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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之光:今天英国的危机是一场私有化带来的危机

2018-12-16 09:34:02  来源:经略  作者:殷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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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英国,一场政治风暴即将到来。

  现任保守党领袖、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提出的退欧计划遭到党内外各方的强烈抨击。素以作风强硬闻名的特蕾莎·梅不得不在12月10日上午11点宣布,原定12月11日晚举行的脱欧协议草案下院投票推迟。随后,英镑创纪录暴跌。最终,12月11日晚,在各党支持下,议会决定于12月12日晚对梅政府发起不信任投票。

  虽然最终特蕾莎·梅以200比117的票数守住保守党党魁之位,得以继续留任英国首相,但背后的政治危机并未完全散去,保守党与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也岌岌可危。同时,由于退欧之后,北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英格兰各王国,乃至各郡之间与欧盟关系的差异,议会与社会舆论中甚至也出现了进一步解体(devolution)联合王国的大讨论。

  

  特蕾莎·梅挺过党内不信任投票,在唐宁街外发表讲话(图/视觉中国)

  风暴根源

  在学术界与传统媒体的讨论里,这场危机的根源一般被追溯至2008年的经济危机。

  在BBC的一篇报道中,从2008年至2018年被称为“消失的十年”(the lost decade)。在这十年里,城市小业主与工薪阶层的工资几乎停滞不前,而物价与整体通货膨胀率则连年上涨。在英国,随着2010年保守党政府上台,其财政政策大幅度向大资产倾斜。通过一系列削减最高所得税、缩减政府开支、私有化公共服务等激进市场化措施,英国社会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社会阶层流动性减弱,保守党政府最终为今天这场巨大政治风暴埋下了种子。

  同时,近十年来保守党政府的市场化改革还进一步加剧了其政党内部左中右各派的分裂。

  在2014年出版的《来自右翼的反叛:阐释不列颠对极右翼政治的支持》中,罗伯特·福特(Robert Ford)和马修·古德文(Matthew Goodwin)这两位以定量统计分析见长的英国政治科学家便分析了英国独立党(UKIP)兴起的原因。他们利用1997至2013年的英国选举研究观测数据(British Election Study Continuous Monitoring Survey),以及网上社会调查问卷等形式,发现在卡梅伦执政之后,越来越多的蓝领白人中产家庭男性开始成为英国独立党的选民。

  在他们看来,保守党政府处理经济危机的模式,无法真正解决英国社会问题。而之前工党政府对私有化的积极态度,也更使得这批原本属于工党的选民们大失所望。因此,越来越多的社会工薪阶层白人男性开始转向更为反欧盟,且社会经济政策趋向保守的英国独立党。这也直接造就了2013年地方选举中,英国独立党史无前例的大胜。

  

  资料图:视觉中国

  反省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事实上,从退欧公投到英国独立党兴起,以及最近的保守党分裂加剧,这一系列问题都是近二十多年来英国社会问题积累加剧的集中反映。因此,在这种氛围下,英国各政党近来也开始对近几十年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进行反省。

  从2018年年初开始,一些因为英国私有化加剧以及政府公共服务大量外包而兴起大型私人公司开始不断爆出财务危机,以及各类贪污、服务质量低下、偷工减料等丑闻。其中最重要的事件包括承接监狱管理工作的英国安保服务提供商G4S虐待囚犯与非法拘禁问题,以及承接政府基建项目的卡瑞林(Carillion)公司在倒闭前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协同做假账,骗取股民投资等问题。这些都成为了公众要求减缓私有化,甚至重新开始国有化关键部门诉求的导火索。

  在来自各方面的舆论与政治刺激下,今年9月末刚刚结束的工党大会上,对私有化问题以及整体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政策进行彻底反思。大会刚刚召开,英国铁路工人工会(ASLEF)执行委员会主席托实·麦克唐纳(Tosh McDonald)的发言便在传统与社交媒体上迅速得到了大量支持。他在发言中说:“我每天都会把闹钟调早一点儿,以便能早起多恨撒切尔一个小时。”

  

  英国工人阶级与城市中下层人民中对撒切尔时代的怨恨主要针对其大张旗鼓的私有化政策。私有化造成的贫富分化以及社会阶层固化问题也直接导致民众进一步怀疑欧盟,并对工党与保守党政府产生强烈不信任感。可以说,英国独立党的胜利与之后的退欧公投,都是长达30余年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政策在英国产生的直接后果。

  新自由主义经济与社会政策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正式在英国试水。从1973年西方世界石油危机开始,欧美主要工业国家便开始面临严峻的经济危机。

  由于新兴工业国家的兴起,这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对传统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进行重组,并引发股市暴跌。在英国,整体GDP增长率跌了将近4%。而同时期的通货膨胀率则达到了2位数,并连年居高不下。最高时期甚至达到了20%。大量传统重工业的工人对政府表达了强烈不满情绪。

  作为回应,当时英国保守党政府开始尝试以去国有化的形式,试图挽救这场危机,同时也以此来维持保守党在议会的多数。

  在著名的《莱德利报告》(Ridley Report)中,这场危机被主要认定为是一场保守党的政治危机。因此报告提出,用缩减、拆分公共服务部门,以及瓦解大型工会的形式,来对应反对党的挑战。私有化作为应对工会挑战的一种手段,也被纳入到这一揽子措施中。

  然而在这一时期,首先开始私有化改革的恰恰是一些经营良好的优质国有企业。其中包括英国航空航天工业、电信以及无线电通讯行业的一些重要国有企业。在当时,此举的目的是希望通过私有化优质企业来缓解政府借贷的压力。

