定历史条件:

  第一,不是不可挽回的全局性灾难

  如果是导致国家崩溃、社会解体、天下大乱的全局性灾难,那决计无可挽回。

  第二,知道吸取教训

  二战期间,只要一提敌前登陆开辟第二战场,丘吉尔立刻象触了电一样跳起来坚决反对。可见不但吸取了加利波利之战的教训,而且矫枉过正,“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难怪美国小说《战争风云》里要借斯大林之口揶揄丘吉尔:

  【“在一九一五年,当时军事武器比现在原始,丘吉尔先生仍然有办法使一个大部队在离开英国几千英里的加利波利登陆。也许他经历了这一次之后有点胆怯了。”】

  第三,有足够的人命往里喂,给你当学费

  加利波利之战双方共死了几十万。这几十万条人命只起了一个作用:给脱离实际的文人当权交学费。不像长平之战时的赵国,这几十万条人命的学费大英帝国还承担得起。

  第四,国家有足够的老本,经得起折腾

  加利波利战役时,大英帝国还是“日不落”的世界第一强国,底子还厚,还不至于因为一场战役的惨败就崩溃或一蹶不振。

  第五,能碰上东山再起的历史机遇

  “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英法庸才当道导致二战,才给了丘吉尔东山再起扬名立万的历史机遇。

  如果凑不齐这么多独特的历史条件,整个国家就只有“一失足成千古恨”:

  ——前苏联被戈尔巴乔夫一帮脱离实际的文人政客的“新思维”搞垮,再也无法挽回;

  ——俄罗斯被叶利钦一帮脱离实际的文人政客的“休克疗法”搞垮,再也恢复不了元气;

  ——明末代表东南地主富商的脱离实际的文人官僚(东林党)把持朝政,借口“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不讲利,只讲义”豁免商业税,借口“按亩征税”使面积小单产高的东南赋税减少而面积大单产低的西北不堪重负,最后官逼民反,明朝灭亡;

  ——脱离实际的文人纸上谈兵导致惨败灾难的事例数不胜数,著名的典型前有赵括马谡,后有王明博古;

  ——许多灾难之所以没有变成现实,仅仅是因脱离实际的文人没能当上权:

  【金庸说“当了裤子也要搞出原子弹”是“要核子不要裤子”、“绝不是好政府”、“能去轰炸美国吗?能去轰炸苏联吗?”“几枚袖珍原子弹,有何用处?”

  南方报系大骂高铁是“他妈的奇迹”。

  王x重“祈祷天宫一号发射失败”。

  吴x琏说“不惜代价发展芯片产业是危险的”。

  茅x轼说“领土不完整,少了一块,于我何干呢?”、“中国变成小国好”。

  胡x平说:“我觉得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还不够”、“如果我们真要搞党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那么我们要付出的成本是会很大的”、“现在搞,一定有成本,敢不敢承担这个成本?”“有的地方可能会有些‘乱’,一时的‘乱’,局部的‘乱’,我们应该有这种准备”……】

  如果这些脱离实际的文人当了权,铁定把那些主张变成现实:砍掉中国核武器,砍掉航天工业,砍掉高铁,砍掉芯片产业,允许国土分裂,制造“民主动乱”,结果将会如何?

  脱离实际的文人从来只管想象,不管实践。不当权时自顾自空想空谈,一当权则把自己的空想空谈强加于人。至于实际做得到做不到就不管了,反正那是“下面人”的事。至于后果和后续连锁反映,那就更不管了——不管捅多大漏子,人家永远有一万条理由证明功劳都是自己的,问题都是别人的,自己毫无责任——从来也没见那个当权的脱离实际的文人为自己的瞎指挥负责过。这招看家本领是免死金牌,足以“以不变应万变”。如此有恃无恐,脱离实际的文人当权岂能不是灾难?

