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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化信:再论中国学术如何起死回生

2018-10-08 15:57:57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王化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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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文《论中国学术的起死回生》5月6日在《红歌会网》和《民族复兴网》发表之后,已经引起广大网友的关注。这是一个不仅关系中国学术生死存亡,而且关系整个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重大现实问题。要说清楚这个问题,需要有不厌其烦的足够的耐心。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有顽强拼搏攻坚克难的足够的勇气和打持久战的精神准备。此次再论就是对这个重大问题更深入、更具体的研究和讨论。

 

一、导致中国学术名存实亡的三大主要因素

  1、延续四十年的“腐败之道”。这里说的“腐败之道”就是习近平同志在2013年1月在十八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批评的选人用人上搞任人唯亲的“腐败之道”。纵观最高学术殿堂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以来四十多年,“腐败之道”不仅一直存在,而且相当严重。以国家“三农”问题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为例,如果真正出以公心,为国家事业发展着想,为八亿农民着想,面向全国选拔人才,这个只有一百多人的研究所,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与农民和农村有深厚感情,受过农业系统教育的农民子女即使要求占95%以上也不是难事。在全国范围内挑选,从符合这些条件的人当中选拔,即使千里挑一,也远远超过一百人。但是,当初组建的时候,97%是不面向全国公开招聘的。而是通过组织安排。当然,如果这些组织负责人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是焦裕禄式的好干部,也未必走“腐败之道”。问题是焦裕禄式的好干部实在太少。以权谋私的贪官太多。这一点从他们如何对待不足3%的面向全国公开招聘录取者的态度可以得到证实。在1980年的全国社会科学人才公开招聘中,面向全国十多亿人口和八亿农民选拔录取到农发所的只有三位即SZS、WJH和WHX。只占该所1983年实有人数136人的2.2%。也就是说该所人员组成97.8%是由单位当权者全权决定的。只有2.2%是由国家选拔决定的。如果以权谋私的当权者不是贪欲太强,不会在这可怜的2.2%上再动脑筋。可事实就是这样残酷无情。就这可怜的2.2%也绝不放过。就是国家选拔录取这三位,SZS因为早在1978年就与该所所长、副所长相识,录取后立即报到上班,占尽先机。WJH和WHX因为没有背景和特别关系,以安排配偶工作和住房困难为借口,以“分期分批报到”为名被无限期“搁置”饱尝“吊悬”之苦。WJH是单身不存在配偶工作安排问题,看破玄机不等报到通知,拿上录取通知前来报到,单位勉强接受,却遭遇终生排斥打击;WHX老老实实等待那个“分期分批报到”的通知。苦苦等了四年之后;单位发来通知,事实上宣布国家公开招聘录取无效。受害人不服,告到中央。在中央领导的直接干预之下,才得以纠正。这就是成为“中国学术腐败三大案”之首的“破坏国家选拔人才案”。(详见:《拉帮结派误国太深!害民太甚!》)。

  如此严重的“腐败之道”不受查处,自然不会自行败退。正如毛主席所说,任何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农发所1996年和1998年的职称评定以及2015年爆出的震惊学术界的“徐鲜梅博士职称事件”都是“腐败之道”延续的典型案例。

  正是这种延续四十年的“腐败之道”使职称评定演变为以权谋私者拉帮结派的工具和排斥异己的武器,使作为“天下之公器”的学术变为“谋私之工具”,导致学术的名存实亡。

  前不久闹出的北大校长不识“鸿鹄之志”的笑话,从根本上看,也不是个人的素质和水平问题,而是几十年选人用人上的“腐败之道”造成的必然恶果。如果是一个勤奋好学的人,要认识一个“鹄”子,只需要查一下字典,有四分钟足够了!要打下坚实的汉语基础,保证类似的笑话不会出现,有四年绝对够了!与四十年前的“文革”有什么关系!中国学术界顶尖“精英”的超低水平,彰显的是学术的名存实亡,根子则是延续四十年的“腐败之道”。有人说,林校长并非出身豪门,他能爬上顶层不能算“腐败之道”。这种看法也不对。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腐败之道”,最常用的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由此可见,升天者不仅包括得道之人的老婆、公子与小姐,还包括投靠他们的鸡犬。

