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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根良:“扩大进口战略”的隐忧及应对美国对华贸易战的政策建议

2018-12-09 17:14:50  来源:察网  作者:贾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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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进口战略”的隐忧及应对美国对华贸易战的政策建议

  【笔者按:自今年七月份以来,鼓噪“扩大进口战略”以解决中国贸易不平衡特别是对美贸易顺差的文章又大量增多起来了。对这种观点,早在2011年笔者就给出了否定的回答。或许这些措施包含有一些有利于我国长期发展的因素,但笔者仍充满疑问,它在总体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对外贸易的根本问题,无助于我国产业的转型升级。

  早在10年前,笔者就对当时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提高出口退税的措施提出了异议,拙文重申了这种观点。在笔者看来,拙文在2012年给政府提出的对策建议完全适合于目前应对美中贸易战,是笔者有关应对美中经济战总体战略构成的一部分。本文初稿于2011年9月,修改完成于2012年国庆节期间,原载《当代经济研究》,2012年第12期,原题《扩大进口战略的隐忧与国民经济平衡增长新论》。】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重新提出了扩大内需战略[①],这无疑是正确的选择。但为了解决我国过大的贸易顺差特别是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我国政府又在2011年采取了“扩大进口战略”。这两种战略之间是否一致?“扩大进口战略”是否能够达到促进产业升级和提高我国对外开放质量的目的?本文首先对目前为“扩大进口战略”进行辩护的观点提出质疑,讨论它与扩大内需战略和产业升级目标之间的冲突。然后,为了提出替代性的政策思路,本文通过对纳克斯“平衡增长理论”的创造性阐释,提出国民经济平衡增长新论。最后,与单纯为了解决过大贸易顺差的“扩大进口战略”不同,论文运用国民经济平衡增长新论,提出了能同时达到对外贸易平衡、扩大内需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三重目标的政策建议。

  

一、结构失衡与“扩大进口战略”的隐忧

 

  目前,我国产业价值链低端工业制成品出口导向型经济面临的困境是众所周知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自然资源大量被消耗,产能大量过剩导致贸易条件持续恶化,陷入了生产增加但出口收入下降的“贫困性增长陷阱”。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在海外市场不断萎缩的情况下,这种情况日益严重,甚至在2011年和今年出现了被某些人称作的“制造业危机”。更为严重的是,我国还因此陷入了更加令人痛心的“美元陷阱”之中:我国连年的贸易顺差导致了国民财富的严重流失。在美元霸权的支配下,美国开动印钞机大量印制美元绿纸片,低价购买我国出口产品,而我国由此形成的美元贸易顺差不仅夺走了我国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农业补贴等方面所急需的资金,[1][②]而且其价值也因美元的不断贬值而不断耗散,正如余永定先生指出的,这无异于我国把贸易顺差产品直接扔到大海里,同时由中国人民银行直接印人民币发给这些出口企业。[③]

  连年的贸易顺差是造成我国内需不足和严重通货膨胀并发症的重要原因。以2010年我国贸易顺差1831亿美元为例,按当年末1美元兑6.6227元人民币的人民币汇率计算,贸易顺差总额为12126.1637亿元人民币,假如2010年我国实现贸易平衡(也就是贸易顺差为零),该年贸易顺差部门的产品投放国内市场,那么,按2010年末中国城乡7.9亿的就业人口计算,平均每个就业者将增加1777元工资;而如果按2010年末我国2.2亿农民工计算,那么每位农民工将增加5512元人民币收入,这也就是说,按保守计算,如果该年农民工平均工资增加40%,不会发生任何通货膨胀,而由于农民工消费倾向最高,由此所形成的扩大内需效应是任何其他措施所无法达到。但实际情况却是,由于2010年巨额贸易顺差的存在,我国农民工不仅不能增加40%的工资,反而却因外汇占款而增发人民币所造成的通货膨胀使其实际收入下降,实际收入的下降反过来又加重了内需不足。

