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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文林:保护主义旧药方难医美国当前病症

2018-10-26 14:56:20  来源:《红旗文稿》  作者:田文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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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文林:保护主义旧药方难医美国当前病症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挥舞关税大棒四面出击,肆意对他国发起贸易调查,施加贸易制裁,不仅搅乱了全球自由贸易,拖累世界经济,也恶化了国际关系。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国际社会纷纷予以谴责,并出台反制措施,美国国内也是质疑、批评声音不断。美国不顾国际社会和其国内反对,蓄意制造经贸摩擦,不仅有其深刻复杂的背景,也是其一贯的行为。

  

一、保护主义曾是美国强国之道

 

  二战之后,美国逐渐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与其长期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有关。美国最初是英国殖民地。从维护“中心—外围”经济格局出发,英国不允许北美殖民地从事任何工业,只希望北美一直充当英国工业的原料产地。1750年,北美殖民者要在马萨诸塞州建立一个制帽厂,引起英国议会极大猜忌。甚至到1770年,英国首相威廉·皮特仍声称,在殖民地区连一只马蹄钉也不准制造。在南北战争中,英国之所以支持南方,就是南方愿意依附于英国工业体系之下,充当英国纺织业的“棉花地”角色。

  但美国开国领袖卓有见识,一开始就强调要发展本国工业体系。华盛顿在就职当天,特地穿了一套国产衣料制成的服装,以此明确告诉后人,美国应该谋求自主性发展来实现国家富强。他提出,政府有责任和义务促进购买国内商品,美国人的利益应置于首位,每个公民都应该不失时机地购买美国商品。他提出“给美国的产品以及织物以明确的优先权,无论这些产品出自谁手,只要不是过度的昂贵或极不方便”。华盛顿甚至提出国家拨款经营制造业。

  曾担任美国独立后首任财政部长的汉密尔顿,更是一位坚定的经济民族主义者。他在1791年完成的《关于制造业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两个重要观点:一是实行产业保护,二是进行贸易保护。他认为像美国这样的年轻国家不能与英国这样的老牌制造业国家竞争,因此,新兴国家的工业应该享受“政府的特别资助和保护”。他公开指出,促进本国制造业的目的,就是“使美国不依赖外国来获得军事和其他方面必不可少的供给”。

  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本来是个自由贸易论者,但经历了1812年的美英战争以及英国禁运和封锁物资教训后,他得出了与汉密尔顿同样的结论。他开始质疑:“国家的首要利益是获得利润还是维持生存?”并主张“我们对所有外国的制造业产品征收禁止性关税,同时为审慎起见,在国内建立制造业”。他还号召所有美国人“在凡能得到同等的国产纺织品的地方决不买外国货,不管价格有何高低。因为经验已经教导我,制造业现在对于我们的独立,就像对于我们的舒适一样必不可少”。

  而1861-1865年任美国总统的林肯说得更加直白:

  【“我对关税知之甚少,但是我知道这样一个常识,即如果我们购买进口产品,我们得到商品,外国人拿到钱;如果我们买国产商品,那么我们不仅得到了商品,而且拿到了钱。”】

  这种关税保护思想在美国学术圈也得到积极回应。19世纪80年代,宾州大学规定他们的经济学教授必须持反对自由贸易的态度。可以说,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即从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国会中主张保护美国新兴产业、成长期工业以及弱小工业的政治势力一直占据上风。

  在经济民族主义思想引导下,美国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保护羽翼未丰的美国工业。自1789年第一届美国国会起,美国制定了一系列关税法令。如1828年通过《关税法》,既保护了民族工业,也增加了政府财政税收。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亨利·克莱提出了一系列国内经济改革、关税保护以及促进工业发展的计划,他称之为“美国制度”。

  美国经济就是在这种30%进口关税的铜墙铁壁的保护中,从幼年期步入青年期,再步入能健康成长的成年期。1897-1901年任美国总统的威廉·麦金利后来直言:“我们成了世界第一大农业国,我们成了世界第一大矿产国,我们也成了世界第一大工业生产国。这一切都缘于我们坚持了几十年的关税保护政策。”由此,美国通过反抗英国统治、赢得南北战争胜利,以及民族产业保护,最终摆脱了成为英国打工仔的命运,在20世纪初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现代资本主义》一书的作者不无感叹地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生的美国人已经很自然地将美国看成是自由开放市场的大本营,他们觉得自由贸易带来的好处应该是不言而喻的;此时,他们不会知道,历史上的美国政策曾与自由贸易大相径庭,完全属于贸易保护主义。”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贸易保护主义曾经是美国崛起的秘诀之一。

  

二、在经济金融化背景下,通过保护主义实现“再工业化”是一厢情愿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说过:“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事物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因此不能用静止的眼光看问题。但特朗普政府当前的做法,恰恰是要“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20世纪70年代之前,实体经济是支撑美国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在平均利润率持续下降规律的作用下,美国国内产业不断向外转移,出现“产业空心化”趋势。从经济结构看,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已经从20世纪50年代的40%-50%降至12%左右,服务业比重则增至70%。实体经济创造的GDP比重由1950年的62%降到当前的34%。金融衍生品规模10倍于GDP、金融资产规模5倍于GDP。换言之,当前美国的经济支柱已经不是实体经济,而是金融业。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实现“经济繁荣”,更多是一种“钱生钱”的货币再生产。据美国著名学者安德森·维金(Anderson Wiggin)推算,美国每获得1美元GDP,必须借助5美元以上的新债务。美国要想维系表面经济繁荣,每天至少需要流入20亿美元。