  2、横行二十年的“弄虚作假”。在上个世纪的1998年,混进最高学术殿堂的贪腐官僚和学术骗子为了排斥打击妨碍他们以权谋私的正直学者,挖空心思、绞尽脑汁炮制了一套专门用于“弄虚作假”的骗术。这套骗术打着“双盲法”的旗号,上蒙有关领导、下蒙广大群众、外蒙外单位专家、内蒙本单位当事人、主蒙除作弊者之外的全体评委;肆意盗用“外单位专家”的名义、阴谋盗取“双盲法”作为一种客观公正评价方法的名誉、猖狂盗窃本应通过公平竞争才能取得的名利,被称为“五蒙三盗术”。这套骗术,打着“双盲法”的旗号,主要后台之一是刘文璞,主要具体操作人员是刘玉满,故又称“刘氏伪双盲法”。后来有人说,这套办法如果没有所长张晓山和党委书记杜晓山的支撑是不可能横行二十年的。而且虽然打着“双盲法”的旗号,事实从一开始就不存在“双盲”,应该叫“张杜刘法”。这“张杜刘法”又恰好与“长毒瘤法”谐音。因此,顺天意、合民心的名称应该叫“长毒瘤法”。这套专门用于“弄虚作假”的法术,最早用于代表作评审和职称评定,后来扩展到整个学术研究领域,成为“中国学术界弄虚作假第一法术”。 这套法术不仅完全彻底、万无一失的实现了对代表作评审和职称评定的操纵和垄断,使“腐败之道”得以持续扩展,变本加厉,而且彻底实现了“有权的就是任性,没权的只能认命”,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造成了学术的名存实亡。

  3、根深蒂固的帮派势力及其权力关系网和利益共同体。“腐败之道”与“弄虚作假”互为因果、互相促进、互相增强,这种恶性循环持续二十年必然要在一个地区或单位形成一个根深蒂固的帮派势力及其权力关系网和利益共同体。造成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任何党的政策和国家法令到那里都会走样、没有真相、没有真理、没有公平正义,只见帮派横行霸道的,“座山雕”威虎山式和刘文彩地主庄园式的独立王国。这也是“和平演变”的必然结果。在这种帮派势力的独立王国,帮派头目的利益高于一切。真正为国家为人民的学术只能名存实亡。

 

二、扼杀中国学术的三大罪魁祸首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持续四十年的“腐败之道”是造成学术名存实亡的主要因素之一。但是,“腐败之道”是离不开“弄虚作假”的。虽然在初期主要手段是阳奉阴违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提出推行“下有对策”时也离不开“弄虚作假”。在最高学术殿堂1998年炮制出“弄虚作假最高超法术——五蒙三盗术”之后,“腐败之道”才得以继续坚持长达四十余年。而根深蒂固的帮派势力及其权力关系网和利益共同体的形成,正是长期“腐败之道”与“弄虚作假”的结果。所以,导致中国学术名存实亡的三大主要因素中第一主导和决定因素就是“弄虚作假”。