  为了回应美国对我国贸易顺差过大的指责,同时也是为了解决我国因连年巨额贸易顺差所导致的财富损失和通货膨胀并发症问题,我国政府在2011年采取了扩大进口的战略,并于2011年底推出了2012年大范围下调进口商品关税的措施。[④]《经济日报》评论员的文章对此评论说,扩大进口不仅可以有效控制外贸顺差,减少国际摩擦,降低外汇储备过高的压力,而且对提高我国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⑤]有论者也指出,努力扩大进口是我国加快经济转型和提高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的必然战略选择,而大宗商品和高新技术作为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支柱,也是未来扩大进口的重点发展领域。[⑥]

  按照《21世纪经济报道》的说法,目前,“扩进口”实际上已经被提升到中国外贸新战略的高度,取代“压出口”,成为削减贸易顺差的首要路径。广东省为此专门出台了具体的指导意见,根据指导意见的目标,广东力争要在“十二五”时期,进口增幅达到或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依照重要性排序,广东鼓励进口的商品依次是先进技术和设备、重要物资和消费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贸研究中心副主任肖鹞飞认为,中国扩大进口无非是两个考量,短期来看是削减贸易顺差、促进贸易平衡;长期看则是希望通过引进高新技术设备促进产业升级。[⑦]

  无疑,“扩大进口战略”将有助于实现削减贸易顺差和促进贸易平衡的目的,解决我国因连年贸易顺差所导致的巨额财富损失和通货膨胀并发症问题,也能达到减少国际摩擦的目的,如果单纯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不失为一种好的解决办法。但是,这种战略不仅不能实现以上论者所论证的目标,如提高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通过引进高新技术设备促进产业升级,提高我国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相反,“扩大进口战略”却是与这些目标背道而驰的。理由何在呢?

  我们可以把2012年730种进口商品平均关税率降低为4.4%的商品划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能源资源性产品、用于促进消费和改善民生的日用品和与公共卫生相关的产品,这些产品进口将改善国内供给,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没有不利影响。第二类则是资本品,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所需的关键设备和零部件以及大马力拖拉机等在内的农业生产资料,这类产品降低进口关税将冲击我国亟需扶植的资本品工业。当然,如果打算像日本和韩国在经济崛起时期一次性进口样机后就不再进口,在此基础上实施进口替代,这无疑是无可厚非的;而且在目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条件下,由于发达国家经济萧条,我国在先进技术设备进口价格等问题的谈判上将处于有利地位,这无疑是一个准备进口替代的好时机。但是,很显然,“扩大进口战略”并没有这个打算,其目的只不过是为了削减贸易顺差和促进贸易平衡,并认为这种进口长期化是正常的。

  目前,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大都处于低端地位(部分处于中端),进出口贸易结构的基本特征是“出口低端产品并进口高端产品”,在发达国家经济崛起的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思想史中,这种贸易结构因为“出口本国报酬递减的产品并进口外国报酬递增的产品”,因而被看作是“坏的贸易”,[⑧]这种贸易结构实际上正是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所要转变的对象,但“扩大进口战略”却因为首先扩大的是先进技术设备进口,而且并无进口替代的战略考虑,因此,这无疑将使我国的进出口结构进一步被固化在“出口低端产品并进口高端产品”的低级贸易结构上,使我国长期以来就存在的“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困局进一步被强化,这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自主创新是非常不利的。在这种情况下,哪里会提高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呢?又怎么能说将会提高我国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呢?

