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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罗杰斯:美国自由主义如何自救?

2019-01-06 09:48:47  来源:微信公众号“法意读书”  作者:丹尼尔·罗杰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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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罗杰斯:美国自由主义如何自救?

  What next for liberalism

  来源:democracy journal

  作者:Daniel T. Rodgers    翻译:彭雨溶

  那些终结了奥巴马时代的美国人是一个巨大的混合体。许多人是清一色投票的民主党人,民主党推选出来的任何人他们都会投票。其他一部分是道德上的传统主义者,他们只关心最高法院构成的投票。一些是种族主义者,提名者的嘲讽和群体的愤怒是他们的力量源泉。但追溯起来,是一种不属于这个国家的局外人感真正动摇了选举团的平衡。

  这些疏离的投票者将他们自己视为这个国家真正的筋骨所在:那些真正在做事的,忠于国家的,但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他们认为他们已经在将美国梦付诸实践,却只发现他们被他们讨厌的非裔美国总统撇在一边,被比他们更加成功的女人抛弃,被非白人和移民的竞争者抢占了工作机会,被全球资本家,冷漠的政府官员,以及鄙视他们的世界主义知识分子轻视,还要面对靠着他们缴纳的税收生活的贫民。他们已经排着队等候多时,却只等来了插队的人,社会学家阿莉·霍赫希尔德将他们讲给自己的内容称为 “深层故事”(deep story)。白人主义和爱国主义不再有着过去那样丰厚的回报,他们因此感到怨恨。虽然他们生活在一个自我确认社会信息的回音室里,但他们仍然感到难以发声。这就是为什么尽管他们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怒火已经造就了特朗普的成功,而当一个家财万贯的媒体明星说出他们自己无法公开表达的观点时,他们觉得被赋予了权利,获得了尊重。

  

丹尼尔·罗杰斯:美国自由主义如何自救?

  不顾一切的右翼媒体为这场胜利做出了居功至伟的贡献。就像政治、新闻和娱乐之间的界限最终消失一样,平民们最终的议题也是如此。事后诸葛亮地说,自由主义犯的错误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同样显而易见。奥巴马政府最重要的成功就是制止了2008年华尔街崩盘潜在的灾难性的后果,通过选择主要的参与者,灌输了一种民主党和大量资金不可分割的说法。希拉里·克林顿的高盛演讲的费用只是巩固了一个论调,即大机构定调,其他人付费。奥巴马的医改充满希望地开始,最终变成远超其任何设计者所预计的巨大的政治负担。同性恋权益在法院的快速通过收到了许多反对声音,甚至远多于所有自由主义者的预计,不仅有那些因为家庭理想受到威胁而感到焦虑的人,那些认为出于善意、认真的反对主流的声音已经没有空间的人们也在斗争。

  希拉里·克林顿大力支持的家庭假期和福利政策不能缓和特朗普支持者们处在围城中的感受:文化战争最终烧到了自己的国家。民主党的许多经济政策不向他们倾斜。自由主义者承诺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高效能源,太阳能产业经济中没有他们这样的工人的位置。自由主义者认为他们的政治命运在人口改造中获得保证,而这样的想法被证明不过是自我伤害的错觉。有着高中学历,但没有大学文凭的农村和小城镇中的白人可能逐渐减少,成为人口中的一小部分。但要改变选举已经足够了。透露出来的每一点证据都显示民主党已经将他们抛弃,更多地关注少数族裔的生活,不是他们自怨自艾,而是民主党在他们的怨恨之上添了把火。

  结果是投票中愤怒压倒了乐观主义,痛苦的失败感压倒了希望,特朗普荒唐的当选证明了他作出了最有吸引力的演讲。他不会改善政治,他的支持者告诉采访者。他会摧毁她。

  

丹尼尔·罗杰斯:美国自由主义如何自救?

  在这个仇恨者一手制造的全新的、可怕的世界中,自由主义能做什么?国会层面的当务之急是阻止特朗普不计后果的、惩罚性的行动。阻止他的行动至关重要,但需要自由主义联合足够多的共和党的中立派人士,设置议程来预防特朗普主义所昭示的经济社会灾难。短期来看,国会中临时中立派的联盟势在必行,尽管实现起来相当困难。长期来看,自由主义需要调整目标。唐纳德·特朗普的美国将比二战以来的任何时期都更加孤立。它承诺了一个堡垒式的国家,丢掉缓和世界动荡的希望,从全球经济中抽身,不再考虑美国以外的其他任何关注点。1942年以来,自由主义已经成为民主党的核心,而其世界性、全球性的雄心壮志亟需再次调整。2016之前,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已经陷入危机,在依靠武力还是依靠外交之间来回撕扯,在世界存在着周期性的混乱和不间断的战争的情况下,难以种下普遍民主和人权的梦想。“让我们安全”是特朗普竞选中从根本上给出的简单回答。

  自由主义想要治理和再设计一个如同美国一样复杂的社会,而这个梦想也需要调整。自由主义者、学术专家和政策智囊之间的密切关系是自由主义的优势之一。更多的意识形态上保守的智囊团完全无法望其项背。但对这次选举中的很多选民来说,自由主义和专家的联系太过紧密,其他群体声音太小了。学术界经济学家的共识是更自由的贸易对总体福利更有利,而这和陷入全球经济崩溃中的人们的经验之间存在着断裂,这种鸿沟造就了显而易见的局面:人们正等待一个像特朗普一样的人,而他正好可以借助这个政治难题而获得成功。

  更糟糕的是,自由主义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20世纪40年代以来他所依赖的基础在这次选举中几乎已经完全和它分离。上世纪60年代共和党卓有成效的南方战略笼络了南方白人,这成了罗斯福新政瓦解的开始。2016年的选举中北方白人工人阶级被放弃,如果此种情况继续下去,自由主义将不再有现实的选举基础。除非特朗普的胜利导致共和党的分裂,自由主义的威胁将降低,只来自受过教育的东西海岸的城市中非白人和穷人。尽管人口结构不断变化,但无法仅仅依靠这个赢得选举。自由主义将在何处实现?一个有吸引力的可能性是退回到他们自己的领土家园,在那里建立他们理想的社会和政治。也许是时候放弃全美国都能够回应自由主义者承诺的平等、庄严、包容、尊重、正义、互相关爱的理念了。或者可能是一次剧烈的震动,经济上或者全球层面,可能互相加速彼此的重新洗牌,此种情况下自由主义占据上风。

  

丹尼尔·罗杰斯:美国自由主义如何自救?