  “弄虚作假”为什么能横行二十年?这是最高学术殿堂炮制的“最高超弄虚作假法术——五蒙三盗术(或曰长毒瘤法)”长期传播蔓延,永“吹”不“羞”的结果。这套“法术”靠什么二十年不倒不败、永“吹”不“羞”?如下三位大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弄虚作假”第一知情人——中国林牧渔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林牧渔业经济学会畜牧业经济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发所科研处处长刘玉满。那套集古今中外欺蒙诈骗术之大成的“最高超弄虚作假法术——五蒙三盗术(长毒瘤法)”正是在这位科研处长的具体主持下炮制出来的。那套“法术”处处藏“猫腻”,步步有“玄机”,是谁提出?是谁坚持?他不可能不知道。依照这套“法术”,把“代表作”收集起来、分送所谓“外单位专家”,请他们“评审”,再收集回来,计算分数,再将结果提交评委。是由他具体安排的。在这一系列暗箱操作过程中,是谁接触过这些“评审材料”?是谁插手篡改和伪造了代表作评审材料及评审结果?他也不可能不知情!所以群众早就认定:这位处长未必是“弄虚作假”的第一责任人,但肯定是第一知情人。正是因为在“弄虚作假”的具体操作中有贡献,被提拔为全国林牧渔业协会畜牧业经济专业的理事长,成了全国顶尖的畜牧业经济权威专家。也正是因为在“弄虚作假”中得到好处,尝到甜头,使其“弄虚作假”的胆量瞬间膨胀,居然接连伪造四个国家研究机构,冒充五个国家研究机构的“主任”,到处招摇闯骗,故被称为“九假权威专家”。他的成功经验:“三人成虎唬天下,成功就靠说假话。组织背后撑着腰,造假就得胆子大”,对于“弄虚作假”之风在全国泛滥成灾起了率先垂范、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

  2、“弄虚作假”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科院贫困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县镇经济交流促进会会长、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理事长、“中国小额信贷之父”杜晓山。这套“法术”是在杜晓山被任命为农发所党委副书记(在任命他为副书记的同时,免去了原党委书记的职务,实际上是他代行书记职务)之后,是在他的领导下炮制出来的。当年就被受害人识破,最早举报到他那里。他不能回答举报人提出的问题,但却以“组织“”名义,信誓旦旦保证没有任何问题。十一年之后,到了2009年9月10日,面对“弄虚作假”的证据已经是铁证如山,杜晓山却“揣着明白装糊涂,瞪着眼睛说瞎话,背着牛头不认偷”,依然高唱“代表作评审和职称评定客观公正,根本不存在造假舞弊问题”。到了2015年《巡视组》进驻,这位书记仍然是策划、组织、叫嚣要给举报人“处分”和发出“不作不死”恫吓的后台老板之一。事实已经充分证明,这位书记是最高学术殿堂炮制的“最高超弄虚作假法术——五蒙三盗术(长毒瘤法)”被吹成“先进经验”泛滥到全院,流毒到全国最主要的责任人之一。

  3、“弄虚作假”第一庇护人———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城郊经济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出国留学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人事局副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党委书记潘晨光。“最高超弄虚作假法术——五蒙三盗术”一出笼就被受害人识破,举报到院领导那里,负责接待举报人的正是潘晨光。潘晨光既不认真听取举报人的陈述,也不理睬本行业权威专家的认真负责的有本人签名的“评审”,只是一句“我们相信下一级组织,不能相信个人”,实际上是既不相信群众,也不相信专家,只相信下一级官僚。正是这种思想和作风造成了中国学术界的怪现状:一个糊涂官僚足以毁灭一百个本来可以成为大师或问鼎诺贝尔大奖的勤劳、善良、正直、求真、务实的学术人才。正是潘晨光这种思想和作风,导致“最高超弄虚作假法术——五蒙三盗术”没能受到及时查处,而且当作“先进经验”泛滥到全国,造成了全国范围的弄虚作假骗术的泛滥成灾和求真务实学术的名存实亡!十几年之后,潘晨光杀回被他抛弃了十几年的专业研究单位农发所,当了党委书记。此时,他已经无法再否认“弄虚作假”的事实,但却以“那里面可没有我的事”为借口,对当年的“弄虚作假”不予查处。而且在《巡视组》进驻之后,为了阻止“最高超弄虚作假法术——五蒙三盗术”的被彻底揭发,潘晨光又亲自策划、组织对举报人的围攻、威胁、恫吓。(详见:《谁是支撑骗术的罪魁祸首》)。

  正是这三位利用最高学术殿堂在全国的崇高地位和引领示范作用,利用他们手里掌控的覆盖全国的各类专业学会和研究中心,把他们精心炮制、系统实施、顽强捍卫的“弄虚作假专用法术——五蒙三盗术(长毒瘤法)”推广到全国,使“弄虚作假”之风泛滥成灾,长达二十年之久,在越来越广大的范围内,造成了学术的名存实亡!