  此外,“扩大进口战略”还会带来以下负面影响。第一,并不能解决产业价值链低端工业制成品出口过剩所内生的贸易条件恶化和生态环境恶化问题。第二,它不仅无法解决由于我国出口产品海外市场在未来的持续萎缩而产生的失业问题,反而会加重失业问题,因为进口将冲击国内相关产品生产企业的生产,从而减少国内就业。第三,还需要引起特别注意的是扩大进口战略将有可能对我国贸易结构和国际收支带来深远的不利影响,理由有如下两点:其一,由于我国贸易顺差主要是由加工贸易所产生的,一般贸易和其他贸易一直都处于逆差状态,因此,扩大进口战略将导致我国对加工贸易的依赖,这与我国大力压缩加工贸易的既定目标是自相矛盾的;其二,我国贸易顺差主要是由在华跨国公司的加工贸易所形成的,如果把扩大进口作为一种战略长期实施,不仅无法降低对在华跨国公司的依赖,而且,在未来某些时候是否会导致外汇危机?例如,以2010年我国1831亿美元的顺差构成为例,外商投资企业占2010年我国贸易顺差的68%,顺差额为1243亿美元;而我国民营企业和国营企业贸易顺差总计仅598亿美元,占比为32%。由于外商投资企业所形成的贸易顺差实际上代表着外资对我国资产的索取权,是我国间接的对外资的隐性债务,因此,一旦外资外逃和外商投资企业不再通过结汇制把美元交给中国人民银行,而我国进口比例如果无法压缩,这将有可能发生外汇危机。

  相对于我国连年巨额贸易顺差所导致的财富损失和通货膨胀而言,笔者并不反对扩大进口战略,因为这总不失为一种解决办法,但这种战略对长期发展将会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我们需要寻求更好的解决途径。笔者认为,要解决我国进出口价值总量的长期失衡,不能只集中在进出口失衡问题上,我们必须注意到我国产业价值链低端工业制成品大量出口所产生的贸易顺差是与我国经济结构其他方面的失衡相伴而生的:资本品工业高端产品大量进口;大豆、玉米等大宗农产品的大量进口;由“大进大出、两头在外”所导致的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产生的结构失衡,[⑨]等等,贸易顺差与这些结构失衡是密切相关的。因此,我们必须把这些结构失衡通盘考虑,采取一揽子的国民经济平衡发展战略,而不能仅仅是为了解决连年巨额贸易顺差,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单纯解决进出口平衡问题。但在讨论这种新战略和政策建议之前,我们首先需要为之提供一种新的理论基础。

  

二、国民经济平衡增长新论

 

  笔者认为,“扩大进口战略”与扩大内需战略潜在地是内在冲突的,其理论基础也是截然不同的。“扩大进口战略”仍是基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无论出口什么产品和劳务,一国只要根据比较优势原则从事对外贸易,大量的出口就可以扩大国内就业、转移剩余劳动力、改善国民福利并实现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按照这种理论,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力成本低廉,因此,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并进口先进技术设备是我国对外贸易的最优选择。“扩大进口战略”基本上就是基于这种观点来解决贸易顺差过大所导致的对外贸易不平衡问题的。

  扩大内需战略是立足于内需市场推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但我国政府采取该战略所依据的理论并不清楚。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海外市场长期萎缩的暗淡前景和我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所面临的困境是我国重新提出扩大内需战略的直接原因。纳克斯从历史比较的角度,曾经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划分为三种类型,这为我们探寻扩大内需战略的理论基础提供了历史视野:第一种战略是原材料等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型战略,与普雷维什和辛格一样,他认为这种战略在战后已不可行,这种洞见现在已经被事实所证明。第二种战略是发展中国家利用低工资劳动力,追求劳动密集型工业品出口战略,这实际上就是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直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就采用的战略。纳克斯认为,这种战略需要发达国家给予支持,或者至少不歧视。然而,纳克斯又认为,这种支持是无法得到保证的,特别是发达国家的低工资成本工业在面临被进口品冲垮的危险时,发达国家将会实施保护主义政策。纳克斯的这种预见是有远见的,正如我国近年来遭受了世界上次数最多的“反倾销”所证明的。为此,纳克斯提出了第三种战略:工业产出为国内市场生产,也就是内需主导型的工业化战略。