  虽然加利波利之战具体情节似乎跟中国八杆子也打不着关系,但其反映的规律——“脱离实际的文人当权是灾难”却超越时间、空间和国界,放之四海而皆准,对中国也不例外。

  二、胜利者的特权

  当年奥斯曼土耳其号称“西亚病夫”,加利波利之战却大获全胜,把世界头号强国大英帝国打得灰头土脸狼狈不堪。如果号称“东亚病夫”的满清在抗击外敌入侵时能取得如此胜利,中国人肯定乐翻,肯定会树立起一大群英雄人物、建立起各种纪念碑大书特书。这好像很普遍。比如英国有纪念特拉法加大捷的特拉法加广场,法国有纪念奥茨特立茨大捷的旺多姆圆柱,俄罗斯有纪念战胜拿破仑的凯旋门和纪念斯大林格勒大捷的马马耶夫崗塑像“祖国母亲在召唤”……

  我想当然地以为土耳其人也会如此——尤其对土耳其人来说,加利波利之战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而且有特别的意义:导致一手策划加利波利之战的丘吉尔黯然下台,而丘吉尔是土耳其的老冤家,让土耳其吃足了大亏。奥斯曼土耳其本无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决心,战前甚至曾有意跟英国搞好关系。1911年“青年土耳其”领导人向英国建议缔结永久同盟,遭英国拒绝。代表英国拒绝的正是丘吉尔。尽管如此,土耳其也没把英国当假想敌,所以才会把寄托着土耳其在巴尔干战争失败后重振国力奋发图强希望的两艘新战列舰交由英国建造而不是交由德国建造。土耳其为建造这两艘战列舰不但从国库里挤钱,还组织了举国捐款,安纳托利亚的农民几乎人人都捐了几文。到1914年7月,这两艘战列舰已经完工,土耳其也付清了货款。然而1914年7月28日,身为英国海军大臣的丘吉尔突然下令没收这两艘战列舰,不但不予赔偿,甚至连句道歉话都没有,仅由英国外交大臣“表示遗憾”。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爆发(英国对德宣战是1914年8月4日,对奥斯曼土耳其宣战是1914年11月5日)。丘吉尔此举一下子就大大恶化了土耳其和英国的关系。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在地中海的两条战舰立即遭到英国舰队的围堵,走投无路躲进了土耳其领海。德国随即宣布将这两艘已成瓮中之鳖的军舰“转让”给土耳其。正为白白丢了两艘战列舰心疼不已的土耳其人大喜过望,立即笑纳,将这两艘德舰重新命名,升起土耳其国旗,舰员也改着土耳其军服。然而其实这一切都是幌子,这两艘军舰的官兵原封未动,实际只接受德国指挥。

  尽管如此,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奥斯曼土耳其仍然没有参战,显然是想观望投机。观望到1914年10月,马恩河战役结束了,施利芬计划失败了,德国的基本战略破产了,西线陷入了僵局。如果任凭土耳其继续观望投机下去,就有可能不卷入战争了。迫切需要盟国的德国当然不能允许,于是来了个绝的:1914年10月底,这两艘名属土耳其实属德国的战舰挂着土耳其国旗驶入黑海炮轰俄国军港塞瓦斯托波尔,协约国立即向土耳其宣战。这下土耳其就是再想观望投机也由不得自己了,一下子就被拉下了水,扔进了战争。(这也从反面证明当年太祖一口回绝成立联合舰队、宁可中苏闹翻也绝不允许任何外国染指中国军队指挥权、尤其是海军舰艇指挥权的决策何等英明正确。)

  奥斯曼土耳其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落得战败被肢解的下场固然因为贪小便宜吃大亏,聪明反被聪明误,想投机,当了SB,被人当猴耍了,但跟丘吉尔的兴风作浪也密不可分——恶化两国关系、把土耳其推向德国的是丘吉尔,英国刚一对土耳其宣战马上谋划占领伊斯坦布尔的是丘吉尔。显然丘吉尔早就惦记上搞垮土耳其了。土耳其人对丘吉尔没好气很自然,对让丘吉尔栽了大跟头的加利波利之战欢欣鼓舞很自然,没有理由藏着掖着不大肆宣扬。

  然而在加利波利我没有看到什么加利波利大捷纪念碑和英雄烈士陵园之类,只有双方士兵的公墓。各种雕塑倒是不少,但表现主题都是战争残酷、双方士兵命运悲惨、人道主义救助对方伤兵等等。

  

 

  

 

  更想不到的是有一块碑,上面写着现代土耳其共和国之父、第一届总统凯末尔1934年致加里波利阵亡的英联邦军队士兵母亲的信里的一段话:

  【“那些献出鲜血与生命的英雄们,你们现在正躺在一个友好国家的土地里,因此可以安息了。对于我们来说,并肩躺在我们国家这里的人,无论叫约翰尼还是叫穆罕默德都没有区别……你们,把儿子从遥远的国度送来的母亲们,请擦干你们的泪水,你们的儿子现在正在我们的怀抱中安息。在这片土地上失去了生命之后,他们也成了我们的儿子.”】