  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不同路线

  更现实地来讲,自由主义者必须找到办法来赢回那些倒向特朗普的阵营。媒体通常称他们为民粹主义者。但除了他们都不信任高高在上的专家和世界主义的精英外,特朗普的核心投票者和十九世纪90年代的人民党(the People’s Party)几乎没什么共同点。十九世纪90年代的人民党人,就像今天的特朗普的支持者一样,有时沉迷于过于简化的答案。但人民党人将他们的愤怒明确地指向了足以撼动美国政治的资本家:银行家、垄断者、铁路巨头以及将有钱人的幕后交易写进法律的政治家们。而给特朗普投票的选民们的信念恰恰相反。他们的世界不是资本家建构的,而是政治制度拥有了权力。在他们看来,政府只为了他们自己的好处操纵着游戏规则,他们利用规则来遏制潜在的商业扩张,而这些规则只是为了确保监管者自己不丢掉饭碗,让穷人继续成为他们的客户。只有这样的说法才可能将他们的对工厂倒闭的愤怒转移,从命令他们的公司转移到自由主义制度上去,据说在秘密负担着责任的自由主义制度。

  为了重新争取选举中的摇摆选民,自由主义者需要努力改变选民头脑中已经形成的认知。他们得找到新的方法向美国人民讲述真相——信息来源可能会破坏我们分裂的时代的沟通,将政治辩论归到一些可识别的事实领域中。报刊的时代已经完全过去了。更多的博客文章不会将报刊的资产带回来了。

  自由主义也需要一个更清晰的叙事结构来更有力地回击保守党早在特朗普之前就在宣传的论调:政府在吞噬我们。自由主义的声音需要更加有力。它需要更清楚地解释出大资本在现代法律和政治中如何运转,在减轻过度限制或者解放“言论”下,金钱资本是怎样获得优势的。

  不平等的急剧增加需要成为自由主义的计划和纲领中永恒的命题。但只讨论不平等无法让那些感到自己与现代美国格格不入的人重新回到民主党的阵营。如果特朗普的支持者们关注的核心是对富人征收更高的税,那么希拉里·克林顿早已压倒性获胜。自由主义也必须关注权力。它必须承诺改变:特朗普的追随者们坚持不懈地将资产转移回国内。首先,它不仅要承诺让那些经济增长缓慢、被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严重影响的人获得更好的生活,还必须承诺倾听他们的意见:现在专家和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把持着太多的话语权,要给他们话语权。这不意味着自由主义必须退回到过去。关注权力,承诺改变,倾听弱势群体的声音,这些都是自由和进步价值观的体现。自由主义者需要确保这些承诺切实可行,正确无误。

  最后,面对国会的混乱和总统的恣意妄为,自由主义者需要更多关注本土的、地区和国家层面的政治。这是立法和政治对普通人生活产生最大的影响的根源:财产课税,警察办案程序,学校的教育成果,社区的命运,健康和社会服务管理,刑事司法,健全的枪支管制,立法机关的权限分配,对投票权的保护。这是特朗普团队将借此让种族主义抬头的地方,这是必须面对的;这也是宽容和权利必须得到保护的地方,是每天的正义实现的地方。

  在奥巴马的执政期里,保守派在州议会层面取得了一系列惊人的胜利。如果自由主义想要的不仅是轮番间断地占据总统位置,那么这是一场无法退让的战争。正如詹姆斯·法洛斯最近强调的,在华盛顿特区之外,有更多的空间来讨论和思考民主。在地方层面,国家中右翼媒体不是势不可挡。反对力量能被更有效地组织起来:更强大的家长教学协会和论坛,警察和社区群众更积极的对话,加强具有社会意识的宗教团体和慈善组织的作用,城镇和公民联盟的新角色,更努力地招募具有公共精神的候选人进入州立法机关。其中一些能够为愤怒的特朗普的支持者们提供一个发声的场所,他们能够在这里倾听和表达更具建设性的意见,而非现在这样,只是单向度的接受信息。

  一个多世纪以前在美国进步的政治在此萌芽并不是巧合。城市是孕育民主的温床,20世纪初进步人士在此宣传。各州成为公共政策的实验室。自由主义的政策在进步时代(the Progress Era)[1]形成,今天也依然是这样。但总统竞选的初选阶段——花费巨大,各种声音汇聚,旁观者被吸引,投入真情实感——几乎吸收了无限能量。如果自由主义要在特朗普的投票者们带来的挑战中找到一席之地,它需要带着活力、想象力和更大的投入回归,回到它诞生的地方,在思考和行动上也要有更多的本土化。

  注释

  [1] 指美国1890-1920的阶段

  文章来源

  翻译文章:

  Daniel T. Rodgers, What Next for Liberalism? Democracy, Winter 2017 NO.43

  网络链接:

  https://democracyjournal.org/magazine/43/what-next-for-liberalism/

  译者介绍:

  彭雨溶,北京大学法学院2015级本科生,法意读书编译组栏目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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