  笔者认为,我国扩大内需战略的最终目标就是要转向这种内需主导型的工业化战略。那么,扩大内需战略的决定性条件是什么呢?通过对纳克斯经典著作[⑩]核心思想的创造性阐释,笔者提出以下两点看法。首先,纳克斯正确地论证到,决定内需市场大小也就是人们收入水平的关键性因素是生产率,而资本设备的投资是提高生产率的基础,所以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是资本形成。纳克斯所谓的资本形成并不是我们今天从货币角度理解的资本,而是指各式各样能够大大增加生产力效果的机器设备等。由于我们通常把生产机器设备的工业称作是资本品工业或装备制造业,因此,对纳克斯思想的一个合理推论就是:是否拥有一个发达的资本品工业或者说资本品创造部门是决定内需市场大小的关键性因素。但是,纳克斯的著作并没有区分资本品创造部门和资本品使用部门,因此也就没有讨论这种区分对国家间投资收益分配的影响。我们下面就运用一概念的区分,对笔者的这个推论加以解释。

  在一国之内,发达的资本品工业主要发挥两种作用:其一,大幅度提高资本品使用部门的生产率;其二,它不仅为资本品创造部门提供丰厚的创新租金,而且在提高资本品使用部门生产率的同时,通过系统协同效应扩散资本品创造部门所提供的创新租金。但是,资本品工业的这两种功能在不同国家之间可以发生分离:如果一国是纯粹的资本品使用部门,那么,该国生产率虽然可以得到很大提高,并能以价格降低的方式与世界各国分享生产率提高的收益,但它不会以收入提高的方式分享资本品创造部门所提供的创新租金,其原因就在于资本品创造部门由于具有高度进入壁垒和动态不完全竞争的特点,因此,技术进步的绝大部分收益将以利润或工资收入的形式归资本品生产国国内的生产者(包括资本家和工人)和政府所占有,这种技术进步的收益扩散方式被称作是“共谋型”分配方式;而作为资本品使用部门,消费品工业、农业和服务业的技术创新或者是没有产生动态不完全竞争,或者因为激烈的竞争导致了使世界上所有消费者受益但却使该国生产者受损的价格下降,这种价格下降使其产业的利润和工资都有可能下降,这种技术进步的收益扩散方式被称作是“古典型”分配方式。[11]

  独立自主和发达的资本品工业是国民财富增长的引擎。我们可以观察到,发达国家的农民、理发师和出租车司机的实际工资要比其生产率相同的发展中国家的同行高出很多倍。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发达国家先进的资本品创造部门通过国家创新体系所创造的系统协同效应在国家范围内产生并扩散了工业技术创新及其生产率的增益。具体地说,在一国之内的农民和理发师与工人都共享着一个劳动力市场,因此,资本品创造部门在提高本部门工人的收入之后,它还将通过劳动力供求和部门间收入的战略性互补[12]等系统协同效应,使消费品工业、农业和服务业等部门的劳动者也能分享到资本品创造部门所创造的创新租金,这就是独立自主和发达的资本品工业作为增长发动机的重要作用:“不断涌来的收入潮水浮起了所有的船”。因此,按照这种逻辑,是否拥有一个独立自主和发达的资本品工业部门是区分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一个主要标志,它是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决定性因素,纳克斯曾提出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是资本形成,这实际上就是指独立自主和先进的资本品工业部门的关键性作用。

  上面就是对扩大内需战略的第一个决定性条件的讨论,我们下面讨论第二个决定性条件:国民经济平衡增长。如果说独立自主和发达的资本品工业是扩大内需的引擎,那么,发展中国家将如何建立这种工业呢?由于本国资本品工业的落后,这种工业在具有国际竞争力之前是不可能有国际市场的,没有市场,这种工业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但天无绝人之路,发展中大国可以通过国内市场为之创造市场,这种国内市场实际上就是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对资本品工业的需求。然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由于生产率低,所以收入也低,这些部门对资本品工业发展的需求引诱也就不足。那么,如何解决这一困境呢?纳克斯提出了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平衡增长的方案。按照纳克斯的逻辑,欠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在资本品创造部门和资本品使用部门同时进行资本投资,从而同时提高各部门的生产率,而各部门由于生产率提高,其收入水平也会同时增加,因此,这就在各部门之间通过提供相互需求,解决了工业化所面临的国内市场容量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内需不足问题,这就是著名的“平衡增长理论”。