  

 

  我无法想象这种情况会发生在中国——能想象中国在狼牙山、平型关、台儿庄、昆仑关之类的地方建立的不是抗日英雄纪念碑,而是“一视同仁”地给战死的中国军人和日本军人建立“阵亡军人公墓”吗?能想象中国领导人给死于侵华战争的日军家属写信,宣布“那些献出鲜血与生命的英雄们,你们现在正躺在一个友好国家的土地里,因此可以安息了。对于我们来说,肩并肩躺在我们国家这里的人,无论叫山本龟田还是叫张三李四都没有区别……你们,把儿子从遥远的国度送来的母亲们,请擦干你们的泪水,你们的儿子现在正在我们的怀抱中安息。在这片土地上失去了生命之后,他们也成了我们的儿子”吗?

  带着这些疑惑,我问土耳其导游:

  【“对加利波利之战,土耳其人很自豪吧?”】

  导游回答:

  【“当然。你知道我们的对手是谁吗?是丘吉尔!”】

  我问:

  【“这一战土耳其军队里出了不少英雄吧?”】

  导游说:

  【“是的。最有名的是凯末尔。他当时是师长,一战成名,后来领导土耳其的独立战争,成了土耳其共和国的开国总统。土耳其有很多关于加利波利之战的文艺作品和教科书。”】

  我问:

  【“那你们何不在这里建个加利波利大捷纪念碑,立起凯末尔和加利波利战斗英雄的塑像,再刻上‘凯末尔大败丘吉尔于此’呢?”】

  导游神色黯淡下来,苦笑道:

  【“不行啊,我们是战败国。”】

  “我们是战败国!”——这几个字让我一下子明白过来:大张旗鼓立碑塑像祝捷立威是胜利者才有的权利。战败国战败之后实际就丧失了这种权利。

  从这点出发,举一反三又推论出好几条:

  1.公开肯定和宣扬自己的民族英烈和战争英雄是胜利者的特权。无条件投降的战败国没有这种特权,也没有资格要求这种特权。

  无条件投降意味着战胜国要求、战败国认账,即战败国有关战争的一切都是罪恶,都必须全部否定,不得有任何保留——哪个无条件投降书会说,战败国战争中做的事可以一分为二,有肯定有否定?从来只有全盘否定。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既然全盘否定,那战败国军队和军队所有人所做的一切都不例外。对无条件投降的战败国军队任何人所做的任何事的任何肯定、任何正面歌颂、任何褒义性词汇如“英雄”、“烈士”、“英雄纪念碑”、“烈士陵园”等等,都是对“战败国关于战争所作的一切都是罪恶”的否定,也就是对战败国无条件投降的否定。

  既然无条件投降的战败国一切都错、战胜国一切都对,那战胜国就有权随心所欲不受制约地肯定和宣扬自己的民族英烈和战争英雄。这是战胜国的特权。而无条件投降的战败国不得肯定自己有关战争的一切,包括不得对自己军队任何人所做的任何事有任何肯定、任何正面歌颂、任何褒义性词汇。这是无条件投降的战败国必须承担的义务。德国日本就是如此——中国是抗日战争的战胜国,因此中国有权大张旗鼓理直气壮宣扬抗日英烈,即使宣扬得不得力甚至很蹩脚,别人也管不着,这是战胜国的特权——“胜利者不受责难”。宣扬得如何是水平问题,能否宣扬是权利问题。无条件投降的日本无权肯定和宣扬日本军队战争期间的任何行为任何人,只能听任战胜国揭露控诉谴责日本军队的战争暴行。对这些揭露控诉谴责,日本人可以声称失实,可以抱怨,可以牢骚,但无权抗拒,因为这是无条件投降的战败国的义务,也是战胜国的特权:老子就骂你了,怎么着?你再不服也得乖乖忍着。

  2.除非赢得新的战争,战败国的身份永远不会单方面自动改变,战败国的义务永远不会自动免除。

  战胜国的特权和战败国的义务是战争打出来的。除非赢得新的战争,战败国的身份不会自动改变,战败国的义务不会自动豁免——从来也没听说过哪个停战协定或哪条国际法规定,无条件投降多少年后就自动失效,战败国无条件投降多少年后就自动不再是战败国,就可以推翻当年无条件投降的结论和结果、重新肯定战败国当年的战争行为。要是那样,岂不是说,战败国投降后只要熬多少年就可以自动收回当年因战败受到的一切惩罚吗?