  更令人无法容忍的是,这三位引领全国“弄虚作假”的“三大金刚”,面对铁证如山的揭发和举报,理屈词穷,无一言可辩,只能全部默认。但却千呼万唤不开口,死皮赖脸不认错。他们以为只要自己咬紧牙关不开口,公众和领导便无法肯定“弄虚作假”事实的存在。殊不知傲慢代替不了说理,蛮横掩盖不了事实,耍赖毁灭不了证据。(详见:《最高学术殿堂职称评定弄虚作假证据分析》和《最高学术殿堂职称评定弄虚作假证据分析(续一)》)。

  事实上,这三位开口或不开口,认错与不认错,早已经不影响公众和后人对是否存在“弄虚作假”事实的判断。凡是看过《最荒唐的代表作评审》、《再论最荒唐的代表作评审》、《中国学术界奇观:一只蚂蚁挑战六头大象》、《中国学术界奇观之最》与《再论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等博文的人,没有一个人对最高学术殿堂多年“弄虚作假”的事实还有疑义。

 

  但是,这三位开口或不开口,认错或不认错?会影响如下几个问题:

  1、这三位自己的形象与最后定论。如果最后能开口认错,后人的评价很可能是:虽一度深陷“弄虚作假”泥潭,最后还是能觉醒,还敢于认错,值得称赞,还不失为学者;如果直到寿终正寝这三位就是牙关紧咬死不开口死不认错,有可能被贪腐官僚和学术骗子封为宁死不屈的“劣士”;但一定会被后人钉在中国学术腐败荒唐史的耻辱柱上而遗臭万年。

  2、对“农发所”新领导的评价。如果能促成这三位开口认错,促成对几十年“腐败之道”与“弄虚作假”的揭发批判,把这个引领全国“弄虚作假”的典型改造成推动全国打假反腐整顿学风的榜样。这将是一个巨大贡献和了不起的功勋。这样的领导,别说提名为学部委员,就是晋升为院领导,也当之无愧!但是,如果非要支持这三位顽抗到底,新领导很可能会成为搞了四十年“腐败之道”和二十年“弄虚作假”的“农发所”的最后一代贪腐官僚和学术骗子。

  3、“农发所”的前途和命运。如果促成三位开口认错,“农发所”有可能会在反腐打假中获得新生,走上改邪归正、弃旧图新、激浊扬清、惩恶扬善的光明大道!如果非要支持他们死不开口、死不认错,“农发所”则有可能被认定为病入膏肓、无药可医“烂透了”的单位,难免遭遇“大手术”,有可能被撤销或重组。

  4、最高学术殿堂的形象和声誉。让他们开口说出真相,才能弄清“弄虚作假”的只是少数几个贪腐官僚和学术骗子,多数领导和广大研究人员既没有参与也没有支持“弄虚作假”。所以,为了“农发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形象和声誉,为了别让正直领导和广大研究人员再替少数贪腐官僚和学术骗子背黑锅,必须要这三位讲出实话,说出真情。

  5、深化职称制度改革全局的成败。涉及深化职称制度改革成败的关键问题有两个:一个是能否杜绝“弄虚作假”;二是能否成功推行“代表作制度”。把这两个关键问题结合在一起的正是“农发所”二十年前就开始搞的“代表作评审”。如果连在中央脚下的堪称全国学习榜样的最高学术殿堂的持续二十年的代表作评审“弄虚作假”都搞不清楚,也不能认真查处,怎么能指望在全国实现没有“弄虚作假”的代表作制度?