  但是,发展中国家没有必要采取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同时进行大规模投资的“大推动战略”,这是因为欠发达国家对资本品工业发展的需求并非总是处于需求不足的状态。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大量进口先进机器设备,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欠发达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对资本品的需求还是相当旺盛的。实际上,纳克斯并非认为严丝合缝的供求平衡是平衡增长的条件,他强调的重点并非是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同时进行投资的“刀刃般”的增长路径。在纳克斯看来,平衡增长并不是一个时点概念,而是一个时期概念,它是指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在中期而非短期内的动态相对平衡,他正确地强调了这种相对平衡增长是欠发达国家资本品创造部门发展的内在要求。

  综合以上讨论,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建立独立自主的资本品创造部门以及国内资本品使用部门为其发展提供市场是扩大内需战略的两个决定性条件。首先,决定内需市场大小的关键性因素是国民收入水平,而独立自主的资本品创造部门是国民收入水平也就是内需提高的基础;[13]其次,在发展的初中期,发达国家不可能为欠发达国家的资本品创造部门提供市场,所以,国内资本品使用部门必须为其提供市场,立足于国内这两个部门之间的相对平衡增长就成了本国资本品创造部门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因此,在本文中,所谓国民经济平衡增长就是指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特别是资本品创造部门与资本品使用部门之间互为市场的概念。例如,一个进口资本品并出口消费品的国家,通过建立本国的资本品工业,使其与国内生产的消费品之间建立起互为市场并循环累积的关系,就是笔者所谓的国民经济平衡增长的概念。

  

三、政策建议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调结构、扩内需和保增长”成为我国经济政策制定的主调,虽然在内容和重点上有所变化。但是,在目前有关扩大内需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上,人们并没有注意到“调结构”将如何直接创造内需市场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没有注意到国内企业间和产业间如何通过提供互补性的需求直接扩大内需问题。归纳起来,“调结构”的含义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调整过于倚重外需的经济结构,但却是从宏观总量而言的;调整“重投资需求,轻消费需求”的结构;调整区域结构,推动区域间协调发展;调整收入分配结构;调整投资结构,降低高能耗和高污染产业的比例,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和节能环保产业在产业结构中所占比例。然而,这些“调结构”的含义都没有包含通过调整国内外产业间供求关系从而使国内生产者之间通过提供互补性生产需求推动产业升级的问题,[14]而这个问题正是本文的着眼点。正是从这一着眼点出发,笔者对“扩大进口战略”所存在的缺陷以及它与扩大内需战略之间的矛盾进行了分析。现在,笔者就解决我国对外贸易不平衡问题提供一种替代性的政策建议。

  我们首先讨论如何解决我国价值链低端工业制成品在我国出口结构中“一支独大”的问题。我们前面的讨论已经说明,扩大进口战略在解决贸易顺差上的副作用较大,也无法解决贸易条件恶化、生态环境恶化和资源耗竭问题,而要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只有压缩低端工业制成品的出口规模,别无他途。为此,我们可以采取以下三种办法。首先,大幅度减少出口退税,并尽快取消出口退税。出口退税不仅与我国压缩加工贸易的既定目标背道而驰,而且也主要是补贴了外资企业,因为加工贸易顺差主要是外资企业所形成,例如,据商务部资料,2009年,外资企业加工贸易占加工贸易顺差总额的比重为84%。其次,逐步实施禁止不可再生资源出口的资源战略,当我国为巨额外汇储备贬值而发愁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必要再通过出口自然资源增加贸易顺差。