  在经济金融化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指望通过保护主义政策,帮助美国实现“再工业化”,明显是一厢情愿。这是因为,制造业与金融业很大程度是一种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经济金融化会从三个方面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

  一是投机逻辑压倒生产逻辑,造成实体企业经济停滞。在金融资本体系下,金融投资者可以通过操纵交易市场,成为工业集团的所有者,由此使金融资本日趋决定着生产性投资的节奏、形式和地点。但金融类型的企业股东,其收益战略与工业投资的需求毫不相干。金融投资既不会带来长期产业投资资本,也不会带来高科技和知识。金融资本优先考虑的是企业的“市值”。而利息和红利只有在市场持续走高时才可能实现,迫使这些企业不得不回购股票以维持市值,借贷投资,最终导致企业高负债。在企业管理中,金融投资者也是根据纯金融的准则,必须在短期内实现投资回报,因此往往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提高剩余价值和获取剩余价值。在金融统治下,工业管理的核心词是“减员增效”和“结构重组”。近年来,对冲基金还发明了一种新做法——私募股权,也就是举债买断上市公司,将其踢出证券市场,并使之落入私人手中,以此来降低公众对这些公司的监督程度。上市公司频频被买断和肢解,每一个业务板块被分别卖给出价最高者。而雇员大多被解雇,资产也被剥夺一空。这样,金融机构的并购活动,最终成为为了纯商业利润而瓦解企业的生产活动。

  二是实体经济日趋被“挤出”。在金融资本主导的经济体系中,政府倾向于采取严厉的货币政策,将抑制通货膨胀视为优先任务,由此导致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的增长,但高利率又会引起投资和储蓄率下降,使各种金融投机活动增多。金融全球化颠覆了许多传统的经济法则。一般来说,商品价格上涨会削弱进出口竞争力,但资本价格上涨则将全球的资金吸引到股票、债券和房地产市场中。不断上涨的租金、财产和债券支出,往往会抵消工资优势,从而对实体经济产生“挤出效应”。随着金融化程度提高,生产消费型经济体变为越发负债的金融财产型的贝壳式的经济体。这些经济体在金融上将变得头重脚轻,并使得储户和债务人之间两极分化。

  三是银行体系风险增大。在金融市场日趋发达的背景下,大企业更乐于通过发行股票在市场上借贷,而不是去银行借款。银行业为抑制市场份额急剧下降,不得不寻求业务多样化。为迅速恢复利润,他们采取事先从一些企业抽资的政策,这直接对实体经济发展产生灾难性后果。同时,银行的投资/投机活动,特别是转向期货和期权等金融衍生品,也将银行业本身置于十分危险的处境。

  从实践看,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的“去工业化”,导致美国制造业工人出现断层。目前,美国已经很难找到50岁以下的产业工人,而且,劳动力成本明显高于中国,美国白领工人的工资是中国的两倍,蓝领工人工资是中国的八倍。同时,美国的产业链也不完整。比如,在美国工厂周围找不到可以修模具的地方。因此,美国从奥巴马时期就开始搞“再工业化”,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

  

三、错估国家利益会加剧美国衰落进程

 

  在大国博弈当中,因错估国家核心利益和错配力量,导致国家衰落的案例比比皆是。二战前,德国和日本都曾是新兴大国,德国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但德国和日本错估国际形势和时代潮流变化,将沿袭了几百年的殖民扩张政策作为制胜之道,谋求争夺“阳光下的地盘”。最终以失败告终。相比来说,美国替代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没有沿袭殖民主义老路,而是大力倡导“民族自决”运动,这既抢占了国际道义制高点,同时也动摇、瓦解了英法的传统殖民体系。二战后,美国通过建立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等国际政治经济制度,逐步占据世界霸主地位。

  冷战期间,美苏争霸过程中,双方都曾因错估核心利益并轻用武力,结果犯下“颠覆性错误”,被对手利用和反超。1979年苏联基于过时的地缘扩张观念,贸然发动阿富汗战争,结果深陷战争泥潭,国力从此由盛转衰。而美国同样因过分夸大“共产主义扩张”威胁,先后发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结果使美国国力损耗,士气低落。冷战结束后,美国因“9·11事件”的爆发,高估恐怖主义威胁,先后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使美国唯一超级大国地位明显动摇。

  然而,美国在评估国家利益方面仍在继续犯错误。美国现政府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大体停留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水平,停留在美国中下层白人群体设想中的传统国家利益的阶段。基于此,特朗普政府提出的“美国优先”带有明显的孤立主义色彩,其所推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更是与其过去一贯倡导的经济全球化路线背道而驰。

  错估核心利益基础上做出的决策,必然是错误的决策。我们知道,目前美国霸权主要有四个支柱:军事霸权、科技霸权、金融霸权(美元霸权)、文化霸权。美国的金融霸权、科技霸权以及文化霸权,要想继续维系,必须推行世界主义的政策,与外部世界愈加紧密绑定。比如,只有其他国家使用高通、微软等高技术产品,美国才能通过“剪刀差”获取更多财富。同样地,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元已经变成“无锚货币”,只有依靠中东石油和东亚商品,美元才能支撑其物质基础。换言之,中国用美元结算对美商品出口,实际上是在“帮助”美国。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战,试图通过减少中国商品输入促进“再工业化”,在现实中只会削弱美元的物质支撑基础。此外,特朗普政府用芯片打压中兴公司,实际上破坏了美国高科技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闷声发大财”的有利格局。

  事实上,中美贸易美国好处巨大,中国则好处有限:中国卖给美国的是实打实的商品,但美国给我们的是一大堆无法兑现的“白条”。特朗普政府的蛮干做法,不是在“使美国重新强大”,而是在加速摧毁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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