  3、中国学术能否尽快起死回生。导致中国学术名存实亡的主要是三大因素:一是持续多年的“腐败之道”,二是泛滥成灾横行多年的“弄虚作假”,三是“腐败之道”与“弄虚作假”互为因果、互相促进、互相增强恶性循环形成的帮派势力及其权力关系网与利益共同体。这三大因素共同的精髓与灵魂则是“弄虚作假”。因此,只有彻底摧毁“弄虚作假”专用法术——“五蒙三盗术(长毒瘤法)”,彻底铲除“弄虚作假”的思想、谋略、策略、伎俩、技巧、“猫腻”、诀窍,才能促使中国学术尽快起死回生!

  北大的林校长和最高学术殿堂的这三位,无疑应当属于当代中国学术界的顶层“精英”。正是这些不学无术却善于溜须拍马、精于“弄虚作假”、长于“以权谋私、假公济私、化公为私”、迷恋于“腐败之道”的“精英”造成了中国学术的大面积名存实亡。要想中国学术起死回生,必须对这批“精英”进行彻底改造。从现实表现来看,林校长虽然出丑,还是比最高学术殿堂刘玉满、杜晓山、潘晨光这些人好得多。虽然认错中还在狡辩,毕竟还是认错了。能认错就还有改善与提高的希望!而最高学术殿堂的刘玉满、杜晓山、潘晨光这三位却是千呼万唤不开口,死皮赖脸不认错!在最高学术殿堂的死不认错“精英”,正是让中国学术起死回生道路上的最大障碍、最大难关。

 

三、坚决清除“三代两面人”

  引领中国学术界“弄虚作假”的刘玉满、杜晓山、潘晨光三位大人物之所以能面对铁证如山的揭发举报理屈词穷却能长期装死硬扛死不认错,除了这几位自身的素质和认识之外,最主要的根源是“三代两面人”的联合支撑与庇护。

  1、第一代“两面人”隐居幕后。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末靠“腐败之道”爬上中国学术界最高层的“精英”属于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代“两面人”。其典型案例便是被称为“中国学术腐败三大案”之首的“破坏国家选拔人才案”。因为这个案子至今没有受到认真查处,他们大部分阴谋得逞,欺世盗名而“功”成“名”就。有的已经寿终正寝,有的正在养尊处优颐养天年。虽然都隐居幕后,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他们的徒子徒孙及其各个方面的关系网都会顽强阻止对“腐败之道”和“弄虚作假”典型案例的查处,以保护其既得利益。

  2、第二代“两面人”深藏不露。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最高学术殿堂炮制“最高超弄虚作假法术”到2015年“徐鲜梅博士职称事件”爆发,活跃在中国学术舞台上大肆“弄虚作假”、拉帮结派的“精英”当属第二代“两面人”。现在这些人绝大部分也已经撤离第一线,而深藏不露。。但是。他们虽然深藏不露,却还可以“垂帘听政”。他们培育的奴才和爪牙还都在台上,随时会向他们“汇报”并“请旨”。这些人没有一个不会使出全身解数、全部力气阻止对“腐败之道”和“弄虚作假”的查处。、

  3、第三代“两面人”台上做秀。现在正隐藏在现任领导班子中的第一代“两面人”和第二代“两面人”的忠实门徒就是第三代“两面人”。第三代“两面人”是“腐败之道”和“弄虚作假”的受益者。其思想、品德、作风都来自师徒传承,鲜有觉醒而叛逆者。但在反腐打假的高压之下,又不能公然与搞“腐败之道”和“弄虚作假”的罪魁祸首站在一起。于是只能对反腐打假只说不做,对于维护其师徒帮派的利益只做不说。一忙面极力宣扬“既往不咎”;另一方面又始终坚持“零作为”,让所有腐败与造假问题成为“既往”。

  这三代“两面人”相互勾结、彼此配合、密切合作形成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如果不能冲破这道铜墙铁壁,持续四十年的“腐败之道”不能终止,横行二十年的“弄虚作假”不能结束,根深蒂固的帮派势力及其权力关系网和利益共同体不能瓦解,要使学术起死回生,必然是阻力重重,步履维艰,寸步难行。