  上述措施会不会导致大范围的失业?如果实施上述措施,对失业问题将如何处理?第一,我们前面已经谈到,我国出口商品价值在国际市场上被严重低估,虽然我国许多出口商品不会像我国建筑陶瓷抛光砖的产品价格提高两倍还比印度产品便宜,但大部分商品仍有相当大提价空间,这种提价不会导致失业。第二,跨国公司通过垄断贸易获得了几倍甚至十几倍于我国出口企业的利润,因此取消出口退税和提高工资就是迫使它们对中国工人和企业让利,因此不会产生更多的失业。第三,由于发达国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依赖和对基本消费品在相当程度上的刚性需求,销售量不会因上述措施而有较大的减少。第四,取消出口退税后,原先中央财政为此准备的资金可以转作失业救济准备金,以备支付失业救济之用。例如,2010年我国财政就为出口退税支付了7300亿元人民币,如果按每位失业人员支付每月2400元计算,这些出口退税转作失业救济准备金后,可以支付每年至少2千5百万因上述措施而失业的人员,但上述措施决不会造成2千5百万失业人员。第五,仍以2010年我国贸易顺差1831亿美元计算,由于实施上述措施,出口企业产品出口转内销,假如贸易顺差减少一半,由此国内商品供给增加6000亿元人民币,2千5百万失业人员可以再增加6000亿元人民币(每人每月再增加240元救济金),而且不会产生通货膨胀。第六,由于大幅度提高了出口部门特别是外资企业工人工资水平,工人消费的增加将刺激国内生产,从而扩大就业。总之,如果实施上述措将不会导致大范围的失业,较小范围的失业问题可以妥善地被处理。

  在实施上述措施的同时,我们可以对资本品工业高端产品实施进口替代,这不仅将为我国资本品创造部门的自主创新提供广阔的平台,而且,由于资本品工业高端产品的发展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基础,生产性服务业也将因此得到更快的发展;与此同时,大幅度地减少大豆、玉米等大宗农产品进口,并恢复此类商品的国内生产规模。这些措施将大范围地增加大学生、研究生、农民和服务业的国内就业,这不仅将弥补上述措施所造成的失业,而且将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就业岗位的增加也将增加劳动者的收入,这无疑将增加对原先用于出口的消费品的需求,从而刺激原先用于出口的企业为国内生产,其生产率、工资和利润都将得到提高;而消费品工业、生产性服务业和农业的发展反过来又增加了对本国资本品工业的需求。[15]这样,我国资本品工业、农业与原先用于出口的廉价工业制成品之间就可以逐步地形成互为市场的良性循环,从而彻底扭转内外需失衡和廉价制成品产能过剩的局面,不仅可以实现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平衡发展,有力地扩大国内产业和企业之间生产性需求的内需市场,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为我国资本品工业高端产业的自主创新提供了广阔的国内市场空间,而后者的发展又为各部门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根本性的保障。因此,国民经济平衡增长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扩大内需战略的必由之路。

  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民经济平衡增长的思想一直被看做是过时的,以至于在解决我国对外贸易不平衡、国内一些部门产能过剩和扩大内需等问题上,从没有人提出过国民经济平衡增长的政策建议,甚至现在仍有很多人把国民经济平衡增长等同于自给自足而加以摒弃。实际上,这种错误的观念由来已久,“不发达国家致力于建立那种会给自己创造市场的工业,往往被认为是走自给自足的道路”,[16]因此,纳克斯在提出平衡增长理论之时就对这种看法提出了批评:“在许多‘外围’国家,难道不是完全因为国内经济的贫困,(对外贸易占国民生产总值的)这种比例过去才会高到那么不适当的程度吗?”[17]显而易见,在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后,如果其他国家在自己的国家没有建立“自给自足”的“给自己创造市场的工业”,那么,这些国家就只能沦为国内经济贫困的“外围国家”。在目前我国所面临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通过国民经济平衡增长建立独立自主的资本品创造部门具有同样的道理。

  实际上,目前的发达国家都是在国内通过建立“给自己创造市场的工业”并实现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平衡增长而发展起来的,美国经济的崛起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与我国目前出口导向型经济所面临的困境相类似,在19世纪中叶,美国经济崛起的条件之一就是从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型经济向内需主导型经济的转变,在当时,美国农产品的出口不仅由于国外需求的不稳定和外国移民更多地涌入农业领域,因此经常性地导致农产品出口出现生产过剩和收益下降,而且也导致了土壤肥力的下降和环境的破坏。