  土耳其赢得了独立战争,成立了现代的土耳其共和国,才部分改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国的身份,才赢得了公开纪念那加利波利之战胜利的权利。如果没有独立战争的胜利,土耳其被彻底瓜分,土耳其人恐怕只能在民间自发纪念加利波利之战的胜利和英雄了。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了100年,但土耳其依然不能推翻自己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国的身份,不能公然宣布自己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正确的正义的,不能彻底免除自己战败国的义务,不能收回因一战战败而丧失的东西。

  本来我还有点奇怪:为什么我的土耳其“历史文化之旅”会塞进加利波利战场之行这一似乎有点文不对题的内容?现在看来这是土耳其人没办法的办法:对土耳其的加利波利大捷,西方媒体不会公开大肆宣扬——阿Q忌讳别人说头上的癞疤,丘老爷子忌讳别人说加利波利的惨败。对这么个西方世界大腕救世主丘老爷子,西方媒体为尊者讳,战败国土耳其不敢得罪。时间一久,世界上知道利波利大捷的人只会越来越少。土耳其人在加利波利为双方阵亡军人一视同仁地建立公墓,这样就可以在悼念亡灵宣扬和平的名义下为自己阵亡将士建立陵园;辟为旅游景点,就可以合理合法地组织人们前来参观,借机通过导游口头把土耳其当年加利波利大捷、英军狼狈败退的故事宣传出去,说出被战败国义务限制不敢公开说的“凯末尔大败丘吉尔”。这一方面显示了土耳其人“曲线宣传”的精明,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战败国的无奈。

  (由此也可以明白日本人拼命“参拜靖国神社”的真正用意——在“纪念战死者”的名义下“打擦边球”,变相解除自己战败国的义务,推翻“无条件投降”的战争结果。)

  抗日战争如果中国灭亡,中国军人的一切都会被从历史上抹去。如果中国没灭亡但战败,中国人也会象土耳其人一样,不能公开宣扬抗战英雄烈士,不能单独给自己的阵亡军人建立烈士陵园,只能在“纪念战死者”的名义下同时为双方阵亡军人建立公墓——要给自己的阵亡军人建陵园还得沾给敌人建坟的光,哪怕在南京大屠杀现场都得给进攻南京时战死的日军建立公墓,还得立碑说一切仅仅是为了宣扬和平、悼念亡灵、纪念双方战死者。

  游览加利波利战场遗址让我从土耳其人身上感受到一种战败国的无奈心情。对比之下我突然明白:肯定悼念歌颂自己的战争英雄并树碑立传并非天然就有的权利,而是流血牺牲赢得战争的回报;并非人人都能享受,而是战胜国才有的“胜利者的特权”。无条件投降的战败国即使羡慕嫉妒得眼睛发绿,熬上100年也得不到这种特权——你日本明目张胆给东条英机、岗村宁次、松井石根、山下奉文、山本五十六、土肥原贤二之类立碑塑像试试?修个“偷袭珍珠港大捷纪念碑”、“攻占南京纪念碑”、“新加坡大捷纪念碑”、“巴丹大捷纪念碑”试试?你德国修个“攻克华沙纪念碑”、“占领巴黎纪念碑”、“基辅大捷纪念碑”试试?

  3.战胜国的特权和战败国的义务是战争的结果。战争的结果只能用战争单方面改变。剥夺战胜国特权或豁免战败国义务就是单方面改变战争结果,单方面改变战争的结果就是战争。

  “战败国有关战争的一切都是罪恶”是要求战败国无条件投降的理论根据,是对战败国实施所有惩罚、所有义务、战胜国获得所有战果、拥有所有特权的法律基础。不管用什么方式,不管是明目张胆还是隐晦曲折,只要是否定战胜国的民族英雄和战争英雄、肯定战败国军人,就否定了“战败国有关战争的一切都是罪恶”,就否定了要求战败国无条件投降的理论根据和法律基础。否定了这个理论根据和法律基础,对战败国的任何惩罚就站不住脚,就推翻了“无条件投降”这个战争结果,就意味着继续战争——无条件投降了才停战的。否定无条件投降,自然是拒绝停战,自然是选择了继续战争,自然是战争行为。

  否定贬低污蔑诽谤战胜国的民族英雄和战争英雄是剥夺战胜国的特权,是单方面改变战争的结果,是战争行为;肯定美化战败国军人是豁免战败国义务,同样是单方面改变战争的结果,同样是战争行为。

