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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 :纪念抗战,最重要的是总结国民党抗战失败的教训

2018-08-19 15:30:37  来源:昆仑策网  作者:郭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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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日本投降日(8月15日)和抗战胜利日(9月3日)的到来,网上和主流舆论界对抗战的纪念又渐趋高潮。

  有不少纪念,是以国民党和国军为主角,并且基调都是牺牲和悲情——这里一个结构性的原因,是国民党在抗战中基本每战必败,每败必有重大伤亡。

  所以,除了牺牲和悲情,也很难找到别的角度来歌颂他们。

  但这里就存在一个重大隐患:国民党的失败被合理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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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纪念抗战时,美化蒋介石和国军,等于拒绝汲取他们失败的教训。

  用对国军“牺牲和悲情”的歌颂,代替对失败教训的总结,这就潜伏着重蹈覆辙的严重危险。

  国民党抗战的“战绩”其实惨不忍睹:

  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4月10日日军占领豫陕边界的重阳店,14年中,蒋介石国民党丧失国土共275.3万平方公里;丢弃1100余座(当时全国城市为1200座),遗弃同胞2.8亿(当时全国人口4.5亿)

  在这个历史时期,国民党屡战屡败,不断溃退,300多个师打了八年,唯有台儿庄一役获胜,蒋介石还不承认。

  在国民党逃台之后,在由蒋纬国主编,34个将领参加撰写的国民革命军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五卷中,关于“台儿庄战役”只有极简单的一句话:“台儿庄方面,战区以第二集团军之一部(第三十一师)固守。”仅18个字。

  据《剑桥中华民国史》记载,1941年至1943年的三年时间,国民党军队叛逃的将军共有69名。50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共产党游击队。

  此外,国民党还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其中第二次反共高潮,即1940年发动的皖南事变,新四军9千多人被国民党8万多人包围,激战7昼夜,终因寡不敌众,3千余人壮烈牺牲,3600余人被俘或失散。

  1944年,日本本土屡遭美军猛烈轰炸,海上交通也被切断,日军为了挽回颓势,于当年4月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其目的有三:

  一、摧毁美军设在中国的空军基地;

  二、贯通中国大陆南北交通;

  三、吸引美军在中国大陆决战。

  豫湘桂战役于4月18日打响,至同年12月10日结束,紧接着又在1945年春发动了一系列的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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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军临死前的一搏中,几百万国民党军在美国空军保障空中优势的情况下,先后丢掉了河南、湖南、广西和福建等4个省的省会及200余座县城,近8000万同胞沦于日寇铁蹄之下;遗弃美军6个空军基地和30余座机场。日军基本达成了作战目标。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胜利,意大利已经投降,苏军已接近德国本土,中国敌后抗日军民也已经收复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解放1亿6千万人口的情况下,国民党军仍是如此不堪一击,使日军想占哪里就能占哪里,要做什么就能做什么,连美国总统罗斯福也被激怒了,他把视线投向了延安,一度考虑拨出5个师的装备给八路,结果酿成了“史迪威事件”。

  即便是国军抗战期间的唯一胜仗“台儿庄战役”,由于蒋介石消极抗日政策的影响,以及国军内部“中央军”、“杂牌军”之间的相互矛盾,也远没有取得应有的战果。

  蒋介石的精锐嫡系,中央军汤恩伯指挥的二十军团,装备精良,态势有利,在战役中一直处于日军侧背,却畏敌如虎,消极避战,坐看滕县陷落,川军122师全军覆没。

  一直等到坚守台儿庄的孙连仲所部和日军消耗殆尽,汤军团才在李宗仁的严令下一百个不情愿地加入战斗,但仍然行动迟缓,导致3000多日军逃离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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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军的精锐部队战斗力也极其低下。现在被吹上天的“昆仑关大捷”,实际情况是:

  国军以精锐之师27个师25万人围攻日军一个师团一个旅团1.7万人,主攻部队10万人(包括国军的第一支机械化部队,杜聿明的第五军)攻击日军一个大队800人扼守的昆仑关,47天没有攻下来。

  1940年2月4日战役结束。18天之后,即2月22日,蒋介石在柳州主持台开桂南会战总结会。会上蒋介石给予白崇禧(总指挥)、陈诚(中央监督大员)降薪留职处分。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瑶上将以下八个将军被撤职查办。

  今天我们要严肃地指出:虽然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但国民党的抗战却严重失败。把失败当成胜利来歌颂,是对中华民族严重的不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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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总结国民党抗战失败的原因,不是一篇短文所能够胜任的。这里只能概括几点:

  第一,政治上反动。

  国民党政权只代表占人口极少数的官僚买办集团和大地主的利益,阶级基础极其狭窄,无法动员全民族积极投入抗战,只能靠横征暴敛和抓壮丁的方式支持战争。

  第二,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上层精英,都有严重的失败主义情绪和媚日情绪,根本不相信抗战能够胜利。

  前期一直希望能够妥协投降,英美参战之后又严重依赖外援。军事行动往往带有“希望唤起英美同情”的性质,没有最起码的军事合理性,经常导致惨重伤亡(如淞沪会战);

  第三,腐败。

  在国军内部吃空晌、盗卖军火的现象极其严重,一些国军将领甚至带着妓女打仗。在大后方重庆,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奢靡颓废,“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倒卖战时物资,大发国难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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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派系倾轧。

  作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不是考虑如何团结全国不同背景的军队共同抗战,而是把抗战当成是消灭“杂牌军”,建立清一色的“黄埔系”军队的机会,导致在战场上相互拆台,见死不救,一触即溃。

  第五,蒋介石和国军的军事思想极其落后僵化,作战时每每以国军之短击日军之长,除了“死守”、“强攻”之外再也没有别的战法。

  美国驻华军事人员在观察了国军的“战斗”后评论到:“国民党早已威信扫地,国民党的军事指挥‘极为幼稚无能’。中国军人很强的作战能力完全被浪费了。”(见《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

  蒋介石和在他控制下的国民政府及国军,垄断了全部外援,并且可以以中央的名义调动全国的资源,但未能尽到保家卫国的责任,国军取得的微小的作战成果和付出的巨大牺牲完全不成比例,严格说起来都是对国家民族的犯罪行为。

  今天,作为反面教员,蒋介石和国军是有特殊价值的,可以提醒我们不要重蹈覆辙(尽管今后的主要对手不再是日本,而是美国)。

  所以,就让他们停留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吧,那对他们是一个合适的位置,也可以发挥他们的应有作用。

  如果他们被捧上神坛——如当下这样——那绝对是不祥之兆,可能预示着重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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