  四十年的“腐败之道”和二十年的“弄虚作假”造成的根深蒂固的帮派势力使相当一部分单位成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党和国家的任何一项政策到那里都会走样,任何党纪国法到那里都会变质,在那里看不到公平、找不到正义、寻不到正气,只见帮派头目横行霸道的黑社会性质的“独立王国”。这就是属于已经“烂透了”的单位。相当于人体自身免疫功能和康复能力的完全丧失。这种单位通过撤换一两位领导仍然依靠单位内部的“正能量”起死回生已经不可能,必须要做“大手术”。

 

四、为了中国学术的起死回生“大手术”已经不可避免

  所谓“大手术”,相当于医院里的“换肝”、“换肺”、截肢或“大换血”。对于一个机构或单位,譬如国家“三农”问题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可供选择的方案有两个:一是把社科院的“农发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经部、农科院农经所、人大农发所和农业农村部的相关机构,合并组建成一个全新的“农业农村发展研究所”,归国务院直接领导;二是保留社科院的“农发所”,但对所内机构和从业人员要彻底整顿,全员停聘,人员重组。

  如果真的不得不做这样的“大手术”,不管是采用哪一种方案,有三个问题,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1、关于人员的基本构成。所谓“人员重组”包括所领导、科室主任和全部研究人员。任何一个机构或组织的社会功能或者说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主要决定于这个机构或组织的人员基本构成。在过去革命战争年代,工农红军之所以为工农打天下,主要是因为这支队伍主要来自工人和农民。为了保证国家“三农”问题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真正为“三农”服务,保证研究机构的基本素质和水平,首先要规定研究人员的入职标准。作为国家“三农”问题最高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应该具备这样四个基本条件:1)、出生在农村;2)、成长在农村;3)、受过“三农”学科的系统教育,具备“三农”领域的专业知识;4)、对“三农”有感情,有终生献身“三农”研究的志向。

  为什么要坚持这些基本条件?就是为了确保这个机构全心全意为“三农”服务。在这方面的教训是很沉痛的。农发所四十年来的历史表明:由于不重视人员构成的基本条件,造成这个单位由三派人员构成:1)奋斗派:主要是符合上述四个基本条件的研究人员;2)享乐派:主要是城市权贵阶层的亲属子女,根本不是为“三农”而来,而是为北京市中心的高楼大厦、中央直属机关的优越地位、优厚待遇、稳定收入、轻松工作而来;3)掠夺派:主要由城市权贵阶层有学历、有野心的子女构成。这些人虽有学历但和“三农”没有多少关系。奔“农发所”而来主要也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为了利用国家对“三农”的重视,来此掠夺国家给予“三农”学者的“学位”、“职称”、“住房”、“津贴”等优厚待遇,利用关系,掠夺到手之后就“跳出农门”,甚至“跳出国门”。这种单位,一旦“享乐派”和“掠夺派”占了优势,必然就会堕落成打着研究“三农”问题的旗号,干着“损农”、“伤农”、“坑农”、“害农”勾当的权、钱、学、色交易中心和城市权贵阶层的吃喝玩乐俱乐部。这就是“农发所”堕落的沉痛历史教训。不记取这个教训就不可能重新建设一个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全新的“农发所”。

  我并不认为不完全具备这些条件就不能或一定做不好“三农”研究工作。但最低限度,应该有献身“三农”的志向。而现实是在城市出生长大的人,蔑视农民、鄙视农业、厌恶农村的到处有,热爱农民农业和农村有献身“三农”之志的如凤毛麟角极其罕见。另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从全国来看,具备这些条件的人并不稀缺,而是太多太多,不只是成千上万,而是至少有几十万。别说是百里挑一,就是千里挑一也绝对没问题。同样一份“三农”领域的研究工作,要创造出同等业绩,具备这些条件的人与不具备这些条件的人相比,不论是个人付出,还是国家付出,都要少的多。既然如此,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坚持这些条件。