  一切否定贬低污蔑诽谤如狼牙山五壮士和一切八路军新四军抗日英雄和战争英雄的言行都是剥夺中国战胜国的特权,是单方面改变战争结果的战争行为。

  一切“精日”言行、美化日本侵略、美化伪“满洲国”、为日军辩护、为南京大屠杀等罪行辩护的言行都是豁免日本战败国的义务,同样是单方面改变战争结果的战争行为。

  抗日战争的结果是日本无条件投降。规定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理论根据和法律基础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是罪行,一无是处,必须全盘否定。如今中国一帮脱离实际的文人学者教授专家跑出来说,不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没干坏事,南京大屠杀事出有因,是中国人不识相拼命抵抗招来的。不仅如此,日本侵略者还净干好事,比如“满洲国”建设得如何如何好,日本占领下的北平故宫管理得如何如何好,不但没被抢劫偷盗破坏,反而管理得井井有条,等等等等(理直气壮振振有辞背后是偷梁换柱偷换概念:当时整个东北整个北平整个故宫都已经被日本从中国手里抢了去,中国人实际当不了主人。在日本人眼里那一切都是日本的财富。日本人妥善保管日本人眼里的日本财富完全是为了日本,没有半分是为了中国。偷换了实际控制拥有的概念,就把日本人不破坏日本人眼里的日本财富说成了日本不破坏中国财富,就巧妙地偷偷塞给人们一个潜移默化: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不但不是一无是处,而且大大有功——如果日本人没破坏故宫就能证明日本人保护中国文物,那日本人没搞北平大屠杀岂不就能证明日本人尊重中国人权?)所有这些实际内容只有一个:中国应该由日本人统治——你的财富在我手里比在你手里管理得好,所以把你杀了把财富夺到我手里就有理;中国这块地方在日本人手里比在中国人手里管理得好,所以把中国人杀了把这块地方夺到日本人手里就有功。这就叫“文明进步”。既然中国应该由日本人统治,那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就不是罪行而是善举,就不能全盘否定。既然不能全盘否定,那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就没有道理。既然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没有道理,那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理论根据和法律基础就全站不住脚,整个抗日战争的结果就都要被推翻。公然单方面推翻无条件投降这个战争结果,不是战争行为又是什么?

  4.只要没有确实实现“无条件投降”,以无条件投降为前提的战争就没有结束

  有三种情况:

  第一,战败国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投降事实尚未发生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请降,但投降事实尚未发生时战争仍在继续。缅甸前线英军当局宣布:

  【“对日战争仍在进行中。”】

  美军统帅尼米兹宣布:

  【“不仅战争状态是存在的,而且具有一切毁灭结果的战争,必须继续进行。”】

  苏联远东红军宣布:

  【“敌人必须粉碎,不要留情。”】

  苏联红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大将声明:

  【“八月十四日日皇所发表的日本投降声明,仅仅是无条件投降的一般宣言,给武装部队关于停止敌对行动的命令尚未发布,而且日本军队还在继续进行抵抗。因此,日本实际投降尚未发生。我们只有在日皇命令其军队停止敌对行为和放下武器,而且这个命令被实际执行的时候,才承认日本军队投降了。鉴于上述各点,远东苏军将继续进行对日攻势作战。”】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宣布:

  【“日本政府还只在口头上宣布投降,并没有在事实上投降,投降协定尚未签字,投降事实尚未发生。”】

  第二,战败国一方的人员拒绝执行投降令,继续战争行为——国家降,个人不降;作为国家,战争结束了;作为个人,战争没有结束,一直在打。

  日本1945年8月无条件投降,但一些日军拒绝投降,继续作战。比如小野田宽郎一股日军就在丛林里继续作战到1974年。在这近30年里,小野田宽郎及其部下共毙伤菲律宾军民130余人,并实施了多次所谓的“狼烟作战”。在这些人面前,战争从未结束。

  第三,战败国降而复叛,撕毁停战协议,卷土重来。

  希特勒上台后重新武装,占领莱茵兰非军事区,这就推翻了停战协议,单方面改变了以德国投降为前提的战争结果,不折不扣属于战争行为。严格讲,从那一刻起,战争状态就实际等于重新恢复了。

  战败国无条件投降是以战败国无条件投降为目标的战争结束的前提。这个前提一天不实现,战争一天不结束;哪里没实现,那里的战争就没结束;实现了又推翻,战争状态就结束了又恢复——无条件投降了才停战不打了。无条件投降了又变卦不投降了,那就是要接着再打。

