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22日，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
会师是喜悦的，也有心酸和泪水。
其中，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是第二次会师了。
一年零四个月前，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第一次会师，当时，四方面军刚刚开始长征不久，兵强马壮，总兵力达八万多人。
第二次会师时，四方面军已严重减员，总兵力下降了一半。并且背上了错误路线的包袱。
这一切，都是张国焘的机会主义路线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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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途中，最惊心动魄并且命运攸关的争论，发生在在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毛泽东和张国焘关于北上还是南下的争论。
毛主席后来把这段时间称为他一生最黑暗的日子。
毛泽东和张国焘都是中共一大代表。但张国焘比毛泽东小四岁，1916年考上北大，当时毛泽东是北大图书馆的管理员和旁听生。
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时，张国焘是拟任总书记陈独秀的代表。
面对毛泽东，张国焘的心理优越感是明显的。但后来的历史证明，毛泽东是珠穆朗玛峰，而张国焘不过是珠峰脚下的一颗沙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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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6月26日，在两军会师后召开的两河口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和张国焘，在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这一问题上，上出现了重大分歧——
一是南下川北，这是张国焘提出的方案;
二是北上陕甘，这是毛泽东提出的方案。
还有一个就是张国焘作为妥协而提出的西进新疆的方案(这埋下了西路军悲剧的伏笔)【点击阅读】。
红军是应该往川康走，往陕北走，还是往新疆走?
当时张国焘自恃枪多势众，企图挟党中央南下，毛泽东和党中央不得不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
后面的历史我们都知道了：北上抗日的路线取得了巨大成功，而南下路线遭遇了惨重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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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从军事的角度看，似乎很难解释北上的成功和南下的失败。
作为北上目的地的陕甘地区不仅贫穷，敌人的实力还非常强大，张学良的东北军、阎锡山的晋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合计约有五十万大军，这些部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
而作为南下目的地的四川，不仅号称天府之国，盛产大米，而且敌人的实力也较弱，四川军阀总共只有二十多万的兵力，这些川军训练很差、武器破旧，很多还是吸食鸦片的“双枪将”。
毛主席北上路线的成功，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在事关中华民族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做出了正确选择。
1935年，日本已经吞下了东北，建立了“满洲国”傀儡政权，正在把华北做为下一个侵略目标。
在这样的背景下，红军北上抗日，迎击日寇，不仅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也赢得了杨虎城将军和与日本有杀父之仇的张学良将军的同情。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很快就和他们结成了统一战线。
张学良、杨虎城不仅不肯全力“剿共”，反而让出地盘，对红军接济钱粮和武器，使得中共中央顺利在西北建立了抗日大本营，为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能够迅速深入华北、山东，开辟敌后战场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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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南下路线的失败，归根结底是张国焘机会主义，或者说投机主义路线的失败，是用行动来回避对大是大非问题的表态，仅仅考虑个人和红四方面军的生存问题。
与红一方面军的前进方向相反，张国焘率领四方面军南下时，由于与日寇兵锋所向的区域越走越远，实际上是背向日寇，所以无法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帜，而只能以“赤化全四川”相号召。
这不仅不能获得四川地方军阀刘湘、邓锡侯、杨森等的同情，反而引起他们的殊死抵抗，他们倾尽全力，与红四方面军在百丈关展开大战并大败红四方面军，迫使红四方面军退出四川。
在红军内部，张国焘也无法以“驱逐日寇，救国救民”相号召，而只能提“跟着张主席，打到成都吃大米”这样非常物质化的口号，其在政治上的失败已成定局。
对一个红军指挥员或战士来说，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是：难道出生入死参加革命，仅仅是为了吃到大米吗？
退一万步说，张国焘的南下路线即便取得暂时成功，在四川搞到了一块根据地，又能如何呢？
一年多之后全面抗战爆发，红军在四川远离抗战前线，政治上的处境将是何等被动？
还会出现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投奔延安那样局面吗？
还能够顺利深入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并迅速成长壮大吗？
这些答案都将是否定的。
如果中共采取南下路线，而不是像毛主席所主张的那样坚决北上，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各派政治力量的新一轮整合中，中共由于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的错误，很可能会被边缘化，成为政治舞台上一支无足轻重的力量，这样的话，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也都将会被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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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5年到1936年，还有一个人对当时中国的大是大非问题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这个人就是蒋介石。
当抗日成为中国最大的政治正确的时候，蒋介石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幻想能够通过最后一击消灭红军，但在陕北，蒋介石面对毛泽东在“联合抗日”旗帜下建立的统一战线无可奈何。
杨虎城、张学良不愿意把中国有限的国防力量消耗在内战中，蒋介石的一切软硬兼施都无法让他们继续进攻红军。
情急之下，蒋介石决定来霸王硬上弓，命令西北军、东北军让出战场，让中央军入陕“剿共”，结果引爆“西安事变”。
最后的结果是蒋介石被迫接受了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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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点击阅读】，本质上是军事上处于极度弱势的毛泽东，把自己的政治意志强加给了军事上占尽优势的蒋介石。
毛泽东能够这样做，根本原因仍然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地位。
抗日，是当年任何中国人都不能反对的堂堂之阵，正正之旗。
长征的胜利，毛主席的胜利，留给中国最主要的经验，就是无论是政治人物也好，政治力量也罢，在历史的大是大非面前必须做出正确的选择。
如果在机会主义思维的支配下，自以为聪明，为了眼前的短期利益，回避大是大非问题，则无论拥有怎样的优势，无论短时间内怎样得逞，最终都必然会出局。
文章原载于作者公号：独立评论员郭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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