  到了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首相第一个任期末,经济衰退的状况并未缓解。然而,撒切尔政府通过1982年的福克兰战争胜利,暂时在国内提升了其支持度。随后胜利赢得了1982年的选举,获得连任。

  

  撒切尔夫人(资料图/视觉中国)

  在其第二个任期内,保守党政府开始大张旗鼓地进行市场化改革,将哈耶克式的私有化思路作为缓解经济衰退的万灵药。当时保守党议员杰佛瑞·霍尔(Geoffrey Howe)便大肆赞颂市场化的神奇力量,保守党政府开始向社会宣传私有化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进而提高生产力的思想。在当时的社会讨论中,欧洲大陆国家被视为英国全球发展的竞争对象。而越早进行私有化改革,则能保证英国在这场竞争中取得先机。

  在这一时期,英国政府将捷豹汽车公司(Jaguar)、英国电信(British Telecom)、英国北海石油(Britoil,其前身是英国国家石油集团,私有化后不久被BP收购)、英国天然气(British Gas)等大量核心国有企业彻底变卖给私人。

  到了撒切尔夫人第三个任期时,由于前两个任期内大规模私有化以及打击工会力量的政策,保守党政府开始准备进行更为激进彻底的私有化改革。当时计划将英国钢铁(British Steel)、英国石油(BP)、劳斯莱斯(Rolls Royce)、英国航空公司(British Airways),以及水电等主要社会公共服务部门都变卖给私人。同时,私有化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也被提上议程。

  这些都成为压断英国民众的最后一根稻草。国内各阶层反对撒切尔保守党政府的呼声开始结成了共同体,并最终发起了议会对撒切尔的不信任投票。这也直接导致了撒切尔夫人最终在任期内辞职下台。

  然而,长达将近20年的私有化进程已经在英国国内构成了强大的既得利益阶层,对哈耶克市场化思想的迷信也已经根深蒂固。因此,即便在撒切尔辞职之后,脆弱的保守党政府以及后来的布莱尔工党政府仍旧能继续推行私有化政策。

  从1992年至2001年间,被变卖的国有企业包括英国煤炭(British Coal),国家电力(National Power)以及著名的英国铁路(British Rail)和英国邮政(Post Office)。在布莱尔政府时期,英国的不少法律、路政、教育、甚至医疗部门都被拆分并私有化。

  

  资料图:视觉中国

  但是,私有化并未像之前保守党所保证的那样,增强了英国的竞争力。相反,以英国电力为例,被私有化的国家电力公司很快被法国电力(EDF)收购,而EDF至今仍是一家法国的国有公司。

  同时,在政治上,大规模私有化关键民生部门的确瓦解了工会力量,但是同时也瓦解了英国广大各阶层民众对政府的信心。由于继续推行深入私有化政策,工党的形象也一落千丈。大量原本属于工党的选民也转投了右翼的英国独立党。近些年科尔宾在工党内异军突起,很重要的原因也在于他表达了与旧工党切割,且希望扭转私有化进程的决心。

 

  工党的希望与呼声

  在今年的大会上,工党宣布了三项重要的政策。

  第一,要扭转私有化进程,将公共服务外包合同(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收回国有,创办更多的公有以及集体所有制单位(Public and Community Ownership Unit)。

  第二,强制私有企业加入“公平税率标准”(Fair Tax Mark standards),将其盈利及纳税记录彻底向公众透明。

  第三,推行员工持股以及员工利润分红计划,强制企业吸纳工人进入董事会。

  除此之外,大会还呼应了振兴北方工业带及支持贫困地区发展等一些特丽莎·梅政府提出但却并未有效推行的社会政策。同时,将英国铁路重新国有化的呼声也得到了大会参会者们一致的相应。

  这一系列信号都表明,年轻一代的英国人已经开始将眼光从原先的唯资本至上的哈耶克经济思想,转向到了新凯恩斯主义的调控理论。

  在工党大会上,影子内阁财政大臣约翰·麦克唐奈尔(John McDonnell)还宣布,要成立一个国际合作平台,以讨论并应对未来的经济危机。这个平台的领导人便是近些年来不遗余力批判华盛顿共识,批判金融市场自由化,并唱好中国经验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英国工党的转变也响应了近些年来,英国学界、政界以及社会大众中反思迷信全面市场化、金融化的思潮。越来越多的公共讨论也开始关心社会公平。许多知识分子与政治精英也承认,日益加大的贫富分化是私有化与保守党政府紧缩政策的恶果。这也直接导致了人民投票退欧,以及对近20年来政府治理政策的强烈不满。在亲工党的媒体《独立报》上,甚至在2017年时便有文章直接指出,“公共服务的私有化”是“国家的最大失败”。文章表示“是时候要(从私人资本手中)夺回控制权了”。

  

  杰里米·科尔宾(资料图/视觉中国)

  在今年工党大会最后一天,科尔宾向所有到会人致辞。在发言最后,科尔宾说道:

  “我们不希望生活在一个人民寝食难安的社会里。一个强大的社会,是一个能给所有年轻人以希望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每个年轻人都能去安心追求他们的理想;因为他们知道,在他们远行之后,如果他们的父母需要帮助,这个社会随时都能伸出援手。我们的任务,就是创造这样一个不列颠。只要团结一致,我们一定能实现这个目标。”

  无论科尔宾的工党能否上台执政,它都为英国带来了一种新的、敢于质疑唯市场论的信心。它将政治的重心,从资本重新转向了人民;从财富积累,转向了社会公平;从少数,转向了多数。能否真正将这种希望与呼声转变为政策与行动,也许这便是未来十年中整个世界需要共同回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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