  5.用战争手段处置任何单方面改变战争结果的战争行为是战胜国胜利者的特权

  战争结果只能用战争单方面改变。单方面改变战争结果就是战争行为,即使用言论争论改变也不例外——战争结果从来不是争论出来的。战争没有言论自由,只有杀戮自由。对战争结果,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凡拒绝接受战争结果的都被战争消灭了。对战争结果没有争论的余地,也不可能靠争论改变。既然战争结果只能靠战争来改变,那对战争结果的任何否定性争论实质都是在“言论自由”的名义下为新的战争做理论准备和舆论准备,纯属战争宣传和战争动员,不折不扣的战争行为。

  当年希特勒否定凡尔赛条约是单方面改变战争结果,是战争行为;重新武装德国是单方面改变战争结果,是战争行为;占领莱茵兰非军事区是单方面改变战争结果,是战争行为。如今有人否定日本无条件投降同样是单方面改变战争结果,同样是战争行为——除非联合国或中国人大明文规定,单方面改变战争结果不算战争行为,希特勒否定凡尔赛条约不算战争行为,单方面推翻日本无条件投降不算战争行为,那单方面推翻日本无条件投降就可以而且必须视为战争行为。

  战败国国家单方面否定无条件投降,是国家单方面改变战争结果,是国家的战争行为。战败国一方的个人单方面否定无条件投降,是个人单方面改变战争结果,是个人的战争行为。

  “战败国一方的个人”可以是任何人——可以是战败国本国人,也可以是为战败国效劳的它国内奸;可以是战败国战争时期的人,也可以是战败国无条件投降之后出生成长的年轻一代;可以是直接拒绝投降用枪杆子杀人的死硬军人,如小野田宽郎;也可以是用笔杆子否定日本无条件投降、为重启战争制造理论和舆论的铁杆汉奸,如“精日”分子。不管什么人,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地方,不管以什么方式,只要是挑战二战日本无条件投降这个战争结果,那就是个人单方面改变战争结果,就是个人的战争行为——谁规定过战争结果可以随便改变?谁规定过单方面改变无条件投降的战争结果不算战争行为?谁规定过小野田宽郎在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继续顽抗不属于战争行为?谁规定过个人的战争行为只包括小野田宽郎一样的死硬日本兵,不包括小野田宽郎们训练出来的日本籍接班人和中国籍铁杆汉奸?

  既然单方面改变战争结果是战争行为,那战胜国就有权用战争手段处置。用战争手段处置任何单方面改变战争结果的战争行为是战胜国胜利者的特权——战争结果从来都是打出来的,不是争论出来的。战胜国有权用战争手段取得战争结果,就有权用战争手段保护战争结果。有权打出来的东西就有权用打来捍卫。

  战胜国拥有用战争手段保护战争结果的权利是国际公认的权利。无论是英法还是德国人都承认,当年希特勒违反凡尔赛条约时,英法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从一开始就有采取军事行动的权利。他们没有采取军事行动是心甘情愿当傻子放弃了权利,而不是没有权利。

  中国作为战胜国有用战争手段捍卫日本无条件投降这一战争成果的权利。这个权利没有时间限制——没有任何国际法规定,日本无条件投降过若干年后就不算数了,中国就无权用战争手段确保这一战争结果不被单方面改变了。

  既然中国政府有用战争手段捍卫日本无条件投降这一战争结果的权利,那就:

  【——有权消灭中国境内任何时间以任何方式对抗日本无条件投降这一战争结果的任何人。

  ——有权判定任何单方面改变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战争结果的言行都是战争行为。

  ——有权规定战争行为是军事系统处置的事,民法系统管不着。

  ——有权规定中国辖下任何中国人只要以任何方式否定日本无条件投降、借美化日本侵略剥夺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战败国义务、借丑化中国抗日英烈剥夺中国战胜国的权利,就是单方面改变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战争结果的战争行为,就自动进入了站在二战日本一方继续对华战争的个人战争状态,中国的军事部门就有权对这个人采取战争手段,抗日战争时期处置汉奸、处置敌伪战争宣传的一切措施就自动激活生效——既然从来也没有法律规定说,抗日战争时期的那些措施错了,必须推翻了,那么这些措施就自动适用于这自动恢复的站在二战日本一方的个人对华战争。