  为了解决上述困境,美国当时采取了保护和扶植工业发展的国策,达到了“调结构”的三重目的:首先,工业人口的不断增加为农产品创造一个不断成长的国内市场,从而大大地增强了抵御外部需求下降的风险的能力;其次,工业发展导致大量农民被转移到城市工业,这不仅减轻了农产品供给过剩的压力,而且也因此所导致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民的收入也得到了提高;最后,由于前两个目标导致了农民收入的不断增长,而且由于对工业采取了高关税保护的政策,因此美国农民只能购买本国工业品,这就为美国在国际市场上毫无竞争力的幼稚工业提供了有保证的和不断增长的国内市场。

  美国正是通过上述在国内建立“给自己创造市场的工业”实现了从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型经济向内需主导型经济的转变:第一,外贸依存度一直很低,长期保持在12%-14.1%之间;第二,国内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岁月里,虽然英国出口了四分之一的工业品,但美国出口的还不到十分之一。[18]在这种内向型的美国经济崛起过程中,国民经济的平衡增长对推动内需市场规模的扩大曾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在这一时期的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个经济部门自发地形成比较协调、相互促进的关系。农业和工业两大部门之间,工业中轻重工业之间,农业中种植业和畜牧业之间,以及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上,发展比较平衡,相互促进,推动了整个经济的发展。”[19]

  由此可见,国民经济平衡增长对美国经济的崛起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相反,在19世纪下半叶一直到“大萧条”,拉丁美洲国家仍以“出口初级产品并进口机器设备”作为调节对外贸易平衡的基础,其结果是:一直到现在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我国以进口先进技术设备为第一要务的“扩大进口战略”是否会重蹈拉丁美洲国家的覆辙?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笔者希望,本文能够引起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界对“扩大进口战略”负面影响的注意和讨论。

  [①]内需问题是我国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的1998年底首次提出的,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再次提出扩大内需问题,并将其逐步地升格为长期战略方针。

  [②]贾根良:《外储问题的根本在于外资和美债》,中国经济周刊,2011年第38期。

  [③]余永定:《见证失衡: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和美元陷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

  [④]郭丽琴、付晶晶:《“扩进口”发力:财政部下调730多种进口商品关税》,第一财经日报,2011年12月16日。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50,20111216182652996.html.

  [⑤]本报评论员:《重视扩大进口的战略意义》,经济日报,2012年3月31日。

  [⑥]王永杰:《扩大进口是经济转型的必然战略选择》,中国经贸,2011年第11期。

  [⑦]宋菁:《广东外贸新战略:扩大进口》,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6月5日。

  [⑧]埃里克·赖纳特:《富国为什么富、穷国为什么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⑨]刘书瀚、贾根良、刘小军:《出口导向型经济: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落后的根源与对策》,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年第3期。

  [⑩]拉格纳·讷克斯(纳克斯):《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谨斋译,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

  [11]Erik S. Reinert, Evolutionary Economics, Classical Development Economics, and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Policy: A Plea for Theorizing by Inclusion,2005,working paper, no.1,http://hum.ttu.ee/tg/.

  [12]杨格在其经典论文中讨论了部门间如何通过价格调整的金钱性外部经济导致分工过程累积性扩大的问题,见阿林·杨格:《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贾根良译,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年第2期。

  [13]贾根良:《资本品工业的自主创新:扩大内需战略的关键》,即将发表。

  [14]无疑,通过发展区域间多样化的水平分工,推进国内经济一体化在空间上的纵深发展,推动我国东部和中西部之间的国内经济大循环,可以有效地开发中西部内需市场的巨大潜力。但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暂不涉及该问题,笔者将有专文对此加以讨论。

  [15]扩大进口的战略不仅不具有这些就业和收入提高效应,反而会减少国内就业。实际上,扩大进口的战略是扩大了对别国产品的需求,有利于解决别国而不是本国的内需不足问题。

  [16]拉格纳·讷克斯(纳克斯):《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谨斋译,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25页。

  [17]拉格纳·讷克斯(纳克斯):《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谨斋译,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26页。

  [18]福克纳:《美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下卷第38页。

  [19]樊亢、宋则行主编:《外国经济史:近代现代》(第二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5-46页。

  【贾根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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