  在坚持入职条件的前提下,面向全国,公开招聘。严禁拉关系走后门。严惩招聘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在公开招聘过程中原单位职工都可以应聘,在同等条件下还可以优先录取。只有彻底整顿、严格掌握人员基本构成,才能使“农发所”真正成为聚集全国“三农”问题一流专家、国际知名、国内领先的全心全意为“三农”服务的研究机构。

  2、关于研究所新领导的的产生。要改变研究所领导和科室主任完全由组织任命的一套制度。实行以民主为基础的真正的民主集中制。研究所领导与科室主任的产生采取民主选举与组织任命相结合的办法。即由全体研究人员选举产生,由上级组织审查批准任命。如果审查不能通过,要向研究人员说明,重新选举,重新审批。如果争执不下,以民主选举为主,由上一级领导机关裁定。

  3、关于建立公开、透明的成果与人才的评价、选拔、监督机制。要彻底揭发批判由来已久、泛滥成灾的暗箱操作、弄虚作假,严惩领导组织“弄虚作假”的罪魁祸首。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套以同行专家为主的、公开、透明的代表作评审和职称评定制度。特别要强调的是一定要有强有力的监督机构。监督机构不仅要有全程监督的权力,还要有事后接受举报,严惩弄虚作假、徇私舞弊,彻底纠正偏差的权力。

  最高学术殿堂的直属研究所相当于这个研究领域的“国家队”。如果把学术界的“国家队”与体育界的“国家队”,以新中国成立六十年为考察时间段,进行一个比较。会发现什么呢?有目共睹的事实是:体育界的国家队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就获得金牌51枚,远超美国(36)、俄罗斯(23)、英国(19)、德国(16),雄踞榜首,确实让全国人民扬眉吐气;而在学术界诺贝尔奖国家排行榜上,到2009年,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美国已经超过200项,中国居然还没有实现零的突破!这两种“国家队”的表现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差距?难道中国人都是四肢发达头脑愚笨吗?绝对不是!根本原因在于:这两类“国家队”形成的思想、路线和形成之后的运行机制完全不同。体育界的“国家队”是公平竞争、公开比赛形成的,形成之后的发展主要靠实力打拼;而学术界的“国家队”是靠长官意志凭关系任命形成的,形成之后的发展靠权力操纵暗中较量。在体育界不可能出现“国家队”水平低于“省区队”甚至“县级队”的情况。而在学术界则不然。不仅有“国家队”水平低于“省区队”的情况,而且还可能有低于“县级队”甚至“乡镇队”的情况。曾经喧嚣一时的“人口史风波”就是证据。作为国家“三农”问题最高学术研究机构权威专家经典著作中出现大量普通中学生都不大可能犯的错误都是证据。北京大学校长出现的“鸿鹄之志”的笑话一般中学甚至小学校长都不会出现也是证据。所以,要彻底解决学术界“国家队”素质水平低劣导致学术名存实亡的问题,必须要从作为“国家队”的国家科研事业单位的组建、形成和运行机制上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对已经“烂透了”的单位实施“大手术”应该是这种根本性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务院直属国家事业单位的改革,也应该是正在进行的国家机关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这种“烂透了”的国家事业单位的改革,必须敢于冲破阻力、敢于闯开禁区,以清五脏之垃圾、除六腑之污垢、清肝洗肺、刮骨疗毒之精神和魄力实施“大手术”,才有可能使这种早已病入膏肓、名存实亡的单位起死回生。全国这类单位“大手术”完成之日,就是中国学术起死回生、养精蓄锐、展翅腾飞之时。十三亿中华儿女的勤劳与智慧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只要彻底清除掉自己队伍中的蛀虫与硕鼠,砸碎束缚手脚的枷锁和桎梏,扫除前进路上的障碍、羁绊和陷阱,一定会迎来一个中国学术繁荣昌盛,中国学者像中国的体育健儿夺取奥运金牌那样夺取诺贝尔大奖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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