  ——有权将任何未经中国政府允许便身着二战日军制服出现在中国领土上的人视为像小野田宽郎一样站在二战日本军国主义一方坚持个人对华战争的死硬敌人,按战场作战处置。】

  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那一刻起,所有中国人,不论党政军民,不分男女老幼,不管东西南北,一律被自动赋予了抗战杀敌之权。只要是入侵中国的日军,中国人见了就可以打。实际上只要是未经许可进入中国的身着日军制服的人,中国人见了就可以打——生擒击毙枪杀刀砍绳勒下毒水淹火烧扔炸弹打黑枪使绊子扫闷棍……什么招好用用什么,什么招有效用什么,没有要求也不可能要求中国军民动手前还必须先调查清楚这日军是原装日本兵还是国产汉奸,这军装是日本原产还是中国山寨。

  这个授权被几亿中国人实践贯穿整个抗日战争,早已成为事实存在早已生效的不成文法,也从来也没有被撤销过——什么时候、哪届中国政府宣布过,从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刻起,见到未经许可进入中国的二战日本兵不许再打了?什么时候、哪届中国政府宣布过,因为日本作为国家投降了,像小野田宽郎这样死不承认日本无条件投降,坚持作战的个人战争就不算战争了,跟小野田宽郎一样死不承认日本无条件投降,坚持推翻战争结果的铁杆汉奸就可以继续个人的对华战争了?从来没有过。既然没有,那授权就继续有效。也就是说,所有中国人包括普通老百姓,对未经许可进入中国的身着二战日军制服的人仍然有权见了就打,不需要请示报批,无论生擒还是击毙,一切看方便——没使用这个授权并不是没有授权,仅仅是这样的敌人没出现时授权无用武之地,被暂时闲置休眠了。一旦出现了这样的敌人,授权立刻自动激活。

  从这个角度讲,一切中国人都有权对身着二战日军制服在中国领土上出现的“精日”分子采取战争手段,看见就往死里打,无论打死还是活捉都属军功——军无戏言,战争不是儿戏。你“精日”分子穿上二战日军制服,就自动加入了二战日本军国主义一方,就自动发动了个人的对华战争,中国人就有权对你采用战争手段处置,你无权禁止别人按照“军无戏言”、“战争不是儿戏”原则行事。这里只有有权没有权的问题,没有应该不应该的问题——战争就不讲理,讲理就不战争。推翻战争的结果就意味着战争。发动了个人的对华战争,就必须承担战争的后果,被打死属战争死亡,被活捉则属于战俘。既为战俘,那就只受军方管辖,不属民法管理。按照日内瓦公约,战俘姓名必须公开,不得隐瞒。因此被俘的“精日”分子真名实姓真实面貌必须公布于众,不受民法个人隐私权的保护。既然自愿加入敌国军队一方参加对华战争,那就属于叛国,就必须受军法审判,今后身份永远是叛国罪犯。

  所有这一切都是有权没有权的问题,不是应该不应该的问题——单方面推翻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战争结果就是战争行为,战争行为就有权用战争手段处置,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赋予全体中国人的杀敌保国之权就自动激活。抗日战争时对汉奸处置、对敌国战争宣传处置的规定就自动启动。如果要推翻这些,就必须由人大通过一项特别法律,明确规定:

  【——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战争结果不是无限期的,不是不可推翻的;

  ——单方面改变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战争结果不算战争行为;

  ——日本侵华战争并非一切都是罪恶,可以一分为二,可以讨论,可以肯定;

  ——放弃中国公开肯定和宣扬自己的民族英烈和战争英雄的胜利者的特权;

  ——豁免无条件投降的日本不得肯定自己有关战争的一切,包括不得对自己军队任何人所做的任何事有任何肯定、任何正面歌颂、任何褒义性词汇的战败国义务;

  ——像小野田宽郎那样在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继续顽抗不属于战争行为;中国人即使像小野田宽郎一样在日本投降后仍然站在二战日本一边继续对华个人战争也不算战争行为;

  ——日本投降后即使发生个人的对华战争行为也是民法系统处置的事,军事系统管不着;

  ——抗日战争时期处置汉奸、处置敌伪战争宣传的一切措施均已过时失效;

  ——取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自动赋予全体中国人的抗战杀敌之权。对未经中国政府允许便出现在中国领土上身着二战日军制服的人不许触犯。即使像小野田宽郎那样坚持个人对华个人战争的狂热军国主义分子和精日汉奸也必须保护人权;

  ……

  只要没通过这样的法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自动赋予全体中国人的抗战杀敌之权就没有作废失效,一切否定日本无条件投降的言行就属于战争行为,中国人就有权采取战争手段处置——“法无禁止皆可为”。】

  6.国共之战不是单纯的内战

  从鸦片战争起到抗日战争胜利前,中国面对外来侵略从来没打赢过(抗法战争中好不容易在镇南关战场上打赢了一仗,却被李鸿章在谈判桌上输了个精光,导致“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的战争结果)。百多年数不清的战败带给中国的是数不清的不平等条约,除了数不清的割地赔款还有数不清的战败国义务:外国有权在中国领土驻军,外国军舰有权自由进出中国内河,外国政府有权监管中国海关,外国人有权在中国犯法不受中国法律制裁,中国的事外国人可以横加干涉,连首都北京紫禁城都被置于外国军队的炮口下,随时随地可以灭了你。中国的领土中国人不能进,连中国首都北京皇城边的东交民巷都只对外国人开放,外国军队在中国领土上打仗,中国只能逆来顺受听之任之……

  这些战败国义务不仅有有形的,更有无形的。中国人必须:

  【——无条件接受外国战胜国的胜利者的特权:随心所欲不受制约地肯定和宣扬外国的一切;中国人必须崇洋媚外:“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

  ——无条件否定中国的一切:不得对中国任何人任何事有任何肯定、任何正面歌颂、任何褒义性词汇,中国人必须妖魔化自己:“劣等民族劣等文化”、“中国的一切都落后野蛮”……】

  除非赢得新的战争,战败国的身份不会单方面自动改变,战败国的义务没有期限。

  中国对德国的战败国义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站在协约国一方而免除的。

  中国对日本的战败国义务是抗日战争获胜而免除的。

  中国对其他所有国家的战败国义务是被新中国单方面一笔勾销的。这证明国共之战不是单纯的内战,而是中国共产党代表的中国与国民党代表的所有鸦片战争以来侵略中国的外国的一次大决战。中国赢得了这次战争,一战报得百年仇,得以历史总清算,彻底清算了鸦片战争以来的所有失败,废除了全部战败国义务。从此中国只有战胜国胜利者的特权,不再有战败国的义务。

  如果是单纯的内战,不论谁获胜,都不能免除中国的战败国义务,使中国获得战胜国胜利者的特权——那些军阀混战就是如此。

  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是战争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代表的中国与国民党代表的所有侵略中国的外国战争较量的结果。对这一战争结果任何质疑、任何挑战,例如所谓“果粉”、“国共之战是内战”、“共产党执政不合法”等等都是发动新战争的战争行为,都是以“言论自由”掩护的新战争的战争宣传和战争动员。

  一切“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之类无限制无条件的崇洋媚外、一切为汉奸翻案、一切妖魔化中国、妖魔化民族英雄、妖魔化共产党,一切所谓“历史虚无主义”,本质上都是剥夺中国战胜国胜利者的特权,把战败国的义务重新强加给中国的单方面改变解放战争的战争结果的战争行为。

  解放战争的结果不是争论出来的,而是打出来的,根本没有“言论自由”争论的余地。对解放战争的结果,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任何战争都一样,战争就不讲理,讲理就不战争。战争只有杀戮自由,没有言论自由。对战争结果坚决对抗的都被战争消灭了,再添几个不知死活的也无足轻重。对其他战争的结果如此,对解放战争的结果同样如此。

  用战争手段处置任何单方面改变战争结果的战争行为是战胜国胜利者的特权。谁放弃这个特权谁就是傻子,就不再是胜利者,就离失败不远,就离新的战乱不远——不放弃这个特权不一定胜利,但放弃这个特权一定失败:

  【——英法放弃了这一特权,结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英法沦为二流。

  ——苏共放弃了这一特权,结果是苏联解体,国家崩溃,全面内乱。

  ——中国正在被一帮“推行普世价值、脱离实际的文人”引向放弃这一特权,结果:“精日”分子横行,“历史虚无主义”泛滥,上层建筑领域反共成了时髦,“猎鹰行动”“带路党”猖獗,“颜色革命”“民主动乱”蠢蠢欲动,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继续听之任之,前车之鉴不远。】

  我的土耳其之旅本为消遣,想不到却让我对“脱离实际的文人当权是灾难”和“胜利者的特权”有了新认识,真是无心插柳,歪打正着,不虚此行。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